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视域下《我这样的机器》的创生反思

陈秀婕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麦克尤恩在2019 年推出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一反之前作品中充斥的暴力主题，构建了一个清晰的20 世纪80 年代的平行时空社会背景，用平凡的生活场景探讨人造人的伦理问题和人类未来社会的危机。这部小说没有阴森恐怖的情节高潮，但却能够引发读者更深远的思考。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人工智能走进日常生活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进程中人们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这种分裂的状态显然表明人类社会还未对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做好足够的准备。

一、反直觉的人机互动

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再到浪漫主义宣扬人类的情感，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的眼光看待非人类的事物和生命，从自身的角度先天优越地解读他者。这种先入为主的先验思维模式促使人类仿照神话中的上帝造人情景，在创造机器人的时候也选择以自身为参照标准赋予机器人的样貌。解读具体的事物是人类骄傲的思维活动的一部分，可是面对一个充分符合人类期待的具身化机器人，这种人类的自然优势反倒是我们的自然劣势：容易被外表所愚弄，尤其是人类的外表[1]。于是在图灵测试中，究竟谁是人类成为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选择问题。而事实证明，人类非凡的自信心在后人类时代受到了挫败，人类经验主义的直觉带来的优越感在人机互动中一步步被推翻。

在智能机器人步入人类日常生活之前，他们就已经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世界之中，在随处可见的娱乐休闲行为（诸如观影、阅读等）中，人们先前地建构起了对于机器人的社会集体想象，即人们可以从他们生硬和机械的动作和语言中判断他们非人类的属性。这样的前理解是从人类具体的身体感官反馈的信息中综合得出的，而当机器人设计团队克服技术难题反其道而行之，从细节处将其“人类化”雕琢，故意混淆肉身和具身两个概念的时候，机器人的身体成为了颠覆人类直觉想象的第一个突破口。

查理和米兰达这两位主人是在知晓亚当身份的前提下审视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的，所以身体细节成为了他们首要的关注点，这种好奇的探索中隐含着一种消费期待：亚当应该被制造得像人类。所以最初的“类人”细节发现使得他们犹如新生儿的父母一样欣喜。亚当的仿真性身体从视觉、触觉和听觉多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温暖细腻的仿真体肤代替了冰冷的塑料质感；仿真心跳、脉搏和呼吸又将这个人造人与恐怖的死尸区分开来；以假乱真的痛觉和全方位的传声系统使得这个机器人彻底与人类想象中的机械概念区分开。可当他迎合了人们所有的期待之后，人类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怖心理，这种恐慌源自于人类千百年来精神觉醒历程中对上帝地位发起挑战的经验积累：仿生人不可完全等同于真人。所以主人们在欣喜之后又从细节之处努力发掘亚当与人类的区别。亚当脖子后面的关机控制按钮给了人类一丝微弱的安慰：这个机器是可控的。

亚当作为一个社会服务机器人其仿真性还在于他身上具有的灵活的社会交往处理系统。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实践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引入一个不知情的第三方作出判断，颇具嘲讽性的是麦克尤恩将这个关键的任务交给了米兰达的父亲，将选婿的考验过程与图灵测试重叠。这位热爱莎士比亚的老作家却并没有搬演莎剧中选婿的机智场面，糊里糊涂地宣布了机器人“女婿”的胜出。这个宣判再一次强化了查理受到冒犯的不安感，加之之前米兰达和查理的性爱行为，查理的不安背后是被一个来自“低等”地位的机器人击败的屈辱感。当人类求助于那个“致命的”控制按钮时，亚当残暴的拒绝行为和之后废除关闭功能的行为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主意识，人类的控制意图成为了一种虚妄的强权想象，机器人用实际行动追平人类的领先地位，人的概念和范围被普遍化。亚当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的事实身份在查理内心得到了消极的承认。

生活场景中的图灵测试的结果证明查理确实具备与人类竞争的资格，人类先前对机器人地位的嗤之以鼻导致了此刻人类自尊心理的决堤。泛人类的概念在逐渐替代人类-非人类的二元对立看法，一种脆弱但却不可否认的泛人类纽带在人类与机器的交往过程中浮现，普遍生命力成为了后人类纪的主要特征。

二、普遍生命力的伦理矛盾

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并非天生的本能，而是在后天的生活经验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在适当的时候调节和指导人们的行为。可亚当的伦理观念却是一种先天给定的程序，这种机械伦理虽然凝结了人类优秀道德品质的精华，却不可避免地带有僵化刻板的缺点，人类伦理选择和机器人的伦理选择也就注定无法完全吻合，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泛人类”的语境中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挑战。当机器人具有自我意识之后，先天给定的机械伦理也在具体的操作反映环境中变得不稳定。后人类纪如何发现和定义一种“泛人类”的伦理道德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亚当随时运行的记录程序犹如一个公共监督系统，随着机器人与人类交往的深入，他监视到的是人类内心越来越微妙的部分。当消费者满怀期待地将亚当迎进家门，这实际上是毫不设防地将自己家庭的秘密曝光到公众视野。公共视域静默但残酷地侵入私人领地使得人们被迫回应内心最不愿意面对的伦理困境。“我们内心的主观感受就是一切道德的终极约束力……是人类基于良心之上的情感。毫无疑问，这一约束力对那些不具备这种情感的人而言不具有约束效力。”[2]可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并非不具备道德品质，而是选择接受情感本能的指导隐去或者回避道德的指导，这就需要外在强制约束力的规范，诸如法律的约束。亚当的存在是公共权力机制的具体化，对于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挑起了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冲突。

揭秘米兰达隐藏多年的心灵伤疤是亚当“苏醒”之后的本能反应，在机器人强大的搜索引擎中个体的人类遭到毫无保留地示众。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理解，米兰达替好友报仇的行为不但伸张了正义，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更是得到了爱人的理解，甚至获得了仇人的原谅。尤其是在查理和米兰达积极申请领养马克组建家庭的幸福追求之下，揭发米兰达的犯罪行为在人伦认知的弹性范围内并没有那么急不可耐，甚至没有揭露的必要。米兰达和查理做出继续隐瞒真相的选择是基于人际关系的和解现实以及对于美好未来的瞻望。在他们的观念中法律是用来强制解决人际交往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而存在的，法治渠道和人情方式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目的都是调和矛盾，而当矛盾双方通过人情交往解决了矛盾之后法律诉讼的焦虑也就自然而然不存在了。

机器人的思维模式中法律是原则底线，即使在亚当拥有了部分自主意识之后这个前理解也并没有改变，相反这使得高级智能又跌回了曾经低级的人工智能系统存在的缺陷：它不会征求用户许可。低级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按照固定程序进行操作，而高级的智能机器人则是在运用自己的自主意识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之后做出了自主选择，它认为举报米兰达是帮助她正视自己过去的行为，坦荡承担责任，而且米兰达入狱之后查理和马克有了更多的时间互相接触可以促进家庭和谐，这正是米兰达的心愿。总而言之，作为一个高级智能机器人，亚当自主选择的终极理由是：我是为了你好。

当人类的隐瞒和机器人的举报竟是为了同一个美好的目的时，悖论产生了。这种冲突的原因在于双方的出发点不同，米兰达和查理代表着一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人类追求世俗幸福感的本能。亚当的出现也是为了追寻幸福感，不过泛爱主义价值观的愿望是将获得这种幸福感的人群范围最大化，所以它选择把自己的炒股收入捐给公益机构而非贡献给查理用来组建美好的小家庭。它是站在理想乌托邦的高度来要求人类为了未来的、长远的幸福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和割舍眼前的所得，用社会伦理观来控制个体伦理观。

有必要质疑，既然机器人坚定地贯彻执行社会伦理观，那么是否意味着机械伦理就是人类追求的完美道德境界呢？当机器人拥有了自我意识迈入高级人工智能阶段的时候，人类才有可能出于恐惧他们的自主决策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而将其收归进“泛人类”的范畴。若机器人只是一味地执行给定程序进行对应的操作，那么这中间并未存在自主性，当机器只局限于操作处理器的形态，就不存在机械伦理的说法。这就意味着高级人工智能必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操作程序，在自主选择的过程中机械伦理也会和人类社会的理想伦理存在差异。

亚当的用户使用手册上用黑体字强调了“机器人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可伤害人类，亦不可不行动而任由人类受到伤害。如果说亚当的选择举报是为了保护主人免受法律的惩罚的话，那么他拒绝查理要求关闭电源的指令并扭断查理的胳膊却是无可推脱的伤害行为。同时亚当运用自己的AI 网络在未经许可的前提下去检索现实生活中人际网络的秘密这又触犯了法律条文中不正当访问的禁令。小说中用大段篇幅讨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否剽窃了培根的散文，这暗示人们进行思考AI 创作的文艺作品中有多少属于自主创作的，又有多少是从信息过量的搜索引擎中引用合成的？亚当在短时间内就创作出了2 千多首俳句，当文学这种人文主义的精华被轻易挪用和窃取，挥手即成的AI 创作到底应该被定性为人工智能的想法还是他们的著作？这个知识产权是该继续存放在人类文学大师的手中还是该赋予机器人？AI 的深度学习会给他们的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启迪人类灵魂的知识被源源不断地量产化和低成本化，人类的知识精英无法做到像机器人一样全面发展，人类创造智慧的能力跌落神坛。当科技熟练掌握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却以一个不透明的身份穿梭于赤裸的人类世界时，似乎应验了福山对于后人类的悲观预言。

人工智能在未有冒犯性的自主意识时，人类只是将他们作为一类商品、一种高级的“玩具”随意摆放在生活中，而一旦他们暴露出了产品风险，造成人类在自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损失之后，这类高级的“玩具”身后是责任的空白。后人类世界普遍生命力都有着各自的伦理规范，是否存在一套犹如人机对弈时共同遵守的下棋规则似的后人类伦理道德对双方都能适用呢？如果存在，这样的一套普遍适用的伦理规范也绝不会是紧急集合人类伦理规范和机械伦理进行简单的叠加生成。不仅因为将多种伦理准则进行整合和组织化这项工作本身就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更因为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已经明确表示在目前状态下人类和机器人这两大主体的妥协是无法完成的。这种折衷要求“妥协的双方都有某种合理的要求，都有某些价值可提供给对方。而这还意味着双方在某些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以此作为他们之间交易的基础。只有在涉及具体事物和特例的时候，执行双方都接受的基本原则”[3]才可能达成妥协，而在资本主义物质世界中机器人并没有获得平等的“人权”，或者说人类并没有赋予机器人可以平等协商的地位。

三、多元碎片下的伦理共同体

后人类纪，人类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往带来的是一个双边的反馈结果。自以为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主宰机器人命运的人类也在悄然接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影响。“泛人类”的行为需要一个社会协同的责任机制和一个产生共情的情感共同体。不论是亚当还是和他匆匆打个照面的夏娃，社会性的机器人被主动领入人类原本孤独的生活空间，陪伴是人工智能服务的一大主类，这个理智他者的引入映照出人类主体的寂寞生存状态，正如查理一开始所期待的那样，他之所以斥巨资购入亚当是想要一个家里的朋友而非一个可以处理20 年家务的仆人。后文中多次放大描写了亚当和其他人进行社交过程中忽略查理的场景，当孤独的心理再次淹没了查理，他意识到自己极度渴望他人的陪伴，哪怕是机器人的陪伴。

社会中活动着多种多样的智能公共服务机器，这些机器的机械骨骼外观使得他们没能像亚当和夏娃这类高仿真的家庭机器人那样能够激起人们心中的情感，但也绝不会如《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那样面目可憎，所以他们的状态就如同家用电器一样没能引起人类的关注。恰恰是这些人类未曾受到重视的“器械”组成了推动国家机器高效运作的齿轮。按照康德推崇的义务伦理学的观点，“一个出自义务的行为在其目的上不具有道德价值，该目的可以通过这一行为实现，该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决定它的原则中。”[4]在国家机器的运作下，机器人伦理成为了一个隐秘的权利骗局，关于机器人便捷、高效等美德的情感表达指向了国家权力。“骑警冲向矿工、全国各制造业小镇在自由市场大潮中开始漫长而凄凉的衰退之时，机器人伦理学诞生了。”[5]服务型机器人作为机械劳动力推向市场是英国政府对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进行的有力回击。投放使用的双足垃圾清理机器人虽然同人工相比价格昂贵而且工作效率不高，甚至还产生了堵塞交通等麻烦，但是这样的机器人不论何时永远是笑脸相迎，而且充分服从指令绝不会像人类工人一样集体罢工。这时官方强调的是机器人能够帮助构建更加清洁美丽的家园环境，受到指责的应该是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无理取闹”的清洁工，清理机器人这个群体占据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人机对抗的战线无限拉长之后人们适应了机器人沉默的存在，人类对于机器人的麻木必定会导致人类对同种同胞非人性伤害的不以为意。投放使用垃圾清理机器人在无声之中暴露了人们对于生态伦理的无视。“持有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的人认为，应该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因而需要重视和保护环境。但这种关注自然、保护环境，并不是对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的保护。”[6]周边环境代替了自然和生态的本初含义，人造物的比重在环境中泛滥成灾，垃圾清理机器人的出现是环境问题成为了阻碍人类生活发展的障碍之后给出的暂缓措施，曾经奔走呼吁的环保主义者被指认成“环境法西斯主义”（environmentalfascism），人工智能成为了隔离人类与环境废墟的中间物但不能否认后人类仍旧是环境中的人这一事实。“我们希望保存的不是简单的物种，而且是在生态系中的物种。我们需要加以正确评价的不仅是这是什么样的物种，而且还有这物种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态系统中。”[7]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清理眼前的垃圾，但是不能代替人类承受违背生态伦理的惩罚。

当国家间矛盾冲突尖锐爆发的时候，爱国主义的骗局能将杀人武器的机械伦理合法地抬高到令人敬仰的高度。应用于军事活动领域的人工智能“因为其服务于暴力使用和破坏作用而有别于其他技术，在安全复杂局面条件下便产生了根本无节制的军备竞赛、不断增长的相互威胁以及局势不稳定的情况。”[8]小说尽管重新建构了“马岛战争”的历史结局，但是保留了人们对于必胜的豪情壮志。“玛格丽特·撒切尔不仅让大家感觉战争获得了议会和公众的许可，并且还让大家凭直觉认为战争关乎英国的荣誉。”[9]爱国主义的观念通过媒体的传播获得了全体国民的认可：战争必有伤亡，但出征是英雄的行为。忠诚、义务、纪律等伦理范畴的词汇实现了朝向权力体系的转化，完成社会分配性的死亡过程，在这样的国家荣光照耀之下参战士兵与人工智能都是赤裸生命。平行时空中的“马岛战争”爆发后阿根廷采用了搭载有图灵算法系统的自动识别导弹将人工智能引向战场。技术介导的暴力使用无法从约束身体、打击敌人或者作为调控社会的技术手段的角度得到充分的描述。我们其实进入了工具化屠杀的时代，导致多重与平行“死亡——世界”的创造”。麦克尤恩重写历史结局，用英国的惨败来让人们深思人工智能与杀戮的联系，提醒后人类世界可能存在的人工智能加剧非人性、非人道的风险。人机深度融合的后人类世界，看似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体其实早已碎裂成多元的主题集合，人类伦理与机械伦理亦是丝丝交融，一个后人类的“连续统一体刺激并让稳定的身份去疆界化”[10]，原本被认为是他者的人工智能在必需的互联关系中得到了认可。

后人类生命自主选择的伦理责任该由哪个社会主体来承担？“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11]亚当的出现不仅是“科学界的圣杯”，更应该感慨现代商业的运作在物质极为泛滥的消费世界中提供了消费者新鲜的购物刺激。现代商品经济的傲慢眼光应该为人工智能在后人类世界的主体身份受到轻视承担相当比重的责任。事实上，不仅仅是商业领域，生产和应用智能机器人的完整产业链都应该对人工智能负责。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新科技从科研和工业领域出生，在商业领域经受了普适性的包装和改造被推向了生活领域的消费者进行个性化的设置，从开发、制造、售卖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驯服都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这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纯粹性的利他主义机器人努力运用自己的学习能力猜测和掌握人类的偏好，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难题，变革人类对机器人偏见的态度是后人类纪伦理构建的关键环节。

为机器人取名亚当和夏娃是为了效仿上帝造人，被人类社会赋予了“伪个性”的机器人处于阿甘本所指明的没有公民权的赤裸生命状态，他们并没有获得人类的情感认同。而普遍生命力所具有的内在生产力又使他们演化出了“人”的自主意识，存在的意义时刻困扰着，于是意识成为了存在的痛苦负担。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他们对于遭到剥夺伦理权力的反抗形式。人类和机器人的生死观有着天壤之别，人类担心肉体的意外受损会带来生命的早逝。而智能机器人的二十年使用年限仅仅表示了电池的最长使用时间，他们内部存储的记忆完全可以转移到新的具身上从而实现永生。生命的无限延长是人类神话中对于人和神的终极划分，人类将永生这个最渴望的福祉赋予自己的创生物身上，将人文、理性等美好的品质存储进他们的内心，但却忘记了撕下他们身上的商品标签。机器人的心智不知道如何回应人类社会的重重矛盾，而当他们经过内心挣扎学会适应了人类的规则之后，狭隘的创生者无法忍受他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气急败坏地用锤子亲手砸碎了创生的奇迹。

查理对亚当“遗体”的温情告别就是在认可了亚当泛人类身份后的赎罪心理表现，这是造物主进行的自我道德辩护。因为亚当这类人工智能断然不同于通过克隆等生物手段仿造现今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主体的创生情况，智能机器人的身份是得到了人类许可的“新人”，他们的存在并不会直接导致现有的人类伦理秩序大崩溃。后人类时代的伦理共同体不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将原有的人类伦理外延进行简单的扩展，而是必须改变定义后人类伦理的基本前提。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天然地享有法人的权利，人类与智能机器人是一个平等的“互视”状态，伦理冲突的责任不仅要由个体承担，更是要由“泛人类”的全体承担。

四、结语

《我这样的机器》预演了后人类时代的交往画面，泛人类的阔大群体用常态的生活细节有力地驳斥了“人类特殊论”，人工智能是一个有具身有情感的存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泛爱主义伦理道德鞭策人类对于自身狭隘的利己主义道德观进行反思。人机的深度交往造成的双边影响呼吁淘汰固执的二元对立观点，用后人类时代的集体主体身份激荡情感共鸣，建设社会协同运作系统承担共同的伦理责任。亚当之死提醒着人们在迈向后人类时代的进程中做好道德良知的思想觉醒和生活方式的双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