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

王彻之

当写下本文的第一句话时，也就是现在，我还没有想好这篇要写什么。很长时间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情绪占据了我脑中的大片区域，以至于我的手到现在还僵硬，就像每天坐在小隔板旁边编新闻的记者的手那么笨拙。读者可能会想，我的第一句话如此冗长，一看就是在拖延时间。是的，我承认，如果你认为语言本身，就是对时间的一种变相拖延的话。但不要忘了，语言本身也包含着情绪和状态，或者用更学术的话说，某种症候，像一张体检报告单。我们每天的身心状况，不管我们多么善于狡辩，都无可救药地流露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之中。如果以这种视角重新省视我说过的话，那么第一句则毫无疑问透露出两点：第一，我确实不知所措;第二，这种犹豫和怠惰可能说明生活的猝不及防，往往要快于想法的产生。这种被动的驱赶，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契合了过往的一年，当我身处任何地方时产生的感受，而不只是牛津。

生活之圈

五月份一个明媚的午后至今让我十分诧异。那时我已经在英国封城中度过了很长时间，习惯了世界只有公寓、超市和公园三部分组成。每天我就像一个待在原地的国王，掌管着根本没有人在其中与我交流的土地。如果公寓是我个人的政治中心，需要在此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和进行适当的休息;超市就是经济中心，我生活物资的主要来源——实际上由于封城，我很难买到真正喜爱的排骨或者羊排之类，这种好东西早在早晨开门的时候，就被提前排队的老年人买得差不多了;那么公园就是文化中心。虽然牛津的校公园邻近我所在的沃德姆学院，但是我很少踏足。作为每天都要写论文的博士生，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经常在平时发生，即面对着除了绿色植被和懒散的行人之外，单调得可怜的公园，尽力感受艺术之美和生活的乐趣。但是在封城期间，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每天午休后，我都会沿着公园边缘的小路走一圈，深入至东边与其相连的湿地和小桥，然后尽量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由于这是唯一的休闲去处，小路比平时更拥挤嘈杂，因此我经常在人少的草地和树荫处停留。不过，有一天我竟然躺在草地上昏昏入睡，等到醒来之后已经是下午五点。还是如往常一样，我悠闲地踱步回家，丝毫没有感觉异样。但是直到家门口，才惊觉兜里的钥匙不见了。极大的恐慌感瞬间支配了我的内心——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的多数朋友已经在三四月份逃离牛津，我的公寓小区也全无熟人，物业公司更是从封城开始就溜之大吉。另外，由于我并没有备用钥匙，如果丢失的钥匙无处可寻，这就基本等于我在英国无家可归。我在路上遇到的另外两个朋友也没有多余的住处，于是他们索性陪我回到公园，神经质一般绕着几块草皮低着头找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

拒之门外的钥匙

天已经要全黑了，我们闷闷不乐地来到公园门口，疲惫和寒冷侵蚀着我的身心。这种疲惫并不完全由于寻找钥匙的过程让人苦恼和急迫，它其实是被这样一种导火索引发的，而这种感觉本身萦绕在我心头已有几个月时间了。不，时间在这里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确实停滞了。当我每天徘徊在大门紧闭、表情冷淡的图书馆门前，在林荫小道上躲开迎面而来的，就算戴着口罩也惊慌躲避你的外国人，在厨房挑拣着余存越来越少的绿叶蔬菜，在湖边看着天鹅和绿头鸭毫无忧虑地捕鱼和打盹的时候，它停滞了，就像停摆的足球场开始长满杂草，曾经的激情被盲目地耗尽。与别人不太相同，封城最开始的时候，我似乎感到更为愉悦，长久以来准备论文和课业的重负似乎能告一段落，而牛津嘈杂的社交环境也可以暂时离我远去。而当其他人逐渐习惯这种生活，而不习惯的人也早已经回国度假之后，我却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一方面因为我是独居，没有室友;另一方面，长期丧失活力的生活让我对诗歌和学术的焦虑逐渐加深。在写疫时组诗的时候，我曾经每天喝四五杯咖啡来使自己兴奋和专注，以减轻面对白墙给我带来的局促感。一首诗的写作时间被无限拉长了，原来几小时就可以加速写完的段落，一度变成了两三天甚至一周。有次我花了三个下午的时间写完了一首诗，然后用一个晚上斟酌最后一句的某个词是否应该改动。这种强迫性的，似乎是某种职业习惯所致的行为看上去幼稚可笑，但是我却深深地沉溺其中，不仅忘了吃饭，而且忘记自己的颈椎已经快支撑不住。但是突然，在某一刻电脑死机，这首诗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匆忙地重启电脑，但用尽各种办法也无力挽回，那一刻的无力感是别人无法想象的。当你在心智上苦苦劳作，忍受着此刻的孤独和未来的茫然，把你的感官融进一种巨大的加速器来进行日复一日的写作，你就会感到你手中作品的消失，是对你心血劳动的一种巨大嘲讽。在疫情期间，作为诗人，你几乎唯一能做的就是写诗，而这种事物在它没来得及对你和他人造成影响的时候，就那么容易地死去了。对自我的否定和愤懑再度占据上风，我几乎是含着眼泪，用尽全部的力气回忆原诗的内容——因为太过疲劳，很多细节我已经完全忘却，而细节是诗的生命——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大致把最初的文本还原出来。

而当我在公园门口胡乱猜想晚上的住处时，我断断续续地回想起了那天晚上的窘境。现在这种窘迫不仅指向了我的写作状态，还过于现实地指向了我的生存状态。在一种几近停滞的时间感受中，任何意外和戏剧性的失去都会让原本关于自我存在的挫败感成倍加深。后者似乎说明一旦被这种大环境胁迫，不管它是战争还是瘟疫，个体会很容易局限在内外的双重困境中。而我似乎还没有普希金在鼠疫时写作的安然自若的力量——谁知道他那时候是不是也如坐针毡呢？而面对即将没有安身之处这个事实，我对回家的渴望在一瞬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更热切。

回家与回家

而回家對我来说，很久以来都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无论是在芝加哥还是波士顿，还是英国，我都相信能够自由的地方才是家。这乍听起来或许有点崇洋媚外了，但根本不是。回到家中的感觉是温暖的，但是身在海边的小县城，我几乎无法做任何想做的事。我最初去波士顿的时候，因为毕业搬家的花费，基本已经身无分文，手里的钱不够每天三餐，但是仍然不肯回国，为的就是能够在这样的窘境中，证明自己具备生存下去的能力。现在这种锐气，这种无所畏惧的信心，在疫情面前已经快要消磨殆尽了。然而，正当我垂头丧气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不经意转头，发现钥匙突然出现在了我身旁的公园门口的矮柱上。那时天色十分昏暗，而我确信当我们走出公园的时候，矮柱上并没有任何东西。在我们短暂的谈话期间，从公园零星走出的行人也没有靠近我们的。如果不是行人放在那里，那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我们惊愕地对着钥匙发愣，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周围人安慰我说，这可能是上帝巧妙的安排，或者一场生活的恶作剧？

晚上，我竟然对能够回家这件事有些感动。这种意外情况，如果不是因为周围没有好友，如果不是因为封城的日子里连酒店都已经关门，根本不值一提。但是现在的生活连这么微小、简单的意外都承受不起了。在买了三次机票终于成功之后，六月份我终于如愿回国，落地海南。整个过程让人倍感折磨，随处充满了混乱和无序，以及努力维持秩序的喧闹，长达两三个小时的酒店登记流程让所有人筋疲力尽。十四天的酒店隔离也并不如想象那样舒适，每天早晨六七点就被检测人员敲门声吵醒，一日三餐也经常不合口味。但是与隔离期间的孤独相比，这一切都似乎无足轻重了，反而预示着新的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