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大学生蛊惑力的多维原因透视

赵子林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非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淡化政治”“价值中立”等名义，破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现实场域中，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等样态。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往往打着“普世价值”“全球话语”的幌子，在理论上通过论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等，淡化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害甚大。在其着力影响的群体中，青年大学生居于重要位置。因此，从学理上深入剖析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大学生的蛊惑力之源，具有重要价值。

一、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形态较具迷惑性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不仅表现为一些具体主张，而且有其精心修饰并不断更新迭代的理论形态，而理论化、系统化后的思想主张较之单纯的观点表达无疑更具有迷惑性，使得一般群众难以直接把握其政治本质。而且，有理论铺垫和支撑的思想观点让人觉得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言之有据、论之有理的。

拿新自由主义来说，其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主要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它把“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变成“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1]。从其最初的理论形态来看，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理论。众所周知，古典自由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反对政府干预、控制经济，强调经济自由。亚当·斯密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系统化，用“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来概括和表述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直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由此可见，其理论渊源极其深远，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数百年的历史。

尽管随着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爆发，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一度占据主导，成为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深层依赖并未改变，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深层信仰在根本上从未改变。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深陷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滞胀”危机中，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和批判，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发展成为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经济理论。

仅从经济方面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集中概括为“四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除全球化外，其他三化的理论渊源都可以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根基深厚。而且经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断发展，补充了新的时代内涵，新自由主义因此成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转变的理论思潮，其思想主张也伴随着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而“攻城略地”。大学生是接受新思想的先锋，也是各种思想尽力争取的首要群体，其思想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所难免。

再来看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虚无主义论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据海德格尔考证，德国哲学家雅可比第一个使用了“虚无主义”概念，随后在文学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普希金等人的推动下，虚无主义被用来描述由实证主义等片面推崇科学的思想流派所引发的激进立场。学界普遍认为，真正把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论述的是尼采。尼采认为，虚无主义与价值有关，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对目的的回答”[2]。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最高的价值就是上帝，一切其他的价值都是以全智全能的上帝的存在为基础的。尼采认为，19世纪末的德国是充满黑暗和罪恶的社会，因为人的本性和自由都被旧有的理性和基督教所扼杀，统治欧洲2000年的基督教思想严重束缚了人类的心灵，以上帝为核心的宗教信仰，把人当成上帝的附属物，否定了人类自身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服从的说教，迫使人类被动听从命运的安排，将人的自由意志和激情彻底抹杀。基督教不是让人们积极地作出改变，而是让人们同情弱者，使人趋向软弱和颓靡。人类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从宗教的压迫中摆脱出来，尼采为此振聋发聩地喊出了“上帝已死”“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根据俞吾金先生对尼采思想的研究解读，“导致上帝死亡的真正的原因，即上帝之无能、救赎之无效和人类之绝望”[3]。人性本恶的“原罪”使得上帝的任何“救赎”行为必定失败。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尼采的“上帝已死”实际上意味着“信仰虚无展现出来了”，“在这里，虚无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已经不在场了”[4]。虚无主义发展到当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涵盖历史、文化、道德等方面，导致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个理论根源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反传统、反体系、反中心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思潮，它质疑传统科学理论，质疑实证主义的传统方法，倡导“推翻本质主义”“颠覆宏大叙事”“张扬个体性和差异性”，试图重新解释人类文明现象。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此外，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人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后现代主义史学表现出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的思考。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历史是客观真实的、连续发展的、必然进步的，但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线性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中并不存在线性逻辑，而是多重的、多层面的。他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肆意放大主观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语言[5]。事件乃至历史得以可能的根源在于历史编撰者的文字操作，历史得以可能的真正原因是文本和话语，而不是历史本身的结构和机理，所谓的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唯一性根本就是个伪命题。他们反对历史研究“宏大叙事”的意义，将历史研究的主题由宏观转向微观，由中心转向边缘，强调对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学的研究，将对政治、经济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转移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来，反对关于历史的本质和结构。

在怀特等人看来，历史事实不是“真实”，事实漂流在历史中并可以与任何观念相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在使用的词汇、修辞和形式方面并没有多少区别[6]。他们认为，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历史可以像小说那样进行虚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都有正当性。这种直觉的、印象主义的史学观遭到了大量批判。英国著名史学家艾尔顿坚持“史料至上”，坚信史学必须学有所本，切不可舍本逐末，他把福柯、德里达等人归类为“理论贩子”，把怀特的理念看成“无意义的冗语”。意大利微观史学家金兹伯格力挺实证史学，直斥后现代主义史学为“廉价的虚无主义”，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怀疑论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不值史家一顾[7]。

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虚假的伦理正当性误导大学生

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要吸引群众，离不开对其伦理正当性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深刻指出，每个统治阶级都会把自己的利益解释为社会的利益，“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8]。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各种思想主张，都把自己打扮成普遍利益的代表，是人类“普世文明”和“普世价值”的思想体现，以此迷惑广大群众。

有学者研究指出，普世论有三个把戏：其一是把偶然说成必然。如把欧洲领先于世界的偶然当作历史的必然。其二是把地方的说成世界的。将源生于欧洲的西方价值观说成世界性的、先进的“普世价值”观。其三是把短期的说成永恒的。将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到300年的繁荣视为永恒，制造欧洲领先于世界的神话[9]。

普世论的本质是西方中心主义，核心是“普世价值”。陈先达教授认为，“抽象的绝对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包含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即价值主体与价值本质的矛盾”[10]。换言之，真理是有其内在客观性的，是规律性的认识，因而可以普遍适用。但价值是主体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主体利益和需要的差别使得不可能存在某种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主体的“普世价值”。一些人以西方为中心，视西方文明为“普世价值”，把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具体化、普世化，把西方世界当成自由、民主、人权的发明者和代言人，动辄以西方标准衡量和评判其他国家，并通过政治干预、文化渗透等不择手段地推广其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非意识形态化中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试图达成西方中心主义的手段而已。

再看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性就在于它表面的进步性和本质的反动性。”[11]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把自由、公正、互助确定为基本价值，宣称它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种以自由和民主为内在价值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秩序。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于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的人极具迷惑性，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火眼金睛”来分析，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它的话语陷阱。尤其对年青大学生来说，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民主”，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对于那些对现实存有不满的人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的“第三条道路”也有其吸引力，其逻辑就是：既然资本主义不好，社会主义也有不足，那为何不走第三条道路呢？毕竟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在历次经济危机以及近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已经被广泛认知，而社会主义的探索也非一帆风顺，苏联模式在实践中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上尚待改革的弊端和环节。再加上西方媒体以“有色眼镜”对中国体制和社会发展进行了大量的负面报道，于是有人更容易被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的“第三条道路”所蛊惑。

民主社会主义从抽象人性论出发，把社会主义伦理化，把社会民主党改造成“全民党”，以所谓“全人类价值”来掩盖和抹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本质区别。如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与任务》宣言提出，社会党“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谋求自由和正义”，为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以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反映出鲜明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同样的倾向也表现在西欧各国社会党的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称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是“根植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法国社会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称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伦理目的提到首位”，是对人、人性、人的价值的肯定，人是民主社会主义考虑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英国工党的理论著作称，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伦理和道德问题”[12]。

它宣扬所有社会集团和个人团结一致，社会机会均等，所有社会集团和个人利益和谐一致、互助和博爱，以及超越阶级的普遍民主，等等。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价值主张站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从所谓全人类利益的角度设计其思想主张，追求抽象的“全人类价值”，表面上十分美好，因而能迷惑一部分人。但对其本质进行分析，民主社会主义漏洞百出，其虚伪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其立论根基——抽象人性论是虚假的。从来就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另一方面，它不愿也不敢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私有制，不敢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幻想进行阶级调和，试图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改良，幻想以缓慢演进的方式，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实现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团结等基本价值，这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传播具有较强渗透性

第一，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名义兴办研究机构和基金会，暗中进行“普世价值”的推广和渗透。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首先都是在学术界引发讨论并向社会生活领域传播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都有其理论形态，都在学术领域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在思想上动摇甚至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有一些人是被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学术外衣所蒙蔽，被其理论的某些特征所吸引。应该说，在不同学术观点和主张自由竞争的幌子下夹带私货是西方势力思想渗透的常用手段，并且屡试不爽，这比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要隐蔽和有效得多。目前，西方国家有名目繁多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各式各样的基金会，这些机构有的由大学设立，有的由政府设立，有的由民间设立，如美国胡佛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这些机构经常借各种学术研讨会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进行多种形式的培训和讲座，试图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的知识精英，进而传播西方理念和治理模式。甚至，它们还帮助各地反政府组织提高对抗政府的实战技巧，直接支持对象国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其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下简称NED）被称为“第二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联系密切，它从事的活动用该基金会创始人的话说，“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就是二十五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过的事情”[13]。NED于1983年由里根倡议成立，其目的是实施“民主基本建设”计划，在全球推广“民主”。它们以课题资助或赴美访学等为诱饵，拉拢和利用他国的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隐蔽地进行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渗透。美国《国家利益》就曾说，NED致力于颠覆美国眼中的“独裁政权”，在世界多地扮演过特殊政治角色。英国《卫报》也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地的“颜色革命”背后都有NED的身影。

第二，利用文化交流的途径持续输出西方思潮和核心价值观。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文化和价值观，西方强势文化利用其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的优势，给弱势文化带来强烈的落差，部分大学生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吸引，进而心生向往。美国政府通过“富布赖特”“国际访问者计划”等文化交流项目，选拔资助美国精英走出去，将他国精英请进来，尤其注重在大学师生和研究机构高级人员中创造机会，使来访精英亲身感受美国社会和文化，并伺机传播其主导思想。自1948年发展至今，与富布赖特项目合作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40个，参与人数近30万。大批留美学生在回国后进入社会各行各业，把美国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带回他们的业界，为美国的政策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些西方理论和思潮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在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渗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大众传媒极为重视，在它们看来，在宣传上花1美元，其功效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根植于当代制度的新的现代手段对帝国的统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宣传材料、广告、世俗娱乐者以及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好莱坞、CNN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和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更有影响。在这种观念下，西方媒体千方百计地掌控着话语权，竭力诋毁社会主义国家。有学者专门就西方主要媒体眼中的中国进行了研究，得出西方媒体向世界展示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被扭曲、被丑化了的结论。一方面，通过这些歪曲的、负面的报道，造谣中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掌控的国际传媒竭力颂扬西方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思潮。一些西方传媒打着客观、公正的幌子，着重报道他国的“负面信息”，进行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宣传。

四、高校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尚存不足

大学生尚未完全步入社会，欠缺社会阅历。学校是影响其思想形成的主要场域，高校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尤为重要。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欠缺、引领工作不足在客观上会纵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校园的传播。

第一，过分强调开放自由而对意识形态工作敏感性不强。《中国教育报》2017年6月22日报道，在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情况中，29所中管高校普遍存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高校是思想文化汇集之地，是学术创新的殿堂，高举“学术自由”旗号，强调思想多元平等本有利于思想碰撞，激发创新灵感。但学术无禁区，教育有责任，高校要担负起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大学生要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这都离不开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定不移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之所以在高校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与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有关。过度强调自由、强调宽容势必降低师生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敏感性，错误思潮借此氛围大肆传播。一些错误观点宣称“让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主张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认为如此方能保障学术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过分注重科研而弱化了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众所周知，高校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大使命。其中，人才培养理应是重中之重，是祖国和人民赋予高校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部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重知识传授轻思想引导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推进‘四个回归’，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的高等教育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高校教师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存在不足，既有观念和认识的问题，也有能力和水平的问题，还有高校评价机制的问题。一些教师认为，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导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的职责，自己只要做好学生的专业教育即可；一些教师政治敏感性不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指导思想的位置上，有人甚至认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一些教师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不稳，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分析批判能力不强，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主张无法进行彻底的理论剖析。更有甚者，一些教师自身也受到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错误的思想认识，自然不能对大学生起到教育引领作用。在高校评价机制方面，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地位失衡也是重要原因。在教师的职称晋升的量化评价指标中，科研的比重远高于教学的比重，因此做课题发论文被相当一部分教师视为自己的“主业”，而本应被重视的教学则成了被应付和敷衍的“副业”。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引领力不足。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愈加复杂，意识形态的整合难度加大。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必须结合时代发展，为解决当下大学生的困惑和现实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思想指引。高校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尽管也有发展和创新，但与学生的诉求、与高校担负的使命相比还有一定距离，突出表现在理论与实践脱节，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说明现实重大问题不到位、不彻底等。

除了内容上的相对滞后，主流意识形态在教育方式和评估方式上也比较单一，表现为实践教育欠缺和评估机制缺乏。实践教育是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十分重要的方式，它的成功开展有助于缓解理论教育的单调，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但如今高校实践教育开展受到重重阻碍，不仅受财力资源的制约，而且缺少老师的全程引导，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实践教育难见成效。另外，实践教育过分形式化，出现“场面热闹但学生收获不多”的局面，并不能真正引导大学生。评估机制则多以最后的总结报告等书面材料进行评估，过程考察仅仅就是班级合影等形式的记录，重结果性评估而轻过程性评估，评估标准也较为主观化，多以教师为主体进行“优秀”“良好”等级评估，评估主体单一而非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