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

张建设

《孙子兵法》是我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上第一部完备、系统、辩证、实用的兵学圣典，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其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完整缜密，其论述深富哲理。《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完整的兵学理论体系，其灵魂是思维的辩证性（李泽厚认为，中国的辩证法起源于《孙子兵法》），其核心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全胜”思想；其特征是深邃的谋略智慧；其主线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其原则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等等。它全面奠定了中国古典兵学理论的基础。《孙子兵法》犹如一座释之难尽、取之不竭的宝库，已成为我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标志。深入探讨和汲取《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慎战思想

孙子对待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孙子主张理性地审视战争，慎重地对待战争。他的这一慎战思想，其实质是其战争观——即对战争问题根本态度和基本立场的集中体现。虽然《孙子兵法》揭示的核心内容是胜战之道，但他首先鲜明地亮出自己对战争的根本观点。它的开篇首句就是摄人心魄的警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在一开篇就将战争问题放在关乎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大视野中把握思考，从关乎国计民生的至高位置来审视和看待，从全局角度和根本利益来进行战略判断，突出体现了《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理性眼光和慎重态度。需要关注的是，《孙子兵法》关于对待战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即“慎战”思想，贯穿全书，渗入各篇，是其兵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指出，一旦诉诸战争，经济上要承受巨大消耗，“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它在其他篇章中还反复强调：“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它坚决反对对待战争的轻率态度，大声疾呼：“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它鲜明地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这是孙子慎战思想的又一经典表述。即不符合国家利益，不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战；国家没有面临重大危机，不战。《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全胜”“速胜”“先胜”“先知”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了孙子“慎战”的基本立场。

《孙子兵法》“慎战”思想即战争观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触及了战争从属于政治这一本质。其开篇首句，就直接点明了战争的政治属性，关系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战争本身就是天大的政治，它是站位于政治高度看待战争的，十分重视以政治手段解决世间的纷争。涉及不少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如“经之以五事”中的“道”“将”“法”都与政治有直接关联，“七计”中多数也与政治有联系。“伐谋”“伐交”都包含有鲜明的政治元素，尤其是把包含有政治元素的“道”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所谓“道”就是要做到百姓与国君同心同德、步调一致。“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上下同欲者胜。”因此，“修道而保法”才能为“胜败之政”。（《形篇》）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基础。这一战争观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兵法》旗帜鲜明地强调“慎战”，绝非反对一切战争。孙子的慎战思想包含着“重战”“慎战”“备战”三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的内容体系。其中，“重战”是这一体系的基点，“慎战”是贯穿这一体系的主线，“备战”是这一体系的实际延伸。孙子在2500年前就深知战争是一把双刃剑的道理。他是基于对“兵凶战危”“用兵之害”的思考来看待战争的。他反对的是轻率盲目地对待战争，不计得失地轻启战端，坚持的是直面现实地重视战争，理性慎重地看待战争，全面精心地谋划战争，积极有效地准备战争，适时果断地控制战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安国全军”“必以全争于天下”，其最高境界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书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以“全胜”赢得战争。

二、庙算思想

这是《孙子兵法》慎战思想的展开和延伸，是在“慎战”这一总原则下，对如何“胜战”的深入探讨。

“庙算”是指战争决策者即国家和军队高层在战前进行的战略筹划、战争决策的过程。“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庙即庙堂，是国君祭祀先人和商议“国之大事”的地方，“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战争是首要的大事。“算”即计算、比较、筹划。“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战略学概念，是中国兵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孙子兵法》的问世首次提出。《孙子兵法》之后的《六韬》《吴子》《吕氏春秋》等，均使用了这一战略概念。这一战略概念以万变不离其宗的形式，延续到今天。高层战前举行的作战会议、沙盘推演、计算机模拟作战结果等，既可以看到古代庙算的影子，又可以感受到古今战争决策的一脉相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战先知，未战先胜，是历代兵家追求的境界。“多算胜，少算不胜”，战前战略筹划的周密准确程度，胜算多还是胜算少，这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商君书·战法》），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这一概念是孙子在大量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并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并具体加以规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庙算体系。《孙子兵法》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要全面掌握道、天、地、将、法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要素，并进行彼我之间的比较；还要从七个具体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意思是说要分析哪一方的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哪一方掌握了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装备优越、势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孙子认为，通过比较彼我双方的战略要素，分析彼我双方的优劣，探索彼我双方胜负的概率，就能够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态势，就能正确地做出是否打、何时打的战略决策。《孙子兵法》由此得出结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计篇》）历代兵家认为孙子的庙算思想是战争预测的著名理论，是战略决策的著名概念，蕴含着丰富的战略内涵和战略价值。这一思想永远放射着智慧之光。

三、诡道思想

《孙子兵法》不畏古训，不循常规，毅然冲破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对传统用兵理论和“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春秋礼兵制度进行了颠覆性创新，惊世骇俗地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崭新用兵理论，并阐述了一整套以假示真、诱敌制敌的战术谋略，在开创兵学理论新内涵的同时，也开创了战场上变幻无穷、神秘莫测的新形态。在《计篇》中，孙武系统阐述了他的“诡道”理论，明确提出了“诡道十二法”：“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些诡道之法的核心，就是善于以假乱真、诱敌失误，其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一系列军事欺骗中，导致敌方的失败。曹操曾对兵者诡道的作战指导理念大加赞赏，并对此批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同时对“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句话的奥妙也有独到的见解：“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

四、全胜思想

“全胜”是孙子兵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谋攻篇》中，并贯穿于整个十三篇的思想体系中。“自保而全胜”“胜敌而益强”，是全胜的基本内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全胜”的战略目标。“兵不顿而利可全”是衡量是否“全胜”的实践标准。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手段是实现“全胜”的最佳方略。

孙子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财产的巨大损耗，对国之存亡的现实风险，这些均在《孙子兵法》中有清晰的表述。如何才能做到“安国全军”，是孙子“慎战”“胜战”思想的共同出发点。鉴于对“兵凶战危”的清醒认识，孙子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成为其用兵追求的最高境界。“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至善境界是“全胜”，它不是以大量杀伤敌人为目标，而是迫使敌人屈从于我方意志，放弃抵抗，休战降服。攻城破隘，血流成河，国破家亡，民无居所，这种胜利“非善之善者”，不是孙子所追求和推崇的。这一全胜思想深刻揭示了用兵理念的极致——“上兵伐谋”。孙武提出了取胜的四种手段，依次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谋攻篇》中，“谋攻”优于“兵攻”的思想有精辟的阐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伐谋”“谋攻”的最高法则是什么？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即以最小的代价损失获取最大的胜利。孙子的“全胜”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控制思想，在战争进程中必须坚持“有利”“有节”的原则。《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用到“全”的地方有十几处之多，可见“全”在孙子兵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如同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老子的哲学核心是“道”一样，“全”在孙子兵学思想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不”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不战，而是一种准战状态、威慑状态、高压状态，是一种箭在弦上的待发状态，是以自己强大到足以使敌人屈服的综合实力为基础的。只有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锻造出能够使敌人屈服的强大的“势”，不战才可以屈人之兵，才能够实现“全胜”这一最高理想境界。

五、知胜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不朽名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寥寥八字，历尽沧桑，至今仍然是那样奥妙无穷。它生动地阐明了“知”是制胜之本的战争哲理，集中体现了孙子的知胜思想，毛泽东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孙武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至今仍然是科学的真理”。《孙子兵法》中关于“知”的论述，丰富而系统，深刻而辩证。全书仅“知”就出现了79 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可以讲，《孙子兵法》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的。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知”就是这个“察”的应有之义。其后的“庙算”对“五事”“七计”进行全面考察、比较分析，都是要解决“知”这个课题。正如曹操所注：“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这是孙子对其“知胜”思想的精辟阐述，揭示了“知胜”这一制胜规律。

孙子的“知胜”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具有许多鲜明特征。

第一，超前性。要做到先知才能保持主动。“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在“先知”中争取主动，做到攻必取、战必胜。“先知”充分体现了孙子“知胜”思想的前瞻性特点。

第二，全面性。即全方位、全过程的“知”。“五事七计”要知，“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七计”要“尽索其情”，“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是必知的范畴，政治、经济、风俗、人情都要纳入“知”的内容。总之，凡与战争相关的一切方面都在“知”的范围之内。

第三，辩证性。对彼我双方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判断优劣强弱，其本身就具有辩证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孙子“知胜”辩证哲理。

第四，客观性。要知真情、知实情，通过人去知情，而不是依赖鬼神，体现了孙子可贵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第五，是动态性。孙子强调的“知”，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认识的结果。战前要庙算，要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战中要相敌，提出观察敌情的相敌“三十二法”。随时“知变”，要根据战场情况变化修正方案，战争全过程要以情报贯穿始终，随时了解掌握动态的情况。一个“知”字，揭示出古今中外胜战之规律。

六、重“利”思想

《孙子兵法》勇于正视战争与“利”的关系，并给予了客观评价、理性分析。这在古典兵学论著中是很少见的。与孙子同时期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利、义完全对立起来，把言利视作重利轻义的小人。但孙子不这样认为，他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反映了他对战争与“利”的深刻思考。孙子讲的“利”，是关乎国家和民众安危的长远大利，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局部小利。他从“利”出发，挖到了战争的根源，他以“利”为尺度，对战与不战进行权衡决策，把是否“合于利”作为决定是否战的最高原则。他精心计算“利”这一战争成本，“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提炼出“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原则。“利”成为决定战争发生与进程的客观标准。

《孙子兵法》十三篇，除《形篇》外，有十二篇都出现了“利”字。全书谈到“利”字有52 处之多，不难看出重利思想在孙子兵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他反复强调“兵以利动”的利本观。他在开篇就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即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执行决策，都要遵循有“利”这一标准，都要把握凡战争行动趋利避害这一总原则。在其他篇章中，他还明确规定战争的决策和指导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强调“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对于攻入敌国作战的军队，孙子还提出“因粮于敌”的原则，以解决在本国战争成本高、负担重的问题。其具体办法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故军食可足矣”。以彼之“利”，补己所需，孙子“非利不动”的理念已渗透战争进程的各个环节。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战与不战的战略决策，还是对战场上攻守转换的具体指导，或是对战争进程中的某些环节，孙子都旗帜鲜明地要求人们冷静客观地权衡利弊得失，坚持“非利不动”的标准。这种实用主义的利益观，对后世的战争理论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值得重视的是，在孙子的“重利”思想中，“利”与“害”是密切相连、相互交织的对立统一体，必须辩证地把握“利”“害”关系，把趋利避害作为决定战争行动的依据。

七、主动权思想

孙子的名言，“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是对战争主动权的最古老、最精彩的表述。它揭示了争取主动、摆脱被动是军事上的普遍规律。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一语中的：“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动权是军队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主动权还是军队的制胜权，谁掌握了主动谁就会取胜。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历来是兵家不懈追求的境界。关于主动权的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之一。古往今来，无论战略指导还是战役指挥，军事家无不把主动权视为自己的生存权和制胜权。楚汉相争中的盖世英雄项羽一生经历“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垓下一战“四面楚歌”，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悲剧下场。他在大势已去时，哀乎“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其失败原因，就是因为丢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孙子兵法》中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都与争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权有内在联系。比如：战前的“庙算”，“知彼知 己”“兵 者 诡 道”“攻 守”“奇 正”“虚 实”“用间”“速胜”“上兵伐谋”“非利不动”等，其目标就是为了夺取主动权，无论是战略指导还是战术指挥，要始终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在顺势而为时，牢牢把握主动权；在逆流而进时，要善于控制主动权，实现优劣的转化。长征初期的主动权丢失和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主动权的夺回，充分说明是否拥有主动权关乎利害得失，关乎兴衰成败。如何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把握主动权，《孙子兵法》中的许多论述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一是要抢占先机。善于占领制高点。“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体现了藏是一种力量，动是一种能力，反映了战略思维的高度和战略指导的自由度。

二是巧用利害。孙子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虚实篇》）利与害是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是调动对手、化被动为主动的基本方法。以利诱之是争取主动的灵丹妙药。

三是要善变不复。“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制胜”，变中取胜，这也是孙子兵学理论的精华之一。只有“出其不意”“善变不复”，做到能战能避、能攻能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中，随机应变，始终把握主动权。

八、战道思想

《孙子兵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战道是从的思想。“战道”这里指的是战场实际、战争规律。指导战争必须尊重实际，遵循规律，威权必须服从战道。在战道为尊的原则面前，“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在《地形篇》中，孙子对这一思想的阐述掷地有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为了坚持“战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寥寥数句，字字惊魂。这在君权大于天的时代，提出这一思想，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可以讲，整部《孙子兵法》所揭示的就是“战道”，即胜战之道，总结提炼的都是战争规律，都是战争中必须遵循的法则。比如：

1.灵活用兵，以变制胜。“变”是孙子兵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整部《孙子兵法》充满了因敌变化而取胜的辩证法。《谋攻篇》提出：“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它提出用兵之规律，要视彼我力量对比，能战、能避、能逃。这是其因敌而变思想的生动体现，这是用兵的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战道”。

2.谋正求奇，以奇制胜。孙子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是常规的、基本的。“奇”是变化的、无穷的。“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势篇》）孙子的奇正理论，包含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奇正是普遍存在的作战方式和制胜手段；奇正是发展变化的；奇正是相互转化的。奇正相生，循环无端。这一反映战争规律的思想，被后世众多兵家所传承和运用。“出奇制胜”这一成语已不仅是一个军事术语，是实践验证的“战道”，而且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被不同行业所应用。

3.避实击虚，优势制胜。虚和实是指战场强弱、优劣不断变化的一种态势。“虚”“实”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是变动不居的。对此，孙子有精彩的阐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避实”，就是“无邀堂堂之旗，勿击堂堂之正”，避开准备充分的强敌；“击虚”，就是用自己一方的优势，攻击对手的弱势，“冲其虚”“夺其爱”。避实击虚，既是作战目标，也是用兵规律。如何实现避实击虚呢？孙子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只有把敌人研究透，才能准确地知道虚实，从而以实击虚，优势取胜。

4.以迂为直，空间制胜。《孙子兵法·军争篇》指出：“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这一充满哲理的表述，揭示了战场制胜的基本法则。战争所追求的是用最短的距离、最短的时间，达成战场上的胜利。但在实战中，在良机丧失的情况下，如何改变不良态势，这就需要“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军争篇》），借助一定的战场空间，实现不利态势的转化。即通过兵力的转移再营造新的战场环境，实现“先人至”的待发优势，改变不利的战场态势。因此，以迂为直讲的是“以患为利”的放弃艺术，“变迂直为近直，转患害为便利”，由迂见直，由患见利，把挑战转化为机遇。通过避让或迂回创造新的有利于我的战场空间，从而达到战胜对方之目标。

九、将帅思想

《孙子兵法》十三篇中鲜明地以“将”为题展开论述，就有40 多次。从为将者的地位作用、选拔任用，到素质构成、性格修养、思想品格、担当精神、应变能力、治军理念以及形象塑造等，都作了精辟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将帅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讲，《孙子兵法》是一部千古难得、价值永恒的传授如何为将的教科书，尽管孙子的将帅理论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的思想精华至今仍闪烁着真理之光。孙子的将帅思想深刻而全面，具体而辩证，其思想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将者必须清醒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孙子兵法》对为将者在国家的地位和对国君的作用有清晰的表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固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辅的含义即辅助、辅佐。意思是，将领是国君的辅佐，辅佐周密，国家就必然强大，辅佐疏漏，国家就必然变弱。孙子还指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意思是说，用兵的将领，他们既是百姓生死的掌控者，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这两段论述清晰地表明了孙子对为将者地位作用的历史定位。这是一个很高的定位，它明确了为将者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担负的“安国全军”的历史责任。

第二，为将者必须具备全面过硬的素质。孙子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开篇就把“将”与“道”“天”“地”“法”并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接着又把“将孰有能”列入评价战前态势的“七计”之一。“五事七计”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是属于战略层次。这就要求为将者必须具备战略素养。孙子还提出了“有能”之将的概念，并逐一列出了“能将”必须具备的五个方面素质：“智”“信”“仁”“勇”“严”。为首的“智”，在古代与“知”相近，主要指知识面宽广，洞察问题全面，处置问题果断，谋略水平高强。“信”，是指诚信，言出如山，赏罚严明。“仁”，指爱兵如子，爱人如己，患难与共。“勇”，是指不惧生死，果敢行事，“将无勇则士卒恐”。“严”，是严格。气度威严，法纪严明，严以正己。这五项素质指标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将帅素质修养的理论体系。五个方面素质也是选将必须把握的五条标准。正如梅尧臣所言，“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服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五个方面素质包含道德层面的内涵，因此被世人称为“五德”。五德具备，是胜敌之本，“五德兼备，方能为将。”虽然这些具体表述在不断变化，但从古至今，这个体系在培养选拔合格将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和所具有的现实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为将者必须具备健全、理智的性格。两军对垒，将军的性格缺陷，可能最终影响战争的结局。《九变篇》概括了为将者性格上的五种致命缺陷：“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这五种性格之所以危险，从个人角度讲，抱定必死之心，可能被诱杀；贪生怕死，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可能被愚弄；过分爱惜名声，可能遭敌侮辱；溺爱民众，可能错失战机。从战争全面来看，为将者的性格缺陷，直接关系士卒的生死、战争的胜负。因此，“凡此五者，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三国时期，吴国主将周瑜、蜀国大将张飞，就是为将者具有性格缺陷的典型代表。如何加强性格修养呢？孙子给将帅们指明了途径：“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要沉着冷静，“静”是沉着冷静，“幽”是深隐难测，“正”是公正严明，“治”是秩序井然。“静”“幽”隐含道家风骨，“正”“治”展现法家原则，将其兼而融之，意在强调将帅以处变不乱的风度应对危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任何时候都心态平和，头脑清醒，公正无私，以培养性格上的理性平衡。

第四，为将者必须具备勇于担当的精神。《孙子兵法》鲜明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的著名观点。在当时“唯君命是从”的时代环境中，提出和贯彻这一命题，是具有很大风险的，尤其是需要将帅们具有非凡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

孙子明确提出，战场上的勇于担当，必须要以“安国全军”为最高准则，是否有利于“安国全军”，是决定君命受与不受的最高准则，必须要以战场实际情况为依据。“故君之所以患于三军者”，不知是否可进，不知是否可退，不知军队具体事务，这样的乱指挥“是谓乱军引胜”，这样的君命当然可以不受。还必须要以能否夺取战场胜利为判断标准，不符合战争规律、有碍夺取战场胜利的“君命”，可以不受。既不谋求战胜的功名，也不回避抗命的罪责，“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这就将为将者的社会责任提升到了一种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这种为民众为国家而置自己生死荣辱于不顾的担当精神和政治品格，是为将者应该具备的。

第五，为将者必须具备洞察全局的能力。《孙子兵法》认为，为将者必须具备“全知”的能力，才能了解全局，掌控全局。《计篇》开篇就强调指出：“凡此五者（指道、天、地、将、法），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它要求为将者不但要懂军事，还要懂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又要懂外交、地形、敌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不仅要懂战略指导，还要懂战役指挥。“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既要懂迂直之计，又要临机应变，“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他强调全面辩证地了解情况，“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总之，为将者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尽知，详知，动态的知，辩证的知，才能全局在胸，胜利在握。

第六，为将者必须具备文武相兼的治军理念。为将者除指挥作战外，另一个重要职责和基本实践就是治军。《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系统的治军思想，被历代为将者所尊崇。其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治军原则，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其基本含义是文武兼施，恩威并用，仁严相兼，刚柔相济。这一治军理念包含着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法治原则。孙子将法作为战场制胜的重要原则、日常管理的基本准绳，把法令孰行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主将号令三军，令出即行，令行禁止，行如一人。“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二是坚持教化为先。文在先，武紧随，恩在先，威在后。防止不教先诛。强调先用“文”，即教化手段令士卒亲附，不得“卒未亲”就惩罚。同时强调，卒已亲附仍对其违纪行为不加以惩罚，也难以委用。

三是坚持严爱相济。孙子在《地形篇》中还提出了为将者要“爱兵”但不要“惯兵”的主张。“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但是只爱不严，也是治军大忌。“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为将者既要关心爱护士卒，又不能骄纵放任，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

四是坚持“与众相得”。与众相得是为将者一个重要的治军目标。《行军篇》中提出：“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孙子强调，“令民与上同意者”得道，“齐勇若一者”得力，“上下同欲者”得胜。与众相得所追求的就是合众聚力、可用必胜的境界。

十、用间思想

《孙子兵法》最后一篇，是集中阐述用间思想的专篇。《用间篇》在内容上同第一篇遥相呼应，论述的重心在于“知彼”。从“用间”的角度阐明了“知彼”的重要意义。对此，有学者阐释：“本书以《计篇》开宗明义者，乃首示知己之必要，而以《用间篇》殿全书者，乃专示知彼之必要也。”这篇堪称“知彼”论的专文，包含着丰富的用间思想，在孙子兵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位置。

首先，先知者必取于人的思想。本篇一开始就用对比的方法，说明战争对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消耗和用在间谍身上的钱财相比微不足道的反差，提醒如果因吝惜钱财而不充分使用间谍，导致不知敌之情，而可能产生最终战败的后果，从而将“用间”“知彼”提到了战略高度。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先知敌情呢？孙子以唯物主义的眼光，阐明了他的思想：“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就能排除鬼神迷信的干扰，鲜明地提出“必取于人”的思想。这表明他“用间”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它凸现了人的作用，凸现了掌握敌情对于战争结果的决定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各种用间方法综合使用的思想。

孙子列举了间谍的五种类型和运用间谍的五种方法。“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段精辟透彻的论述，集中说明五种用间方法综合运用，就可以搞得敌人因摸不清情况而感到高深莫测、神乎其神，从而方寸大乱。

再次，阐明了用间的基本原则。“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他把“关系最亲近”“待遇最丰厚”“人事最机密”作为使用间谍的三大原则，还提出了“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三个条件。这些思想也体现了用间的一般规律。

此外，孙子还提出了“上智为间”的思想。孙子在本篇最后，列举了殷商兴起得益于重用伊尹、周朝兴起得益于重用姜子牙的事例。二人都是所处时代最优秀的间谍，这引申出了他用间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上智为间”：“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倡导用具有大智慧的人做间谍的理念。既说明了孙子对“知彼”在战争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清醒认识，也体现了他对间谍在完成“先知”使命中的高度自信。

战争年代，我们党十分重视情报工作。1939年，中共中央正式成立情报机关——社会部。毛泽东为社会部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周恩来的题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充分表明我们党对情报工作的高度关注。

《孙子兵法》用短短光耀千古的6000余言，构建起完整、系统、实用的军事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古典兵学的理论根基，成为中国传统兵学文化中的经典。长于舍事言理、工于辞约意深、精于惜字如金的风格，成为这部兵学圣典的鲜明特征。在不长的篇幅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理论宝藏。它就像一颗颗稀世珍宝，相互串联在一起，构筑成一座浑然一体的理论圣殿。其丰富的思想精华，如无数珍品一样数之不尽；其经典的理论价值，正穿越时空，至今被人们孜孜以求。研究汲取《孙子兵法》中的思想精华，是一个不断领悟、不断深化的过程。即使在现有的认识成果中，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以上所列十个方面也仅仅是这座理论圣殿无数珍品中的数颗而已，更丰富的思想珍品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