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西人来华游历发展历程及影响

张发友

(1.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2)

自文献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欧洲罗马帝国遣使来华之事以来，中西的交流从未断绝，盛唐时期，西方各国到长安贸易与学习的商人及知识分子，摩肩接踵，比比皆是。如元代的马可波罗中国之行，在其著名的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了东方的风土人情、引人入胜。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来华群体，更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高峰。然自清朝中期以来，专制主义盛行，更是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以“天朝上国”定位来处理外交关系，用“朝贡”眼光、“中外之大防”的理念来看待来华的西方人士。乾隆年间，陆续颁布《防范外夷规条》 、《民夷交易章程》 、《防范夷人章程》等限制西人来华的规定。[1](P219)对外交往当中，仅留广州一处作为通商口岸，且对西人活动有着严格的控制，如不准携带女眷，不准学习华语及购买书籍，冬季必须离粤等，这一时期西人来华，仅为贸易之故，游历是被严厉禁止的，中外交往处于停滞状态。

一、不平等条约体系下的西人在华游历发展历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西人，主要是外交人员、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军人、医生、记者等人，凭借战争攫取的特权，纷纷来华开展各种类型的游历活动。清政府允许西人到中国的游历活动，是在强权政治下的被迫做出的，期间也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是近代西人到中国游历的开始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中英针对英国人在中国的游历做了条约上的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2](P 31)在1843年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对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的游历的范围及违约的后果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明确，“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往来，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理，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2](P35)西方其他各国按照“一体均沾”的特权，纷纷向清政府索取游历权利。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及1847年规定清政府与瑞典挪威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都规定“商民，水手人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行游”。[2](P54)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凡法兰西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来经游，听凭在附近处所散步........不得越界游行”。[2](P62)从条约中可见，这一阶段的西人在中国的活动，仅仅限制在通商口岸当中，且明文规定不可到内地游行，西方列强之所以暂时满足这个条款，原因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相对于之前的清政府对外人活动的限制，鸦片战争之后，依靠武力作为后盾，西方列强已经取得很大的权益，尤其在通商口岸的游历活动，已经与华民无益，甚至有超华民待遇，就如各中英条约所规定的“若有违背禁约，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理”，领事裁判权的丧失，造成之后西人肆无忌惮，突破条约限制、私自到内地游历的底气。但当时西人来华游历，更多是一种商务的行为，通商口岸的自由游历规定，可以暂时满足当时西方列强对华的通商要求，同时通过武力获取的不平等条约，列强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消化，后来列强又逐步在上海等口岸设立外国人享有特权的租界，把这些地方变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3]二是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民众的奋起反抗也让西方列强心有余悸，虽然清朝军队在战争中屡次失利，但中国民众的力量让西方列强感到巨大压力，也让他们对进一步内地的游历望而却步，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广州民众抵制英军入城，闽、浙、台民众对侵略者的抵抗，都让来华的西人感到畏惧，一定程度上打消他们继续往内地游历的意愿。三是清政府也幻想用退让来换取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既然军事上无法将西人驱离，只好用签订“万年条约”的形式将西人限制在通商口岸，这也是当时清政府君臣上下一致的想法。[4]因此，这一时期，西人来华人数并不多，主要以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及眷属为主，活动范围也仅在东南五个通商口岸，形式也多为公务、商务之余闲暇之游。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庚子国变期间，这是西人在中国内地游历的发展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市场，追求高额的利润，仅在通商口岸的游历活动已经不能够满足西方列强的需要，尤其是商人与传教士更是强烈要求进入中国内地通商和传教。为了改变这个形势，英法美俄提出来修约的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清政府允许外国公使驻扎北京、外国人能够自由进入内地游历，这一提议遭到了咸丰帝为首的清政府的拒绝，随后英法以“亚罗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战争面前节节败退，再次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按照条约规定“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2](P97)在新开的牛庄、登州等口岸“船货随时往来”，“凡大法国人欲至内地游行....皆准前往”。[2](P106)同时还允许公使住京，“大英钦差等各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2](P97)倚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扩大，各国来华人数大增，中国内地，从南到北，被迫一步步的向西人开放。

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人来华的游历的态度及做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清政府虽然被迫在内地游历方面向西方列强让步，但也开始考虑如何对西人来华的有效管理。其中一个措施就是采用游历执照制度，游历执照的产生也反映了清政府开始探索出入境管理的制度，对西人在华的活动也起到一定管理规范的作用。但是清政府对近代外交专业知识的极度缺乏，关于游历执照执行的的技术细节问题并未深思熟虑，在条约生效后，问题就浮出水面，造成很大的被动局面。根据条约规定：游历执照是由游客所在国的领事发放，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只有负责盖印。入境的第一关审核人员是否是“清白体面之人”的权利都由各国公使及各地领事来审核，这意味着清政府对于入境游历的员的背景并不了解，对于到中国内地游历的人员信息把握不足，这也酿成之后西人来华游历过程中的许多冲突。[5]例如与英国的“游历通商执照”之争，事情的过程为：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关于“游历执照”与“游历通商执照”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中英条约中将“游历通商”的字眼放在一起，据目前的资料所看，这是一种失误还是英人故意为之，尚不得而知，但条约签订后的执行却在中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的解读。英国领事发放执照时候，统一填写“游历通商执照”，因为游历与通商是不同的概念，通商关系到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通商的群体是主要针对各国商人的，游历的主体较为广泛还包括探险家、旅游者等。随后清政府发现此漏洞，向英方交涉要求修改，提出国内地通商执照不由外国领事衙门发给，而是由中国海关统一发给。总理衙门在给英国公使的照会中说，“贵国近入内地之人颇有并非通商贸易而专意以各处游历为事者，似前项执照内将游历通商四字合写稍涉牵混，前已将此层面为议定。嗣后发给执照须将游历通商四字分别填写，如专为入内地买卖货物而用 则于执照内注明通商字样，不必再写游历等字”。[6]英方对此反应极为激烈，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认为，条约中已定“游历通商”的字眼不容更改，“英人请发执照即于通商游历二者分别与否，应仍听其便”。“游历通商”字眼之争还引发了清政府地方官员与英国领事之间的冲突，经过双方的不停交涉，清政府最终屈服于英方的压力，同意地方官员对英领事签发的游历通商执照上面盖印。

总体来说，在这个时期，清政府虽然也意识到要加强对西人来华游历的管理，但清政府对西人来华游历的政策、措施、执行，并未做整体的规划与详细的方案，往往是碰到一个中外交涉事件后就被动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游历执照的格式、游历地点、游历范围方面，如各国的执照样式并不统一，对于人名的填写，只有填写外国人音译的中文名字，即使总理衙门规定要在旁边注明英文名字，但也往往是前后不符，漏洞百出。[7]还有对游历详细地址的填写，中外双方并没有严格的界定，游历执照中的地点填写多为泛指，甚至出现填写“十八省”的字样。诸如以上的细节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纠纷与冲突，清政府在具体事件的交涉过程，多处于下风，采取息事宁人让步的态度，未能够据理力争，这也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清朝政府的无能与软弱，及对现代管理知识的缺乏。

(三)从庚子国变到清朝灭亡阶段，这是西人内地游历繁荣阶段

庚子国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到清政府灭亡的十年间，西人在中国游历 掀起了一阵高潮，根据海关的数据，1900年入境游历的人数为6324人，到了1911年达到了35228人，十年间人数翻了近5翻，主要的入境的口岸为广州、大连、福州、厦门、青岛、烟台、牛庄等地[8]。这段时间西人赴华游历的人数呈现持续上升和快速增长的趋势。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彻底成为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对于来华游历的外国人采取极力的保护措施，“各省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9]这为西人赴华游历提供政策上的保护，极大激发了西人赴华，尤其是内地游历的热情。其次是20世纪初，西方列强逐步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输出已经替代商品的输出居于主要地位，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尤其是内陆广大地区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各国纷纷派遣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到内陆考察情况，为本国势力的进入打好前哨。第三是游历所依赖的条件也更加成熟，20世纪之后，洋务运动及清政府实施新政之后，新式的交通工具得到了快速发展，20世纪前十年，各口岸中外轮船数及吨位数分别增长了2.05倍及1.53倍，随着胶济铁路、滇越铁路、京张铁路、京汉铁路的修筑，铁路总公里数也达到9618公里。[10](P231)同时各地的近代化的食宿设施如新式旅馆的出现及大饭店条件的改善，这些都为西人来华游历的繁荣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西人来华游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从之前的一口通商游历到五口通商游历，以及后来的多口岸游历，直至内地游历，从最初的排斥到半遮半掩的允许，直到最终的无奈接受。

二、近代西人在华游历的影响分析

晚清以来，清政府对西人来华游历政策的演变，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实行的，毫无疑问的打上了半殖民半封建的色彩，但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及中西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进一步加大清政府的负担，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

清政府的西人来华游历管理政策主要依照的条约的规定，在条约的内容对等性方面，只有体现对西人在中国游历的特权，并未对等的要求对方给予中国人在其国游历的特权，唯有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稍有体现“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长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2](P262)其他各国的条约皆无体现对中国人赴其国游历的优待，这本身就体现条约内容的不平等性，是单方面对中国权利的攫取。其次涉及游历方面的条约，多为城下之盟，随着清政府在每次中外冲突的失利，为了不引起更大的麻烦，往往将西人来华游历当做一种重要的外交工作来面对，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接待、护送西人，以免引起争端。部分西人了解清政府的心理，肆意向当地政府索取物件，以至沿途州县不堪其忧，在1869年，就有两位西人冒充英国官员向江西的庐陵县索取车马、费用等。特别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各地官员有了前车之鉴，更是极力讨好在其管辖境内的洋人，这也愈发纵容在游历的洋人的骄纵之心，动辄欺凌民众，威胁官员，引起了各种矛盾与冲突。[11]更有甚至，部分游历人员打着考察、探险的名义，深入内地，探测情况，从事间谍工作，如普鲁士的李希霍芬来华游历的目的就是为普鲁士政府寻找一个势力范围或据点。对于此事，清政府虽有着较高的警觉性“外人藉名游历，窥我内情，自应设法预防”，但能够采取的对策有限，很难起到实际阻止的作用，对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二)进一步打破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清政府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当中

数次战争的失败，彻底打破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清政府对西人游历政策的实施，也是清政府逐步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当中。对于清政府来说，西方人凭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形式进入中国各地，是对其“朝贡体系”的破坏，也让清政府对外人的态度从鄙视到厌烦、献媚的转变。[12]随着游历条约特权的不断深化，清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消极抵制的态度，也针对条约的具体权益展开有限的交涉，如对德国人柯和的游历执照上注有“查矿”进行驳回，不予盖章。“照章批驳，饬令注销”。同时进一步规定：“惟护照中只填写游历字样，不得注明调查地方事宜及商务、学务等事”。[13]虽然在交涉的过程中，清政府时常处于下风。不过作为晚清外交体系的一部分，清政府对于条约体系的理解也逐步在深化当中，客观上也艰难的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二)西人东渐，对近代中外的交流产生重大的影响

晚清西人在中国游历，也对中外之间的交流产生重大的影响，朝堂之上，有志之士在对西人游历的管理过程中，逐步意识到游历的作用，游历既可以开拓视野，亦可以了解西方列强各国情形，冲破了“以夷变夏”的传统观念，“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清政府也萌发了“遣材干之员游历各国，以探消息而通声气”。[14]在随后的同光宣年间中，从派遣留美幼童，斌椿、志刚游历欧洲，李鸿章周游欧美各国，直至晚清新政年间五大臣出洋考察，虽然效果并不理想，但客观上改变清政府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促使中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同时在民间的交往中，西人游历及其记录著作，如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莫理循的《1894,中国纪行》等也逐步的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对于中外文明的交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结语：沉沦与上升的结合体

中西人员自由往来游历交流，也是世界走向融合的特点，本也无可厚非，但清朝末年的西人来华游历是在西方列强枪炮威逼之下按照条约体系进行的，有明显的不平等性，晚清政府对西人来华的态度从开始的强烈抵制，到逐步被迫的接受，也反映强权政治之下，弱国的无奈选择，深深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在对西人来华游历的管理上，清政府虽在一些细节上据理力争，但往往都以退让结束，效果不佳，同时一些管理政策也形同虚设，无法推行。但是晚清时期对外西人来华游历的管理的实践，虽然在被迫中进行，也算是残存一些晚清以来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沉沦过程中弱小缓慢的上升因素。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早期被迫的尝试，构成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