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力源”区域发展态势与商业银行跟进策略

◎王康仕 曹家鸣

引言

创新既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又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首要举措。“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创新”被反复提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更是被摆在未来五年一系列重点工作领域的首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作为区域发展重大战略的核心主体，率先打好关键技术攻坚战，形成科技创新的“新动力源”，提高经济质量及效益，是绕不开的重大课题。

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关键技术创新为主导的产业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顶层规划（《“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将金融创新列为支撑发展的四大举措之首。纵观历次科技创新浪潮对全球经济的重塑，金融体系的发展变革均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经济的崛起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发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经济的振兴与联合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设立，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巩固与创业风险投资的持续创新、持续扩容，均密不可分（波斯坦和哈巴库克，2002）。Hciks（1969）甚至提出“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的论断，即若无金融变革持续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燃料，工业革命中的创新则可能亦如农业时代诸多创新一样沉寂下去。

鉴于当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区域（以下称为“新动力源”区域）的重大战略定位与商业银行跟进支持的重要性，下文重点考察了该区域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现状与问题，并据此提出商业银行支持“新动力源”区域发展的建议。

打造“新动力源”区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打造“新动力源”区域的必要性

一方面，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动力系统需及时作出配套调整。从GDP增速上看，1999～2019年我国GDP增长了10.94倍，京津冀地区增长了9.73倍、长三角地区增长了11.84倍、珠三角地区增长了12.33倍、成渝地区则增长了13.22倍，除京津冀地区外均超过全国GDP的增长倍数（10.94）；但近三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GDP增速均低于全国水平，京津冀地区的增速下滑尤为严重（如图1所示）。从全国GDP占比上看，京津冀地区从1999年的9.60%上升到2005年的11.15%后持续下滑，2019年占全国GDP的8.54%；长三角地区从1999年的22.13%上升到2005年的24.88%后，而后下滑至2019的23.94%；珠三角地区从1999年的7.78%上升到2006年的9.88%后，持续下滑至2019年的8.77%；仅成渝地区占比持续上升，从1999年的5.87%上升到2019年的7.09%（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表1：“新动力源”区域产业结构 单位：%

表2：“新动力源”区域各产业规模比重（基于营业收入维度） 单位：%

另一方面，第三产业比重过高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带来产业结构隐忧（尤其是京津冀区域），而通过创新重塑制造业竞争力是关键应对举措之一。从产业结构看，2008年以来“新动力源”区域第二产业比重均持续下滑，京津冀区域更是跌破30%，与之相对应，第三产业比重均持续上升（如表1所示）。这一方面凸显了产业结构升级态势，但另一方面也须注意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可能带来的潜藏风险（如产业趋同、经济脱实向虚、整体结构失衡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针对服务业过度发展、制造业相对萎缩、产业结构趋于“空心化”等问题，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政策倾斜和资金便利支持新兴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欧盟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制造业发展，从而振兴欧洲经济。

（二）打造“新动力源”区域的可行性

“新动力源”区域的研究机构与专利产出的数量多且全国占比高，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技术辐射性强的创新前沿产业发展较快，具备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实基础。从研究机构（主要为高校）数量看，全国2688所大学中，“新动力源”区域共有1075所（京津冀地区271所，长三角地区459所，珠三角地区154所，成渝地区191所），占比达40.00%；全国36所A类一流大学中，“新动力源”区域共有25所（京津冀地区12所，长三角地区8所，珠三角地区2所，成渝地区3所），占比达69.39%。从专利发明专利数量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发明专利授权共259.16万件，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5地位居31省市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排名前5，京津冀地区共获专利授权24.73万件，长三角地区获得78.28万件，广东省获得52.74万件，成渝地区获得12.59万件，累计占比达64.96%。

从产业规模的全国比重看，“新动力源”区域除采矿业外的其余产业占比均高于5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比重更是在70%左右。其中，京津冀地区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比重高于20%；长三角地区除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之外所有产业的比重都高于25%；珠三角地区则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领域占比较高（如表2所示）。

“新动力源”区域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一）“新动力源”区域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新动力源”区域在关键技术产业化与对其他产业辐射带动两方面均领跑全国。一方面，从关键技术产业化来看，目前“新动力源”区域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集聚地。总体来看，关键技术创新相关产业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们既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也代表着关键技术产业化的水平。鉴于目前尚未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的整体数据，文章以全部4000余家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拟合国家统计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从上市企业维度衡量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状况（李晓华和刘峰，2013）。由此发现，截至2021年1月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有上市企业1509家，其中1149家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区域（京津冀地区230家，长三角地区567家，珠三角地区295家，成渝地区57家），占比达76.11%。从独角兽企业数量看，依据恒大研究院《2020年中国独角兽报告》与CB Insights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地区共有广义独角兽企业162家，除武汉2家，青岛、益阳、香港三地各1家外，其余157家均位于上述四大“新动力源”区域（京津冀地区67家，长三角地区65家，珠三角地区20家，成渝地区5家）。

表3：“新动力源”区域数字产业化规模及全国占比（基于营业收入维度）

具体到不同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看，“新动力源”区域领先趋势尤为明显。例如，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其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均率先在“新动力源”实现。首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指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从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大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GDP比重由14.2%提升到36.2%，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数字经济规模与比重持续领跑全国。具体到数字技术产业化来看，依据以往研究及数据，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分别作为数字服务业与数字制造业加总为数字产业化的规模。结果如表3所示：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区域数字产业化规模累计达13.85亿元，累计占全国总规模的76.71%。其中，京津冀区域侧重于发展数字服务业，珠三角、成渝区域侧重于发展数字制造业，长三角地区则在数字制造业与服务业领域发展较好。

其次，生物技术被称为21世纪最富活力、最具战略性的技术，相关产业众多，其中生物医药是生物技术最重要的应用方向。依据国家药监局“国产药品1416条生物药批文”，截至目前生物医药生产涉及企业接近300家。从区域分布来看，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以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为核心，珠三角、成渝、东北等地区快速发展的产业空间集聚格局。

另一方面，从技术创新对实体产业的辐射带动来看，关键技术创新对“新动力源”区域其他产业有显著的辐射作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例，作为该轮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带动数字产业化的同时，也会带动其他产业数字化转型，即产业数字化。首先，从产业数字化的辐射广度看，《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8》表明，全国所有工业企业在购销存环节采用信息化管理的占45.4%，生产制造环节占比18.6%，物流配送占比10.9%，客户营销占比32.6%。基于工业企业经营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来间接度量，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考察“新动力源”区域产业数字化相对水平发现，京津冀区域内省市在各环节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省市的产业数字化水平领跑全国，成渝区域各省市仅在生产制造环节信息化水平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环节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8》（2020 年出版）。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

其次，从产业数字化的辐射深度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表明，规模维度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均超过2万亿元，其中广东省更是超过3万亿元，上海、北京、河北、四川四地也均超过1万亿；比例维度上，上海产业数字化占GDP比重全国最高，超过40%，浙江、北京两地也超过30%，广东、河北、重庆三地接近30%，均居全国前列（如图4所示）。

综上，在关键技术产业化与技术创新对实体产业辐射带动两个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既表现出关键技术产业化的规模优势，又充分体现出技术创新的辐射效应。京津冀区域虽在关键技术产业化及技术辐射深度方面具备优势，但从技术辐射广度方面落后明显，关键技术产业化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强化。成渝区域虽近年来在各方面发展较快，关键技术的辐射广度较为领先，但关键技术产业化规模、辐射深度等方面仍落后上述区域。

（二）存在的相关问题

“新动力源”区域虽然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现状较好，但在要素配置前、配置过程中、配置后环节分别存在集聚性、结构性、协同性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素配置前的要素集聚性不足，致使“新动力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薄弱。人口、资金等要素的高效集聚，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张长征等，2012）。通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各区域内各个城市的空间距离倒数构建空间矩阵，计算GDP、人口、信贷的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发现：一方面，从经济整体水平的集聚性考察看，目前“新动力源”区域整体经济的集聚性均有待加强，尤其是京津冀和成渝区域。考察结果显示，1999～2019年京津冀与成渝区域内各个城市GDP的Moran指数均为负值，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值均大于0.1），说明区域内城市经济表现为较大经济体量城市与较小经济体量城市相邻的空间结构呈现非显著的空间扩散态势；而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Moran指数均为正值，指数变化呈先升后降趋势，且均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区域内城市经济表现较大经济体量城市与较大经济体量城市相邻、较小经济体量城市与较小经济体量城市相邻的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但近年来该态势有所减缓（如表4所示）。

表4：“新动力源”区域经济集聚状况（基于Moran 指数）

另一方面，“新动力源”区域亟须扭转要素离散化状态（京津冀、成渝区域）或趋势（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提升要素集聚性水平。基于人口与资金要素的集聚性考察发现，资金和人口要素的集聚性水平及变化趋势与经济集聚性高度相似。如表5所示，2008～2019年京津冀区域内城市常住人口的Moran指数均为负值，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区域内人口也表现为人口较多城市与人口较少城市相邻的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空间扩散态势；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Moran指数均为正值，呈先升后降趋势，且均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区域内城市人口表现较多人口城市与较多城市相邻、较少人口城市与较少人口城市相邻的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但近年来该态势有所减缓；成渝区域人口在空间上呈现负相关，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内人口在空间上表现为较多人口城市与较少人口城市相邻的空间结构，呈现非显著的空间扩散态势。

如表6所示，2008～2019年京津冀与成渝区域内城市信贷规模的Moran指数均为负值，且多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内资金要素在空间上表现为较多资金城市与较少资金城市相邻的空间结构，呈现非显著的空间扩散态势；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Moran指数均为正值，呈先升后降趋势，且均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区域内资金在空间上表现较多资金城市与较多资金城市相邻、较少资金城市与较少资金城市相邻的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集群特征，但近年来该态势有所减缓。

表5：“新动力源”区域人口集聚状况（基于Moran 指数）

表6:“新动力源”区域资金集聚状况(基于Moran 指数)

其次，要素配置过程中的结构性错配，制约“新动力源”区域高质量发展速度。单单从资金要素视角看，目前“新动力源”区域信贷结构显著存在两方面的结构性错配。一方面是信贷结构的生命周期错配。Gort和Klepper（1982）运用模型推导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探索、成长、成熟三个阶段。具体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探索期企业以不断试错的技术、产品创新为主；成长期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的异质性创新越来越难，经营重点更多为进行购买设备、建设厂房、优化工艺流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生产规模；成熟期企业则往往更吝于进行技术、产品创新，而集聚发展态势愈发明显，直接获取其他企业高价值技术创新的横向兼并收购以及加强上下游产业链掌控力的纵向并购渐成主流。但目前一方面处于生命周期探索期、成长期的企业，由于可抵押实物资产少、专利价值难以衡量、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等原因，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以上述1149家企业为例，其中成立时间短于10年的企业仅108家，且资产负债率较低，均值仅为30%，与之相对的成立时间长于20年的企业有456家，资产规模较大的同时，资产负债率接近40%。另一方面，成熟期企业兼并收购的专项融资渠道不畅、商业银行支持模式较少。伴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通过股权、技术转让或并购重组，减少重复投入，提高技术利用率，逐步解决行业集中度低问题的案例越来越多，产业并购事件数量、规模大大增加。此时，企业自有资金往往不足以支撑。但目前国内虽针对成熟期企业的常规融资渠道通畅，但商业银行对并购转让项目的资金支持模式较少且要求较高，资金支持规模仍较小，从而限制了头部企业的并购扩展发展速度。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2019年该领域全球十大并购交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而同年国内医药业最大并购事件仅10亿美元（招商银行联合浦发银行牵头）。

另一方面是信贷结构的债务期限错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命力在于投资长期创新研发项目，依据投资期限与融资期限相匹配的金融学基本原则，这需要长期信贷资金的持续支持。而在商业银行贷款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长期贷款规模远小于长期投资规模。创新研发项目往往又具备回报长期性、风险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从而加剧了贷款偿付期限与投资回报期限的错配问题，合宜的创新项目往往因规避债务风险而被企业放弃（白云霞等，2016；王康仕等，2019）。与之相符的是，上述1149家企业中852家获取了短期借款，仅483家获取了长期借款，且其占借款总额比重的均值仅为33%，从而对企业创新带来了债务期限错配问题。上述1149家企业中多数未有或未披露R&D投入，仅343企业披露相关数据，R&D投入高于20亿元的企业仅有12家，高于10亿元的企业仅有69家。

信贷结构的生命周期错配与债务期限错配导致“新动力源”区域创新性企业深陷融资困境。刘志彪（2011）以江苏为例考察发现，商业银行对战略性新兴行业贷款仅占其贷款总额的2.98%，与其在工业销售收入占比23%的情况极不相配，产业内企业融资约束严重，对其创新发展形成显著制约。

最后，要素配置后的协同性欠缺抑制了跨省市的合作创新及创新溢出效应。重大区域往往遵循以集聚性为开始的初级阶段，逐步演化为区域协同的较高发展阶段，即过渡到各城市间形成密切关系网络、区域经济整合互动的一体化空间形态（任远，2021）。傅娟等（2020）基于投资大数据考察上述“新动力源”区域城市间的投资网络，发现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的城市间投资往来较为频繁，协同性较高；京津冀与成渝区域城市间相互投资的活力不足，北京与成都地区的“一家独大”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协同性有待提高。为更加全面地考察区域协同性，文章尝试构建世界银行衡量区域协同发展的3D指标。

世界银行2009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首次利用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以及划分（Division）三个维度刻画经济协同性（陈肖飞等，2015）。Jinhwan等（2011）进一步提出区域协同性分为密度提高的第一阶段（1D）、密度提高与距离缩减的第二阶段（2D）以及划分整合的第三阶段（3D）。鉴于区域协同性远未到成熟的第三阶段，文章仅从密度提高与距离缩减两方面考虑。其中，经济密度可采用单位面积GDP测算；经济距离则通过人均GDP差异系数衡量。经计算，京津冀地区单位面积GDP为3916万元/平方公里，长三角地区为6627万元/平方公里，珠三角地区为15686万元/平方公里，成渝地区为3796万元/平方公里，较亚洲世界级城市群区域仍有较大差距（经公开数据计算，同期日本太平洋沿岸区域单位面积GDP为63195万元/平方公里；韩国首都圈则为46078万元/平方公里）。从人均GDP差异系数看，京津冀与成渝区域内城市的经济距离较大，且仍在持续扩大，长三角区域内城市的经济距离相对较小且有减小趋势，珠三角区域经济距离最小但近年来有扩大趋势（见表7）。

表7：“新动力源”区域内城市的经济距离（基于人均GDP 变异系数）

由此可见，京津冀与成渝区域在密度提高与距离缩减两方面均成效较低，区域协同性较差；珠三角与长三角区域在密度提高与距离缩减方面较为领先，尤其是珠三角区域，但从变动趋势看珠三角在距离缩减方面下滑趋势较明显，且与世界级城市群区域差距较大（经公开数据计算，2019年日本太平洋沿岸区域人均GDP差异系数仅为0.25）。“新动力源”区域的协同性欠缺将导致创新合作与溢出性均面临局限性，不利于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商业银行支持“新动力源”区域发展的策略

（一）依据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精细化布局和差异化政策支持“新动力源”区域发展

鉴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区域在战略定位、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要素集聚性、资金配置结构、区域协同性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商业银行应以精细化考量进行布局，对各区域设立差异化支持政策。例如，在京津冀区域围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定位做文章，加大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转移等方面金融服务力度。针对长三角区域协同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与其一体化发展定位，着力打造业务跨区域联动模式，更好服务于跨区域经营企业与项目。珠三角区域集聚性与协同性水平高，具备先行发展优势以及与港澳深度合作定位，须加快将珠三角区域打造为商业银行业务转型与产品创新的“试验地”，并配套设立创新容错纠错机制。成渝区域相对处于“第二梯队”但发展速度快，商业银行应紧跟其经济规模扩张速度，倾斜资源配置，并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成熟发展经验迅速应用复制到该区域。

（二）拓宽资金供给渠道，加强资金要素在“新动力源”区域的集聚性

“新动力源”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对商业银行资金供给渠道建设和集聚性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商业银行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首先，针对战略新兴产业、新基建、三新经济等领域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制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适度提高授信额度，增强定价灵活性，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其次，搭建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并加强与外部创投机构、交易所的合作，构建跨地区、国际化、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支持科创企业进行境内外融资。最后，跟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态势以及全国性企业集团在特定区域的集中趋势，在关键区域集聚更多的信贷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

（三）围绕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优化资金配置期限结构，着力破解资金要素错配的结构性难题

首先，联合外部机构加快培育市场研究能力，围绕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推出定制化创新产品，做优投贷联动、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并购融资等服务，扶持探索期、成长期企业发展，助力成熟期企业做优做大。其次，以长期融资渠道建设为重点，适当增加长期融资渠道，扩大长期融资规模，以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满足“新动力源”区域内企业创新研发的资金需求，加速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进程。

（四）推进跨区域业务的便利化、一体化，破除资金要素跨区域流动阻碍，加强金融协同性建设

首先，探索在主要区域设立总行级机构或指定机构统筹区域协同发展工作，赋予相应总行级管理权限。其次，加快系统建设及整合，打通区域分支机构系统、数据藩篱，引入生态环保、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等外部数据，推动区域分支机构信息共享。再次，从产品设计、业务授权、流程优化、品牌建设等方面推动区域一体化，为客户提供同城化金融服务。例如，研发创新区域专享理财、专属信用卡、人才贷款等特色产品，推出跨地区业务收费优惠或减免，完善区域内联合授信、异地抵押担保等机制；优化异地业务办理流程，探索在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开辟区域业务办理专区，推动区域内客户权益、优惠活动统一。最后，建立区域机构风险联合监控和处置机制，提升区域全面风险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