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北京段的历史与变迁

敏航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哺育了沿线大大小小几十个城市，是我国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线路和民族大融合的见证。其中，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河流，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

北京， 作为大运河的北端起点，又是全国的首都，在大运河文化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大运河北京段有4个点被列为遗产部分——万宁桥、东不压桥遗址、通惠河通州段和旧城段。

重要的历史节点

大运河的挖掘从古代的时期看，主要是用于军事方面，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挖掘的地方性运河，河道主要用来运送粮食等物资。隋唐时期，开凿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东北辐射的南北运河，主要包括永济渠与通济渠。到了元代，北京成为都城，形成了纵贯南北的运河体系，即京杭大运河。而明清则是在元代运河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疏浚。

可以说，北京作为大运河的起点开始于隋唐时期，金代继承了这一水系，到元代进入运河的鼎盛时期，在清朝末年，逐渐衰竭。

隋唐时期， 北京即为当时运河尽端的边防重镇。运河以关中和关东地区为本位。永济渠的开凿为北京地区跨流域、跨地区的运河之始，开启了由水道运粮至北京的历史。在当时则成为东征辽东而向北京输送后勤保障物资的交通命脉。

12世纪中叶，金代以隋唐时期的运河为基础，开凿了以北京为漕运中心的人工运河，但由于技术上的不完善，水源不稳定，失败的较多。

元代定都北京后，作为国家首都，巩固政权、建设都城需要便利的水路运输。郭守敬实施通惠河水源工程和航道工程，北京地区的水利工程技术达到历史最高点。运河以北京为本位，其中通惠河段贯穿北京东西，与城市关系极为密切。

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大运河从此走向了衰败。

元朝时期的举措

如今的北京城中大运河的历史留存多數来自元代的建设。也正是元代对运河京城部分的修建，才使得北京形成了完整的水系。

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提出重开金朝金口河，重引卢沟水以运送从西山砍伐的木材建宫殿。

至元九年（1272年），元改中都为大都，为营建都城、运输江南漕粮至大都，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利用自然河流修建双塔河，成为向昌平地区驻军输送漕粮的运河。

至元十六年（1279年） 开凿坝河，利用高梁河并引玉泉水，设置“阜通七坝”，抵达大都东北隅的光熙门。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提出开凿大都至通州的南线运河，重新恢复并改进了金朝闸河，引白浮泉水解决了其水源问题，并创置发挥船闸作用的复闸，以调节水深兼节制水量，这就是后来的通惠河。

至正二年（1342年）因通惠河和坝河水源不足，漕运困难，右丞相脱脱建议再次重开金口河。改郭守敬时期的麻峪取水口为今三家店处引入金口闸，后称金口新河。

从现在的技术水平进行勘测，白浮瓮山河线路仍然是北京水系引水段的最佳选择。元代也是北京历史上水源和漕运解决最好的时期。目前有河道遗存两处：通惠河、长河;水源遗存4处：白浮泉、玉泉山、瓮山泊（今昆明湖）、积水潭（今什刹海）;水利工程设施遗存4处：广源闸、白石（闸）桥、高梁（闸）桥、万宁（闸）桥。

明清时期的举措及大运河的衰败

明代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由1409年起始建造“长陵”，至末帝思宗朱由检“思陵”，200多年间造陵不止，累积成著名的“十三陵”。明帝讲风水，他们看中的是陵区所在之黄土山的“吉壤”，却不喜欢坟包之前有水西流——郭守敬的“白浮瓮山渠”是“西折而南”的。于是，白浮瓮山河完全废弃，通惠河只剩下瓮山泊为水源。为了不影响漕运，供应昌平、密云等地驻军的粮饷，分别利用温榆河和潮河、白河，又开凿了部分运河。嘉靖七年（1528年）御史吴仲主持开浚通惠河，城内不再通航，终点码头设在大通桥，采用分段递运的方法运送漕粮。

清朝时期，利用清河向圆明园八旗驻军拨运粮米，也曾借潮白河水向密云驻军转运部分粮饷。到了顺治年间，修治石坝及通惠河上五闸，恢复了漕运。康熙年间，疏导通惠河上源玉泉山水道，开始利用东护城河接运大通桥漕粮入京仓，减少了起车陆运路程。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在河道上基本还是沿用的元代河道。与元朝时期的最大差别主要在于断绝了白浮瓮山河的水源。其水源主要是来自玉泉山和昆明湖。目前留存于世的大运河遗存主要是航运工程设施两处——德胜桥和银锭桥;水利工程设施一处——颐和园昆明湖绣漪闸。

1900年， 京津铁路通车， 铁路运输的优势明显，水路成为鸡肋般的存在，运行千年的运河从此走向了衰亡，北京段运河逐废，而通惠河成了北京的排水河道和景观河道，失去了交通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