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韧性的来源及建构
——来自武汉市的城市社区新冠疫情防控经验

于星苑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9)

1 问题的提出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在此次大考中，我国凭借以政党的全面领导为特色的举国模式最早控制住疫情，且疫情防控的成果远超他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各地风险治理的基本阵地下移至社区。作为新冠疫情前期的重灾区，武汉市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防控机制在遏制疫情蔓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推广和学习武汉市在此次疫情防治中积累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各地社区在后疫情时代能够更有效地控制疫情风险。但同时武汉市疫情防控也暴露出自上而下治理模式在社会常态化与非常态化治理中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社区的风险响应缓慢、社区工作者超负荷运转、社区基本功能运转瘫痪、居民防疫主动性薄弱等。那么如何降低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区损失和社区防疫成本？如何提高社区自我恢复能力以及进行手段或体制的变迁？是否能够通过常态化的社区建设以有效的响应体系来应对非常态情况下的上述社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在社区常态化治理中应引入“社区韧性”这一理论。社区韧性(Community Resilience)，是指社区在外界压力冲击下，仍能保持其原有结构与功能，具备自适应与持续稳定的能力①。它不同于复原力，不是恢复到灾前的状态，而是针对灾后新情况的调整；也不同于抗逆力，抗逆力指的是灾害应对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社区韧性还包括事后的应对、调整，适应性的能力和变革性的机制。

在风险社会阶段，城市发展由于其人口及其他要素的集聚性以及交通的连接性成为风险集聚的中心。城市风险除了自身的复杂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还同时具备社会属性和公共政策属性②，由此对城市风险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风险治理的中心是国家、城市层面，但随着城市风险的增多以及风险研究的不断深入，风险治理中心不断下移③，社区日益成为新的焦点④。国际上很早就对社区层面的防灾减灾予以关注，1994年第一届世界减灾大会开始关注社区的防灾减灾意识、技能以及工作网络；1999年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提出全面推进社区减灾体系建设。我国也将社区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城市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陆续出台了《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2010)、《关于加强城乡社区综合减灾工作的指导意见》(2011)等文件，但我国对于社区层面的风险治理重心仍是应急行动以及灾后恢复，对社区本身资源储备以及防御能力层面关注较少。社区韧性理论强调社区能够通过自身资源和能力抵御危机，进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旨在运用“社区韧性”相关的国内外理论成果，总结武汉市社区疫情防控经验和不足，探索中国城市社区防灾减灾新模式，以便朝着更有韧性的未来迈进。

2 社区韧性的文献回顾

2.1 韧性概念起源及认知流变研究

“社区韧性”这一概念是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概念不是对以往社区治理理论的延伸和补充，而是结合跨学科概念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衍生的新型治理思路。“韧性”源于物理学领域，表示物体发生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这种理解接近于韧性(resilience)的词源学本义，即拉丁文中的“resiliere”或“resilio”，意为“弹性”或“弹回”。20世纪70年代，“韧性”概念被引入生态学领域，指的是在面对外来冲突时系统具有对抗力以及保持主要功能运转的能力⑤，或者系统具有多元均衡态，产生提升、维持或退步状态⑥。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界安东尼将“韧性”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用于表现精神创伤后的恢复情况⑦。社会—生态学领域的“韧性”强调无论是否存在外部冲击，系统的稳定状态随时间而动态变化⑧。此后，“韧性”从生态学与心理学两个学科逐渐延伸至风险治理领域。在社会系统的风险治理领域，“城市韧性”“社会韧性”等概念应运而生。2002年“韧性”正式进入社区领域，源于美国学者佩顿公开发表以“社区韧性”为主题的论文。综合以上观点，“韧性”概念包括应对风险的稳定力、恢复力、适应力三个方面。

2.2 韧性视角下的社区研究

“社区韧性”是“城市韧性”的理念、技术和内涵在更精确空间尺度上的演绎。社区韧性不是指恢复到风险扰动前的原始状态，而是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适应和变革⑨。布鲁诺提出社区韧性的四种动态特性，即稳定性、冗余性、应变性和及时性⑩。纳尔逊认为具有社区韧性的系统同时具备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灵活应变力，能够在风险应对中化被动为主动。福克斯也认为，社区韧性具备持续性、适应性、转变性。尽管国外学界对社区韧性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但社区韧性的量化标准(包含评估、定义、来源)仍然没有统一指标。根据社区类型的差异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社会韧性的量化标准有不同的划分维度，本文将以往研究大致分为社区资本视角和应灾管理行动视角。社区资本视角强调社会的防灾、减灾和救灾以社区能力或资源为基础，认为社区韧性来源于社区积累的资源和能力。例如，社区灾害韧性指数CDRI将评价指标分成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五个维度。PEOPLES模型对社会韧性的评价标准集中在七个关键方面：人力、环境、政府、基础设施、社区、经济、社会。应灾管理行动视角关注灾害管理各个阶段的行动情况及各阶段的动态资源使用情况。特威格以风险治理、风险评估、风险教育、风险管理、风险准备与响应五个领域的社区应灾行动为标准。社区灾害韧性框架CDRF关注发生灾害管理的缓解、备灾、应对和恢复阶段，并从灾害管理各阶段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物理资本和人力资本角度选取了75个变量作为测量指标对社区韧性进行评价。DROP模型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灾害的先兆条件，即自然系统、建筑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二是灾后状况，侧重于社区自适应能力。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对社区韧性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外社区韧性的文献综述、具体类型社区的韧性研究以及具体社会风险下的社区韧性研究。彭翀(2017)、崔鹏(2018)、吴晓林(2018)从不同角度对国外社区韧性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韧性社区能够有效抵御灾害并且能够迅速恢复以及保持可持续发展。孙立(2019)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城市老旧社区存在空间冗余能力低、空间环境品质较低、空间边界不清、防灾应急能力较低等问题，因而在应急状态下应急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周霞(2019)在对雄安新区的调研中发现，在跃进式城镇化的建设中雄安新区面临的风险性因素大幅增加，须迫切提升社区韧性。蓝煜昕(2020)结合新冠疫情中的社区经验，总结出社区韧性的四大方面，即结构韧性、过程韧性、能力韧性和文化韧性。曾悦(2020)通过总结新冠疫情背景下成都市小区的防疫经验，对提升社区韧性建设提出规划层面的思考，包括从空间导向走向人本导向、利用移动社交平台推动公众参与、增强规划弹性应对发展变化、将风险管理意识融入规划全过程以及运用智慧技术助力精细化管理。王磊(2020)通过总结疫情防控经验，主张韧性治理是处于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中间的治理模式，建议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芦恒(2020)认为社会韧性的建构需要重视公益性、公正性、公民参与性、公开性等方面。丁京(2020)通过对皖南某县某社区的调研，发现农村社区疫情防控在工程韧性、组织韧性、社会韧性方面的不足。

根据以上文献综述可知，具备社区韧性的社区在非常态情况下具有稳定性、及时性和自适应性，而社区韧性依赖于常态化治理中的社区资源本身以及非常态情况中各阶段社区动态资源使用状况。2008年诺里斯综合社区固有资源及资源的动态使用情况提出社区韧性的来源主要包括四大方面：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与沟通以及社区能力。借鉴诺里斯等提出的社区韧性模型，并结合武汉市新冠疫情防控经验总结出社区韧性来源是制度、能力、社会资本和信息四个方面。

3 社区韧性的来源

3.1 制度来源

制度来源的核心在于盘活层级制与多中心制两种制度的力量，整合条块间的信息和资源，协调多元主体间的行动，在非常态化情况下发挥稳定性、快速性、协调性等优势。武汉市城市社区在常态化治理中的“社区网格化治理体制”在非常态化情况下因此能够升级为应激性更强的社区应急体制。该体制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具备较强韧性主要是由于满足以下三点:一是行政权的延伸扩展，将行政权力下沉，在“区—街道—社区”层级结构之下，增加“网格”这一新的治理层级，将治理链条拉长以及管理单元细化，合理利用层级制优势，由此基层单位在非常态化情况下具备治理细致性、资源丰富性以及组织结构稳健性；二是行政资源的“条块”整合，缓解治理碎片化同社会治理复杂性之间的张力，构建“部门—社区—网格”扁平化服务体系，在非常态化情况下使其具备组织协调性；三是网格化与网络化相结合，形成多元主体相互嵌入的行动网络，在非常态化情况下具备行动快速性。

网格化治理本质是一种“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模式，是在科层制基础上实现的扁平化服务体系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关系网络。在非常态治理中，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韧性集中反映在优化后的层级制下的治理细致性、资源丰富性、组织结构稳健性、组织协调性以及多中心制的行动快速性。武汉市社区以300—500户或常住人口1 000人为标准划分网格并配备网格员，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网格员承担起统计人员、对接物资、资源下沉、领导群众自救等工作，社区居民自觉隔离、相互监督，社区志愿者互助自救，市场主体精准供给，社区组织在危机冲击过程中积极响应。但此次疫情防控也暴露出基层网格化治理中的问题：一是网格化治理中的行政化倾向严重，过于倚重科层制结构和过度承载行政职能。科层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系统，任务的下达依赖较高层的决策，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决策，因而科层的注意力通常会产生滞后现象。二是由于社区内生力量发展有限和社区居民趋于被动，网格化中的参与式治理发展受限，未发展成社区治理中的冗余性力量。以上问题导致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出现偏差。

3.2 能力来源

能力来源主要指的是社区抵抗危机以及适应和变革的能力。抵抗危机的能力表现为疫前的准备力、疫中的行动力和疫后的总结力等全周期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灵活性和创造性；适应和变革的能力体现在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系统的应急行为或体制机制的学习力。

全周期风险管理在疫前的准备力具体表现在对于已知风险的预案制定与执行能力以及相关物资的储备和调配能力，对于未知风险的人才储备、培养和学习能力。全周期风险管理能力在疫中应急阶段的行动力是指内部群众动员能力和外部对接能力。诺里斯认为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具有弹性，可以选择消极或积极的态度应对风险，因此群众动员能力和整合能力在非常态情况下对抵抗外来冲击至关重要。在新冠疫情前期，由于医院的疫情紧迫且物资短缺，公益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医院，社会力量缺少对武汉市社区的专业志愿服务，而仅靠社区自身的防疫力量难以解决医疗保障、物资短缺、摸排不全面、寻衅滋事、心理辅导等问题，需要社区及相关部门畅通合作渠道以及有效组织外部力量对接。疫后恢复阶段也有大量对社区风险管理能力的考验。灾害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任何灾害的恢复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调适阶段以及后遗症阶段。在常态化防控阶段，武汉市社区把重点放在防控疫情再次爆发以及复工复产方面，并注重对灾害治理经验的总结。社区防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是指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社区治理能力以及社区治理创新。在新冠疫情前期，武汉市多个社区防控工作中简单化、一刀切的现象体现了社区灵活性、创造性不足，也体现了社区治理思维僵化、治理能力的不足。例如，武汉市多地在防疫等级下降的情况下实施“一刀切”封闭式管理、一律隔离外出租户或去过医院的租户、在隔离期满后贴封条禁止居民外出、以防疫为借口打死居民的宠物狗等情况。推进社区适应和变革的学习力是社区韧性区别于抗逆力和复原力最鲜明的特征。学习力包含适应性(adaptivity)与变革性(transformability)两个层次。学习力中的适应性指的是受到冲击后系统能够根据外部驱动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其行为，恢复系统原有状态并保持系统已有状态的稳定，主要指的是应对方案及行动的适应性调整；变革性是指当受到冲击后外部环境巨变导致原有特征无法适应时系统进化出新特征，主要指体制机制的变革。目前社区层面的学习能力主要以适应性为主，根据外部风险的变化调整应急行为，例如根据疫情状况调整防疫措施，但是变革性学习较少。对疫情暴露的体制机制缺陷进行反思和学习并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是社区韧性形成的关键。

3.3 社会资本来源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网络等，能够促成成员间的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社区社会资本来源于居民在日常社区生活中的互动与交往，这种嵌入社区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在非常态情况下能够成为社区居民信息交流、自救互救、恢复共建的情感动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居民对政府、社区两委和社会组织的信任是群众组织力和群众动员力的基础，体现在信息信任、工作配合、资金募捐、物资筹集及分配等多个方面。规范是社会资本的保障，日常形成的互惠互利、利他主义、志愿意识等非正式规范会在非常态情况下持续发挥作用，并形成一种新的规范——应急规范，居民容易就灾害中的义务与规范达成共识。社区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础，有助于实现居民的自组织性以及互助性，具备冗余性，弥补正式制度应急性功能缺失。

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本”，社会资本在灾害管理各阶段对增强社区韧性均有影响。在灾害预警阶段，居民对政府公开信息的信任度以及社区成员间共享信息的信任度影响其备灾行为的实施；在抗灾阶段，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居民对社区工作的配合度、居民间的协同合作行为、居民的互助规范、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以及居民的自组织性来影响社区的应灾行动；在重建阶段，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区具备资金筹集、公民参与、心理重建等方面的优势。在武汉市新冠疫情期间，一些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社区(如华大家园社区)，居民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疫情信息后社区内部便对抗击疫情的义务和规范形成共识，并采取自主决策抗疫的集体行动。华大家园社区从1月20日起便快速响应通过实施“最硬核的措施”来应对疫情，社区居民通过自主管理、互助协同和积极配合，实现了社区居民零感染。而一些社会资本结构单一且存量不足的社区往往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和资本，只能依赖于公共资源的供给以及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

3.4 信息来源

信息是风险预警、风险沟通以及风险决策的关键资源。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具备信息韧性的社区主要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数字化的信息平台以及原始数据积累，通过智能化信息技术手段建立的全程无接触智能社区管理模式、线上物流咨询发布平台、线上线下无接触购物模式以及针对人员流动的大数据溯源与追踪系统；二是对风险信号的感知，包括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以及对模糊风险的意义建构；三是完善且及时的信息传递、共享、公开机制，一方面是政府内部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传递和共享，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外的信息公开机制。

在武汉抗疫实践中可以发现，虽然一些智能化水平较高的社区已经安装了社区智能化系统以及智能家居助手，但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社区工作者多采用挨家挨户纸笔填报的信息搜集方式以及担负着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对信息的采集和管理都是相对粗放式的。这说明了目前我国社区存在社区用户体系和原始数据积累不完整、智能化水平低、系统集成困难、传统使用的智能网格应用模块不完善、对数据深度应用不够以及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另外，在突发事件初期或面临陌生威胁时，风险信号往往是模糊、不完全和碎片化的，这对社区信息监测渠道的宽度和准确度是巨大考验。例如，在此次抗疫活动中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风险感知不敏锐，社区方面并未对社会方面的预警信息引起重视，仍然召开万家宴引起居民集聚导致感染风险增大。

4 常态化情况下社区韧性的强化路径

具备社区韧性的城市社区能够在非常态化情况下激发起对外界扰动的适应、变革和学习的能力，从而使社区能够在面对风险扰动时实现自我修复、自我调适、自我变革。因此，常态化情况下社区韧性的建设应遵循制度、能力、社会资本、信息这四重维度，进而形成常态化的社区风险防控体系。

4.1 完善社区网格化治理体制并注重平战转换

网格化模式在常态化情况下的基础公共服务和行政事务处理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由于过于倚重行政化力量使得该模式在非常态化情况下的应急方面无法形成长效机制。消除社区网格化的负效应有赖于网络单元的合理设置、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治理方式的平战转换，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转变。

首先，网格设置应科学化、差别化、精细化，同时压实属地责任，将资源、管理、服务向社区下沉。其一，根据社区的地理区位、行政区划、功能区域以及人口分布的不同差别化设置网格；其二，将党政资源、管理和服务下沉至网格，日常生活中网格员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文体活动、权益保护、矛盾化解、司法救助等方面的便捷化服务，并为相关公共部门在社区的工作提供消防排查、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支持；另外一些部门职能交叉的问题可以由网格管理部门牵头，由网格员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同解决；社区网格员也应关注社区租户或其他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及时掌握信息并提供必要的服务。

其次，将多元主体和分散的治理资源在网格中重新整合，将正式制度中的科层治理与非正式制度下的嵌入式治理相结合，使得社区网格化治理体制焕发新的生机。其一，积极发挥党组织在群众动员中的优势，在网格内部建立党支部，建立以党员网格员为中心的网格服务队伍；其二，充分发动退休老党员、在职党员、楼栋长、物业人员、业委会成员等网格志愿者，充实网格服务队伍，盘活基层自治力量，提升网格服务能力；其三，在服务过程中，网格党组织充分运用民主协商、耐心说服和典型示范等方法深入群众,并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明确各主体工作和服务内容，协调社区、业主、物管三方主体的关系，签订共建协议。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推动多元主体嵌入式治理，能够释放基层自治的活力，增强志愿者服务自觉性，同时在非常态化情况下能够缓解基层组织人力资源稀缺的情况，为社区居民提供精细化服务。

最后，网格化治理应注意平战转换。一是从常态化情况向非常态化情况转换。网格应做好应急预案建设，在疫情发生时社区网格迅速反应，自觉开展防疫行动并落实上级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上报基层防疫问题；在防疫过程中发动群众力量进行通道驻守、体温测量、健康排查、物资发放、防疫宣传、人员动态监测和返家人口隔离等防疫工作。这些措施在应急阶段能够使社区具备有效抵抗危机的能力。二是非常态化情况向常态化疫情防控转换。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外围输入性风险增加的形势下，网格服务队伍应促进社区做出顺应新形势的转变，出入限制等应按照当地疫情防控等级进行调整。

4.2 加强社区全周期治理能力以及社区的学习力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据此，社区层面的风险治理也应该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全周期的风险管理首先是社区应做好风险评估的常态化，包括风险的可能传播途径以及破坏性，在评估过程中应注意同研究机构的合作，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确定责任主体、程序、结果应用等。其次是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物资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日常储备。由于灾害类型的复杂多样，大量应急物资的储备超过了社区可容纳空间容量，社区可以同企业、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提前签定好有关应急资源调动的协议，确保非常态情况下各主体的协调行动以及资源的有效调动和对接。

在社区风险应对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方面，第一，上级政府应通过树典型等方式鼓励社区决策的自主性和社区运作模式的灵活性、创造性，媒体也应对此多加宣传。第二，防疫过程中做到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情设定差异化的防疫及隔离措施，例如在无疫情社区开放超市以及允许居民出入等，在老年人聚集的社区采用喇叭广播等。第三，防疫过程要因人制宜，利用好健康码进行分对象管控，杜绝对外来租户“一刀切”隔离管理，针对受隔离居民、老弱病残等困难家庭的不同需求应提供差异化服务。第四，根据疫情发展情况调整防疫措施，做到因时制宜，及时调整防疫措施的力度。

在学习力层面，能力韧性主要来源于社区的学习能力，首先是应急管理专业人才的储备和培养。社区层面应吸纳应急管理专业相关的人才或是通过应急管理课程的培训使社区服务队伍了解掌握相关知识，提高应急响应的敏捷性以及针对外部情况变化的适应性和变革性。其次是社区两委从社会实践以及群众活动中获取群众动员以及防疫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提高领导力和创造力。再次是基层政府开展社区应急经验的分享交流会，促进先进应急模式的传播和学习。最后是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能力以及危机应对能力的培养，社区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的危机知识学习讲座或趣味性活动、应急演练，增强社区居民的危机应对意识。

4.3 注重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

在社区网络营造方面，首先政府应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或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帮助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日常事务，社区组织在完善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吸纳社区居民参与组织活动。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可以扩展社区居民的关系网络，增强社区的自组织化程度。其次是发展增权式参与，以社区自治为动力，增强居民的主体性意识、自主决策能力和参与义务感。最后是鼓励志愿者自组织化，鼓励不同行业领域且具备专长的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以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培养志愿者的应急救灾能力，引导居民养成持续参与志愿服务的习惯。

在社区信任培育方面，首先，社区组织应增强自身的公信力。在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红十字会在物资分配等方面受到民众质疑，损害了其公信力。因此社会组织应在资金和物资的流入和流向、活动开展、人员招聘等方面做到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监督以及培养自觉为居民服务的意识。其次，社区两委要通过提高自身的工作水平、服务能力和服务态度来获取居民的信任，融入情感治理，改变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利用柔性的力量而非喝令，增加治理“温度”。最后，需要协调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规章制度明确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的权责边界，明确日常治理活动以及非常态情况下三者的工作义务，并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给业委会一定的权力以表达社区居民的呼声。

在社会规范优化方面，首先，社区应建立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构建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在多样化的社区文化活动、志愿活动中形成一致的参与意识以及志愿规范。其次，社区应定期组织关于防灾减灾知识的学习活动，培养居民的风险防控意识和相关技能，形成集体参与防灾减灾的社区共识，在非常态情况下可以转换为应急规范。最后，社区可以对道德模范人物进行表彰，对社区的好人好事进行宣传，给社区居民以正确的价值导向，促进社区互帮互助规范的形成。

4.4 提高社区信息化水平以及信息公开水平

一是提高社区信息化水平，加大科技支撑。首先，完善社区全信息数字化平台建设，提高数字化平台的居民使用率，使其适用于社区日常服务及应急管理各环节，在非常态情况下能够支撑社区风险监测、信息收集、信息发布、流动人口溯源等工作。其次，重视移动社交平台的使用以及居民覆盖率，与居民进行充分沟通，及时获取居民差异化需求以及广泛收集意见。

二是通过智能化的设备和手段，推进涉及社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数据交互，打通社区间、政府部门间、政府与企业间、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息鸿沟，实现跨社区、跨组织、跨部门信息共享，提升社区治理协同配合的效率，进而推动公开透明快速的信息发布机制的建立。

注释：

①朱华桂.论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力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49(5):47-53.

②芦恒.重大公共危机应对与社会韧性建构——以“抗逆性”与“公共性”为中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97-105.

③唐庆鹏.风险共处与治理下移——国外弹性社区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5(2):81-87.

④刘佳燕,沈毓颖.面向风险治理的社区韧性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12):83-91.

⑤Holling C S. Engineering Resilience versus Ecological Resilience[M].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within Ecological Constraints. 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6：32.

⑥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2003,4(2): 1-23.

⑦Anthony E J.The syndrome of the psychologically invulnerablechild[A]// E Anthony, C Koupernick, ed. The Child in HisFamily[M].New York:Wiley, 1974:529-530.

⑧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2004,9(2): 3 438-3 447.

⑨Walker B,Holling C S,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Ecology and Society,2004,9(2):158-166.

⑩Bruneau M, Chang S E, Eguchi R T，et al. A Framework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and Enhance the Seismic Resilience of Com munities[J]. Earthquake Spectra，2003,19(4)：733-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