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胜有五”思想视角下的夷陵之战

史 晓

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今湖北宜都北）之战，是三国时期继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后的一次对当时中国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战争。此战中，战败的蜀国国力大损，在战略上被死死地锁在了益州，彻底失去了争霸中原的可能性。三足鼎立之势在这一战之后更加稳固。夷陵之战又是一场经典的战略防御反攻战，东吴在此战中充分发挥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作用，取得了一场大胜。研究分析战争胜败，首先要明确，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知”。《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讲“知在战前”，强调“知彼知己”是在战前预测战争胜败的重要原则。《孙子兵法》又进一步指出需要“知”什么，即“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为知胜之道。〔2〕本文将以这一思想为基本思路，分析影响夷陵之战胜败的关键因素。

一、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意为战前要能够准确判断敌我双方情况，清楚能不能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不打。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夷陵之战前蜀吴双方所具备的战争条件。对蜀国来讲，我们首先要承认从战争的必要性上来说，刘备发动这场对东吴的大规模战争是有一定必要性的。抛开为关羽报仇的因素不谈，单从军事战略层面分析，关羽丢失荆州对于刘备集团争霸中原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一点，我们从《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集团所设计的“发展蓝图”中不难看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3〕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刘备集团想要争霸中原、匡扶汉室的一个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占据荆州。但是，关羽丢了荆州，所以刘备必须将其夺回。此外，关羽丢失荆州的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天，彼时刘备刚刚夺取汉中不过半年时间，是刘备集团刚刚达到鼎盛之时。〔4〕关羽在这时丢失荆州，对整个刘备集团的发展与士气来讲，可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刘备之所以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匆忙称帝，建立蜀汉政权，一方面是由于曹丕的称帝〔5〕，另一方面也是要提振自己集团的士气。所以说，从刘备集团发展的军事战略层面上讲，他发动这场战争是有其必要性的。但问题在于，他并不具备发动这场战争的条件。

首先，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的本质属性是其政治性。所以，发动战争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因为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拥护和支持。刘备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曹丕篡汉自立，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于是，曹魏成为全天下的“敌人”，应是“主犯”。而孙权，这时迫于其威势接受了曹丕册封的“吴王”称号，充其量只能算是“从犯”。如果这时刘备要发动战争，那也只有征讨曹魏才能得到更多的拥护和支持。正如赵云在战前谏言：“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6〕

其次，东吴并不是一个能轻易战胜的对手。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分析道：“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7〕更何况，此时的东吴，在经历赤壁之战和与刘备平分荆州之后〔8〕，势力比诸葛亮作《隆中对》时，要更加强大与稳固。另外，刘备去打东吴，属于劳师远征，以远征疲敝之师攻打以逸待劳之军，难度可想而知。

再次，蜀汉一方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战前刘备所能任用的将领和谋士已经寥寥无几，远不像他取西川夺汉中时手下有那么多人才可用。建安二十五年（220），对刘备来说是损失巨大的一年。这一年，马超、黄忠、法正这些刘备最得力的将领和谋士，相继因病离世。次年（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伐吴前不久，张飞又被部将张达、范强所杀。〔9〕应当说，法正的离世对刘备集团的损失不容低估。法正是刘备取西川夺汉中时最重要的谋士，这期间他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要大过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在刘备夷陵兵败之后曾经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 矣。”〔10〕另外，前文讲到，由于赵云不同意东征，刘备也不带其随征，这其实等于又失一员大将。〔11〕

最后，夷陵之战蜀军在兵力上也没有明显优势。笔者比较认同王前程先生在其《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军事指挥艺术》一文中对蜀国兵力的分析。他分析了多种文献，然后总结认为，蜀军参加夷陵之战的总兵力大概在10 ～12 万之间，并不是很多学者推测的4 万人。〔12〕对东吴参战兵力约为5 万人这一论断，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这样看来，双方的兵力对比约为2：1。《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13〕刘备此役也仅仅是有一倍于孙权的兵力，只能算作相对优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蜀国不具备发动这场战争的条件。若一定要发动战争，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战争中须尽可能分散敌人的兵力。《孙子兵法》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14〕但是，刘备竟然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了这场赌上整个蜀国命运的战争。

分析了蜀国的战争条件，我们再来看东吴。其实东吴面对这场战争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全力应战。因为只要刘备在世，这一仗迟早会来，所以集全国之力积极应战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他们也的确有这个能力——兵精粮足、上下同心、以逸待劳，都是他们能够取胜的资本。

二、识众寡之用者胜

“识众寡之用者胜”，意为能够根据兵力多少和军队特点的不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刘备戎马一生，征战无数，可以说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打过的仗胜少败多，而且其军事生涯中的重要胜利大都是有重要谋士、将领在身边辅佐时取得的。比如，赤壁之战时有诸葛亮促成孙刘联盟的重要功绩，取西川入成都时有庞统和法正的出谋划策，夺汉中时有法正和黄忠的巧妙配合，等等。所以，对刘备整体评价很高的陈寿也用“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 狭”〔15〕来评价其军事指挥能力不尽如人意。

刘备军事能力的不足，在夷陵之战中显露无遗。在这里，我们仅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黄权进谏的例子。在夷陵之战中，当双方即将在夷陵接战的时候〔16〕，治中从事黄权虑及蜀军后路的安全问题，向刘备建议道：“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17〕但刘备不仅不听黄权建议，反而把黄权调到江北防范魏军。结果，当刘备战败后，黄权由于回蜀的退路被吴军截断，只好降魏。〔18〕再一个例子，就是刘备舍船就陆，处处扎营。陆逊在向孙权的上疏中提道：“臣初嫌之水陆并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19〕可见，陆逊开始最担心的，是刘备水陆两路进兵，使其防御力量难以集中。没想到，刘备竟然自己放弃了顺流而下水陆并进的优势，主动为东吴降低了防御难度。至于其连营之举，则更为致命。《孙子兵法》讲：“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20〕集中优势兵力以消灭敌人，是兵家常识。刘备将大军散开，沿江岸在地形复杂的险地连营五十多座〔21〕，简直是自掘坟墓，实是战术上的重大失误。就连当时战场经验很少的魏帝曹丕听闻后，都对其群臣感慨道：“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拒敌者乎！苞原隰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22〕

与刘备截然不同的是，东吴主帅陆逊在不久前袭取荆州和夷陵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智谋、气魄、大局观念等素质，均极优秀。尤其是他在夷陵之战中的整体谋划和战略战术的运用，都是非常正确的。其基本策略就是：避敌锋芒，拖垮蜀军士气，同时又积极防御，随时伺机出战。所以，刘备作为蜀军主帅，其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能力明显不如陆逊。

三、上下同欲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意为国家内部和军队上下团结一心，有着共同的战争利益和需求，这样的部队才能取得胜利。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在蜀国内部并没有做到意见一致、团结一心。当时，蜀国刚刚建立，其工作重心应放在稳固内政，而后徐图征战，所以群臣多有反对之声。〔23〕但是，刘备一意孤行，不听劝阻，甚至囚禁了那些劝阻东征的大臣。〔24〕这一做法像极了袁绍官渡之战前囚禁田丰一事，所以搞得人人自危，大家只能顺着刘备说话。联系到前文所说，因赵云不同意东征刘备便不让其随征、黄权提合理化建议则被其调离主力部队等事件，可见刘备当时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君主和统帅应有的冷静心态，而急于成功的情绪占据了他的内心。

另外，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诸葛亮对刘备发动征吴战争的态度。我们翻阅了大量记有夷陵之战相关内容的史书，但几乎无法找到诸葛亮当时对此事任何态度的记载。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用来直接判断诸葛亮态度的依据，就是前文提到的《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他对刘备夷陵兵败之后的感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25〕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内心对刘备发动征吴战争是不赞同的，至少对刘备在蜀汉章武元年（221）这一年发动这场战争是不赞同的。至于诸葛亮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劝阻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并不被刘备重用，也可能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劝也劝不住，所以也就不劝了。这里，我们不做深入探讨。这里的重点是，结合诸葛亮在夷陵之战后的感慨和他一贯主张和维护吴蜀联盟的战略方针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诸葛亮绝不是刘备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夷陵之战是刘备在一片或直接或间接的反对声中执意发动的。因此，蜀国内部的支持程度和蜀军上下的战斗意志，都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而在东吴这边，对刘备可能的入侵（后文会具体分析），孙权早就有所防范。在吴军中，陆逊作为主帅虽然威望尚不足以镇住诸位老将，但东吴将士对孙权决策的支持和拥护是可以确信的。另外，作为防御外来入侵的一方，他们守土的决心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东吴军队上下同仇敌忾，其团结程度和战斗意志要明显强过蜀军。

四、以虞待不虞者胜

“以虞待不虞者胜”，意为做好充分战争准备的一方，永远会比没有准备或者准备不足的一方有更大的取胜机会。

蜀汉章武元年（221）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六月即决意伐吴，七月即出征。先不说他在刚建国之后的首要任务是稳固内政，单就军事上来说，伐吴的决定也未免太过匆忙。既然要发动战争，总是需要休养生息、厉兵秣马的，但刘备偏偏没有这样做。而且，六月张飞被杀一事，已经对出征伐吴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但刘备还是坚持在一个月后出征了。可以说，刘备对东吴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极为匆忙且准备不足的。

其实，除了战前进展准备不足，刘备在战争过程中，对每一次具体战役的决策也都显得十分仓促。比如，他不听黄权建议并将其调走是刚愎自用的表现，沿江连营七百里是轻敌大意疏于防范的表现，等等。这些表现都会在客观上使其对每一次具体战役的准备也不充分。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刘备的轻敌：刘备一直轻视陆逊，甚至其大败而归时，仍不承认陆逊的能力，竟然说：“吾乃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耶！”〔26〕

而反观东吴一方，他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其实早在袭取荆州擒杀关羽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在设计夺回荆州之后，孙权很快就意识到刘备早晚会回来争夺。所以，他提前从政治上规避战争风险，从军事上积极备战。

在政治上，孙权开始向曹魏示好，并且在曹魏黄初二年（221）向曹魏称臣，接受了曹丕对他的册封。当然，这只是孙权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在此时从政治上孤立蜀国。〔27〕

在军事上，孙权做的准备更为充分。首先，蜀汉章武元年（221）四月刘备称帝后，孙权立即就将其治所从公安迁到鄂县（今湖北鄂州），并将其改名为武 昌。〔28〕孙权这一举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为军事上对抗蜀国做准备。他向全国和全军表示，“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29〕， 全面动员做好战争准备。

战争开始之后，东吴主帅陆逊的战略战术与孙权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竟能容忍敌人在自己国土内滞留半年而不进攻，一直等有充分把握的时候才与敌全面交战并发起反攻。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战争全局的准备上，还是在具体战役的准备上，刘备与孙权、陆逊相比，都明显处于下风。

五、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意为主帅或将领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国君又能做到不对其横加干预，这同样是取胜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一点，在蜀国方面自然是不具备了，因为刘备作为国君同时又身兼主帅，并且不听谏言、刚愎自用。而对于东吴而言，孙权与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关系，将“将能而君不御”演绎到了极致。

我们要重点分析一下陆逊的军事才能。前文言及，陆逊的军事才能，早在其帮助吕蒙袭夺荆州时候就得到了初步展示。比如，他观察关羽为人，认为“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30〕， 说明他有识人之能。他表面吹嘘关羽，令其放松警惕，暗里为吕蒙献计，认为“出其不意，自可擒制”〔31〕，说明他富于智慧、善于谋划。所以，孙权问吕蒙谁能代替他担任大都督的职务，吕蒙回答说：“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32〕

陆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夷陵之战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第一，陆逊智慧出众，能够识破刘备计谋。刘备有一次对吴军发起挑战，东吴诸将都要出兵迎战，但陆逊认为这是刘备的诡计，故而命令部队静观其变。刘备见吴军不上当，只好率8000 伏兵从山谷中出来，主动进攻吴军。〔33〕

第二，陆逊有出色的忍耐力，能够忍辱负重。陆逊此战出任东吴主帅，本来就不被一些颇有资历的将领所信服，而且其在战争初期一直避敌锋芒，退而不战；所以，将士们都认为陆逊是畏惧刘备不敢出战而对其颇有不满。陆逊对众将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34〕由此可见，陆逊当时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同时说明，陆逊能够在整场战争期间始终保持对战局的清醒认识，而且能够忍辱负重，有强大的忍受力。果然，陆逊一直等到战机真正成熟时，才出兵交战，且一战即大获全胜。

第三，陆逊还有着出色的大局观，能够准确区分战争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比如，战争初期，孙权的侄子安东中郎将孙桓被刘备围困在夷道，他向陆逊求救，陆逊没有同意救援。东吴诸将都说，孙桓是东吴公族，必须前往救救援。但陆逊说：“孙桓将军深得将士拥护，他所驻守的地方城池牢固、粮食充足，不用为孙将军担心。等到我的战争计划得以实施之后，夷道之围不救自解。”〔35〕战争结束之后，孙桓见到陆逊对他说：之前，确实对他见死不救心存抱怨，现在才知道，他是掌控全局，调度有方。〔36〕

第四，陆逊还具备出色的凝聚人心的能力。我们前面提到，夷陵之战中，陆逊作为东吴主帅所统御的将领有很多是颇具资历的功勋老将和公室贵戚。这些人在战争初期并不太服从陆逊的指挥，甚至时有违反军纪者。陆逊的对策是，恩威并施。一方面，他敢于在这些不大听话的功臣贵戚面前立威。比如，他曾用剑抵着桌子对大家说：

……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37〕

这段话，实事求是，极有水平，可说是讲明事理，亮明态度。陆逊既承认自己历浅望轻，又强调大家荷恩任重；既温言相劝，又申明军令。最重要的是，陆逊把国家的使命和任务摆在了最高的位置上，让所有部属均无话可说。另一方面，陆逊并不对诸将过分苛责，对于他们最初违反军纪的行为也不向孙权报告。战后，孙权听说有很多人不服从陆逊指挥，就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向自己报告，陆逊回答说：“……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38〕不难看出，陆逊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以公心。而只有出以公心，方能团结部众、凝聚人心，从而带领他们去战胜敌人。

关于陆逊的军事才能，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然而，孙子强调的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所以，单单军事将领的能力出众还不足以获得战争的胜利，君主还要能够充分信任将领，不对其军事指挥进行过分干预，这一点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难得。

作为东吴的君主，孙权在夷陵之战中对陆逊可谓高度信任。孙权了解陆逊的能力，就大胆起用他。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39〕“假节”，在中国古代是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权力。享有此权力的人，可以诛杀中下级官吏，可以处决违反军令者。当陆逊面对蜀军进攻选择不断退却避战策略的时候，当陆逊面对被刘备围困的孙桓求救而选择不去救援的时候，我们发现孙权都没有什么反应。须知，此时孙权的沉默要比他做任何事情都有意义，因为此时他的沉默就是对陆逊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说，陆逊是幸运的，因为孙权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陆逊最坚强的后盾。因此，很多学者十分感慨，认为夷陵之战，刘备是一个人在对付孙权和陆逊两个人。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蜀国一方均败于东吴一方，那么最终战争的胜负也就不难解释了。《孙子兵法》“知胜有五”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夷陵之战中，其实在历史上诸多经典战例中都有所体现。所以，其对今天的军事指挥，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注释】

〔1〕《孙子兵法·谋攻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 页。

〔2〕《孙子兵法·谋攻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 页。

〔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4 页。

〔4〕《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8 ～529 页。

〔5〕《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9 页。

〔6〕《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6 页。

〔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4 页。

〔8〕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夺取西川之后，孙权怒其不“归还”荆州，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也亲自率兵五万下公安，并且命关羽率军进入益阳，双方在荆州一度剑拔弩张。这时曹操平定汉中赶跑张鲁威胁到了西川，刘备于是被迫与孙权讲和，双方商议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荆州东部的江夏、长沙、桂阳归孙权，荆州西部的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双方这才各自罢兵。具体可参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7 页。

〔9〕《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3 页。

〔10〕《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73 页。

〔11〕朱绍侯：《论吴蜀夷陵之战》，《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 期。

〔12〕王前程：《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军事指挥艺术》，《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 期。

〔13〕《孙子兵法·谋攻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 页。

〔14〕《孙子兵法·形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 页。

〔15〕《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32 页。

〔16〕朱绍侯：《论吴蜀夷陵之战》，《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 期。

〔17〕《三国志·蜀书·黄权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9 页。

〔18〕《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 页。

〔19〕《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

〔20〕《孙子兵法·虚实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1 页。

〔21〕《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7 页。另《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记载为破四十多营。

〔22〕《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 页。

〔23〕朱绍侯：《论吴蜀夷陵之战》，《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 期。此处《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中“秋七月，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可为佐证，具体可参见《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 页。

〔24〕朱绍侯：《论吴蜀夷陵之战》，《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 期。

〔25〕《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73 页。

〔26〕《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

〔27〕刘备死后，诸葛亮主理蜀国朝政，又恢复了吴蜀联盟，孙权这时不再需要向魏国称臣，于是又于229年（吴黄龙元年）正式称帝。具体可参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3 页。

〔28〕《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5 页。

〔29〕《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5 页。

〔30〕《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5 页。

〔31〕《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5 页。

〔32〕《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6 页。

〔33〕《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6 ～797 页。

〔34〕《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

〔35〕《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

〔36〕《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

〔37〕《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

〔38〕《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

〔39〕《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9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