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校大类招生培养研究
——以新闻传播学为例

刘晓岚 刘俊宏

（防灾科技学院，河北 三河 065201）

1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我国高校大类招生培养的现状分析

1.1 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推行大类招生培养改革

2001年9月，北京大学启动了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元培计划”实验班，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1]，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大类招生培养实践的开端。2003年，在通识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开始推行大类招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经过多年时间，大类招生培养发展迅速。

据统计，2019年，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52所，其中有48所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大类招生培养模式改革，占比高达92%；100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所军事院校未统计在内），有70所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大类招生，占比达70%。从总体看，进行大类招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有118所，占“双一流”建设高校总数的78%，越来越多的精英高校加入大类招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行列。除了少数医学类、体育类、艺术类高校，由于其人才培养的专业特殊性，尚未启动大类招生外，大类招生培养已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流[2]。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高校也开始了大类招生的探索与实践。2002年，山东理工大学实行文理2个大类招生，汕头大学、宁波大学等地方院校也在部分学科和专业开始试点。

目前，依然按专业进行招生培养的传统模式仍然占有一定比重。普通本科高校中实行大类招生培养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3]，尤其在师范学校、行业特色鲜明的单学科学校、高职高专院校里实行大类招生培养的比例则更少一些。

1.2 大类招生时各高校大类的划分和设置差异较大

我国高校在实施大类招生时，由于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认识的不同，对“大类”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存在差异，加之各高校的历史文化传统、教学资源条件不同，高校的大类招生培养模式改革形式和实际运作存在很大差异[4]。

梳理现阶段高校大类招生的实际，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一是招生大类中的专业基本按照传统的文科和理科来划分，通常分为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自然科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3种类型，如武汉大学的“人文科学试验班”，浙江大学的“人文科学试验班”“社会科学试验班”等。二是将相近学科门类的部分专业划分在一个类内。比较常见的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内的若干专业合为一类、工学和理学的若干专业合为一类等。如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管理试验班”，复旦大学将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等专业并入“技术科学试验班”，浙江大学竺可侦学院将理学部和工学部组成“混和班”进行大类招生等。三是按照学科门类划分类别。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设置的“经济学类”，山东大学的“历史学类”，东南大学、武汉大学的“理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等。四是将同一学科内的若干专业集合起来成为一类，如北京大学的“数学类”“化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复旦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等，这也是目前高校大类招生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况。

1.3 高校结合自身特点采取各具特色的大类培养模式

1.3.1 通过“通识教育学院+专业学院”的模式实现大类培养和专业教育的衔接

一些大学通过设立通识教育学院，对全校本科生在低年级阶段进行通识教育的大类培养，后期通过专业分流使学生进入专业学院完成专业学习阶段的培养，时间设置方面，一般有“1+3”“1.5+2.5”“2+2”等几种分配情况。尽管通识教育学院的名称有差异，但主要任务都是负责本科生通识教育的教学和管理。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北航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的人文（通识）学院、湖北大学的通识教育学院等。学生通过大类招生入校以后，不分专业统一进入通识教育学院，通识教育学院会结合学校学科情况，在全校范围内设置基础平台课程，学生在经过1年到2年的通识教育和基础平台课程的学习后，再通过专业分流进入专业学院进行学习。如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4个专业，实行“2+2”培养模式，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是第一培养阶段，开设了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方向、汉语言文学方向、法学方向、国际政治方向、政治学与行政学方向、行政管理方向等多个学科方向，要求学生任选一个方向，按其培养方案进行学习。第三和第四学年是第二培养阶段，按照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专业学习。

根据某发动机设计要求，涡轮盘要有足够的静强度。首先分析了某涡轮盘在100%转速状态下的强度，可以满足强度要求。其次将涡轮盘的螺栓孔处作为考核点，应用修正的通用斜率公式，预测该涡轮盘疲劳寿命为19 740次，可以满足低循环疲劳寿命要求。

1.3.2 通过“大类试验班+专业学院”的模式实现大类培养和专业教育的衔接

采用跨越学科大类招生时通常采用的试验班的形式，学生在不同类别的实验班中学习通识课程和跨学科和学院的大类平台课程，然后通过分流再到招生门类下的不同学院和专业进行后续学习。各类试验班有的设在通识教育学院以完成通识阶段的学习，如浙江大学的人文科学试验班、社会科学试验班、理科试验班类等，均在浙江大学求是学院丹青学园完成大一学年的通识教育。新闻传播学是并入在“人文科学实验班”中招生，实验班学生一年的大类教育是以文学为主，主要包括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汉语国际教育、英语、翻译、俄语、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一学年结束后，结合学习兴趣和自身情况再进行专业分流。

有的高校则是采取在实验班跨越的几个学院中选择一个学院开展通识教育和大类平台课程学习。如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是学生根据自身意愿，从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国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学院中选择一个学院完成通识教育阶段，5个学院突破了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共同设置大类平台课程供学生学习。

1.3.3 在专业学院内部实现大类培养与专业教育的衔接

将一个学院内的相关专业合并为一个类别进行招生，是与传统专业招生最为接近的大类招生方式。学生入校后在一个学院不分专业，由学校教务部门组织通识教育课程的建设与教学，学院负责大类基础课程的建设与教学，专业分流后再由专业负责专业课程的建设与教学。如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大类招生培养，就是在新闻传播学院完成全过程培养，学生完成通识教育课程和新闻传播大类基础平台课程学习后，在大二下学期进行专业分流，在新闻学院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和网络与多媒体3个专业内进行选择后确定专业，再由专业负责后续的专业培养。中国人民大学则注重人才培养过程中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学习，其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和广告学专业均采用4年一贯制培养，学院内部本科阶段不分专业，在学习共同基础课的基础上，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发展规划，在学院内范围自主选择课程进行学习，毕业时根据学生对培养方案的具体完成情况认定其本科专业。

2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大类招生培养存在的问题

2.1 招生大类划分多种多样，缺乏科学合理的统一标准

从上述大类招生类别设置的情况来看，各高校大类专业多种多样，经常会进行调整。大类划分究竟应该以何为依据，如何划分才是真正科学与合理的，一直是高校大类招生改革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依据现在大类招生培养的实际操作情况，高校在划分大类，决定哪些专业并入一类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分类的统一标准，有时还会综合考虑本校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其他因素的制约，如如何划分大类更吸引考生，如何能更有效地利用学校各项办学资源，有利于学生入校后的综合管理，有利于日后的专业分流培养等，导致类别划分的结果多种多样。新闻传播学大类划分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由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而来，会在大类划分时将新闻传播学并入文学大类；有的学校人文学科的培养力量较为单薄，而社会学科实力强，招生时会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划分在一起；有的学校将新闻传播学的各个专业合在一起划为一个大类。因此，实际高考招生时的大类划分已经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是综合学科建设、专业办学、综合管理等各方面工作的实际操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类划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2 存在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盲目实行大类招生培养改革的情况

大类招生培养改革早期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研究型大学中，这些大学的学科建设、专业改革、师资力量等综合实力很强，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绩。2014年，新高考改革实行新的录取方式，普通高校有可能通过优势专业脱颖而出，突破传统高考招生中的高校身份界定，争取到优质生源。正是看到这种益处，一些高校开始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盲目实行大类招生改革，却忽略了后续培养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困难。

大类培养的通识教育和大类平台教育对高校的师资力量、教学配套设施、学科门类齐全度都提出较高的要求，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专业教育。新高考改革后实行大类招生培养的学校越来越多，有一些综合实力不高的普通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院校选择了实力较强的学科专业展开部分试点。如有的学校新闻传播学科办学历史较短，专业数量也较少，设在文学院、文法学院、人文学院内，学校为了解决传统高考招生中历史、哲学等一些冷门专业的招生困难等问题，在并不完全具备大类招生培养实力的情况下，通过人文社科类、人文类、文法类等类别划分实行大类培养，从而在后续的课程设置、教学改革、专业分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既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闻传播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问题。

2.3 大类培养方案制定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一般认为，大类招生的主要优势是降低了学生高考报名时对专业选择的盲目性，大类培养的主要价值是有利于夯实基础，培养综合性和复合型人才。各高校在制定大类培养方案时对大类基础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三者关系的认识有较大的差异，导致相同或相近大类的培养在不同高校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有的高校重视基础学科教育，加强学生的数理文史等基础的培养；有的高校重视大类平台课程，设置较多的跨学科、概论类等学科基础入门课程。大类培养方案的科学性还需要考虑这几类课程的合理衔接，如几类课程的比例设置不合理，大类基础课程既不能满足后续专业教育的需求，又占用了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通识教育课程则要考虑与专业教育、基础学科教育的联系和衔接。

新闻传播学大类招生培养中，学生也需要完成通识课程、大类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修读，要充分考虑通识课程设置的一致性、大类基础课程的丰富性和分流后的专业差异性等因素。各高校在建设通识教育课程与新闻传播学基础平台课程时会结合学校的学科实际情况，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特色。如财经、法律、教育等行业院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往往具有明显的经济、法律、教育等行业基础和特色。实行大类招生培养的新闻传播学类，在维持现有大学本科4年学制不变的前提下，大类培养的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所占比重越大，留给专业教育和学习的时间就越有限。再加上很多高校在大四学年第二学期甚至第一学期时就已经安排学生离校进行毕业实践，这就使专业学习时间紧张的情况愈发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专业修读的效果。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广告学、编辑出版、广播电视学等专业课程的差别较大，如果过于强调通识课程和学科平台基础课的教学，不仅会影响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和理解，还会导致专业课程修读时间不够，最终影响具体专业的修读效果。

2.4 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等综合管理服务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大类培养阶段的综合管理服务包括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两大部分。教学管理包括因大类培养改革带来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教学管理部门等的综合协调，也包括日常教学的教学建设活动、学生教务管理运行等。学生管理除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以外，还包括专业分流引导、大类培养管理与专业培养管理衔接等，由于大类培养改革而带来的特殊管理工作。高考招生时不同专业之间存在强弱冷热的差异，但大类招生培养并没有真正解决专业招生的不均衡问题，只是暂时将这个问题后延到专业分流时。所以，专业分流环节必然会出现有些专业报考人数少，有些专业报考人数多，偏弱、偏冷门的专业只能分到热门专业和优势学科“挑剩”的学生[5]。

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在专业分流时通常是将学生的兴趣和成绩综合考虑。如吉林大学的广告学、新闻学专业，学生入学后实行厚基础、宽口径培养，第三学期后进入分专业培养阶段。学生按照其专业分流前的必修课、限选课平均学分绩点排名，结合自身专业兴趣爱好，自主申报专业志愿[6]。各高校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各有特色，管理水平和能力也有较大差异，容易在专业分流引导和学生管理服务方面暴露一些问题，如有的学校专业分流引导能力有限，专业分流出现极不均衡的情况，甚至还会影响学生的思想稳定和学习兴趣。有的学校大类培养时的管理与分流后的专业管理做不到无缝对接，使学生无法顺利实现由通识教育、大类基础教育向专业教育的平稳过渡。

3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大类招生培养的发展建议

3.1 结合高校自身实际情况科学理性划分大类招生类别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全面推行，大类的实力对招生时生源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大类招生培养也会被越来越多的高校考虑和推行。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中指出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须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需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7]。新文科建设的要求，更决定了大类招生培养是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将会持续推行下去。

大类招生带来的不仅仅是表层的高考招生变化，更会引发深层次的我国高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思维、培养模式的全方位变革。各高校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软硬件能力和配套管理水平，研究和探索大类招生与培养工作。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基础课程水平高、通识教育体系完备，大类划分可以跨越学科。而新办本科院校、师范类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等则要结合自身学科的实际建设情况，全面综合考虑衡量大类的设置和划分，分步实施推行。初期尝试阶段的大类划分，可以选择将一个学院内的相关专业划分为一个类别，这样对现状改变和冲击较小、实施难度较低，适合由专业招生向大类招生的过渡。随着改革经验的不断积累、学科能力的不断提升，条件成熟再逐步实现跨学科的大类招生培养。

3.2 通过加强学科和专业内涵建设来提升大类招生培养的效果

大类招生培养改革的全面推行需要在方案制定、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高校要根据不同学科的办学历史、专业设置、教学改革和课程设置等实际情况，深入研讨人才培养中的通识教育、大类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定位，对学分设置、具体开设课程、课程培养目标等，都要经过科学论证和严密思考，最终制定出符合本校情况、具备本校特色的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以新闻传播学为例，要根据学校、学科及专业的具体情况，处理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科学布置大类内的课程，保证学生在夯实新闻传播学科基础的同时能充分开展专业学习。可以探讨将本科阶段的新闻传播教育整合成一个新闻传播专业，通过开展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方向的选修课程组，真正体现专业融合[8]。同步设置新闻传播学实务学习和理论研究2个模块来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融合，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更集中更深入的学习。

大类培养最后要落实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培养目标做好课程整合和教学内容整合。原来的课程设置是为了满足传统专业招生时窄口径专业教育的需要，而大类招生培养对学科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提出新的要求。教学过程中需要打破传统教学思维的限制，以全新的思维方式整合课程内容，设计符合大类培养目标和时代特点的教学环节等。在实行大类培养改革的过程中，要做好对大类培养效果的跟踪与评价，注重与传统的专业培养效果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分析成果与不足，为后续改革的推进提供参考和依据。

3.3 提升综合管理意识与能力为大类招生培养做好保障

充分重视和大力加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大类招生培养背景下，学生可以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专业分流2个环节进行专业的选择，长时间以来，我国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以高考为主要目标，学生对自身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缺少全面思考和科学规划，对大学中的学科和专业的认知也不够，所以高考报名时学生对专业的选择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主要是考虑就业率、升学率等因素一味追求热门专业。进入大学后的大类学习阶段是学生进一步认知专业的重要时期，高校要充分利用这个阶段，加强大学生职业生生涯规划教育，从课堂教学和课下实践等多种途径，引导学生全面客观分析自身性格、学习潜力和优势，从未来职业规划和发展的角度来重新认知专业。

加强专业分流引导。大类招生培养的专业分流是学生和专业的双向选择，科学合理的专业分流方案要兼顾学生的学习能力、兴趣爱好和综合素质等因素，也要协调和平衡高校专业布局、社会需求现状等因素。除了制定培养方案，要切实做好专业宣传、提升专业分流的引导能力，可以发挥专任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教学和管理人员的作用，以生为本，从学生的全面培养、未来发展等方面提供相应咨询、指导和服务，引领学生清晰认识专业分流的意义，结合职业生涯规划的结果，选择适应个人特色和未来发展的专业。

大类招生培养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高校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提高综合管理意识与能力，切实为大类招生培养改革做好各方面的保障。通识教育学院、专业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和学生管理部门之间需要合作与协调，高校要做好全盘制度的构思设计，通过规章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结合人才培养各环节的具体任务评估培养效果，切实提高大类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