政党、国家与世界：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蕴解读

张润峰，胡 伟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的执政承诺，更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不仅意味着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更加文明、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更释放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一步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全球治理模式。系统审视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意义，离不开对政党、国家及世界意义的系统把握，毕竟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一个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还是一个为人类事业谋和平与发展的政党。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抑或是在世界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系统概括起来就是政党意义、国家意义、世界意义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承诺与根基：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党意义的二维解读

（一）兑现庄严的执政承诺：坚决如期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战

小康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无限向往和憧憬的理想社会状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小康社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更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的执政承诺。为了兑现这一庄严的执政承诺，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历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拼搏和奋斗。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式作出将消除贫困作为新中国重要奋斗目标的战略论断。毛泽东郑重指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20世纪50年代初期，围绕实现消除国内贫困这一重要的奋斗目标，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创造性地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2]。总体来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小康社会”这个概念，但这一系列探索实践为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解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如何构想”的疑问，首次使用“小康”这一概念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他深刻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3]237为真正推动“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从观念形态到实践成效的转变，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又明确了走向“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将其有机统一于“三步走”总体战略部署中，进一步实现了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有机融合。即到20世纪末，在中国正式建立一个小康社会，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了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世纪交会期的历史机遇，在如期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即“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4]。后来，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在如期实现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这个目标的基础上，胡锦涛又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大命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站在接续历史新的更高起点上，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5]37-38。而对于实现这一庄严的执政承诺，中国共产党既有胸有成竹的信心，又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也正如习近平执政伊始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言，“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6]36。后来，习近平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要求以及新举措，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要求进行了提高和丰富，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作出了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进一步细化了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年均脱贫人数1335.43万，且连续七年脱贫人数都在10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也由2012年年末的10.2%降至0.6%。总体来说，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接近完成。2020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又立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必须攻克的扶贫开发“军令状”。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底气有担当有能力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兑现这一庄严的执政承诺。

（二）夯实坚固的执政根基：不断厚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古今中外的执政史无不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执政兴衰与合法性紧密相连，而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拥有执政权力正是源于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与维系。这也就是说，一个政党要想拥有执政权力，必须获得执政合法性，否则，就无从谈起拥有执政权力；一个政党要想长期拥有执政权力，也必须维系和发展这一执政合法性，否则就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事实上，两者在本质上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前者为拥有执政权力奠定坚实的执政根基，后者为长期拥有执政权力提供稳固的政治保障，两者共同筑牢一个政党长期拥有执政权力的执政根基。面对这一亘古不变的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坚持把高度的政治清醒融入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中，不断筑牢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因而，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发出警示之言：“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6]367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不仅是历史发展的选择，更是人民群众的选择，可以说，群众基础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核心资源，正可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正是关乎人心向背、民心得失、执政兴衰的一个重大执政命题，如何持续破解这一重大执政命题自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获得和厚植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作出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告诫全党：“如果我们……不能……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8]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再次发出警示之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9]370后来，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反复强调赢得民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永葆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无论是江泽民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重大命题所进行的理论解读和实践诠释。由此可见，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揭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构和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具体表述虽不尽一致，但都紧紧抓住“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个永葆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牛鼻子”，并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站在接续历史新的更高起点上，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进行深化，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执政为民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全过程之中。履新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告诫全党，人心向背是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和执政兴衰成败的重大课题。早在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深情宣示和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4。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0]16。可见，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这一主线毫不动摇，把赢得民心民意、厚植群众基础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着力点。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执政理念，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切实实能够落到实处的具体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夯实坚固的执政根基。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全面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伟大工程和战略举措，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建构与维护，更深刻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提升。

二、自信与强国：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意义的二维映射

（一）筑牢道路自信的坚实基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

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史，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前途命运无不与发展道路紧密相连，可以说，道路选择问题是关乎政党命脉、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为此，新中国一经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尤为重视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道路选择问题，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最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之路和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对于刚刚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在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确是一个崭新的重大课题。1950年年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就曾明确指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1]。不久，毛泽东就敏锐地洞察到苏联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弊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后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和判断偏差等原因，发生了诸如“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总体来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中国共产党积累的宝贵财富，为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资源。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明确表示在国家建设的问题上要接续完成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艰巨任务。他曾讲道，“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163。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再次重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这不仅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确定了主题和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注入了强大信心。1993年12月，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更是豪迈地指出，“有了这条道路，谁也动摇不了我们实现自己伟大理想的坚强信念。有了这条道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就同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划清了界限”[12]。后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科学揭示，并作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向全党郑重提出“道路自信”的问题，以深厚的实践底气发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伟大号召。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更不是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当代中国一切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源于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13]如果没有伟大的实践成就，没有厚重的民意基础，没有坚定的信仰支撑，道路自信就会失去坚实的基础，唱衰和质疑中国发展道路的声音就会泛起并逐渐泛滥，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危险系数就会大大增加。站在接续历史新的更高起点上，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康庄大道上，始终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聚焦的战略目标，又将其系统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并置于引领地位，朝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扎实推进。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正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正是获取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的根本所在，正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智慧结晶，这一切能够向全世界有力宣示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势，为筑牢道路自信打下坚实基础，有力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然而，在坚定道路自信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道路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过去有优势不代表现在有优势，现在有优势也不代表将来有优势，这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必须牢牢抓住“将道路优势转化为实力优势”这条主线，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才能持续筑牢道路自信的坚实基础。

（二）走稳强国战略的关键一步：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心路历程，建设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在其百年的峥嵘岁月中接连谱写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的辉煌篇章。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伟大构想，他指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4]。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提出建立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上，又相继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思想，正如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的，“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5]。至此，中共中央完整建构起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并将其有机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目标之中。总体来看，虽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是相当曲折的。

中国真正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重要概念，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从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个概念就成为内在有机统一、彼此不可分割的耦合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后来，邓小平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战略安排，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的操作层面，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就是单纯的理念而无法付诸实施。就在中共十三大即将召开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首次阐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根据邓小平的这一发展战略构想，中共十三大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式作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使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真正拥有了切实可行且脉络清晰的战略步骤。到了中共十五大，江泽民准确把握世纪交会期的历史机遇，在“三步走”的基础上，提出“新三步走”战略规划，并将其高度凝练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中。后来，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又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这对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和实践充分昭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第一步就必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关键一步，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交融。这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阶段性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总的任务，没有全面小康这一阶段性任务的实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任务就无从谈起。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于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10]22而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起点上，如何更好更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必须作出新的“顶层设计”。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郑重作出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安排。这不仅描绘了中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新的宏伟蓝图，还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雄心壮志和政治智慧。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紧紧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推进，在不断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完成总任务。

三、奇迹与样本：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世界意义的二维透视

（一）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问题始终是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自然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责任。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缩小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缓解和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饥饿现象，联合国以“十年”为一个战略周期，先后于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制定并于次年实施了四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又以“十五年”为一个战略周期，先后于2000年、2015年制定并实施《联合国千年宣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向全世界宣示国际社会携手共谋发展的决心和信心。而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必定会实实在在地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一方面，促进人类反贫困事业发展。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眼里，贫穷一度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中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代表。实际上，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伊始，按照中国政府最初确定的贫困标准线衡量，截至1978年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为此，邓小平就曾深情表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9]116。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展开了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重点目标的扶贫征程。中国人权研究会2011年发布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1）》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年末的2.5亿减少到2010年年末的2688万，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2.8%，使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两个减半目标提前五年得以实现，在创造国际社会反贫困事业奇迹的同时，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卓越贡献。正如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所显示的，中国既是已经基本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又是千年发展目标完成最好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对全球减贫贡献率最高的国家，贡献率超过70%。2011年，中国政府重新调整提高国家扶贫标准线，使全国贫困人口由2010年年末的2688万扩大到1.28亿，旨在向国内国外宣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消除贫困的能力和决心。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将得以历史性消除，也意味着中国将提前十年率先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一切形式贫困的目标，更意味着中国将再一次创造国际社会反贫困事业的伟大奇迹。

另一方面，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1979—2018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也高达18%，仅次于美国而稳居世界第二。其中，仅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27.5%，相比1978年的3.1%提高了24.4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其评读显示，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1%，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率也达到30%，成为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表示，世界需要中国，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经济发展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萎缩3.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比2019年2.9%的增长率而言，2020年世界经济呈现负增长。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成为2020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增速为2.3%，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这也正如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5]484

（二）树立合作共赢的中国样本：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宽途径

虽说就其本源来看，现代化是西欧和北美产生的价值和制度向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但即便如此，我们既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也不能把现代文明的遗产看成西方国家的专利，更不能把西方经验或西方模式看成唯一的样本，而应将现代化视为人类社会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共同财富，创造性地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发展实际的现代化模式。倘若发展中国家一味地试图复制西方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模式，必定会误判发展机遇期，甚至失去自身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继而陷入盲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陷阱中，再谈实现现代化便是天方夜谭。这是因为，纵观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尤其是通过对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发展动力和时序、领导力量等变量进行综合考量，可见世界上的现代化无外乎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早发内生型，另一种为后发外生型：前者一般包括西欧、北美国家等最早自觉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后者一般包括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等被动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发展中国家。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现代化进程却要同时面临两大阶段的发展任务：一方面是实现经典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是伴随着早发内生型国家已率先完成经典现代化任务，后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经济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发展挑战又接踵而来。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采取一种综合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而非线性发展的单一时序模式。

这种综合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复合过程，不仅要关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发展时序，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经典现代化，而且还要将“现代”和“后现代”的发展内涵有机地统一起来，全方位追赶并最终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逐渐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独特国情，又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战略和理论。这也正如习近平所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6]事实上，中国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发展道路，不仅符合综合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现实逻辑也不谋而合，体现出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高度统一。中国的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所复制的资本主义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更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和路径，既强调轻重缓急又强调统筹兼顾，既聚焦综合平衡又聚焦独特环境。

具体而言，从经济现代化来看，现代化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类型，强调的是从自给自足、分散的传统型小农经济向集中的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现代型经济的转变；从政治现代化来看，现代化政治是一种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政治形态，强调的是从封建的、专制的、人治的传统政治形态向民主的、法治的、科层化的现代政治形态的转变；从文化现代化来看，现代化文化是一种崇尚理性主义、个性自由、进取精神、效率至上等的观念形态，强调的是人的思想意识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从蒙昧主义走向理性主义、从封建迷信走向现代科学；从社会现代化来看，狭义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和利益多元化、各种民间组织发展良好、城市化水平和社会流动性高、教育和医疗条件空前改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普遍建立。而中国“五位一体”发展道路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正是在现代化发展一般性逻辑和特殊性逻辑的张力之中探寻的产物，既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又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注重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着重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坚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后现代化过程中，生态现代化强调的是现代化与自然化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要实现这种互利耦合，必须着力推动生态观念、生态结构、生态制度的深刻转变，推动现代性与环境的统筹协调。因此，中国又强调站在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启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真正使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总体来看，中国成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宏伟目标，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无疑是正确的并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拓宽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为全球的现代化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