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缘文化与改革开放
——五缘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林其锬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 200051)

一、五缘文化说提出的背景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提出和研究，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见诸文字是在1989年4月17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召开的有海峡两岸学者参加的“纪念吴夲诞辰10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五缘文化与纪念吴夲》。此文公开发表于《上海道教》1989年3～4期合刊，后又被收入由漳州吴真人研究会编辑、厦门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10月出版的《吴真人学术研究文集》。若以此为起点，迄今已有32年历史了。

五缘文化说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的灵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南沿海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启迪；二是对企业管理属地化(科学化、民族化)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经济转轨，世界各种思潮、流派涌入，沉睡在社会底层、流淌在平民百姓血液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因也被现实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的需要激活唤醒。因此，社会出现了生动活泼、绚丽多彩、汹涌澎湃的“文化热”。这个“文化热”实际上是在上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精英阶层”，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主义、流派、学理、思想，长短角势，百家飙骇；另一方面是在民间，平民百姓、地方基层干部，他们是立足实际，注重效用，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大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地奇招迭出，效果纷呈。笔者此时正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管理思想史研究。按照院、所规划，集体编撰一套分朝代、多卷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1983年，正值我们完成《秦汉经济思想史》，准备转入《魏晋南北朝经济思想史》的编撰之际，院、所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和需求，决定掉过头，把编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任务提前。于是在室主任马伯煌教授的带领下制订了三卷本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规划上报，此规划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在分工时，笔者承担了海外华侨经济思想研究和编撰的任务，为此曾先后到福建、广东和浙江沿海侨乡作课题调查，恰好遇上了东南沿海率先对外开放，他们发掘、利用海外三胞——侨胞(包括华人)、台胞、港澳胞雄厚的社会资源，运用“三引进”——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现代管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社会经济很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对如笔者一样从小生长在侨乡的人来说，前后对比感慨尤深，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思考：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人，为什么一对外开发，就有如此奇异的变化？因此笔者把课题对华侨华人历史的调查，同对外开放的现实结合起来，通过侨办、台办、侨联、“三胞办”(侨胞、台胞、港澳胞办公室简称)和引资办等经济部门，同时召开村、镇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会，调查改革开放“三引进”地方经济发展起飞的途径和做法。经过多方调查和资料积累，形成了一个概念，认为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首先是党中央在思想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干部、群众思想获得了解放；加之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方针，落实了海外“三胞”华人政策。这样，沿海，特别是侨乡，由历史形成的海外固有资源恢复了沟通渠道，犹如人体被人为切断了的血脉又重新接上，新鲜血液又源源不断流了进来，社会经济因此又恢复了生机。至于如何接上血脉恢复生机发展固有联系？各地干部群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根据本地情况，各显神通，各有千秋。他们深入发掘传统文化潜藏于民间历史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社会资源，用于推动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经过研究梳理，笔者根据社会现代经济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扩大、民主意识提高的客观变化，将传统的“五伦”转化为“五缘”。“亲缘”：以血缘为核心，包括拟亲或义亲、假亲等泛血缘在内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族、亲戚关系。“地缘”：以郡望、籍贯、乡土认同为纽带形成的大小同乡关系。“神缘”：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同道关系。“业缘”：以同行、同学为纽带形成的社会关系。“物缘”：以物为媒介，同需共好，在现代表现为以商品为主体的共利关系。五种社会人际关系，笔者将其概括为凝聚人群、沟通关系的五根纽带、五座桥梁，统称“五缘文化”。“五缘”排列基本以历史上产生的先后为序，但是“五缘”彼此间既区别又联系，难以截然分开。其中以“人的自身生产，即种的蕃衍”而产生的亲缘为基础，其他四缘皆从亲缘衍生。“五缘”概念及其内涵的确定，也有了一个过程。最早笔者提出的“五缘”中没有“业缘”而是提的“文缘”，后来是在福建泉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接受一位老先生批评才更正的。那位老先生批评说：“你提出‘五缘文化’这是大前提，其中内涵又提‘文缘’，这是‘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笔者认为批评得对，于是将“文缘”改为“业缘”。笔者一直认为“五缘文化”说的产生，来自社会实践，第一创造者是改革开放中在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和群众。例如，侨乡运用亲缘文化、地缘文化为纽带，作为沟通海外“三胞”华人桥梁，通过各种方式，走出去，请回来，唤醒亲情，恢复重建关系。浙江宁波，受邓小平在接见“世界船王”宁波籍的香港同胞包玉刚后说的“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启示，宁波市政府提出“动员世界宁波帮，回来建设新宁波”的口号。所谓“宁波帮”，实际就是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工商业缘群体。宁波市政府还进一步对“宁波帮”的内涵作了创新性的诠释，提出“宁波帮，帮宁波”，把本于宁波籍的人群扩大到帮助宁波发展的非宁波籍人士。这就大大拓展了“宁波帮”的范围，从而加快了宁波经济的起飞。又如，福建莆田是“东方海神”妈祖诞生地和祖庙所在地。妈祖信仰在全球有1500多座妈祖庙和上亿的信徒。台湾2300多万人口就有1200多万妈祖信徒。莆田市在改革开放后，提出“做好妈祖文章，打好妈祖牌”的口号，举办各种活动，弘扬妈祖文化，通过妈祖信仰神缘网络扩大对外联谊工作，招商引资，使一个贫困县转变为一个以制鞋业为支柱的著名鞋城，因而有“一尊妈祖招来一座鞋城”的说法。至于运用物缘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如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四川的恐龙灯会，各地以自己土、特、名优产品举行的文化节那就不胜枚举了。正是这些丰富的社会实践及其成功经验，给五缘文化说提供了客观依据，也启迪了笔者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五缘文化说提出的另一个基础就是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转轨中对企业管理科学化、民族化的思考。在经济管理领域，我国长期处于政企不分、高度集中、国家统管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因此大大束缚了家庭和企业的活力，压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考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首先要激活社会经济生产的细胞活力和生产者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由农村自发“分田到户，家庭承包”开始，进而推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业生产社会细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取得了成功经验。接着城乡企业引以为鉴，开始“松绑”“放权”，渐进式地确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整个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随着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展，引进现代化管理也成了社会热门，西方管理学各种流派的理论也大量涌入。但管理有“硬件”和“软件”之分，“硬件”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联系，诸如系统工程、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数学推导、计算机模拟和运用有关技术、工具、手段、方法等，在引进时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引来就用；“软件”则是同经营者、生产者即人的直接联系的管理方式和活动方式。而人是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社会、家庭中成长，受特定的民族文化、习俗的浸润、熏陶而具有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类型和行为方式的。所以引进外来科学管理，也不能不顾及运行机制的文化环境，也就是不能脱离国情、民情、厂情，否则就会产生“水土不服”难以存活。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日益暴露，一些敢于冲破旧体制大刀阔斧改革管理的企业家，就是因为未能同国情、民情、厂情相结合，盲目照搬外来管理模式而导致遭遇挫折，有的一度成为全国“管理明星”的著名企业家，也像流星一般陨落了。所以如何正确处理管理现代化中的科学化与民族化问题便凸显了出来。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请日本管理学家村山孚教授做日本管理学术报告，他谈到日本管理是怎样从中国古典作品中汲取经营企业的思路，特别提到《孙子兵法》《菜根谭》等许多著作。此事传到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任原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那里，导致了1984年12月以国家经委管理研究所名义在北京香山“第一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的召开，会议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纪要》，提出“发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科学”的新课题，明确“管理现代化应主要包括科学化和民族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今后的任务应当是“既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又重视总结我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做到‘洋为中用’‘中西结合’，另一方面吸取古代管理思想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源流结合’，如此两翼齐飞，在博采众长、融合提炼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科学”。北京香山座谈会还酝酿成立了以袁宝华为名誉会长，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潘承烈教授为会长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笔者所在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马伯煌教授正是参加香山会议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的顾问，在此之前他就被聘为企业出版社1983年开始组稿编撰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一书的顾问。由此机缘，笔者也应邀作为该书的撰稿人之一参与了编撰工作。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成立后，笔者也较早被吸收为会员，并被推选为研究会的理事。这个研究会与其他学术团体不同，不仅有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学者参加，而且有企业厂长、经理和国家、省市的经济管理干部乃至解放军院校的将、校参加。因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从校门走进厂门”，“为当前改革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实践服务，为实现管理的科学化、民族化服务，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管理科学服务”，所以研究紧贴现实生活，时代气息浓厚。在这样的学术氛围熏陶下，笔者对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率先开放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人际网络潜藏的社会资源，将其转化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诸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种种措施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在思想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互动、古今互动、中外互动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这也就是提出五缘文化说的又一基础。

总之，改革开放沿海“三引进”的成功经验和对管理科学化、民族化的思考，正是形成五缘文化说的潜在背景。

五缘文化理念在脑中逐步形成之后，好几年都未公开提出。1989年，我调入新组建的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担任以华侨华人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为主要方向的“综合研究室”主任，恰逢福建省漳州市邀请我参加“纪念吴夲诞辰1010周年学术讨论会”。吴夲是漳州籍宋代名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采药坠岩而殁，被百姓纪念神化，获朝廷敕封为“保生大帝”，在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拥有众多庙宇和信徒，影响很大。这个学术研讨会由漳州市政协主办，不但有福建各地和北京、上海等地学者参加，而且台湾保生大帝宫庙、团体和学者也首次组团前来参加，所以颇受福建省领导重视。我接到邀请函，在考虑参会论文主题犹豫不决时，所领导是原科研处处长，对我在经济所的课题调查情况比较了解，他鼓励我“把酝酿多时的五缘文化抛出去”，所以我就写了《五缘文化与纪念吴夲》论文参加会议。会议是在1989年4月17日上午开幕，开幕式后大会发言，我被安排在第三个。发言时我心里有点紧张，亮出五缘文化反响难料，所以发言照本宣科，不敢离稿纸一个字。当我稿子念得差不多时，突然有一个人走上台来站在我的旁边。我刚念完，他就迎着我要同我握手，要同我交换名片，并发言对五缘文化说表示赞同。他给我的名片上面署的是：台湾省宗教咨询委员会委员、玉泉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旭东测量公司董事长李炳南(赐南)。所以五缘文化说亮相得到首位评论的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朋友。下午讨论，对五缘文化反映热烈，可以说是一边倒肯定，有人甚至形象地说：“五缘文化可以成为凌驾海峡两岸大桥的五座桥墩。”讨论结束后，中共漳州市统战部长、漳州市政协副主席等一帮人特地到我住的房间表示慰问，感谢我为会议提供了一篇好论文。晚上，解放军“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一帮人，带着设备对我做了录音采访，第二天早晨就对外广播了。五缘文化说这样喜剧性的亮相，这是我做梦也没能料到的，能有这样的结果，我自然感到振奋，回到所里，领导也十分高兴。

二、五缘文化研究从个人研究到群体有组织的研究的转变

事有巧遇，五缘文化刚亮相，又遇上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要举行“全国首届侨务工作研究论文评选”活动，一位处长到上海社科院组稿，亚太所领导向他介绍了“五缘文化”，他约我面谈之后便约我为此次活动撰稿。所领导对我说：“这下你可以敞开写，把多年酝酿的东西都写出来。”于是我用了两个月时间，撰成有17000多字的《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交了上去。当时内心忐忑，交上去的论文也长时间内毫无音讯。可是到了1990年5月，突然收到国务院侨办的公函，通知我：“您的论文《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在我办1989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侨务工作论文评选中获二等奖，特发给证书与奖金(另寄)，以资鼓励。”没过几天又收到他们寄来的获奖证书、300元奖金和一本《侨务工作研究论文集》，其中汇编了“全国第一届侨务工作研究论文评选论文”38篇；一等奖空缺，二等奖11篇，三等奖21篇，其他6篇。对笔者而言，获奖证书、奖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缘文化获得上面肯定的信息，因此特别高兴，所领导说：“你可以放心研究了。”同年5月，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对《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作了压缩，改题为《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在第二期发表，《新华文摘》在同年9月全文转载。后又被译成英文，收入SASSPAPERS(4)，于1992年7月出版。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还把《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评为“1988—1991年度优秀学术成果奖”。此后我继续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五缘文化与海外华人投资》研究课题报告还获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1988.6—1990.12荣誉奖”。《五缘文化与华人社会》1990年8月21日在《大公报》发表，这是首篇“五缘文化”文章在香港发表。1991年2月《上海改革》第一期署名花建的文章对“五缘文化”作了评论：“五缘文化说作为一种理论型智慧型的文化产品，它给我国经济界拓展与海外华人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因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作为比较高层次的理论指导，它又给各地文化部门深刻认识当今炎黄子孙的文化纽带，推动我国与海外华人的经济合作，以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提供了重要依据。”[2]1991年8月6日，加拿大《大汉公报》署名“炎子”的文章《各地华人社会变化》称：“各地华人渐由‘落叶归根’的华侨，向‘落地生根’的华族转变，而‘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文化’仍然是当今和未来华人心灵联结的一座坚固桥梁，是世界华人聚合的坚韧纽带，并且将在发展世界华人的经济联系中起重要作用。”[3]1991年9—10月间，笔者应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之邀，赴新加坡访问，曾应该所和新加坡福建会馆、福州会馆、颐年学会等多个单位之邀作五缘文化学术报告，受到欢迎，当地传媒《联合早报》《海峡晚报》等作了报道。由此五缘文化说影响从国内逐渐扩及海外。1992年12月，我申报的《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课题也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1992年4月，联合国环境发展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有2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银行、世界绿色团体等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环境与经济同步发展国际会议”，笔者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发表主标题为“追求和谐：人—社会—自然”、副标题为“东西方人天观比较与人类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的论文[4]，得到美国、欧共体和俄罗斯学者的肯定，引起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的注意。在大会发言休息时，他特地叫秘书把我从会场带到他的休息室，询问国际学者发言中提到我论文中的“五缘文化”具体内容。因为大会中间休息时间很短，没说几句会议又要继续，我只好对他说：“我明天带一篇论文来向马老请教！”第二天我就带了《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当面送给他，并说：“这是我比较具体阐述五缘文化的文章，请马老给予批评指正。”说完因为会议又要开始了，我便走了。会议结束，我以为就此完事了，未料到过了几天，我又得到通知说马老要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要我去参加。我去了，只有五六个人参加，内容就是要大家把自己研究的主要课题作简要介绍。轮到我时我就把五缘文化说的酝酿、提出和主要内涵向他作了汇报。马老开头只听不说，边听边在本子上做点记录，临末主持人要他讲话，他对每个人的汇报都作了点睛式的评论。他对我说：“五缘文化研究有意义，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一块资源在海外，因此要深入研究下去！”座谈会结束没几天，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分支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长朱荣林教授便来找我，说：“根据马老指示，我们想在所里建立一个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请你帮助筹建。”有此机遇，我当然高兴。于是分别在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还有中共上海统战部所属的《浦江同舟》(当时叫《上海统一战线》)编辑部等单位邀请了10位对五缘文化感兴趣的同志，推荐给朱荣林所长，聘为该所的兼职研究员。1993年10月6日，经数月筹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正式成立，笔者被聘为兼职研究室主任。从此，五缘文化研究进入了有组织的群体研究阶段。1994年1月，《论亚太地区华人文化(五缘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兼论华人资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与作用》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1993年度优秀论文奖。1994年11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的支持下，由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编辑的五缘文化研究第一本专著，笔者的《五缘文化论》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内容是以笔者承担的上海市社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收入13篇论文和两篇附录：英译《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和李科达的《林其锬和五缘文化——林其锬访问录》，书由著名学者、书法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题签，著名学者王元化题词“五缘文化华人纽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长朱荣林教授作《序》。1992年12月，在出书之前，由笔者承担的上海市社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课题成果鉴定小组评价：“课题承担者所提出的五缘文化说具有渗透力、凝聚力、相容力的特点，因而课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具有了学术性与应用性双重品格，它不仅可以解释散居五大洲华人社会许多独特现象，又能成为沟通华人世界的纽带和桥梁。”1994年12月，笔者承担的《“五缘”文化与世界华商经贸网络》课题研究报告，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优秀论文奖和上海社会科学院“1993—1994年科研成果荣誉奖”。该成果首先在《国际科技经济社会研究》发表，《浦江同舟》摘要刊出，后又作修订在《福建学刊》《东南学术》《经济纵横》等刊物发表或转载。1996年12月经中国科学院“八五”科学技术成果编审委员会审定，认为“该成果符合入选条件”，被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成果选》，并获荣誉证书，而同时被收入的还有笔者发表在《亚太研究》1993年第3期上的《90年代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五缘”文化与世界华商经贸网络》还被收入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也被《华商经济年鉴》(1996—1997)收入。其主要论点，被诸多海内外文章所援引。

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成立之后，由于有组织、有规划、有课题经费支持，集中体现出群体协力效应，不仅在报刊发表的成果渐多，诸如1994年在上海等十个省市农委联办的《现代农村》杂志开辟“五缘文化与海外华人”专栏(月刊，每期两篇论文)等，而且还应社会需求把五缘文化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结合，参与分别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举办的“侨务干部培训班”“社区干部培训班”“企业管理培训班”等培训，促进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充分发挥了五缘文化学术性与应用性双重品格的优势，社会影响也迅速扩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长朱荣林教授有鉴于此，决定要扩大五缘文化研究规模和研究范围，恰好有一家企业表示对五缘文化研究有兴趣，愿意提供经济支持，于是便决定合作，由研究所出人，把研究室扩大聘请研究人员，由企业出钱提供科研经费和常年行政经费，共同合办五缘文化研究所。经过筹备，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于1995年12月9日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举办了“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西安、福州、厦门和上海的60多位学者，还有许多来自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干部。这是以五缘文化研究为主题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五缘文化的内涵、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社会功能、研究方法。会议宣布成立的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聘请笔者担任所长兼法人，研究所聘请了包括原研究室10位成员在内的30多位跨地区的兼职研究员，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副主任的马洪、孙尚清，著名学者王元化、张仲礼、顾廷龙、徐中卫、朱荣林，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邓旭初等被聘为研究所顾问，后来又增聘了夏禹龙、钱谷融、林炳秋、邓伟志为顾问，此外还聘请了当时的世界福州十邑总会秘书长新加坡刘用和、美国美华艺术学会会长林中明博士、台湾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台湾文化三清宫主持人黄胜得博士为海外顾问，同时还聘请了台湾著名学者林安梧、新加坡人力资源培训学院院长刘嘉照博士等为海外特聘研究员。会后，由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选编的《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论文集于1997年8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共选收论文30篇。封面由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题签，扉页由顾问顾廷龙题签，书首有两个题词，王元化题词是“文化需要开放，开放需要文化”，徐中玉题词为“重视五缘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祖国统一”。有三个序，张仲礼院长题为《论研究五缘文化之意义》的序肯定“深入研究五缘文化不仅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祖国统一大业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我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也具有实际意义”[5]序1-2。马伯煌教授题为《论五缘文化与海外华族的网络关系》序指出：“五缘文化也同儒学一样，虽然经过历史上的颠错支离，分化演变，但其主流——群体主义思想，犹能见重于当今之世者，正由于它能深入世俗而不为世俗所辟易的缘故。”“作为华族的企业家们则应发扬五缘文化精神，集结智能，团成多层次网络，在海内外经贸事业活动中取得应有地位，则于国家建设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效益两全矣。”[5]序3-4台湾黄胜得博士《论五缘文化之精神》序末祝贺《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一书出版时写道：“五缘五缘，象征着中华传统之民族文化力量；它代表人类缘分之方向，有五种缘所结合之人，共同奋斗，开创未来之光明前途；它为中华民族团结之原动力。此巨轮将航行世界五大洲，目前正航行于中国大陆之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及台湾、香港、东南亚华人社会上，此亿万吨巨轮承载着无量数之五缘人……慈航普渡，广结善缘，名曰五缘号……凡悟到五缘文化之道德真境，以早登五缘号为快。”[5]序5-8《前言》由笔者执笔，主要阐述了“缘”的含义、“五缘”内涵，五缘文化说的提出、研究对象、社会功能以及本论文集主要内容。书末附录由孟初(罗义俊)撰写题为《在五缘网络中的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学术讨论会述要》。此次会议上海、北京、福建有多家报纸刊物作了报道评述，上海电视台也播放了会议采访新闻，社会反响热烈。

受上海影响，由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筹建，并由社科联直属领导的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也于1996年11月在福州市成立，同时也举办了“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由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吕良弼教授兼任会长，成立大会和学术研讨会不仅有多家媒体报道，福建省电视台还专门摄制了《文化新视点：五缘文化》专题片。

从国务院发展经济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成立“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到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和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五缘文化研究从个人到群体有组织研究的转变，这为五缘文化研究翻开了新篇章。在研究初期，学术界有“三缘”“五缘”“六缘”“七缘”“十缘”的争论，对“缘”的内涵也存在不同看法，也有少数持否定的观点，但是从发表的评论文章看，多数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和群众，还是比较欢迎的。所以有人说：“它还是比较接地气的。”这大概正是“五缘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是它具有比较旺盛的生命力所在。在这过程中，还特别要提出的是邵阳学院胡克森教授独辟蹊径，为研究五缘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胡克森教授的五缘文化研究起步很早，据他自述：他自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洞口县委办公室综合信息组工作，某天看到《新华文摘》转载《“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这篇文章后，便对五缘文化这个概念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开始研究五缘文化。他结合自己的工作，运用五缘文化视野从写简报到写文章、论文公开发表。1998年他调进邵阳学院(前身邵阳师专)工作。2004年，他便以“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为题申报了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社科课题，并获得立项。经四年研究，撰成30万字的《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专著，于2008年8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研究撰著过程中，他还在《史学月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刊物发表了5篇论文作为中期成果。该书出版后，获得邵阳市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而后胡教授又将“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历史专业学生的选修课“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中的一个专题。从2011年开始，胡教授又专门开设了“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选修课，总共30学时，2个学分。2020年12月，又在校领导支持下，创建了邵阳学院五缘文化研究所，结合邵阳社会实际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五缘文化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双重品格的长处，以深入研究五缘文化、推动农村振兴。胡克森教授五缘文化研究之路，是一条非常扎实而有成效的成功之路，他的经验有可供借鉴的重大意义。

回顾32年五缘文化研究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1997年)：这个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五缘文化的内涵、研究对象、社会功能的探讨，通过对“五缘”历史资源、社会资源的发掘和对外开放“三引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调查、总结，以事实论证五缘文化说存在的空间和合理性，其学术成果标志有《五缘文化论》(林其锬著，1994年出版)、《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编，1997年出版)，此外尚有《五缘文化与市场营销》(林有成著，1997年出版)。

第二阶段(1998—2010年)：这一阶段研究一方面延续第一阶段五缘文化应用效能、现实意义的研究，同时扩大视野，从经济扩展到政治、文化(特别是海峡两岸闽台关系)；另一方面则转向五缘文化说的理论深化，体系构架的探索。由林其锬、吕良弼主编，有林其泉、周建昌、吴以宁、林建华、舒志超等参加编撰的《五缘文化概论》(200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五缘文化概论》“绪论”阐述了五缘文化研究的发端与隐潜性背景，研究的对象与基本内容，研究理论的出发点、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及研究的进展、影响和展望；主体部分分总论、分论、实践上中下三编，共计38万多字。

第三阶段(2011—2021年)：这一阶段五缘文化研究在前两阶段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吸引了同五缘文化相关而有兴趣的多学科学者参与，研究重心转向五缘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中华民族心理联系、五缘文化表现形态的历史嬗变、五缘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以及五缘文化与现代综合功能等系统研究，亦即由显而隐探索五缘文化根、心理源。由隐而显探索五缘文化的载体民俗、社团形态、功能历史演变，从而为构建五缘文化理论体系，进而为五缘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夯实基础。这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林其锬主编、施炎平副主编，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丛书共五册，110余万字，林其锬作《总序》，各册从不同学科角度介入，用不同的视野考量，形成有机整体的学理结构。五册分别是：(1)《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施炎平著。内容侧重于“五缘文化基因”的考量，旨在阐明中华文化之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特质，又以“五缘归宗”“缘分价值认同”观念切入，确认中华历史文化之价值体系核心在“有序和谐”境界追求，进而概括论述“刚强与厚德”“修己与安人”“真诚与守信”“公平与正义”“柔远与睦邻”五对关系范畴，说明五缘文化何以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之基本构成，并积极评价其现代意义。(2)《五缘文化与心理研究》，蒋杰、唐树良等著。内容紧密围绕五缘文化心理共鸣场效应及其运行机制这一核心，系统分析五缘文化需要、情感、认同和契约等四大基本要素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功能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深入探索“五缘”人际吸引力、群体向心力和五缘文化辐射力、同化力等四种场力的功能作用，从而提出五缘文化心理共鸣场所产生的心理动力可以推动民族心理凝聚力的提升和民族心理素质的优化，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等一系列思想观点。(3)《五缘民俗学》，郑土有、贾利涛等著。内容立足中国根深蒂固的“缘”文化，从“缘”与“俗”的关系入手，研究在“五缘”基础上生成的诸民俗事象，揭示因缘生俗、由俗显缘、缘在俗在、由俗固缘的特征，以及由亲缘民俗、地缘民俗、神缘民俗、业缘民俗、物缘民俗构成的五缘民俗学的基本框架，探讨其发生、发展规律，内涵特征，表现形态，现实功能。(4)《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赵红英、宁一著。内容立足历史与现实，对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因缘成链，落地成团，从守望相助、支撑发展，到争取平权、共同发展，再到融入主流，开放发展的进程及其功能变化特点，从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视角作了探索，展示了五缘性社团在海外的众生态，进而展望其发展趋势和前景，揭示五缘文化在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历史、现代和未来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5)《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软实力》，施忠连著。本书从揭露美国软实力概念的霸权主义实质切入，分析五缘文化具有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和自发性、亲民性、包容性五个本质特征，创造性地提出“民族软实力”新概念，进而阐明中华民族独有的软实力内涵、社会效应及其优越性，其中论述了世界华人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功能，揭示五缘文化打造的世界最大的华人人际关系网和最有效的联系方式，进而论证五缘文化不仅是全球华人与民族母体血肉相连的文化脐带，而且能向外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和魅力，形成对外部世界的感召力。因此，深入研究、发展五缘文化应当成为中华复兴的民族战略。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粗略的归纳，这个过程的实质，台湾知名学者、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的林安梧教授曾有一个带有哲理性的分析和概括：“五缘文化是由华人生活世界里，由‘经验的觉知’，再经由‘概念的反思’，进而‘理论的建构’，这是华人从自本自根长出来的理论。”

三、五缘文化32年研究的收获与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于五缘文化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从社会底层涌现出来的社会活水，五缘文化研究是从实践性、应用性起步，逐步向学理性、本原性的方向深化，所以具有鲜明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的双重品格，因而不仅吸引了理论研究的众多学者，也吸引了众多奋斗在第一线的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相关人员参与。30多年来，由于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参与和努力，特别是沪闽两地成立了五缘文化研究机构之后的紧密合作和有组织的推动，五缘文化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理论研究方面，迄今为止已出版的专著、论文集有：《五缘文化论》(林其锬著，1994年出版)，《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编，1997年出版)，《五缘文化与市场营销》(林有成著，1997年出版)，《五缘文化力研究》(吕良弼主编，2000年出版)，《五缘文化概论》(林其锬、吕良弼主编，2003年出版)，《海峡两岸五缘论》(吕良弼主编，2003年出版)，《物缘文化研究》(林建华著，2004年出版)，《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胡克森著，2008年出版)，《五缘文化：寻根与开拓》(林其锬、武心波主编，2010年出版)，《五缘文化与两岸关系》(王碧秀主编，2010年出版)，《五缘文化与榕台民俗》(赵麟斌著，2014年出版)，《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林其锬主编，施炎平副主编，2014年出版，共五册：《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施炎平著；《五缘文化与心理研究》，蒋杰等著；《五缘民俗学》，郑土有等著；《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赵红英、宁一著；《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软实力》，施忠连著)。此外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五缘”研究成果选集》(2009年)。除了出书，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和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还分别创立了《五缘文化研究》和《五缘文化》学术交流不定期刊物和“五缘文化”网站，发表了数百篇五缘文化文章，其中仅《五缘文化研究》就出版了22期，发表了260多篇文章。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主编张秀明2015年12月以“五缘文化”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有784篇论文。30年来，沪闽两地举办的五缘文化学术研讨会较大的就有30多次，在社会各部门举办的“五缘文化”讲习班，讲座达数百次之多，仅福建五缘文化研究会同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先后两次开办的“两岸同根——五缘文化”和“五缘文化大讲堂”，前者50讲，后者100讲。讲座遍布侨务、港台、统战、经贸、企业、社区、村镇各个领域。在许多报刊，如《人民日报》《新疆经济报》《现代新农村》《东南学术》《社会科学报》都开辟过五缘文化专版或专栏。

由于五缘文化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按照文化三分法，它属于介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中间层的制度行为文化，内系精神文化，外联物质文化。所以它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广，包容性大，渗透性强。五缘文化研究具有边缘学科性质。正因如此，五缘文化说提出之后，便吸引了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注意和参与，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它已被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华侨华人学、民俗学、谱牒学、方志学、宗教学、管理学、营销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研究等学科所援引。在实践方面，它也为侨务工作、港澳台工作、统战工作、社区建设、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对外经贸、海外联谊、旅游工作、乡村工作乃至国际关系、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用。福建省侨联就曾提出把五缘文化作为“扩大对外联系的抓手”。上海市闸北区宗教民族华侨事务局，在其所属全区街道运用五缘文化建设侨务社区的试点，并且在总结八个街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2001年10月举办了“五缘文化与社区工作研讨会”，展示了实践的成功经验，还编印了专辑。福建省“十一五”规划提出“五缘”“六求”“建设海西”为内容的“新闽台工作方针”，也就是利用“五缘”优势，实现六个要求，达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目标。《福建日报》评论员认为：“‘五缘’‘六求’是新论述，是大局观，更是奋进的号角，行动的部署。”[6]因此，五缘文化在福建省广泛传播，厦门钟宅湾开发区也改名为“五缘湾开发区”，厦门—金门轮渡船也被命名为“五缘号”。2008年，厦门新建的一座跨海大桥也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题写命名为“五缘大桥”。不少民营企业，也争向国家商标局抢注“五缘”“五缘文化”商标。

随着研究的开展，成果的增多，实践运用的推广，在国内外影响的扩大，五缘文化说也引起了领导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不仅为《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一书题签，而且在1997年11月会见当时的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时说：“两岸共有五种‘缘’……因而更应共同迈向统一。”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1998年2月在为《团结报》上海记者站和东方文化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东方五缘文化摄影展”撰写的《前言》中也肯定：“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对于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7]1995年3月和1996年3月，《人民日报》总编室还将笔者两篇研究五缘文化的论文摘编题作《海外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化》和《充分利用海外华人“智力库”》作为《内部参考》上报。1996年9月5日，《人民日报》以《五缘文化华人纽带——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文化在华东》为通栏标题刊出了专版，并加《编辑手记》肯定：“文化资源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种缘便是一根坚韧的纽带，一座坚固的桥梁，它把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各色人等编织成色彩各异的人际网络，汇聚成地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如何充分利用五缘文化资源，华东地区各省市已经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借鉴这些经验，开掘区域文化资源，为发展地区经济服务，显然是一项有实际意义的工作”[8]。1998年5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机关报《新疆经济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对笔者专访题为《“五缘”文化理论的意义》长文，并发表《新疆需要倡导五缘文化》的社评，指出：“‘五缘’是客观存在的，当它还没有上升为文化理论形态时，它处于自在状态，人们受‘五缘’情感的驱动，自发地进行着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现在上升到理论高度，它就会由自在状态转型为自为状态。……五缘文化理论在新疆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五缘’关系纵横交织，形成巨大的网络。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存在着多头‘五缘’关系。当我们用‘五缘’观点来观察这种关系时，就能发现许许多多的同。民族分裂分子总是强调异而否认同。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同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个同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在发展新疆经济建设上，‘五缘’更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9]2010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丁常云作《重视开展五缘文化研究，努力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发言，并同李光富、赖保荣、湛如等四省市委员联署作为提案，被大会接受作为“第1423号”立案，会后转有关省市。中共上海市委2010年9月14日发出《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423号提案的答复》文件，文件肯定“五缘文化发源于上海，由林其锬教授最早提出，现已在全国部分省市乃至海外华人世界有较大影响”，并且就关于“五缘文化的保护、研究、宣传”和“五缘文化的实际应用”两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分别由市委宣传部和统战部落实。同年9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也向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颁发了“五缘文化”和“所徽”商标注册证书，2012年又颁发了“五缘”商标证书。“五缘”文化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刊发五缘文化文章和转载、评论的报刊超过百家，同济大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季慧博士，在2011年12月30日，从美国Google(谷歌繁体)检索，“五缘”有247 000 000项结果；“五缘文化”有92 920 000项结果。美国洛杉矶由加州大学华人学者吴琦幸教授发起，于2009年10月注册成立了“美国五缘文化协会”(Five Yuan Culture Association in USA)。

对于“五缘”文化研究，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已故的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禹龙研究员生前曾用“成果累累，绩效斐然，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十六字予以评价。五缘文化30多年来研究之所以能获得较丰硕成果原因有三：一拜改革开放时代所赐；二是借助众力、积渐而成；三赖社会贤达、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五缘”文化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年，根据马克思晚年研究成果遗下的笔记撰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两种生产”的理论：一是物质生产再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也就是人的自身生命的生产再生产。两种生产结合同样是制约社会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基础。夏禹龙先生指出：五缘文化研究的意义，首先有利于破解中华民族文明为何能绵延不断、与世长存之谜，“五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增添了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的一种文化解读”[10]。其次，五缘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能寻中华民族文明之根，破解历史之迷，而且更在于它能立足当代，开拓中华民族的未来。在面对全球化时代怎样使传统性和现代性有机结合的难题，中华文明和五缘文化本身的特点就内在地包含着解决这一紧迫难题的因子，因为中华民族的五缘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相比至少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是网络而非板块。这种特有的联系网络不仅不自我封闭，而且充分开放，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殊异的形式加入全球联系网络之中，为全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2)包容而不是排他。中华民族文明之所以能与世长存，恐怕与它能广泛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就更需要发扬中华民族文明富有包容性的优点，以五缘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基点，广泛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长处和优点，使中华民族文明能无愧地自立于世界各民族文明之林[10]。

“五缘”社会网络是中华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德厚物、群体本位、伦理中心民族文化核心精神的外化，它的产生源于“人的自身生产，即种的蕃衍”，核心功能在于调谐人际关系，凝聚人群，表现形态为与时俱进。从历史考察，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型，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型，再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融合型。所以五缘文化具有很强的时代转换性和适应性，具有很强的自我调适功能和涵化力、适应力。因此，“五缘”文化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有极为广阔的拓展空间，虽然经过30多年的群体努力，获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仍是处于初创阶段。

现在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针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答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五缘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的一种形式，基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也可以扩而大之，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力实现的一种形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五缘文化研究拓宽了视野，也展示了此研究广阔的发展空间。“缘”有“善缘”“恶缘”之分，我们要趋利避害，善用五缘文化，广结善缘，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五缘文化的吸引力、向心力、辐射力、融合力，以及其凝聚群体的社会功能，以其为桥梁、纽带，义利结合，情理相融，沟通人心，化解心结，团结全国各族和世界人民。五缘文化研究，应该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它具有包容性、渗透性、融合性的边缘学科特点和学术性、应用性的双重品格，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学科区隔理念的束缚，采取文化与经济互动、古今互动、中外互动的综合研究方法，加强同各学科、各行业、部门的合作，按照实际情况，采取“五缘文化+X”的方式，扩大研究和应用领域。“五缘文化”研究可以从两条道路并进：一是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中发现活水，吸取新鲜经验，启迪灵感，寻找活水源头，观澜溯流，振叶寻根，探索古今文化链接根据；二是从历史资源中寻找源头活水，追源溯流，因枝振叶，撷取精华，探讨现实意义。弘扬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11]340的文化精神。中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的，从“天道”与“人道”相通，“天人合一”重心在人的有机整体和系统有序和谐的思维出发，以追求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理想，形成非常完整的以群体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崇德向善的道德文化，可以说是最具“民族性”和“独特魅力”的，其中蕴藏的“人类自身生产，即种的蕃衍”，人类生存发展的知识和智慧之丰富，可称是世界仅见。因此，可以从中深入发掘，有鉴别地吸收并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1]341，这将是五缘文化研究取之不尽的资源。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吸取世界其他文明有关的资源作为参照。

总之，有伟大目标、广阔空间和既有初步发展基础，借助众力、继续开拓，五缘文化研究更上层楼是可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