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语言生活调查
——以迎宾小学为例

罗晓林，张芸芸，胡天明

（1.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2.迎宾小学，湖南益阳 413000；3.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湖南长沙 410004）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 836 万人，比上年增加184 万人，增长0.60%。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校率98.90%，比上年提高0.2 个百分点。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阶段随迁儿童82.20%在公办学校就读，与上年持平[1]。教育融入是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随迁子女受到家庭环境和教育影响，语言融入困难，心理健康水平要相对低于城市儿童。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社会适应困难、人际关系紧张，自我身份认同模糊，性格孤僻自卑，情绪控制较差等问题，学习适应能力也有待提升[2]。

以益阳市迎宾小学低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关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学习、生活状况，着重调查城镇化进程中随迁农民工子女语言融入和学习适应现状。益阳市迎宾小学建于2016年，属于新建公办小学，位置较为偏远，随迁入学学生比例较高。迎宾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有27 班，共1 430 位学生。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对学生随机发放462 份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语言使用情况、 社会认同感、学习适应情况等。一年级学生人数324 人，二年级66 人，三年级72 人。男生占据55.00%，女生45.00%。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出生于市区的学生为46.00%，其余54.00%的学生来自城郊、镇上和农村。58.00%的学生基本生活在市区。42.00%的学生6 岁以前主要生活在城郊、镇上和农村，属于随迁入学子女。

1 语言使用情况

迎宾小学位于益阳市区，该市的主要使用语言为益阳本地方言和普通话。随迁子女基本都是来自益阳各乡镇，能熟练使用益阳方言进行交流。调查发现，学生在学校的日常学习中主要使用普通话，在校期间普通话使用率接近95.00%，绝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学习和交流均使用普通话。在日常的交流当中，使用家乡方言的时间有所增加。学生在居住小区或户外活动时与人交流使用普通话为主要语言占79.65%，在家里与家人交流使用普通话为主要语言占64.94%。离开学校，在日常交往当中，有部分学生会选择使用益阳方言进行交流，20.00%的学生以益阳方言作为主要交流语言。回到家中之后，家人的日常交流中学生使用方言的概率更高，35.00%的学生习惯使用方言进行日常交流。在我们的走访调查中发现，学生在家庭中也会交叉使用两种语言，实现无缝衔接。我们以学生6 岁以前主要生活场地为自变量，关联分析了他们使用方言的频率和选择普通话的动机。6 岁以前主要生活场地为市区的学生使用方言的时间较少，近一半的学生在生活中很少使用方言。6 岁以前主要生活场地为农村和镇上的学生，方言使用频率明显增高，选择“和普通话使用频率差不多”“比普通话使用更多”的分别占27.45%、21.57%和41.18%、11.76%，半数以上的学生生活中均衡交替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结合学生在校时长和在校普通话使用率，这部分学生在家庭使用的语言基本是方言。见图1。

图1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的时间

6 岁以前主要生活场地为农村的孩子在语言选择上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在不同选项上的学生的比例基本一致，都为20.00%～30.00%间。这个群体的学生，生活环境差异较大，有部分随父母在市区生活；有部分跟着父母在城区学习，寒暑假回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的日常交流语言选择是多样化的，以普通话或方言作为日常交际语言的都占比为22.00%。以普通话为优势语言的为29.00%，以方言为优势语言的为27.00%。

学生交流语言的选择与他所处的环境有直接的联系。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使用，孩子在学校统一使用普通话作为交流语言。生活环境的差异和父母生活语言的选择，则让孩子在生活中的语言选择呈现多样化。

从学生所在年级进行分析，随着年级的降低学生使用方言的频率逐渐减少。二年级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时间最长，普通话是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主要语言。三年级学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相对较低。这一状况与学生的语文学习有一定的联系，一、二年级学生主要学习普通话的拼音，学校和家庭有意识地强化他们的普通话练习。在访谈中家长和学生表示，随着普通话推广力度的加强，学生家长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增高，以普通话作为家庭交流语言的概率也随之增长。从图中可见，年级越低、年龄越小的孩子，在生活中使用方言作为主要交流语言的概率快速变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普通话的不断推广，社会逐步普及普通话，家长和学生逐渐习惯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普通话推广让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意愿逐步增强。见图2。

图2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的时间

调查为什么选择普通话作为主要交流语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年级的学生选择基本一致，65.00%以上的学生认为普通话表达更流畅、更自信。普通话作为优势语言得到学生认同，学生能自如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在生活中也希望他人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2 社会认同感

《2018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进城农民工城镇归属感较为稳定。在进城农民工中，38.00%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与上年持平。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归属感越低。在500 万人以上大城市中，该比例仅为16.80%[3-4]。益阳市是一个小城市，截至2019年底，益阳市公安户籍总人口473.1万人，农民工归属感相对较高。调查发现，随迁子女的社会归属感较强，对益阳这座城市充满感情，认为自己就是本地人，和城市同学在学习和交友中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差距。但是从整体上看，随迁子女的自我认同感稍低于城市学生。

普通话准确度自我认同感上，市区和市郊的学生相对高于镇上和农村的孩子。6 岁以前主要生活在市区的学生认为自己普通话准确或非常准确占87.00%，农村的学生占57.00%。在实际的语言交流中，我们并不能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语言准确度的差别，镇上和农村的孩子的普通话语音在交流中并无明显差别，农村与市区学生的普通话准确度自我认同感调查结果差距较大的主要因素在于学生的自我肯定程度。这样的特征同样体现在学生的人际交往自我认同感中。

在人际交往中，长期生活在市区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相对更加自信，更加从容，自我认同感较高，认为自己很受欢迎和比较受欢迎的占34.07%和41.48%。主要生活在农村的学生认为自己很受欢迎的占15.69%，45.10%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价是受欢迎程度一般，人际交往相对比较谨慎，自我评价较低。农民工随迁子女有着很高的敏感度，由于感知到了城市人的歧视，农民工随行子女在心理上普遍存在着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偏低、自卑、自闭、压抑等心理特征[5]。在学校生活当中，与城市儿童相比，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都有一定的差距。生活优越，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给了他们一定的压力，他们虽然没有过分否定自己，但是悄悄在内心将自我评价调低。见表1。

表1 在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一共5 级,最高5 级）

影响学生交往因素上，不同生活背景的学生的选择是一致的，85.00%～90.00%的学生将性格、说话方式作为主要影响因素，仅39.00%～44.00%的学生选择了学习作为影响因素。个人外形、家庭背景和声音几乎不影响学生间的交流，选择人数在5.00%～18.00%之间，学生关注较少。学生择友观基本表现一致，没有表现出生活背景的差异。

3 学习适应情况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还存在着文化和心理上的融入问题。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小学校园后，知识储备相对较少，在课堂表现较为拘谨，在考核成绩上稍稍低于市区的学生。在课堂反馈中，随迁子女容易紧张和害怕，面对课堂问答环节，10.00%的学生表示非常紧张，18.00%的学生表示不紧张。而生活在市区的学生这两项的比例为4.00%和24.00%。随迁子女课堂问答应对相对紧张，融入课堂的速度相对较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课堂吸收的效率，思维的活跃度提升较慢，课堂互动性较弱。

我们调查学生对于自己成绩的认知，以农村生活为主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习状态表现出高评价人数少而低评价的人数相对较多。对语文成绩进行调查，与学生自我觉察一致。主要生活在农村的学生95分以上的人数最少占30.00%，低于市区学生46.00%的比例；低分数（80 分及以下）人数最多，占13.00%，高于市区学生3.00%的比例。在数学学习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差距，主要生活在农村的学生95 分以上的人数最少占32.14%，低于市区学生的43.40%的比例；低分数（80 及以下）人数最多，占9.52%，高于市区学生2.83%的比例。

朱琳在昆明滇池度假区第二小学调查发现，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家长缺乏对子女的教育意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孩子的期望值不高。孩子长期受父母影响,因而对学习产生消极心理[6]。调查迎宾小学随迁子女学习环境与之相似。随迁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学习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随迁子女得到有效家庭学习辅导的比率较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能得到及时地关注与有效地保障，家庭阅读指导和学习方法的辅导相对较弱。在班级中，学习能力较弱、学习效果较差的群体，随迁子女的占比较大。

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城市学校之后的教育过程中的融入困难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有着深刻的体制、政策、文化和个人等多层面的原因。农民工子女虽然顺利进入城市校园，受到家庭环境影响，语言融入有一定困难，自我认同度相对较低，人际关系相对紧张，文化知识普遍薄弱，在文化影响和思想价值上的差别使其融入到城市校园相对困难，需要学校和教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