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永济《词论》视域下的《诵帚词》

杜运威， 丛海霞

(1.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2. 淮阴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号诵帚，湖南省新宁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其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刘长佑是湘军著名儒将，先后出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父亲刘思谦曾任广东、云南等省知县，善书法。刘永济曾执教长沙明德中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北省文联副主席等，治学谨严，博通精微。其研究涉及中国古典文学之诗、词、曲及文论诸多领域，著有《词论》《〈文心雕龙〉校释》《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屈赋通笺(附笺屈馀义)》《唐人绝句精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元人散曲选》《屈赋音注详解(附屈赋释词)》《十四朝文学要略》《微睇室说词》《唐乐府史纲要》等，词作有《诵帚词》。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诵帚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词作内容的归纳。大体有两端，一是在战争背景下，写民族危亡的忧虑，生民涂炭的悲吟，家毁人亡的哀愁等“危苦之音”[1]130-132。二是揭露政府的腐败，讴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纪惨烈雄壮之史，抒坚贞匪石之情”的悲壮之声。还有学者关注到他的“交游词”“自注词”[2]30-38。其中伴随刘永济左右的胡国瑞，对《诵帚词》体会最为深刻[3]237-246。第二，刘永济词风格的研究也引人注目，刘庆云和马大勇在分析整体词风“音危苦而气沉雄”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这一风格的形成是时代环境、作家个性和晚清词学渊源使然。刘注重成因的追问[4]，马注重词史地位的建构[5]，两位先生的研究进一步奠定了刘永济在20世纪词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三，词艺的分析。邓国栋认为刘永济“熔诸家之长于一炉而自具面貌”，尤以“清真为归”[6]。祖保泉《试论刘永济的词》最早关注《诵帚词》中守律、炼字、创新语等特点[7]243-258。相对而言，词艺分析较为薄弱，还有不少开拓空间。

与词创作相比，刘永济词学成就更早为人熟知。施议对、曾大兴、陈水云、李旭、许菊芳、张思齐等人都有专文论述刘永济在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过渡中作出的重要贡献。《词论》是刘氏唯一词学理论专著，代表了他对“词”这一文体的综合认识。学界对上卷“通论”中的“名宜”“风会”分析较深，而下卷“作法”[8]129-193却少有问津。这不利于综合认识《词论》价值。

以上对刘永济词创作及词学的研究，虽然角度多元，但存在的一个共同缺陷是论词学思想时没有将《诵帚词》纳入考察范围，论词创作时又没有足够重视《词论》的指导意义。本文即以刘永济《词论》为思想内核，将其词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从不同角度认识《诵帚词》。

一、“气象”与《诵帚词》：衰飒凄凉、沉雄悲壮

《词论》下卷的“作法”云云，与其说是“为初学启示涂轨”[8]129，不如说是刘永济一生填词的心得体会。结合其心得来讨论他的词，应该有助于对其认识的深入。读刘永济词最要紧处就在“以意逆志”，尤其是他对彼时社会生活的认识和寄托之深情。《诵帚词自序》云：

苟其情果真且深，其词果出肺腑之奥，又果具有民胞物与之怀，而又若万不得已必吐而后快之势，则虽一己通塞之言，游目骋怀之作，未尝不可以窥见其世之隆污，是在读者之善逆其志而已。[9]129

用词来窥见复杂的“世之隆污”，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容下文详说。此处作者之“志”是可以体察的。刘永济在《词论·作法》“总术第一”中论词与人之关系时指出，词人之志不在“襟抱、胸次”，而在“风度、气象”。他认为前者“偏于论人，得之词外”，后者“即人即词，浑然不分”[8]135。有两件事可得管窥其“风度、气象”：一是他受胡元琰赏识，任教明德中学，胡校长因革命遭缉而出逃，学校经费断绝，为报知遇之恩，刘永济慷慨拿出他打算用于留学的3000银元积蓄，助明德中学继续办学，自己和其他教员一样，每月只拿8个银元。需知他是家道中落、11岁即失去父亲的孤儿，留学本是其近期的学习“襟抱”，但终让步报恩于危难的“风度”。二是1943年，刘永济为武大文学院院长，领导赠以免费摄影券，鼓励其加入国民党，他断然拒绝，并作有《菩萨蛮》词，一句“眉样画难工，何关心不同”，明言“不入党与异志与否无关”[10]34。此二事足见其重情重义、刚毅正直之“风度、气象”。在了解其为人的前提下，我们就更能读懂《诵帚词》中的衰飒凄凉之调和沉雄悲壮之声。

先看下面两首词中的衰飒凄凉：

倦羽惊风，渺天涯寄泊，沉哀何地。残夜梦回，还疑醉歌燕市。冰霜暗忆胡沙，怅一霎、红心都死。鸿唳，料征程怕近，长虹孤垒。 遗恨付流水。剩荒原夜黑，怨啼新鬼。莫自泪枯，谁遏涨天鲸沸。须知玉树声妍，浑不解、人间愁味。无寐，听寒涛、断魂潮尾。(《惜秋华·在武昌武汉大学》)(1)见刘永济著，徐正榜整理的《诵帚词集·云巢诗存：附年谱、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本文所引诗词皆自此本。

客怀如梦如烟，佳辰只作寻常度。殊乡节物，香蒲角粽，依稀荆楚。汉上旌旗，湘中鼓角，岭南烽火。正忠肝义胆，争城陷垒，能余几，清平土。 前事渚宫漫数，尽沉酣、琼筵歌舞。高唐梦冷，章华春晚，江山谁主？极目心伤，断魂难返，江南红树。剩一潭怨水，年年此日，费辞人赋。(《水龙吟·庚辰嘉定重午》)

九一八事变后，刘永济举家迁往北平，后又辗转至武汉大学。第一首词是1932年8月其刚至武大时作，后者是1940年随校西迁乐山所作，因有“倦羽”“寄泊”“客怀”等语。东北战事正烈时，南京政府抱以“不抵抗”政策，以至东北国土迅速沦陷。待敌人横扫东南沿海，连下太原、徐州、武汉后，词人更是“极目心伤”，用“琼筵歌舞”形容国军虽不允当，但与一触即溃的现实也相差无几。摆在眼前的是东北义勇军这“一霎红心”的“孤垒”，是中华大地的多少“新鬼”，谁来遏制侵略者“涨天鲸沸”的嚣张气焰？茫茫江山，又谁主沉浮？对此时中国的未来，作者是悲观的。

如此凄凉的哭诉，在整部《诵帚词》中有较大比重。刘庆云先生对刘永济词感情色彩字曾有统计。手定本200余首词中，“愁字出现60余次，……伤、悲、凄、恨、苦、倦等字在词中出现均达20次以上”[4]24，这还不包括饱受赞誉的“绮罗兴废外，歌酒死生间”“西南容有地，东北更无天”(《临江仙》)、“梦外乾坤龙战苦，阴森，白骨成山肉挂林”(《南乡子》)等句。不必再重复举例，马大勇在《刘永济与抗战词坛》中已有详细罗列[5]228。需要说明的是，衰飒凄凉绝不是“消极厌战”，更不是“悲观、绝望”[9]584。这是战争背景下难以掩抑的哀鸣，是整个抗战词坛的同频共振，是文学界所有同仁的实录。面对战火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惨象，词人无论如何是无法漠视的，更不能将此哀景美化。刘永济引魏源言：“世愈乱，情愈郁，则词愈幽也。”[8]126此忧郁之情恰恰反映了作者深层的心理诉求，是“忠实的叙述”“痛苦的寄托”。

《诵帚词》绝不甘于仅作衰飒凄凉之调，沉雄悲壮之音才是刘永济词的英雄本色。他在《吴白屋遗书序》中说道：“豪杰之士，生于乱世，手无尺寸之势，瘏口弊舌作为文章，又复无从得人之听受。而犹不顾一切，大声疾呼，长吟短咏，以冀民彝之未尽泯者勃然兴起，相与障洪流，挽狂澜，以还诸清宁昭晰之境。”[9]322将诗词致于“大声疾呼、力挽狂澜”的宏大“气象”，非大作手不能道之。何况他在词中也是如此实践的。世人皆举《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一阕来代表刘永济词沉雄悲壮的特质。窃以为，此阕虽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迈，但读来诘屈聱牙，典故堆砌，不能过度称赞。沉雄悲壮的格调不是空洞粗率的政治鼓吹，而是要对抗战时事的宏大场面有冷静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蕴含词人忧国忧民、寄托感慨的士大夫情怀，并给予读者抗战必胜的从容信念。如以下两首词就显得更加通畅晓达，又韵味无穷。

抗疏呼阍气若神，袖锥寒夺众奸魂。难回天地还洪武，且敛精灵托旧文。 山岳坼，海尘昏，乞师哀绝楚遗臣。谁知二百余年后，又见虾夷入国门。(《鹧鸪天·奉题皓白所藏梨洲先生画像》)

不放歌头玉笛吹，不教狂客翠尊飞。烧灯清坐读秋词。 古恨还从今世得，今愁争遣古人知。人生何处莫情痴。(《浣溪沙·中秋》)

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在半壁国土沦陷的现实面前，词人还能发出“抗疏呼阍气若神，袖锥寒夺众奸魂”“古恨还从今世得，今愁争遣古人知。人生何处莫情痴！”等慷慨豪迈之语，这需要何等的气度？这些词表现出的宏大气象是可以睥睨“盛唐”的。《诵帚词》又岂止这几首，“人言何处无芳草，莫倚阆风悲远眺”(《玉楼春·寄怀枣园辰溪》)的从容气魄自不待言，《鹧鸪天·偶检论文旧稿，有感于伪江南近事……》中“欺末俗，诋前修，文章何止类俳优。可怜辛有空前识，不到为戎总不休”等句，其希望立即投笔从戎，诛杀汉奸的气概也值得敬佩。还有将矛头直指政府的腐败、软弱，诉其不勇，怒其不争：

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祲欲无辞。 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歌笑万家啼。(《浣溪沙》)

宅火熊熊那可居，却从何处觅三车。众生历劫魔群喜，大浸稽天圣独吁。 休侘傺，且虚徐，可怜蹩躠铸唐虞。而今识破弥天诳，坐阅鳌倾一语无。(《鹧鸪天》)

这些“忧邦国之危亡，痛英烈之死难，于当局之腐败，又极富批判意识”[11]403-404的词，是与刘永济“风度、气象”完美契合的英雄之词，是我们走进《诵帚词》深处，能够把握住词人内心博动的风骨所在。正是这些衰飒凄凉的实录和沉雄悲壮的气象成就了《诵帚词》在抗战词史上的主流地位。

二、“门径”与《诵帚词》：性灵与学力兼备而归之自然

《词论·作法》中的“取径”“赋情”“体物”“结构”等篇讲的都是学词“门径”问题，从学步前贤到自身性灵的培养，再到学识的积淀，以及性灵与学力在词中的协调融洽，刘永济皆有独到心得，而《诵帚词》就是这些心得的具体实践。

刘永济早年颇多“少年强说愁”的词作，虽有纤巧之失，但言语间性灵流动，才气逼人。早期他得以跟随朱祖谋、况周颐学词，曾以《浣溪沙》“阑珊灯火夜凉时，舞余歌罢一沉思”中的“沉思”一语而颇受赏识。若进一步追寻其学词门径，从其早年近百首词来看恐怕很难归纳出到底是哪家门路。刘永济自己坦言：“五代、两宋皆我之先矩，苏、辛、梦窗皆我良师。即舍五代、两宋，苏、辛、梦窗，而我亦不失其为大家，不失其为名手。”[8]144如此自信地夸自己为“大家”“名手”，是因为他学古人词“贵得其精神”，而不津津于摹仿类似的皮相。朱光潜、刘梦芙曾说他的词：“谐婉似清真，明快似东坡，冷峭似白石……”“令词似冯延巳、小晏；长调出入东坡、清真、白石、梦窗之间”[11]403-404，这些评论既可以看作朱、刘对刘永济词风貌的认识，也可以理解为刘永济聪慧灵通，转益多师，且一学即得其神髓。

光有才情还不够，长此以往，终会导致纤滑，不够厚重，需以学力辅之。学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词外看是具有渊博的文史学识，从词内看则是格律上的工整凝练。

刘永济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在“楚辞学”、“龙学”、文学理论、诗词曲研究等方面皆卓有建树。学术上的巨大成对其词创作是有影响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用典。如“怪屈原，何事问苍天，天如墨”(《满江红》)、“凌波几度要琼佩，更几回、吊楚歌呼。算都成翳眼空华，事往难摹”(《高阳台·昨梦放棹东湖……》)等句化用楚辞典故，为词增添不少光彩。再如上文所举《惜秋华·在武昌武汉大学》为例，“醉歌燕市”用《史记》刺客传中荆轲与高渐离事；“胡沙”取陈后主《扫花游》“玉树后庭花”意以反讽当今政府；“莫自泪枯”出自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典故用得好的话，如《惜秋华》，既不妨碍读者欣赏，又增加词的厚重感。但若以此来显摆学问，故作高深，就会使词之美感大打折扣。不必讳言，《诵帚词》中就有一些作品堆砌典故，如《满江红·禹域尧封》中用“铭盂书鼎”“交阯铜标”“神胄舆台”“阖闾”“蛟龙”等诸多典事，反而不利于表达“把乾坤、大事共担当，今番决”的壮志豪情。

刘永济在词体格律上的造诣也堪称大师，其被人称誉的《宋词声律探源大纲》[12]自不必说，《微睇室说词》中对自古最难解的“梦窗词”分析已是惊艳词坛[13]。更可贵的是，他将古人作词规律和自身创作实践相结合，使得《诵帚词》在艺术层面成绩斐然。具体有三点：第一，炼字炼句，严守声律。刘永济词中常有改字改句现象，一方面是出于意蕴的斟酌，如上文《浣溪沙》中“一自权衡资大盗”的批判程度就比原作“劳梦河山非故主”更深刻。另一方面出于声律的精确，如《倦寻芳·辛未(1931年)四十四岁在沈阳东北大学》首句原作“粉云缟夜”，后改为“絮云贮彩”。若从平仄角度考虑，“粉云缟夜”完全是符合《倦寻芳》首句“仄平仄仄”的，但刘永济对词律要求非常严格，其《词论·声韵第四》明确守律五则：“一，句读宜明也；二，词格宜遵也；三，上、去宜辨也；四，去声与三声宜分也；五，入声派入三声宜审也。”核对万树《词律》“倦寻芳”首句当用“去平去上”[14]704，正是出于对仄声中上、去、入更精确的辨别，他才改为“絮云贮彩”[6]。如此苛刻的锻炼字句，使得《诵帚词》中精彩名句层出不穷。如“重云未成晴意，翻作可怜秋”(《诉衷情·偕家人步出西城》)，“林风静后微闻露，溪月闲来自过门”(《鹧鸪天·昨梦少年事》)。

第二，结构严谨，章法可寻。词体的章法结构离不开起、过、换、结处的匠心独运。《词论·结构》云：“发端之辞，贵能开门见山，不可空泛”，“过拍自以结束上段之意为佳也”，“结句，大约不出景结、情结两种。情结以动荡见奇，景结以迷离称隽”。以刘永济《谒金门·帘不卷》为例：

帘不卷，帘外乌声千转。心事至今犹电幻，梦多愁更乱。 旧约山轻海浅，新恨水长天远。雁讯不来空缱绻，讯来肠又断。

起句以“卷帘”“乌声”兴起愁情。过拍以“梦多愁乱”结束上片。换头以“旧约”承接上片，“新恨”开启下片。结尾处用“情结”，以“讯来肠又断”使“缱绻”之情更深一层。“景结”方式，如上文《惜秋华·在武昌武汉大学》的“无寐，听寒涛、断魂潮尾”，结尾荡开，使词余韵无穷。刘永济在如此简短的小令中都能谨遵章法，更何况是“条贯错综”的长调。

刘永济词的结构工整还表现在对仗上。对仗在律诗中要求严格，词中则较弱，但紧要处也十分讲究。如《浣溪沙》换头处，他用力甚深。“客自烟波江上至，梦从云水窟中还”(《浣溪沙·赠登恪》)、“终古鸡虫谁作主，野坛狐鼠自通神”(《浣溪沙·辛巳五十四岁》)、“隔水晚山烟幂幂，出城乔木雨纷纷”(《浣溪沙·文庙晚归……》)。不必再一一罗列，《诵帚词》中《浣溪沙》调，换头处几乎全部对仗。不惟此一调，《鹧鸪天》起句，《临江仙》结句，也常有凝练处。这些紧要处的对仗工整，进一步彰显了刘永济词的艺术魅力。

第三，辞语老辣，传承词体本色又不避今韵俗语。20世纪词坛在语言方面可谓色彩纷呈，有万丈豪情、鼓荡雄风而不免粗率的《中兴鼓吹》；有硬语盘空、苍质奇横的《无庵词》。有融合古词今语而成“非古非今”的顾随；有“一代词综”夏承焘；有“易安”再世沈祖棻……《诵帚词》在语言方面的独特之处就是古色古香，刘永济是20世纪最优秀的词体传承者。这一特点得力于代字和换字的巧妙使用，刘曾说“换字是以新鲜之字换去陈旧的字，以美丽之字换去平常的字”，“代字不但将本色字加以修饰，而且将加工设色的字代替本色字用”[13]12。除了以“金缕”换“柳丝”，以“银浦”换“天河”的传统词语，还有“澄碧媚晶宇，银阙丽中天”的中秋之月；“翠羽剪剪”的秋燕；“娇鬓移筝韵欲流，丝丝还诉故宫愁”的蝉声……刘永济词虽重当行本色，但对待口语今韵他是开放的，“故俗字、俗语入词，不但无妨，且增神味。然则俗音入韵，有不得不然之势。……填词一道，守律宜严，用韵可宽。守律宜遵古，用韵不妨从今。但取神味深永，不宜为韵所束”[8]114。请看《减字木兰花》：

斜阳恋郭，残宋江山红一角。随意行歌，知道人生为甚么！ 有情终苦，试看江头杨柳树。愁浅愁深，谁识天寒翠袖心？

刘永济之所以不避口语今韵，是因为他追求词的“神味深永”，在“神味”面前，“韵律”是必须让步的，这是读懂《诵帚词》的重要突破口。至此，我们就不会惊诧，在古色古香的《诵帚词》中还有“知道人生为甚么”这样的句子了。

其实，刘永济从来就不以学力过人自居，他认为优秀的词作需要将性灵和学力完美结合，即“以学力辅性灵，以性灵运学力，天人俱至，自造神奇之境，斯为最上，斯为成就”[8]142。这就是刘永济推崇备至的自然境界。

自然境界又何止是性灵、学力这么简单，驾驭此二者的终究是生长于世间的词人。在硝烟四起、国破家亡的时代，刘永济怀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理想，勇于直面残酷的现实，敢于揭露社会的弊端，以卑微的呼声、从容的语调刻录下彼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声，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敬佩，更何况是用如此美妙、丰富、深沉、凝重的词体来“自然”地传达。刘永济在词中，已然将自我沉潜于这段沉重的历史深处，以至“当性灵流露之时，初亦未暇措意其词果将寄托何事，特其身世之感，深入性灵，……同时流露于不自觉”[8]139。

三、“风会”与《诵帚词》：抗战词坛主流地位的确立

刘永济在《词论》上卷中拈出“风会”一语替代“流派”的传统分类，他认为：“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8]119这一观点还打破了词史中以时序、地域、作家等为线索的叙述局限性，即认为一代词风特质的形成与变革是由“国运”“人才”“体制”共同完成。以风会说为指导，对词史变革将有更清晰的认识。他说“稼轩之豪雄沉健”，“遗山、天游之含情凄恻”[8]154，皆是时代使然，因为前者虽“国势日弱，朝廷日卑，而上下宴安，志士扼腕……欲澄清而无路”[8]126，但至少家国仍在，雄壮之音常发以壮颓势；而后者身处“亡国之余”，虽有“满腔忠愤，而终莫可为，故泄之于词，极掩抑零乱、低徊往复之致，而不能轩昂激烈”[8]154。

“风会说”不仅是重要的词学研究成果，而且是认识《诵帚词》及其在抗战词坛上主流地位的重要窗口。先说“国运”。自九一八事变后，国体动荡，硝烟四起，在日军炮火肆虐下，从东北至东南沿海，浮殍遍野，白骨挂林，中国人民承受着巨大的苦难。面对如此惨烈之景，悲悯之情怎能不发之于词？是为抗战词坛之“哀音”。哀音之词随处可见，唐圭璋的《梦桐词》、沈祖棻的《涉江词》、丁宁的《还轩词》、夏承焘的《天风阁词》等，对此皆有不同体现。刘永济《诵帚词》也不例外，本文第一部分论述“衰飒凄凉”格调时已有论述。关于这一点，1964年，武大中文系《对刘永济〈诵帚庵词〉的意见》一文虽然错误地定性了刘永济词，但也客观指出其词“把战争写得非常残酷、凄惨”[9]586，而这正是“词史”之作必须具备的实录精神。如果在满目创伤的情况下，词人违背自己的良心，故意美化战争，逃避现实，那不得不说是文学的悲哀。

抗战中，“国运”的复杂又岂能只是“凄惨”可以概括，纵使敌人武器先进、炮火猛烈，纵使已经侵占半壁国土，值得欣喜的是中国军队仍在前线英勇反抗，国共两党更是摒弃前嫌，与社会各界组成最广大的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依然荡漾大地，如此振奋人心之事、雄壮勃发之情发之于词，是为“壮音”，这是抗战词坛的另一主旋律。卢前的《中兴鼓吹》、詹安泰的《无庵词》、缪钺的《冰茧庵词》、苏鹏的《海沤词剩》、王陆一的《长毋相忘词》等，皆吟唱出抗战词坛气吞山河的雄壮之声。刘永济的《诵帚词》中也有大量风骨之作，上文“沉雄悲壮”一节已有详论。当然，除了“哀”“壮”之音，复杂“国运”下，不可避免的还有“灰色地带”的浅斟低唱，如京津一带的郭则沄、夏仁虎、张伯驹，金陵的汪兆铭、董康等。但典雅密丽、炫人耳目的“梦窗词风”已无法满足抗战“国运”下复杂词坛的需要，中华大地正在酝酿着一种合乎“国运”的全新词风。

复说“人才”。刘永济云：“一时之风会，固有一时之作家为其领袖。”[8]127不同作家的性情、词作风格成为引领风会丕变的重要因素。他举例道：“苏、柳之分镳并驰者，东坡才大而高朗，耆卿情放而落拓也。”就是说在苏、柳二才的影响下，始有北宋俗词和士大夫之词风的延宕。同样，南渡之初，国势颓弱，有的词人“放情山水，托庄老以自娱”，有的“叱咤风云，欲澄清而无路”，从而形成南宋以朱敦儒、陆游为首的“闲逸”词，以辛弃疾、陈亮为领袖的“激昂”词[8]126。以上足见“人才”在风会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在当时的抗战词坛，“人才”的作用亦举足轻重。1931年前，晚清四大家主盟词坛，从王鹏运到朱祖谋都非常重视词集校勘，其文献成就堪称词学之最，尤其对吴文英词用力甚深。他们在创作上也多追步梦窗，以至一时才俊争相效仿，以擅长道梦窗语为能事。抗战军兴后，前贤多已凋零，代之以龙榆生、夏承焘、詹安泰、刘永济、吴眉孙、卢前、唐圭璋、缪钺、沈祖棻、丁宁等“人才”。他们的创作和旨趣绝非梦窗可以笼括，这是一群既有传统词学血脉，深谙词体“要眇宜修”之道，又兼具现代词学通达意识，转益多师，不斤斤于一家一派，积极关心时事的“人才”。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和主张，都在不同程度地呼唤着词风的变革。

再说“体制”。体制有内外之分。词体内部的变革自唐五代至宋末基本已经定型，从宏观上看或婉约豪放，或清空质实，或有雅俗之辨，或有正变之争；从微观上讲亦有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白石体、梦窗体等。词发展至民国，词体内部恐怕已经难有变革，但体制外却千变万化。且不说词产生之初的宴会助兴、嬉戏娱乐，也不说南北宋之际的赋情言志，乃至清初的“词史”价值，单就抗日战争时期而言，不仅词上述各种功能皆被不同程度地继承，如“灰色地带”失节词人的粉饰点缀；炮火中家毁人亡、抛弃妻子的苦吟词群；偷安一隅、以词会友，抒发感慨的雅集逸乐；国统区勇于揭露腐败、坚守独立人格的“士大夫”词群；抗战前线指点江山的词坛猛将，都折射出抗战词坛的多彩面貌，而且词作为“文艺形式”的一种类型，已经成为政治上宣传鼓吹抗战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激起抗战情绪的时代使命。如此繁复的词坛面貌定呈现群雄逐鹿、色彩纷呈的格局。

在“国运”“人才”“体制”的共同推动下，抗战词坛色彩纷呈的格局已经形成。但若以时世人心而论，占据抗战词史主流的终究是那些秉承词体固有艺术技巧，并不想要在短时间发生宣传效果，而是“诉于更深一层的心理要求的”作品，或“是前线将士雄心的流露与义愤的发泄”，或“是后方平民热情的表现与痛苦的寄托”，或是“耳闻目睹的经验之忠实的叙述与记载”[15]157-158，这些才是“真正的文学”。

1949年，刘永济之所以删除四十四岁前的作品，只录1931年后词作，是因为他已经对当时的词坛“风会”有清晰认识。一方面他此前的作品仍在“转益多师”“步趋前人”，即程千帆所说的：“将冯之深婉、苏之豪放、姜之清刚、吴之丽密，合一炉而冶之。”[10]41还停留在“冶之”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就是出于词坛“风会”考虑，1931年前基本是梦窗词风的天下，而刘永济明显不愿困于此牢笼，其词自然“不合时宜”。抗战军兴后，刘永济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不仅从“步趋前人”“梦窗词风”下成功突围，而且形成《诵帚词》衰飒凄凉、沉雄悲壮的独特格调，这一格调当之无愧地引领着抗战“国运”下的词风丕变。不仅如此，刘永济在词体技巧上的造诣也颇高，《诵帚词》性灵与学力兼备而出之自然的艺术风貌就是明证。在体制方面，《诵帚词》“使词摆脱政治宣传的左右，走进内心，回归本体”，他追求的就是“诉于更深一层的心理要求”[15]157-158。因此，“国运”“人才”“体制”三方面都足以证实《诵帚词》是抗战词坛风会下的扛鼎之作，当之无愧地占据着抗战词史的主流地位。

综上所述，《词论》上卷提出的风会说，使我们更清晰地认知20世纪词坛精彩纷呈的格局，也进一步确立《诵帚词》在抗战词坛风会下的主流地位。下卷“作法”与“总论”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整体上构成刘永济对词史演变、词律规格、词体审美与创作实践的综合认识。而《诵帚词》又是对刘永济词学思想和词作规律的验证，只有将二者结合考察，才能更深刻把握他们的精髓。在《词论》视域下，《诵帚词》的面目变得更加清晰：宏观上，它顺应时势，既于词中以“实录”精神客观反映抗日战争的宏大场景，又不愿被政治宣传左右，以独立自由的人格和慷慨豪迈的风度，冷静从容地传达战争中一位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声。《诵帚词》既有衰飒凄凉的感人格调，又有沉雄悲壮的“盛唐”气象。微观上，刘永济天生聪慧，至真至诚，转益多师，得唐宋名家神髓。他刻苦钻研，通晓词体内部的声律、韵调、结构，以古色古香的语言，凝练出《诵帚词》性灵与学力兼备而出之自然的独特风貌。可以确切地说，《诵帚词》是抗战词坛上最耀眼的明星，是20世纪词坛的又一座高峰，刘永济是当之无愧的现代词坛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