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胜乃可全”的多维解读
——从知、情、意、行视角解读孙子的知胜思想

王芸芸

《孙子·地形篇》有“胜乃可全”之说，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意谓知道敌人也知道自己，胜利才确有把握；知晓天时也明白地利，胜利才万无一失。这里，《孙子》以“知”胜为全胜，知胜之道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孙子》重整体，融合天、地、人等因素为一体，对战争全局加以考虑。

所以，“知”虽是全胜的基础，但并非全部，能使“胜乃可全”的，不仅是知天地、知彼我的全知综合，更是一种“知”“情”“意”“行”的综合。“知”“情”“意”“行”才是《孙子》真正意义上的“胜乃可全”之道。

一、知：全知敌我以定计

“知”在《孙子》中，有计算敌我双方实力对比、通晓天文地理（知天地）和查探敌情（知敌）之义。《孙子》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计篇》）察，知晓也。一国的君将必先对敌我双方有一个全面的比较和把握，依此出谋定计，胜算在握，而后才能出兵。这种比较和把握，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1）知敌我。军队出兵之前，要通过“庙算”对敌我军事实力进行比较。庙算是在庙堂之上，用算筹计算彼我实力，预知胜负。汉代的张良就以“运筹”著称，高祖曾誉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1〕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称之为“形”，庙堂之上所取得的“算”多，就是“形胜”。形胜的判断标准，也就是庙算的依据。

我情易得，敌情难求。要知敌情，就必须“相敌”和“用间”。《说文》：“相，省视也。”〔2〕相敌，指观察敌情。在《行军篇》中，孙子总结了三十三种“相”，李零教授从五个角度对这三十三种敌情进行了总结和划分：观察地形的远近、险易；观察草木鸟兽的动静和活动；观察痕迹和路土，如车辙、马迹、人踪；观察敌方的行动迹象；观察敌方行为，对敌方的体力、士气、心理和上下级关系进行推测分 析。〔3〕这些现象，必得谨而察之，方能正确把握敌情，为出击做好准备。

用间，就是使用间谍。《说文》：“谍，军中反间也。”〔4〕间谍，就是于暗中窥伺敌情，侦察、刺探情报，对敌方进行破坏活动的人，用间是“知彼”的重要手段。间谍所刺探到的情报，万不可拿来就用，还需进一步排查情报真实与否。反间和死间的存在提醒我们，不仅要通过间谍知晓敌方情况，还要知悉自己内部是否存在敌方间谍的渗透，查清情报来源的真实性。

（2）知天地。这是全知的客观基础。“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计篇》）天地隶属兵阴阳，相当于现今的气象学和地理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术数之学在兵事上的应用。知天，谓考察时令的寒暑燥湿之气、阴阳五行之义，作为行军判断的基础要素。此外，知天还是使用火攻的必备要领。“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火攻篇》）这是说发动火攻要注意选择时日、季节和月亮行天的位置；还要利用风角的学问，观测八方风向和风力以判断吉凶。知地，是对地形、地势和地域的掌握。《孙子兵法》针对军事过程中牵涉的不同问题，对“地”进行分别探讨。首先，在行军过程中，要对具体的地形、地貌加以知晓，目的在于解决军队宿营问题。它提到四种“处军”之地：山、水、斥泽、平陆。穿越山地，要沿着山间谷地行走，选择向阳开阔，背有依托处宿营；在水边宿营，要防备被水淹的危险，保持一定的距离；盐碱沼泽地带，要快速通过，不可滞留；平原的宿营，以“右背高，前死后生”为准，右面和背侧选取高地，前为死地，以战脱困，后为生地，有依托之利。此外，“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进也。”（《行军篇》）这些地形可怖，不可接近；行军过程中要注意观察“险阻、潢井、蒹葭、翳荟”（《行军篇》）的地形，要防范伏兵。其次，要知晓作战中的地理形势，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地形篇》）这六种地，虽称之为“形”，但侧重的是形势，六种地，各有其作战对策。通地往来便利，要先占高阳（地势高且向阳），保持己方粮道的通畅；挂地易往而难返，关键在于突击，趁敌不备，突击进克；支地进退两难，两方棋峙，万不可轻举妄动，可以设计引敌出动；隘地出口狭窄，要先占据关隘，掌握主动权；险地高下殊悬，当先占高阳；远地距离遥远，不可主动挑衅。这是“地之道”，将帅不可不加以知悉。最后所涉及的，是一种空间区域概念，它的范围更大，以国为分界，在本国怎样，在国外如何，处于国与国交界处又待如何。这里存在一个主客之道，即作战最好要做“客”——进攻（客者，外来人也），要到别人的国家去打仗，且要深入，使士兵举目无所亲，“投之无所往”。这里所讲的，是空间的“地”，有散地（战于己国），有轻地（入敌境浅），有争地（两军相争），有交地（两国接壤），有衢地（多国交界），有重地（入敌境深），有圮地（应是氾地之误，难行之地），有围地（易遭围困），有死地（战则存，不战则亡）。〔5〕能够知九地之变，投士兵于死地，陷之于亡地，是将帅之重责。

战争始于定计，兵家讲求“先计而后战”〔6〕，定计要靠“形”，形是关于实力的学问。实力的比对有赖于“知”，知胜，是“胜乃以全”的基础和开端，各个环节都围绕着“知”次序展开。在确保战争全胜中，“知”发挥着无可替代和比拟的作用，故而讲：“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篇》）

二、情：刚柔相济以节兵情

《谋攻篇》讲“上下同欲者胜”。同欲者，同心也，众心齐一，上下持有共同的愿望，其胜利可知矣。欲使军中上下同心同德，既需要情感的感化，也需要严明的教育。古人讲爱兵如子，战国名将吴起，亲自为士兵吸吮伤口，消炎疗伤；楚将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7〕；汉代“飞将军”李广，与兵士同甘苦；抗金名将岳飞，“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8〕。他们都以真情感化士兵，而深得士兵爱戴。《地形篇》也讲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爱兵如子，乃是以“柔”化之，但仅凭“柔”还不行，“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一味溺爱厚待，而不能加以指挥和惩治，就好比父母娇养宠坏的孩子，是不能用来作战对敌的。古语云：“慈不掌兵，情不立事。”〔9〕军队之中，更需要严明的法纪和教育，《易·师》：“师贞，丈人吉，无咎。”孔颖达疏曰：“言为师之正，唯得严庄丈人监临主领，乃得吉，无咎。”强调统御军队要辅以严明的纪律。古代治兵，最重法纪，孙武斩吴姬、司马穰苴斩庄贾是也。治兵，要刚柔相济，使之感恩怀德，投命无悔，又能明于法律，严守纪律，以收奋威御敌之效，才是御兵之术的上乘，即孙子所言：“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九地篇》）

齐者，齐心也，严整也。军中治兵，自古即有申法誓众，以收令行禁止，上下齐一之效。勇者，奋勇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明耻教战，求杀敌也。”〔10〕杜预注曰：“明设刑戮，以耻不果。”行军作战中能杀敌，是名为果，三申法令，严惩退缩怯懦之举，使士卒知耻辱之所在，作战时便能奋勇向前，“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11〕。能杀敌致果，这是严加调练的结果，《中庸》讲“知耻近乎勇”，其理相通也。

总体而言，《孙子》练兵是将重点集中在对将帅之责的强调上，要求将帅通过个人的品格魅力、道理教育收服兵心，使士卒归附。“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何以服？与众相得也。相得，谓军中上下齐心一致，彼此投合信任。只有与众相得，才能使命令顺利贯彻实行，才能得到士兵的诚心拥护。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为将者以此五德为素蕴，其中智谋为上。天下英雄，多以智谋争胜。《史记·项羽本纪》：“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12〕信有两重含义，一谓诚信，性质宽厚，治兵真诚；一谓威信，军纪严明，有令即行，有禁即止，使士卒皆服。仁勇，仁爱而勇敢，子曰：“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3〕仁者，不但要爱兵如子，还要通于仁道，安仁体仁，避免五种过失。“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勇为大勇，非匹夫之勇。〔14〕“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15〕终致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国语·越语上》：“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16〕能使军队行动统一，杀敌致果，可谓之勇。真大勇者，能“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严者，治军严明，执法严格之谓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反之，“将若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地形篇》），就会导致混乱。具五德之将者，能“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17〕。

将之威神，还在于能够免却中御之患，防备国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谋攻篇》）国君不知就里而御将，会迷惑而扰乱军心，使敌国见机而犯，招致失败之果。“将受命于君……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古代兵家之成说，将有才能，而君不妄加干预，三军免其疑惑，军中上下同心同德，同欲同求，其胜可知矣。

三、意：士饱马腾以强固意志

唐代韩愈《平淮西碑》：“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谓军中粮草充足，士气旺盛。军饷具足，士气饱满，战马奔腾，队伍的战斗力自然强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自古以来用兵的老规矩，粮草尽乏，兵士意志涣散，即使再高明的将领也是回天乏术。“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储备粮草，聚积财货，使军中饫饶，首先在于本国的供养，“利粮道，以战则利”（《地形篇》）。保持粮道的通畅，战争才能有利。然千里馈粮，所费甚巨，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作战篇》）。因粮于敌，实际上是“以战养战”。“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争篇》）“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九地篇》）就是随地取用，不误事机。所以，战争要尽可能地夺取敌人的物资，充裕我方军需，“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作战篇》）。

军饷具足，能够为士兵斗志的激发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但并非士气的全部。意和情不同，情是心理状态，意是意志，这是一种生理机制，它的提升需要刻意训练。在日常的训练中，统一指挥，使之形成固定的观念意志，能听（鼓）声而动，观旗而发。古代进军作战，多以金鼓旌旗为号，《军争篇》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视听的。治兵之道，在于齐一，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协同作战，来创设最大化的斗争意志。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篇》）治气之术，为治兵四要之一。〔18〕《尉缭子》亦云：“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19〕士气雄迈，则胜可知。

虎狼之师，熊罴之旅，能令敌闻风丧胆，其作战意志必定专固，为将之责，就在于设法强固士兵的意志。“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九地篇》） “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九地篇》）投之死地而后生，就是环境造就的勇敢，所以，什么条件下可投，怎么投”是关键的问题，这是将军领兵的诀窍。

四、行：奇正布势以行军争利

“胜乃可全”的核心基座在于知胜，可知知胜是实力的对比，就是对“形”的计算。形是实力的对比，是静态可知的，两军相较，实力强的一方为“形胜”，部队强实，是胜利的基础。然而有没有实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20〕中国古代不乏以弱胜强的战例：井陉之战，韩信奇正并用，背水而战，以三万奇兵大破赵军（约二十万），俘赵王歇；官渡之战，曹操扼守要隘，集中兵力，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出奇制胜，击破袁军十万；以及“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21〕。兵法贵谋。权谋，是人为造就态势，行军作战的运用之妙，就体现在“势”上。

“势”与“形”密不可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形是潜在的势，势是变化的形，极具辩证法意蕴。“形”有形，可见而可知，强调己方素具；“势”在无形之中造就，待击发时对敌产生致命威胁之形。行军布“势”，在于奇正和虚实，二者都是兵力的配置，是针对敌方的部署，提出与之相应的对策的。战“势”不过奇正，“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 。李零先生在《兵以诈立——我读〈孙子〉》〔22〕一书中对唐代名将李靖的“奇正”理念进行过一番论述：首先，他反对用兵中“重奇轻正”的思想。虽说兵贵出奇，但战斗过程中，正兵是基础，是自保而不败的重要保障，若无正兵与敌牵制，形成平衡之势，奇兵的重要性就无法突出，甚至可以说是“无所用之”。奇正不可偏废，两种类型兵力的出动，要看敌人是谁，若是双方实力悬殊，我强而敌弱，自然可以堂堂正正出兵；若是双方势均力敌，甚至敌方强过自己，就需要奇兵来发挥作用了，以诈攻敌，出奇制胜。其次，李靖指出，正兵和奇兵的划分，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标准，奇正是能够相互转化的，正兵可以是奇兵，奇兵可以是正兵，不能对奇正进行简单的划分。李靖认为，要判断是奇兵还是正兵，要以敌人为判断基准，看敌方能否料到和上钩，若是事先预料到，自然会对此进行防备，那就是正兵；反之，若是不曾设防，中了陷阱，就是奇兵。

虚实是奇正的扩大，奇正讲究战斗过程中的兵力配置，它的核心点是“打”；虚实讲求运动过程中的分散集结，范围更大，它侧重于行军的过程，核心点是“走”，通过包抄、迂回等多种方法，制造出约定会战地点上我实敌虚、己众彼寡的局面形势。《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太宗曰：“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23〕虚实之势的至机，则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夺取战争的主动地位，使敌人前来就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我方养精蓄锐，乘敌劳倦，战而胜之。

以逸待劳的关键在于“军争”，“军争”指争取先机，先敌到达会战地点，掌握时空优势。军争不易，“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篇》）。它的困难在于“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军争篇》）。军争利害相杂，要努力避免大的危害，争取较大的优势，关键时刻可以放弃一定的利益，失小利求大利，军事行动快速灵活，适时制变，“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篇》）。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迂直之计，“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军争篇》）。确定可行的路线，选择表面迂回实际便捷的路线，迷惑敌人的耳目，再加以利益诱惑，使其掉以轻心，后其发，先其至，此乃运筹制胜之道，故“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争篇》）。

五、结语

“胜乃可全”是一切兵事的终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知”“情”“意”“行”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把握知胜奥义的枢纽，全知敌我定形胜，上下同欲得军心，对士兵战斗意志加以激发和强固，并能在行军作战中以“势”争利，从知道、情感、意志和行军的角度综合考量，才能最终实现“胜乃可全”。

【注释】

〔1〕（汉）班固著，张传玺等译：《文白对照汉书·高帝纪下》，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 页。

〔2〕（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现代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 页。

〔3〕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5 页

〔4〕（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现代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 页。

〔5〕李零译注：《孙子译注·九地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1 页。

〔6〕李零译注：《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 页。

〔7〕韩兆琦译注：《史记·陈涉世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52 页。

〔8〕（元）脱脱等撰：《宋史·岳飞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94 页。

〔9〕《增广贤文》。

〔10〕李梦生撰：《左传译注·僖公二十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 页。

〔11〕（唐）姚思廉撰：《梁书·韦叡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4 页。

〔12〕韩兆琦译注：《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53 页。

〔13〕杨伯峻译注：《论语·子罕》，中华书局2018年版。

〔14〕《孟子·梁惠王下》：“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

〔15〕韩兆琦译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57 页。

〔1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越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7 页。

〔17〕姚晓娟、汪银峰注译：《管子·霸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 页。

〔18〕治兵四要：气、心、力、变。李零译注：《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1 页。

〔19〕徐勇注译：《尉缭子·战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 页。

〔20〕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9 页。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 页。

〔22〕李零著：《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1 页。

〔23〕戴庞海、阎睿、周媛注译：《兵经百字 唐李问对》，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