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形象忠义之争中的论证误区与解读困境

陈雅惠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金圣叹读水浒、品人物时感叹：“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参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1]46这还原了许多读者品评宋江形象时百转千回、甚至是前后抵牾的曲折心路，更是学界争鸣不止、莫衷一是之研究局面的真实写照。在宋江人物形象的纷纭聚讼中，以忠义之争最为激烈，论争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亦存在解释不清、论证不当之处，对此本文试做系统梳理并进行深入剖析。

一、宋江形象研究歧见迭出

宋江人物形象的探讨十分激烈，学者们所持观点往往相反相悖、毁誉不一。誉之者无数，或盛赞他为众口播誉、名闻寰海的“忠义之烈”，或称扬其为“人民群众理想中反奸抗暴的英雄”[2]。不少研究者从宋江保国安民的理想和“统豺虎、御边幅”的功绩出发，认为宋江是可与岳飞相提并论的“具有一定民族意识的封建时代的爱国志士”[3]，还有研究者视梁山义军为农民革命的正义之师，对作为义军中流砥柱的宋江大加颂扬，认为宋江是“人民性和群众性都十足的人”[4]，是“重义气、轻法度、有谋略、有胆识的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5]。责之者亦不在少数，大都义愤填膺、言辞凿凿。金圣叹等文人站在维护封建秩序和法度的角度斥责宋江为罪不可讳的“盗魁”，并通过剖析施耐庵的“深文曲笔”剥去宋江的“伪装”，将其认定为不忠、不义、不孝的“权诈”之徒。此类质疑延续至今，不少学者认为宋江“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计算，支配欲极强”[6]，“变诈屡现，奇谋迭出，简直一个大谋略家的形象。”[7]这些指谪虽有不同，但大都以否认宋江之忠义为出发点。然而即使义举和忠心得到认可，宋江也难免于研究者的批判，或被认定为领导革命最终却屈膝投降的叛徒，或贬斥为“念念不忘朝廷赦免的诏书，随时打算投降”的“封建主义的奴才”[8]。

功过褒贬的评价标准往往导向非黑即白的结论，使得毁誉双方各执一词，水火难容，且此类定性分析的方法有如盲人摸象，得其一点，不及其余。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跳出了这种黑白分明的分析立场，从更宽广的维度来审视宋江的人物形象。复杂性格一说便着眼于人物的多面性。有学者试以两分法解释宋江人物性格的复杂之处，或将宋江性格视为反抗性与妥协性的对立统一，如“既是忠君报国、行侠仗义的英雄，是伦理道德的楷模，也是助纣为虐，充当屠杀梁山英雄的刽子手”[9]86-87，或将矛盾归咎于宋江“性格发展过程中‘义’与‘忠’的矛盾冲突”[10]。也有学者强调宋江的性格是多重的，“是一个由多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不同特征以及几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思想倾向、道德标准、群众心理等汇集而成的复杂矛盾的综合体。”[11]由此立场出发，研究者着眼于分析人物的多个侧面及多重身份，就如郭英德《论宋江形象的人格内蕴》所分析，“他（宋江）在经济上是小地主，政治上是刀笔吏，文化上是知书识礼的文人，行为上又是行侠仗义的侠士，可谓集诸种身份为一身。”[12]

还有不少学者从特定的视角对宋江人物形象展开研究，提出了颇为独到的见解。此类研究成果颇丰，不胜枚举，以下略举两种。其一，部分研究者将水浒的创作视为作者理想和情感的寄托，据此对宋江形象进行剖析。如曲家源认为“作家（施耐庵）按照儒家经典中关于‘君子’人格的规范来描写他的理想人物”，宋江“是作家的理想‘完人’”[13]。而汪小瑞则与之截然不同，在他看来，宋江是作者为了宜泄现实中受到压抑的情感并实现生活中难以达成的愿望而有意塑造的“平庸领袖”[14]。另有“吏胥强人”一说，从宋江郓城小吏的政治身份切入，认为“宋江是一个从‘公人世界’中分化出来的能仗义疏财、有威信和权谋的‘强人’”，但由于“所志有限，不敢做‘小宋皇帝’，敢反抗而不敢胜利。这就使梁山弟兄们为拥护他而付出了鲜血的代价。”[15]而人物形象塑造最成功之处是他“作为小吏的神姿与气质”[16]。

二、忠义之争中的论证误区与解读困境

宋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小说中随处可见“仁义礼智信皆备”这般的溢美之词，似乎是《水浒传》给出的明确答复。然而宋江的言行却不总似此类赞诗一般态度鲜明，私放晁盖、醉题反诗等行为似乎有违忠鲠，力主招安、礼遇高俅、鸩杀李逵等行径更是难称义勇。宋江身上充满着令人费解的谜团，抉择常有乖忤难解之处，使得这场热议经久不衰，也给宋江招致了诸多非议和骂名。因此，宋江落草至招安的生命轨迹是研究的重中之重。论者对释晁盖、怒杀惜、吟反诗、上梁山、主招安、反清剿、宴奸臣、平方腊等一系列事件进行阐释剖析，分析宋江行为背后潜藏的性格特点和价值观念。“忠义”二字是《水浒传》的灵魂，是小说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的核心要素，正如宋江“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的自我剖白，忠义贯穿了宋江的一生。论者多以忠义冲突论来解释宋江的行为，认为宋江“标榜‘忠义’，但从造反的行为来看，可以说是不忠；从他为报效朝廷不惜葬送梁山事业，牺牲梁山兄弟的性命来看，可以说是不义，这充分体现了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17]42在研究者眼中，宋江的言行摇摆于忠义之间，其实质是宋江性格结构中不同性格侧面的冲突。笔者则认为，忠义也可视为道德规范，是规范和指导行为的伦理标准，更是宋江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可借由分析忠义冲突关系探知宋江的价值取向，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因此，研究不能驻足于矛盾的表象，应深入考察矛盾的本质，进一步阐明忠义的矛盾关系，并推究这种艺术效果的成因。

就此问题深挖，学界有两种观点最为常见。其一可称为转变说，研究者认为忠与义在宋江人生的不同阶段展现出消长隐显的变化关系。不同学者的分期略有不同，白盾认为梁山事业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时达到鼎盛时期，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谢荣翔等则将梁山落草、成功招安作为宋江人生的转捩点，分成“上梁山前”“上梁山后”以及“招安之后”三个阶段。分期虽异，却不影响结论的相似性，研究者们都认为宋江初以义为先，而后转变为舍义求忠。其二则为主忠说，认为“其（宋江）前后的性格逻辑也是一致的”[18]。“纵观宋江的一生，在其思想深处‘忠’对‘义’具有绝对的制约作用，表现出其性格的前后一致性。上山同招安都是其忠君观念在特殊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上山聚义是曲线尽忠；接受招安是凌云之志的初步实现；征辽、平方腊等等则是建功立业的具体内容。”[19]93-97比较这两种观点，招安归降之后宋江为国效力，为君尽忠是研究者们的共识，分歧主要落在招安之前，其中宋江由官入盗的落草之路则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解读。宋江招安前是舍忠取义还是不违忠心，成为论争的焦点。

转变说拥护者皆以“义”论宋江，有论者直接以“‘义’字当头的英雄”相称，以宋江冒险私放晁盖为例证，认为宋江“置国家的法度于不顾，置个人性命安危于不顾”表明“义压倒了法”，义战胜了忠[9]86-87。有的学者则选取落草之路上诸多重要义举作为“义”的发展脉络，从义释晁盖、智得秦明和醉吟反诗等争议事件出发，分析不同情形下宋江的价值取向，进而获得相似的结论。研究者常以一阶段一主题的方式来解读宋江的人物形象，这种分析方法和论证思路并不完全合理。金圣叹批评宋江在揭阳镇同意开枷时所说：“此书写宋江权诈，俱于前后对照处露出，若散读之，皆恒事耳。”[20]此言本来意旨在批判宋江言行前后不一，为人险诈，但也指出，考察宋江的性格特质，不应只凝视一时一地之言行，而应前后关照，放眼人物的一生。宋江自诩一生忠义，忠义应该是贯穿始末的主轴，而非交替出现、阶段性恪守的精神信仰。因而在小说文本里，读者除了看到宋江仗义疏财、广交群雄、济贫扶弱等彰显英雄义气的行为，还会看到他大呼“不忠不孝”“虽生何益”、以死相抗不肯接受刘唐等人共赴梁山邀请的举动。这类文本凸显宋江对于忠的坚守，在上梁山前的故事里出现，穿插在宋江与梁山英雄的往来交际中。因此读者若仅就言行的表象来考察人物形象，往往会觉得宋江时忠时义，摇摆不定。研究之时应兼顾文本中表现忠、义两方面的信息，以此来洞察表象背后忠义的角逐较量。一阶段一主题的研究模式不合理之处就在于此。

转变说在解读宋江上梁山前的形象之时，研究者常常以一个或几个具有代表性且能体现宋江义气的文本为例，给宋江贴上“义”的标签，对文本里宋江几番推拒和忠言孝行却选择性回避，甚至视而不见。此类方法的论证逻辑是以义论义，虽能证明宋江具有义的品格，却无法对忠做出解释，又怎么能说明在此阶段里忠让位于义，宋江有义气而无忠心呢？若以此分析宋江的人物形象，必定会因具有指向性的信息导致人物形象简单化、扁平化，而使研究有以偏概全之嫌。不仅于此，正如冯文所言：“宋江一生似乎总处在‘自我’矛盾的纠缠中。他的行为看似出于自为的选择，实则身不由己，常常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而无力自拔。”[21]君主昏聩、奸佞当道的乱世造就了太多身不由己，宋江尤甚。若以上梁山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义可以视为宋江第一个阶段的最后归宿，却不能囊括这一时期的全部选择，也不能等同于宋江的人物形象，更遑论代表人物的全部性格和价值取向。

同理，主忠说的拥护者若想证明宋江的忠心从一而终、至死不渝，对于第一阶段宋江的种种义举，也具有不可回避的解释义务。义释晁盖、怒杀阎婆惜、大闹清风寨、浔阳楼题反诗等故事常被当做宋江义胜于忠的“证据”，其中又以释晁盖和题反诗最常被研究者提及，用作证明宋江舍忠取义的“决胜法宝”，似乎成为主忠说最难以反驳的“铁证”。

私放晁盖一事，宋江为了朋友知法犯法是小说世界里不容分辩的事实，研究者往往从宋江的实际行动出发，认定这是宋江重义气、轻法度的一大表现[17]28。但认为忠心主导宋江思想的研究者却无法完全认同。他们也回归文本，寻找自证和反驳的材料。很多研究者将文本中宋江的心理描写作为论据，通过分析宋江的心理活动来探讨忠义的矛盾关系。研究者认为宋江出于友情和正义冲动违背法度私放晁盖，但是他的“任侠仗义仍超不出承认官府统治是正统这一观念的范围，所以一听说晁盖等人在梁山‘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便不胜震惊竦惧，认为这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22]110而宋江连夜打发刘唐回寨并不忘叮嘱“再不可来”，则更凸显了宋江在“法度”面前“小胆”，远不是视法度为无物的人[22]110。但如若谨遵法度却能为了义铤而走险，为了义甚至能够违背信条维护不认可的行为，不恰好证明了义对于忠的压倒性胜利吗？如此一来，此番证明好像反“为他人做了嫁衣”。因此有学者提出在心理分析之前，应先明确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这一行为的性质，他认为“‘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所以循情枉法还不能说就是造反；其次它与宋江一贯尊奉的赃官好皇帝的忠君观念没有根本的冲突。”[19]93-97因此这个故事不能说明宋江已有了造反之心，换言之，不能以此证明宋江不忠。私放晁盖一事是否可以作为义的胜利？争论双方皆可在这段文本中找到佐证，分析论证的过程也都能自圆其说。就这部分的文本信息而言，似乎难以找到一把衡量高下对错的标尺。

当研究者试图解释题反诗这一情节时，也会再度陷入相似的困境。宋江在浔阳楼上饮酒浇愁，却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学者对《西江月》及前两句诗的理解大同小异，观念的交锋点落在最后两句诗的解读之上。当学者认为反诗凸显了义对忠的压制时，往往将反诗看成宋江的酒后真言，是宋江“暂失理智时潜意识中志向的真实反映”，这首诗歌揭露了人物矛盾性格的核心冲突，即“理智上要做忠孝人，潜意识里却要做黄巢”[23]。研究者将黄巢“乱臣贼子”的政治身份和起义谋反的不忠行为视为宋江创作灵感的触发点。反对者不从黄巢与朝堂的敌对关系出发，而是延续《西江月》和前两句诗所传达的身世漂泊、不甘平庸的郁愤之情，在此情感基调上理解黄巢这一意象所寄托的情感。有学者从黄巢起义的原因出发，认为宋江有感于黄巢空有才华却晋升无门的遭际，自比黄巢只是“感愤抒怀”，抒“欲忠不得之愤，而非造反之愤。”[19]93-97有的学者则认为宋江是以“忠义之士”的目光来写黄巢，“宋江的‘比高’与其说是欲行谋反，是对‘黄巢谋反’结局的某种批评与不屑，是隐指‘封妻荫子’之结局要优于亡于“乱臣贼子”之身份。”[24]持此观念的学者解读时回避了黄巢敏感的政治身份带来的忠义矛盾，另辟蹊径来解读宋江的酒后真言。这两类观点的论证都以四句诗的诗意为基础，但诗无达诂，宋江心中的黄巢形象、诗歌想要表达的情感体验以及思想见解都需要研究者根据有限的文字组合自行还原，这就使得文本的意思更加隐晦莫测，同时也使得文本解读更加包容开放，难以评说正误高下。

三、文本中曲折的创作设计和模糊的阅读指示

不论宋江上梁山前是义胜于忠，还是忠为主导，论证都需回归文本。研究者们通过文字信息解读人物行为动机和心理活动进而分析还原人物形象的努力，就是英伽登提出的“填补不定点”的过程。文学作品描绘的每一个对象、人物、事件等，都包含着许多没有被文本特别确定的不定点，这使得文学作品就像是一个充满“暗示”的开放性的结构，通过读者具体化得以“填补”，在欣赏者再创造的过程中实现文本丰富的意蕴。“文本确定的部分并不强迫读者选择可接受的填补不定点的方式中任何特定的一种。因此所有可接受的方式都是‘可能的’”[25]396。不定点给文本解读带来了开放性，包容了私释晁盖和醉题反诗这两件事情上具有个性化、甚至于截然相反的理解，给《水浒传》留下了令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文本具有的开放性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或是同样可能的”[25]401。“文本的段落会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这些可能的方式，哪一种更‘符合’或‘适合’作品。”[25]396“文学的艺术作品，就其现实的和明确确定的要素和因素而言，也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东西。它包含着一种能动性的各种可能性，通过它可以影响读者并使他构成一个至少是模糊地确定的具体化。”[25]402换言之，文本通过特定的文字组合关系给“填补空白”提供了模糊的指示，仿佛是作者留给读者解密的暗号，“促使读者从可能的诸审美相关性质中选择出某些特殊的性质，并且把它们现实化”[25]402。那么，《水浒传》文本潜藏的暗号又是什么呢？

在《水浒传》主题之争上，李贽和金圣叹的观点水火难容。然而在创作论方面，却有暗合相通之处。两人皆以《史记》论《水浒传》的创作。李贽把《水浒传》的创作与《史记》“发愤著书”的创作观念联系起来，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金圣叹对举两部著作提出“《水浒》胜似《史记》”的观点：“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18“发愤著书”意在探讨创作与作者情志的关系，“因文生事”则论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活动中的能动性和主导作用。两者所论虽有不同，但作者中心论的基本立场却不谋而合，都强调了施耐庵的意图、情感及价值判断主宰了《水浒传》的创作。这也就是说，施耐庵的思想情志和创作意图指导了包括题材选定、素材采集、文本结构和叙事描写在内的整个创作过程，它决定了宋江的人物形象以及文本的整体面貌，并为读者留下了诸多隐晦且模糊的暗号。这是研究者走进作品、厘清分歧的重要依据。

鉴于《水浒传》没有作者亲笔的序跋文章传世，后世无从与作者对话，倾听他的心声。学者便只能以文本作为分析作者人物塑造初衷的主要依据，体会作者的结撰巧思和叙述倾向。作者对故事情节和整体叙事框架的加工锤炼是其人物塑造意图最显著的表现。《水浒传》作为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比起将小说所有的文本信息直接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划上等号而言，结合《水浒传》成书过程梳理宋江形象源流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作者对前代水浒作品的继承和创新，似乎更能凸显作者的个人意志，从而获得最接近文本及作者创作初衷的结果。张锦池所用“观察树木年轮”法便是如此，他在广泛搜集小说生成过程中所有涉及的史料和作品基础之上，结合考据学方法，把宋江的人生经历切成四个横断面，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分析宋江在《宣和遗事》、元人杂剧和《水浒传》中的形象演变”，“有理有据地从小说生成史的角度论证了《水浒传》的主题和宋江的形象内质”。宋江如何“落草为寇”是研究者截取的第一个横切面，研究者对比《宣和遗事》与元人杂剧，发现“元人想尽可能地把宋江的杀惜与落草写成不是出于目无国家法度，以免有损他作为草泽忠良的英雄形象”，而《水浒传》宋江落草也延续了这种创作思路，通过借宋江之口反复强调忠孝法度的观念、设计宋江多次拒绝上梁山的情节等方式，“施耐庵不惜笔墨描绘了宋江在忠孝思想支配下，逼上梁山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22]110

以作者的创作行为逆推其创作目的，研究者往往会得出与张锦池一致的结论，即作者力图塑造一位被逼至绝境而不得不上梁山的忠孝之士。上梁山是宋江不可抗拒的命运，杀惜落草等情节若仅从行为的表象来理解，分明使宋江站在了忠的对立面，但由于这些情节在故事发展和主旨表达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创作时便不得不予以保留。救晁盖也是如此，如若删去便无之后杀惜逃亡的情节，宋江更没有理由离开原本安逸的生活环境走向江湖。题反诗作为作者独创的情节，似乎给宋江扣上了谋反的帽子——若仅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自比英雄义士、贤臣良将并非不可，为什么非要自比“反贼”？其实不然，从服务于情节和主旨的角度来说，“反贼”黄巢是最好的选择。他身上既有能够与失意英雄共鸣的身世之感，又有可以用来大做文章的“政治污点”。既可以作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宋江逼上梁山，又可以揭露奸佞害忠良的黑暗现实。宋江不得不上梁山的宿命使得作者不得不如此安排情节。这两个“不得不”背离了作者人物塑造的设想，为了削弱和转移这种情节设定对宋江忠良形象的伤害，作者不得不在情节上多设周转，在人物言行和心理描写上多费笔墨，因而文本中处处可见作者的苦心经营。

若结合作者的创作初衷来分析义释晁盖和醉题反诗，在那些较少被人提及分析的文本里便能够发现更多作者有意留给读者的“模糊的指示”。第二十回回写到宋江送走刘唐之后，路上独自寻思:“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回末以“宋江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为恶心”承上启下[26]258。这两段文字都在暗示读者，晁盖出逃后落草为寇并作出一系列与朝廷为敌的“罪行”，并不在宋江的意料之中。作者似乎想要表明，宋江所为并非为了义而选择了不忠，仅是为义徇私，却不料所助之人完全站到了忠的对立面。通过作者富有技巧性的创作，义释晁盖之举既推动了情节发展，褒扬了宋江的仁义之心，又不至于妨害忠的塑造。再看题反诗这一情节，其在结构和叙事方面的作用远胜于人物形象塑造。如果不结合作者的创作目的来看，宋江所作诗词本身并不能提供确定性的信息，解读具有开放性。但是《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作者在叙事之外横插议论：“堪恨奸邪用意深，事非干己苦侵寻。致将忠义囚囹圄，报应终当活剖心。”[26]518作者直接现身对这件事做出判断，提示文本的解读方向。宋江自比黄巢，作者仍以“忠义”相称，却用“奸邪”及“报应终当活剖心”来痛斥黄文炳，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作者设计这一情节的初衷并不在于表现宋江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反叛之意。醉酒题反诗实为忠良被害，不能将其理解为宋江心怀不忠，更不能被用作是义的证明。

四、结语

作者的设计和创作很巧妙，在不得不写的创作困境中，力图转移忠与义的矛盾。在作者的笔下，不论是释晁盖还是题反诗，宋江所面对的不是忠义对峙、不可得兼的抉择，因而宋江行为并不能代表义胜于忠。这也表明，只有当宋江真的面临忠义两难全的矛盾之时，他作出的选择才能反映宋江心中二者孰轻孰重。没有选择的选择，或是由其他要素构成的矛盾，都不能用以分辨忠与义在宋江心中的分量。反思宋江人物研究中忠义矛盾的探讨，研究者若欲明确何者为性格的主导，想要分析宋江的性格结构和价值取向，不能以义证义或以忠论忠，忠义抉择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才是阐释的关键。

笔者以为，落草前后宋江都是全忠仗义的英雄，一生忠义并非虚言。但正如张锦池所总结的，“‘忠’与‘义’在他身上虽属双全，却非并驾。‘忠’始终居于矛盾的主导面”。他进一步以火山熔岩喻宋江忠的表现，他认为“前期的宋江忠于宋室的观念在他身上犹如唐突于地底的熔岩”，“后期的宋江忠于宋室的观念在他身上则宛若熔岩喷吐于爆发的火山。其分界线是‘把寨为头’之日，其转折点是写作《满江红》之时。”[22]118这番比喻不仅能够形象地展现“忠”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还能用以理解为什么明明作者笔下宋江的忠心始终如一，但读者却会认为他摇摆不定，甚至舍忠求义。

宋江忠心从一而终，之所有会屡受考验，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并非忠心动摇，而是社会现实所致。宋江等英雄的悲剧发生在“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社会背景下，宋江不与奸佞为伍便只能以郓城小吏的身份游离在体制边缘，虽有忠心但报效无门，赤诚忠心仿佛被岩层封禁的岩浆，只有在遭逢困境、面对忠义抉择之时才会“犹如唐突于地底的熔岩”，得以表露。若是此时宋江能够以除暴安良、保境安民的方式实现忠的理想，他的忠心定能“宛若熔岩喷吐于爆发的火山”般令人赞叹，而不至于被当成道学先生迂腐的空谈。因此，问题就在于朝堂不存忠义，宋江这样的忠义之士空有赤诚而无地施展拳脚。上梁山前，宋江只有在忠义两难的窘境中，通过不选择不忠之路来彰显自己对忠的坚守。上梁山前宋江对于忠的坚守，与后来对招安和报国热烈而执着追求相比并不突出，在他仗义疏财、广交英雄的豪情与锄奸扶弱、聚啸水浒的英雄气概面前，更是缺乏令人动容的感染力，因而纵使作者令宋江反复倾吐忠孝之心，也难以完全获得读者的认可。

作者眼中的宋江，不仅是忠义双全的英雄义士，更是忠心不改，甚至为之献身的志士。朝堂不容忠义而英雄聚啸水浒的社会现实，迫使绿林与忠臣这两个敌对的身份走向了融合。作者勾画了宋江波澜起伏的一生——于困厄中坚守，在草泽中仍勉励追求，招安后为国效力、为君尽忠，最后被朝廷赐酒鸩死仍言“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忠肝义胆是宋江人物形象的突出特征，就作者的创作初衷而言，他始终以忠作为最高的信仰，忠才是宋江最突出的特征。

宋江人物形象研究在方法和思路上都应是开放而包容的，宋江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问题以及有待解决的争议，如人物性格的其他面向，功名、生死等其他要素对人物抉择的影响，又或是作者对人物塑造得失等，但不论研究者以什么方式切入，着眼于宋江人物形象的哪一个侧面，都绕不开忠义的话题。文学作品的开放结构与读者各异的期待视野让文学解读百花齐放，然而研究者虽是读者，却也不仅是读者，研究包含着求真、求实的追求。因此立足文本，把握宋江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更有利于得出贴合人物形象客观效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