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标原是六朝人
——湘籍才媛陈家庆的双重文化认同及其意义

束 莉

（安徽大学 古籍整理办公室，安徽 合肥 230039）

陈家庆（1904-1970），湖南宁乡人，清末民初知名女性作家、学者。约于1925至1929年间，求学于直隶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原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师从词学名家刘毓盘、吴梅。其诗文于芊绵清丽中，时见沉痛豪健之语，得到黄侃、林损、高步瀛等师长的激赏。1927年，陈家庆与诗词名家徐英结为伉俪，并随之加入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夫妻绸缪，唱和不缀，先后出版了《碧湘阁集》《碧湘阁近稿》《黄山揽胜集》等作品集；1934年，于执教安徽大学期间，又完成了研究论著《汉魏六朝诗研究》，形成了对中古文学的系统评述。（1）书写与研究相结合的新取径，使她的文学成就相较明清以来的才媛，更具有俯瞰的高度和思考的深度。同时，若不拘限于闺秀诗学的视野，而将陈家庆的诗学表达置于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宏观思潮中来观察，便会发现她的文化认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双重范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复杂样态，并非仅具有个人心灵史的意义，而是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某种群体趋向。此一趋向，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走向，亦具有不可忽视的牵动力量。

一、西楼夜雨梦还湘[1]514

陈家庆籍贯湖南宁乡，夫君徐英籍贯湖北汉川，两地皆属古楚地，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从一系列字号的择取，可知陈家庆对于“湘”字的钟情：字秀元，号丽湘，室名丽湘阁、碧湘阁，而后诗文成集，即以“碧湘阁集”命名。字词吟哦中透显的乡梓之思，深为夫君、师友所悉，常在往来篇什中予以关合。如徐英《题碧湘阁集》：“白雪歌成第一流，曲高从古咏难稠。巴人里耳纷纷是，脱手明珠莫浪投。”[1]491“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即来源于楚语典故，借以赞扬陈家庆在众声喧哗的民国，不为时流裹挟，坚持古典学术理想。师长品第，更是有意凸显湖湘文化中，忠君爱国、缠绵不息的“楚骚”精神。如林损《碧湘阁集题辞》：“预知千载下，凝碧忆衡湘。”[1]493又，黄侃《碧湘阁集题辞》：“兰芷芬芳自古今，湘流渺渺洞庭深。楚骚哀怨知何极？要听云山韶濩音。”[1]493陈家庆自身，也有意以屈原的追慕者自期，如《寒夜读骚》诗：“严冬风物不胜愁，挟册宵深独倚楼。一卷《离骚》忍重读？可怜无女怨高邱。”[1]509诗句典出《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2]38寒夜孤灯，重读《离骚》，涕泪悲慨，笔墨淋漓，可知其对湖湘文化的再三致意，并非单纯的乡梓之思，而是融汇了对家国命运的忧虑。如此深衷，与陈氏一门的政治抱负和坎坷境遇息息相关。

陈家庆的长兄陈家鼎、仲兄陈家鼐，早在辛亥革命前，即追随孙中山，参与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先后与清政府、北洋军阀展开斗争，为共和政体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期间，孙中山屡历险境，陈家鼎兄弟与其他革命同仁一起，勠力同心，勉力周旋，使之化险为夷。如1922年4月，孙中山倡议北伐，“时陈炯明忽叛，炮击观音山。陈部骁将洪兆麟，汉元乡人也，时方奉炯明命，以兵围总统府，汉元闻讯，只身入洪营，责以大义。洪氏感愧，乃令兵士缓进。汉元乃得从容入告总理，遂由某同志护之登中山舰。是役也，总理安然脱离，盖汉元实有助力也”[3]192。

然而，在清末民初多种政治势力的混战中，作为共和革命的支持者，陈氏一门也迭遭危难。1907年，因受清政府通缉，陈家鼎逃亡东京。“清吏仍日遣缇骑伺其家，（父）悔叟公几罹不测，邑绅以百口保之，乃得免。”[3]1911913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党首宋教仁被刺杀。陈家鼎在议院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严厉质询，并亲自主持追悼会；随后，因受袁世凯迫害，再次逃亡日本。“袁氏又遣人密伺其家，一如清廷未覆时，悔叟公赍志以没。”[3]191流离颠踬，未能动摇陈家鼎兄弟追随孙中山的决心。流亡期间，陈家鼎赋诗言志：“吾子独为先觉风，众生原是可怜虫。除却江东孙讨虏，目无余子是群雄。”[3]191忠贞不阿的革命信念，百折不回的坚韧意志，恰好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精神若合符契。

身为季妹，陈家庆自幼受到长兄如父如师的关照，对于“诸昆廿载勤劳甚，回日挥戈枉鲁阳”[1]514的艰辛感同身受。二次革命（1913）以后，陈家鼎随孙中山赴广州，建立非常国会，与北洋政府遥相抗衡。陈家庆又作《寄怀伯兄汉元羊城非常国会》：“河山劫后意萧然，喜说西南别有天。时局似麻家似叶，梨花如雪柳如烟。新词锦绣争千载，故国沧桑又一年。闻道岭南风景好，归来待与解吟鞭。”[1]497“时局似麻”，难解难分；家似萍叶，风雨飘摇：这种家国一体、忧患丛生的状况，可以说是陈家庆从幼年起就面对的生存境遇；对楚骚精神的认同，对兄长政治作为的景仰，注定会内化为她的心灵底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时期，湖湘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符号，还是一个具有强烈号召力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文化系统。从清代嘉道年间开始，“倡导经世学风的湖湘士子、学人，不仅从传统学术文化中阐释‘通经致用’的重要性，更注重发掘其‘微言大义’，强调躬行践履，而且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他们亦从西学中吸取养料丰富其学术思想以求为现实服务。这一学风的兴起与演变从一侧面反映了晚清中国学术演变的理路，推动了近代湖湘乃至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并以其深沉的思想张力，催生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兴起，激发了国人的奋斗精神、爱国热情和气节意识，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4]162。辛亥革命前后，陈家鼎兄弟的政治活动，也正是在与湘籍人士声气相通、互为应援中展开的：1898年，陈家鼎在两湖书院学习，结识同窗好友、湖南长沙人黄兴；1903年，结识湖南常德人宋教仁；1906年5月，护送为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赴义的两位烈士陈天华（湖南新化人）、姚宏业（湖南益阳人）之灵柩回湖南，并与实业家禹之谟（湖南双峰人）合力召开规模宏大的公祭大会，会后成立了同盟会湖南分会；是年9月，陈家鼎逃亡上海，与宁调元（湖南醴陵人）创办了革命刊物《洞庭波》（后改名《汉帜》），先后发表了《二十一世纪之湖南》《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等文章，主张爱惜湖南的革命火种，以期燎原之势。可见，尽管走向共和之途充满艰辛，湖南的革命先行者们却以自己的热情与探索，不断充实着湖湘文化的内涵，使之在传统的坚韧忠贞之外，又具备了追求民主自主的新方向。

1925年，孙中山在广州去世；1928年，陈家鼎在北平去世，陈氏家族随即淡出政坛。陈家庆虽然早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同盟会，但她和夫君徐英的兴趣却主要在于学术。1929年起，夫妻二人辗转任职于各高校，潜心教学与撰述，从此未见参与政治的迹象；而在她的文学书写和师友题辞中，以楚骚精神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印记依然频繁出现，这究竟是一种行文习套，还是别有深意呢？实际上，如果将这些文学书写和诗文酬赠，作为分散的点来看，似乎平平无奇；而若是以近现代湖湘人士的群体活动为参照背景，便会观察到散点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些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发声，富含密集的地域元素，如典故、暗语，通过创作、吟诵及传播这些含有“密码”的古雅诗句，湖湘人士特有的身份印记一次又一次得到确认，他们的理想、价值、信念一次又一次得以唤起。无论其职业、志趣、人生阶段为何，文学书写和互动始终是他们之间的重要联结方式。因此，陈家庆及其夫君，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在创作和交游中始终贯穿对楚骚精神的吟咏，客观上构成了近现代湖湘文化传播中的一个辐射点，所引起的每一次关注和共鸣，无论范围大小、能量强弱，都足以构成湖湘文化流布中的一道涟漪；也正是此类潜流的存在，最终构成了近现代湖南人士投身进步事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二、东南幽怨满词笺[1]529

出版于1933年的《碧湘阁集》，为陈家庆自订作品集，收录了她早年大部分诗歌。该集中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即魏晋六朝意象频繁出现，恰好透露了其文化认同的另一面相。

现代学者业已关注到，抗日战争期间，“学人们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体味到相似的‘南渡’情怀，对魏晋六朝学术作‘理解之同情’的探究，体现了他们关怀现实的爱国热忱”，从而发掘出“魏晋六朝之学在抗战时期作为特殊的传统学术资源的文化和社会意义”[5]162。陈家庆也是这批学人中的一位。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日本侵华的步伐加快，从东北到东南，战线不断南移。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国民政府仓促撤离南京，迁往洛阳。据陈家庆自述，少年时代，她曾居住于南京6年之久，这里有她与闺中同伴一起度过的芳华岁月，六朝古都的美景与故事，赠予了她无穷诗思。她曾目睹《金陵送春》：“回首芳华何处是？六朝烟雨总伤神。”[1]499她曾《忆玄武湖樱花》：“如画江山绕石头，南朝天子总无愁。淡烟浓雨春三月，输与湖天一放舟。”[1]504六朝才女的典故，也常被她融入笔下，如《寄真真女士》：“微闻咏絮才人笔，亦作横行蟹字书。”[1]500《忆鹃影姊集梅村句》（其四）：“才比左芬年更少，琅玕字刻玉钗寒。”[1]506以两晋才女左棻和谢道韫来喻指闺中友朋，不仅怀人，也暗含着对人文昌盛的承平年代的追忆。

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情感积淀，南京局势的告急及失守，才引起了她更为深沉的感愤，写下多首诗作。如《甲子秋兴》（1924）其三：“国破何人号莫愁？无双颜色待封侯。果然成败关天命，谁使衣冠附浊流？纵有南风终不竞，可怜西帝若为秋。中原此日皆荆棘，把酒难消万斛忧。”[1]501《乙丑孝陵春望》（1925）其三：“燕麦风轻春雨肥，石城潮打浪花飞。十三陵树今何似？回首燕云已式微。”[1]503其五：“青山一发指神京，望帝春深动客情。正自看看胡运尽，东南今又坏长城。”[1]503《壬申感事》（1932）其一：“闻道东都佳气浓，过江名士喜相逢。独怜入洛纷纷者，谁似云间陆士龙？”[1]531其二：“灵气消沉剩古城，六年回首不胜情。龙盘虎踞终何益？输与将军一掷轻。”[1]532当日情形，恰似西晋、东晋之交，异族入侵，朝廷仓皇迁徙避难，此际的愤慨与愁绪，构成了陈家庆诗词中的商徵之音。

“魂兮归来哀江南。”乱离中的学人，开始重新思索魏晋六朝人物的功过。1929年至1933年之间，陈家庆连续书写了48篇六朝人物赞，评点其生平、气节，见载于《汉魏南北朝诗研究》。其中有两篇，她将其纳入了自订文集《碧湘阁文》，即《晋二俊赞》和《庾开府赞》。前者的传主为陆机、陆云兄弟，后者为庾信，他们均为魏晋六朝亡国之际，流落他乡、羁旅不归的文士。与以往史臣习惯性地给予道德批判不同，陈家庆的赞语，包含浓重的悲悯色彩。如《庾开府赞》，先是赞许其为“百代词宗，卓哉开府。健笔凌云，风流自诩”[1]571。随即以大量篇幅感慨其流亡之痛：“吁嗟先生，生不逢辰。子卿汉节，明视累臣。巢覆卵倾，瓶罄曇耻。兆见横流，几濒九死。臣心一寸，君门九重。台城既陷，遘此奇凶。霸图奚用？忠烈无多。关门白狄，城影黄河。山岳崩颓，春秋迭代。故国徒存，家山安在？……悠悠何极，饮恨千秋。”[1]571考虑到这两篇作品撰写之时，陈家庆因躲避战火，已从上海迁居长江中游的安庆，这份“理解之同情”便不难体会。但除了情绪的冲击与反应之外，陈家庆对魏晋南朝的这份追慕，有无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以下两个因素或不可忽略。

首先，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北方长期被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所占据，山西等地被阎锡山占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步力量，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南京、上海、广州一带。1920年代后期的国民党，围绕着北平、南京、广州三个政治中心，各自为政，攻讦不休，在内耗中错失了强国御辱的时机，最终造成1933年之后的大面积溃败与流亡。这与西晋末期，“八王之乱”导致民族矛盾爆发，洛阳沦陷，王室被迫南渡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

其次，“20世纪20-30年代的南京中央大学，活跃着一批崇尚古典诗词创作的学者与学生，逐渐形成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诗群。”[6]207其中的倡议者，即“禊社”的组织者黄侃，与“潜社”的组织者吴梅。这一师生群体，“一直低调地坚持旧体诗词的创作，在当时被视为坚持‘旧学’的‘学派’，与北京大学的新文学势力抗衡”[6]207。所谓“新”“旧”，难称高下，只能说是当时学界在吸收新知、创设新体与坚守传统、光大旧学之间的取径分歧。陈家庆虽然在北京有过近三年的求学生活，但师友圈都集中在南京；她和家族成员的文学趣味，也都倾向于旧体诗词的创作、研讨。到30年代，在南京高校界，又出现了女性专属的诗词社——梅社，主要成员有中央大学文学院学生尉素秋、王嘉懿、曾昭燏、龙芷芬、沈祖棻五人。该社“造就出代表当代一流水平的诗人，并成为在当代能传承诗词技艺的学者群”[6]207。从陈氏姐妹等人的活跃，到梅社诗群光耀文坛，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的闺秀文学在现代学制新变背景下出现的新征象。

在这样的政、学局势之下，有关“南北”的文学书写，便带有了现实的隐喻。亲历丧乱，抚今追昔；追怀传统，研治旧学，构成了陈家庆魏晋六朝文化认同的第一层内涵。

三、吾门风雅冠宁乡

陈家庆与其长兄陈家鼎、仲兄陈家鼐、长姐陈家英、仲姐陈家杰、夫君徐英均为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成员，拥有相通的文学志趣。特别是长兄陈家鼎，不仅在政界多所建树，还“喜为诗，尝与其同游之章炳麟、刘光汉、黄侃等，效汉魏人诗体，尤非近人所能及”[3]193。他负威望，喜交游，颇有号召力，在北京、武汉等地，均组织过大规模的雅集活动：“癸丑（1913）上巳，集旧京名贤修禊于宣南法源寺，赋诗赏花，到者千人，觞咏竟日，为数百年来未有之盛举。……又尝于丙寅（1926）上巳，觞客于武昌之黄鹤楼，文酒之乐，盛极千古。尝谓叔季之世，风雅道衰，必欲力挽颓风，为大雅扶轮之举，须从本人起，其抱负如此。”[3]193-194上巳雅集，是中国古代传延不衰的文雅风俗，其中最为著名者，即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会”。考虑到民国初年新文学蓬勃发展、旧体文学日渐式微的文化态势，陈家鼎不止一次地择取“上巳”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节点，举办规模浩大的聚会，其呼唤同道、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用心豁然可见。

长兄的风雅开明，也给陈家庆姐妹提供了宽松开放的文艺环境。1928年陈家鼎去世后，陈家庆撰《拟刊宁乡陈氏棠棣集启》，披露了她和姐妹们长期受益于长兄教谕的情形：“余同怀九人，兄居长而余居季，读父书者唯兄与适萧氏姊定元。余不敏，齿稚好弄，虽得兄训迪，然鲁钝如故。而兄友于情笃，平居课余姊妹颇严，春秋佳日，辄携余与定姊登临闲眺，即事分题，盖至乐也。”[1]582-583陈家鼎主盟的两次盛大雅集，陈府女眷亦有预焉之荣：“癸亥三月，兄赏丁香于京师法源寺，延客三千，开筵坐花，飞觞醉月，文酒之乐，盛极长安。时余以病，仅定姊与女侄日生与座。丙寅上巳，兄复觞客黄鹤楼，联吟禊集，追踪昔贤, 余与姊躬逢其盛，曾作长句以纪其事。”既然陈家庆姐妹的文学成长，与长兄的着意培育分不开，在文学趣味的养成和文化身份的定位上，陈氏兄妹便也呈现出天然的一致性。除了吟咏唱和、共赴雅集这些活动外，他们还有意凸显自身“阖门风雅”的文化形态，并在历史中找到了可供比拟的镜像，那就是魏晋六朝的文化家族；而在文学书写中，援用相关意象、典故以自喻，则是他们自我形塑的一个重要手段。

出现频次最高的，为“大雷”意象。南朝宋文士鲍照，其妹即著名才媛鲍令晖，钟嵘《诗品》称其歌诗“崭绝清巧，拟古尤胜”[7]444。鲍照曾作《登大雷岸与妹书》一札，向鲍令晖描述途中见闻，抒发羁旅之情，辞情并茂，古今称颂，“大雷”一语也因此被赋予了“兄妹并秀，称叙雅怀”的意味。在陈家兄妹的唱和中，相关词句多次出现。如陈家庆《和伯兄汉元寒韵》：“笔砚安排添秀句，大雷明日有书看。”[1]498再如《丙寅人日与伯兄汉元长姊定元集于汉上分韵》：“诗话雨楼赓棣萼，书传雷岸讯家乡。”[1]513《上巳觞咏诗》（其三）：“山川雷岸书中忆，冠盖春江画里过。”[1]517陈家鼎亦欣然应和，如《汉上人日分得题字一首》：“难得大雷传雁讯，无端小集认鸿泥。座中亲友依金谷，海内才华孰玉溪？”[1]515在姐妹酬答中，此一比拟也时常出现，如长姐陈家英为《碧湘阁集》题辞，即称妹妹“《香茗》曾传赋，清才独辨琴”[1]493。“香茗”，据《小名录》记载：“鲍照，字明远。妹字令晖，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于世。”[8]135出现的频次之高、化用的娴熟自然，均可见陈氏兄妹心中，对此一文学典范的着意效仿。

其他类似典故，也常见诸陈氏兄妹及其师友的笔下，如东晋谢安家族的才媛谢道韫，便常在称引之列。又，据《陈家鼎传略》：“汉元生前最喜课其两妹诗书，尝有‘眉山苏女江东谢，都作吾家姊妹行’”[3]193之句。“姊妹行”，指南朝梁文士刘孝标，其家有三位姐妹，皆负盛名。清末庐江诗叟陈诗为陈家庆《汉魏六朝诗研究》撰序，亦称：“媲昔贤之徐淑，踵家范于孝标；摛华撷秀，吐凤雕龙；辞必铿锵，言皆藴籍；斯文载道，好句欲仙。”[9]1又，吴梅《碧湘阁集题辞》：“狂游南北，眼底云山归妙笔；一事奇谈，三妹刘家尽不凡。”[1]493以今喻古，意义显豁。

陈家鼎去世以后，陈家庆编纂其遗集，并作《拟刊宁乡陈氏棠棣集启》（2），郑重追述长兄的学问惠泽：“余姊妹之略识之无，庭训以及就傅而外，皆余兄之所赐也。”[1]583长兄的去世，沉痛之余，也给予陈氏姐妹们一个契机，对家庭整体文化定位进行确认，对家庭文化积累进行整理：“今日者，雁行折翼，伯氏新丧，痛念前尘，肝肠寸断。才惭幼妇，空传道韫之诗；学愧大家，敢续孟坚之史？兹拟将先兄诗稿，略加比次，并合刊余姊妹所为诗文，为《宁乡陈氏棠棣集》，亦敝帚自珍之意也。”[1]583“棠棣”者，语出《诗经·小雅·棠棣》，诗云“兄弟既翕，和乐且湛”[10]261，旨在申述手足情谊。以编撰兄妹合稿的方式，表达对棠棣之情的珍重，其精神实质，则在于对魏晋六朝士族雍睦文明之家庭氛围的崇尚和仿拟。陈氏兄妹所面对的中原逐鹿、沧海横流的政治局势，一如魏晋六朝；而魏晋六朝时期，中原人士为保存宝贵的传统文化，特重家族内部的学问传递、研讨和衍生。参之陈氏一贯的政治主张，陈家庆对于六朝文化体认的第二重、也是更为深刻的内涵，即凸显家族在文化保存与传承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使之成为动荡局势中一个生生不息的“原点”，最终达到凝心聚力，护惜传统文化，提振民族自信之目的。

四、社会视域下双重文化认同的意义

陈家庆的双重文化认同及其内涵已如上述，然而，在名士如林的近代，这一针对个人理念进行的分析，对于学术史的进展，有无一定的普适意义呢？实际上，此一个案，恰好包含了民国文化、文学史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若干话题，展现出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首先，“发现魏晋六朝”与近代家庭伦理的重塑。

现代学者业已关注到，魏晋六朝在民国时期已成为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这与当时“思想之自由与深刻”“士人之独立精神与敦尚气节”“雅丽自然的文章形式”[11]127-135息息相关。但不可忽略的是，近代时期同样是中国女性自觉追求自由平等的起点。这一阶段的知识女性，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盘点，也经历了一个“发现魏晋六朝”的过程。魏晋六朝士族家庭雍睦文明的人际相处范式，是传统社会女性所能获得的最佳安顿方式；这些家庭对于女性习文的宽容乃至赞许，也是她们获得文学成长的极佳机遇。那些温馨的庭院往事、优雅的文学事象，曾经给予中古才媛纾解忧虑、坦率表达的机会，同样也会给予近现代新女性们较为理想的参考范式和情感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家庭伦理的重塑，契机也在于政治局势的急转直下。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1930年以后进入一个引人瞩目的高潮，相关著作对于当时家族的风范，多有阐发。1930年起，陈寅恪将研究重心从佛教转移至中国中古史，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著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崔浩与寇谦之》中，他一再申述在魏晋南北朝的持续丧乱之中，特定地域与家族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功绩。1939年，钱穆在西南联大写就《国史大纲》一书，对家国关系展开深刻思考，认为经历丧乱的魏晋高门子弟，“经动乱艰苦之磨励，而精神转新转健”[12]267；提倡国人经历抗日战争一役，当反思自省，树立更为稳健的家风、学风。1943年，王伊同在金陵大学文化研习所刊布《五朝门第》一书，以典雅之骈文，纵论晋、宋、齐、梁、陈五代“高门之风范”[13]196“高门之习俗”[13]249：表面上看，民国时期的才媛们不过是延续了清代以来闺秀文学蓬勃发展的趋势，然而其内在的伦理支撑、情感逻辑和复杂内涵，却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次，政学混融的近代文化态势，呼唤更为通透的研究视角。

民国人士对于魏晋六朝文化资源的再认识与再利用，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聚集于学术界，如章太炎、鲁迅、黄侃、刘师培等大师的著述、言论上。但考虑到晚清民国的社会实态，可知当时的政界和学界人士，呈现一种身份的混融：进则参政议政，退则著书谠议，共享人际网络和信息传播渠道。

以陈家鼎为例，据《拟刊宁乡陈氏棠棣集启》记述，他“生平不慕荣利，惟好词翰，虽公务鞅掌，恒手一编，午夜不辍也。避地扶桑时，与余杭章太炎、仪征刘申叔、薪州黄季刚、芮城景太昭时相过从，共事吟哦。一时体制，力崇西京，下焉且在黄初、典午之际。扬大汉之天声，振风骚之坠绪。徒以于役频年，稿均亡佚。迄入共和，益多造述，不言六代，遑及三唐。而国会播迁，南北流转，调高响逸之作，亦泰半散失靡存”[1]582。可见，陈家鼎平生深交者，恰恰就是学界瞩目的这批学术大师，只是由于迁播不断，著述湮没，治学观点也难以寻绎。那么，作为长期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陈家鼎、陈家鼐的至亲，本人和夫君又是声誉卓著的学界英才，陈家庆对于文化认同的表述，就远远不是私人领域的一己之见，而体现了政界和学界观点的深度融通，可以说是舆论场中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声音，值得倾听、探讨。

第三，近代士人对魏晋六朝资源的汲取，可能呈现多样化路径，值得重新探讨。

在整理陈家鼎的遗集时，陈家庆曾作《校勘先伯兄汗园代议遗诗，集梅村句哭之》一诗，追摹长兄的生前风貌，其中有句云：“文章座上惊黄绢，把卷无人意惘然。”（其一）[1]531“最是风流挥玉麈，一官诗酒乱离年。”（其二）[1]531“修禊只今添俯仰，鹡鸰原上使人愁。”（其三）[1]531黄绢捷才，挥麈清谈，临流修禊，诗酒不倦，俨然神似魏晋名士。三首绝句，意境相通，可见长兄给她留下的印象稳定笃实。

而业已引起学界关注，被广泛认为具有魏晋风度的民国文人们，又是何种面貌呢？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他们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黄侃、陈寅恪、闻一多等人，大都以狂狷的面貌出现。这种狂态，却又不同于魏晋六朝名士遗落世事、究心《老》《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对时局感到痛心，将楚骚哀怨糅合入魏晋六朝的放达，才出现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一旦有机会，这种狂狷之态便会转化为奋不顾身的献身姿态。如汪曾祺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上课，开场总是吟诵：“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14]58而闻一多最终正是以烈士的形象被载入史册的。

那么，陈家庆描述的兄长形象，和现代学者所关注的民国学人，都富有魏晋六朝遗风，而行为举止上却又有不小的差异：前者内敛庄重，后者则跌宕多姿。这一差异，与个人性情、身份自然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魏晋六朝文化，本身就包容了多种歧见，具备不同的面相。从曹魏正始年间开始，以对于儒学的不同态度为界，名士群体便分为两大集群：一注重入世、尊重礼法者，如何晏、夏侯玄、裴頠以及东晋的王谢家族；二是崇尚出世、蔑弃礼法者，如竹林七贤及其仿效者。这一固有分界，为后来者也提供了选择的余地：民国的布衣文士，因其在野的身份和特立独行的性情，更多延续了狂狷的一派；而陈家鼎一生，参与了民国肇造的一系列政治实务，包括议会筹建、法律拟就、宣传机构创设等，在名士风度之外，还体现出严谨端祥的名臣风范。具体到家庭生活，他对弟妹、子女的教育倾注了更多心血，既重视友于之爱，也注重雍穆有序、礼法严谨的家风培育。“清标原是六朝人”[1]513，是陈家庆的文化自述，其内涵颇为复杂多元。而清末民国时期，与陈氏发展轨迹相似的家族并不少见，要深入探讨当时士人对于魏晋六朝文化的接受与升华，此一路径似不应忽略。

综上，陈家庆著作中的双重文化认同，包括以楚骚精神为内核的湖湘文化与魏晋六朝情结，二者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从时间上来说，湖湘文化是陈家庆从幼年时期即浸润的原生文化情境，魏晋六朝文化则是她成年后、在师友圈中开始逐步关注到的一种思想资源；从空间上来说，湖湘文化源于乡梓，魏晋六朝格调则一般被认为属于江南；从情感逻辑上来说，湖湘文化是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象征，而魏晋六朝的家族格局，可以视之为在乱世之中，文化重塑与守护的堡垒：前者形成了她的精神底色，后者构成了陈氏个人及其家族的生存、文化策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而这样的个案观察，又能够为近代史中的性别议题、政学一体的文化态势、士人的思想资源构成等问题，提供宽广的讨论空间。

注释：

1.《碧湘阁集》，安徽大学出版组1933年铅印本，包括诗（238首）、词（122首）、文（14篇）三部分。《碧湘阁近稿》，安徽大学出版组石印本，出版时间不详，包括《黄山记游词》（收词21阙）和诗集（收诗38首）两部分。《黄山揽胜集》，与徐英合著，中华书局（上海）1937年版。《汉魏六朝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组1934年铅印。

2.《宁乡陈氏棠棣集》为陈家庆兄妹九人合撰之诗文集，出版时间约为1934年，见1934年《新文化》第1卷，双龄所撰《近人诗词曲钞》一文介绍，未见藏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