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救国：民国时期民族学本土化的取向与实践

张福强，董茂林

（1.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2.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民国时期是中国民族学①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诸多看法，有民族学包含人类学之说，人类学涵盖民族学之说，民族学与人类学一致说等。民国时期，学者多把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看作同一学科的不同称呼。本文采用民族学与人类学一致的看法。为行文简要，后文统一使用民族学，也指代人类学。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特殊的时代境遇时刻规制着民族学的知识生产。在早期民族学家的知识书写中常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应用性格是其中之一。强调知识生产服务国家建设，用学术呈现社会事实，并求得问题解决之道，是早期中国民族学家的普遍共识。此思想特征在他们的学术自述或后世学术史研究中均有自觉认识。费孝通先生说：“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这个目的吗？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无须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1（]314）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一书中列专章讨论民族学应用性格，“更主动地寻求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实际结合，将此看作应用民族学的田野实习，从而促进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研究的结合”[2（]275）。显然，此种应用性格根植于学科发展的本质，是转型时期在中国特殊土壤中培育成长的，如果离开知识生成的外在决定力，只能理解知识表征，而不能触及根本。

学界对民族学本土化应用性的讨论较多，肯定应用性格是学科本土化的重要特征，并阐述了应用性的诸多表现等①主要研究有杨圣敏的《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总结》（《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周大鸣的《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与中国学派建设》（《原生态民族文化丛刊》2020年第4期）、《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格》（《光明日报》2002年4月16日）；周星、胡鸿保的《中国民族学的构成与特征》（《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张敦福的《走向实用的人类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等等。，但对应用性格生成动力谈及较少。麻国庆对民族学本土化中学术救国的特征作了深度分析，在论述动因时多从“格物致知”的文化逻辑入手，对学者特征、时代规制、学科内涵，以及知识应用性所附着的学科本体的科学转向和人文性缺失等问题着墨不多[3]，为本研究留出了讨论空间。

一、知识分子的救国情怀：应用性格的学科表现

“应用性”指学者在学术议题的选择讨论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而开展的学术研究。它所追问的更多是“是什么和何人”的问题，而基础研究则更多强调“为什么”的问题[4（]174）。具体到中国的场域，民族学紧密围绕近代中国转型、社会文化变迁、边疆问题解决等关乎国家复兴、民族独立之紧迫问题，开展学术探索并力寻解答之道。此种以民族国家建设重大问题为导向的特征，逐渐在学科中形成潮流，成为学者的普遍认同，内化为学科的一种文化惯习，影响着知识生产过程及结果，成为民族学本土化的本质特征。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学科的应用性格更为清晰。

第一，从学科属性看，民族学的应用性是普遍共识。蔡元培认为民族学具有应用价值，强调“吾国民族学的科学建设，并注意边政边教的推行和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5]。他的主张得到学界广泛认同。黄文山对民族学的应用性有明确见解，“民族学不只为一种文化的理论科学，而亦是一种应用的科学，与其实际政治与近代思潮之关系，最为深切，吾人少涉人类学史，当无不知之者”[6]。梁钊韬亦有类似论述，“我们现在不应把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关于实用的边政设施，似应就功能的观念，予人类学与政治学贯通起来”[7]。朱铭三将民族学的价值放置在抗战建国的大局中考察，“今日我们所要求的，乃在于回顾往昔，经过在书斋中的深刻思索之后，策动现在促成将来，培养强劲的民族精神，因而打定民族发展的基础，树立民族发展的支柱，那么所谓民族政策才可以由此构成起来，这就是民族学的最可贵的价值”[8]。上述诸论均将民族学的应用性与当时的政治建设联系在一起，实际指涉民族学在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建设、国民意识塑造、边政开发等方面的功用。

在对学科应用性认识的基础上，民族学家或用民族学知识推动中华民族整体性和边疆社会建设，或直接投身社会实践，用知识完成社会改造的目的。黄文山对民族学在中华民族建构方面抱有重大期望，提出细致方案。“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已经搏捖主要的民族，已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今后吾人之任务，不外继续历史上之使命，根据上述之基本原则，实行下举数端。”[6]抗战时期，大批民族学家通过社会调查呈现社会事实，为官方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193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全国风俗简易调查，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柯象峰、孙本文等人参加筹划，“此项调查完成后，于民训及民俗改革当有极坚固基础”[9]。亦有民族学家在各级政府部门担任职务，指导各地边疆建设。凌纯声担任国民政府边疆教育司司长；吴文藻在国防委员会参事室、蒙藏委员会等机构担任参事、顾问职务；杨成志在广东省边政指导委员会担任研究主任委员，为边区开发出谋划策；江应樑任云南省车里县县长期间，对云南边疆建设多有推动。

第二，从学术范式产生看，边政学是民族学应用性格的突出表现。抗战时期出现的边政学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高潮，它以民族学为核心，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强烈应用倾向的鲜明特征[10]。边政学促使民族学的社会认可度进一步增强，民族学在当时知识界的地位有重要提升。在边政学指引下，学者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切更深入全面，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范围、检验理论，有利推动民族学本土化的进程。“边政学的提出，是中国民族学家试图将民族学应用到实际的政治建设中的尝试，民族学不再被看作纯理论的学问，把民族学的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2（]268）

吴文藻和杨成志是边政学学科化的先锋人物，他们对边政学的应用属性有明确表达。“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的实践的功用。”[11]杨成志极力倡导学术救国，他对学术与国家危亡的关系问题态度更为坚决。“凡专家学者仍未本所学站在某一种有把握的本岗位上，努力贡献于国家，共挽危局，同图生存，试问所学何事？宁不会‘匹夫愧死’我们固不愿从政，但秘望研究工作的开展，本学术救国的大义，谁也愿意参加。”[12（]162）其后，边政学研究亦如他们所构想，对边疆教育、边民生计、边疆文化、边疆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等开展多方位研究，产出了大批优秀成果，对抗战时期民族意识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抗战时期的边政学是民族学本土化学科范式的一次更新，促使民族学与实际问题进一步结合，民族学应用性研究及具体实践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有重大拓展。学者们不仅在议题选择中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同时注重知识产出的实际效果，此种强烈现实关怀成为民族学学科的重要标识。

第三，从人才培养体系看，注重学术与现实结合是重要特征。民国时期民族学人才培养主要依托社会学系、人类学系或边政学系开展，课程设置中凸显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特征。

边政学系在中国民族学人才培养中的地位特殊，其设立主要由于边事危机成为共识，开发边疆呼声的日渐高涨，与之相应的人才培养被提上日程，它是基于现实需要的一项学科体系改革。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特别注重知识传授的应用性，强调对边疆基本认识和实践方法的训练。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调查方法；另一类是边疆语文和历史，还专设“边政实习”“边教实习”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学生们在读期间远赴青海西宁做社会实践调查[13（]355）。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教育目标除建立边政学体系、研究边疆治理原则外，特别突出分析边疆发生的实际问题，推进边政事业的两个目标。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出了“实地到边疆去”的口号，组织四年级学生到边疆调查见习，成效显著[14（]81）。

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人才培养亦把知识应用性作为重要方向之一。杨成志在规划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时认为，人类学设置符合现实的需要，人类学学生的培养目标要体现应用性，提出人类学应该在民族体质改进、民族政策推行制定、边疆问题处理、社会集团管理、人类集团关系等方面均为近日应用人类学设法实施之大目的[15（]363）。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后对其培养体系进行了一次改革。教育目标设定中除造就人类学高级研究人员外，其余四条均与应用有关，分别是训练边区工作人员、培植博物馆和陈列馆技术人员、训练有关实用之体质测量员，在教育方针中直接指出“重应用，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偏重技术，注重中国材料”，改制后的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向边政方向和应用方向倾斜[16（]117）。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是民国时期民族学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为唤起边疆建设热情及增强边疆认识，设有边疆问题讲座，后应教育部令突出应用性，改为边疆建设讲座，增设边疆语言、地理、社会组织等实用科学，渐变为跨学科的系统性研究，也更加注重实用性[17]。

民国时期民族学应用性格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本土化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对学科应用属性的认知得到民族学家的普遍认同，学术体系创制中边政学的出现充分表现了民族学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人才培养体系中把知识应用性作为教育目标之一，成为学科建设的普遍做法之一。应用性在民族学本土化过程中的表现比较全面、彻底，不仅是学者个体的自觉，且已内化为学科发展的一种性格，深刻印记在学科本质之中。

二、知识生产的外在决定性：应用性格生成的四重逻辑

应用性格成为民族学本土化最深刻的本质内涵之一，绝非仅是民族学本身应用特征所致，背后蕴含着多重逻辑，需从知识生产的外在因素出发，方能对其做出准确判断。吉尔赫穆（Gerholm）和汉纳兹（Hannerz）在《国家人类学》一文中特别强调国家处境与本土人类学形成的特殊性格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为以国别为界限的人类学史研究提供了思路[18（]238）。除文中提到的知识生产中边缘对中心的依附效应外，本土文化对以国家为单位的人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本身的社会阶层、人生际遇等对学科特色的形成亦有助力。

第一，个人经历。中国民族学从20世纪20年代逐步发展壮大，早期学科的奠基人多出生于1900年、1910年左右，他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家积贫积弱和列强纵横中国的时代，“国难和危亡”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亦成为他们从事各项工作的最终使命。

杨堃青年时立志用知识拯救国家，“那时，我的主要思想是不甘心中国受列强铁蹄的践踏，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19（]391）。吴泽霖亦有类似表述，“我还亲眼看到一些殖民主义分子在我们国土上肆无忌惮地蔑视和侮辱我们的同胞。我在内心充满愤慨的同时，又深怕国家真会被瓜分而灭亡”[20（]自序4）。林耀华回顾幼年经历时亦谈道：“当时的青年与现在的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我就是在这种由时代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引导下，选择了社会学。”[21（]3）此种共同的成长经历使得那一代学者普遍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从两代学者的求学经历看，第一代中国民族学学者多系海外留学归来，李济、吴泽霖、潘光旦、吴文藻、许烺光、卫惠林、芮逸夫、凌纯声、陶云逵等，他们大多是官派或其他形式的公费留学生，有些还属著名的“庚款生”。他们身上所附着的国家使命感，在目睹了西方先进文明与中国积弱的差距后更加强烈，“求知即为救国”成为共同心声，其学术研究表现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极端关注。这在当时留美学生的博士论文中有集中体现，他们的研究“彰显了求实致用现实观照、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旨归的本土化研究旨趣”[22]。不论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间个人经历的差异性有多大，在成长与求学期间形成强烈的家国心态，并没有因各自经历的丰富而有所减弱，也恰是此种学术报国理想，使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意识的指引下，引入被认为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知识，成为拯救社会危难的工具，为民族学应用性格的形成注入了动力。

第二，学科特色。民族学应用性格与西方民族学诞生之初的特殊使命有莫大关联。19世纪，欧洲国家纷纷向海外开拓殖民地，大批殖民地官员、商人和传教士率先构建起关于域外文明的知识体系，因殖民统治的需要，知识界开始探求异文明的统治之术，民族学迅速发展。民族学家通过调查殖民地国家的风俗习惯等地方知识为殖民统治政策的设计提供知识支撑，其后，虽然民族学一度转向追求宏大叙事的社会哲学，但由于功能主义出现，使得知识的实用功能再次受到关注和凸显。可以说，现实需求是民族学产生的社会基础，之后学科发展一直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应用人类学分支学科。民族学的产生是知识自主积累、稳步发展的结果，但现实需要亦是学科产生的“催化剂”，此种强烈的实用倾向属学科的本质属性，不论引进哪个地区、何种文化，其本身的应用倾向不但不会被涤净，反而会在本土化中得到强化，在处于边缘区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尤为如此。

第三，国家需要。19世纪中叶开始，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十分重要的目标。此种源自西方的文明形式以一种被动形式传入中国后，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方方面面都被卷入其中。作为“西学”之一的民族学也不例外。一方面，它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之结果；另一方面，它通过知识生产的特殊形式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进程。

许纪霖指出：庞大的人口压力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与政治衰败、国家四分五裂的乱世局面。“总而言之，国民的基本温饱、民族的独立生存、社会的统一安定诸问题重叠并存。”[23（]8）上述诸问题，尤其是前两者，恰是民族学擅长的领域，并已形成了系统知识。民族学以参与式的、整体性的田野调查，为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提供认识境内多元族群的客观知识，同时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社会整合、文化变迁、边疆开发等提供诸多切实的改造方案。因此，从理论上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迫切需要民族学知识，这为民族学应用性格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事实亦是如此，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民族学的需求更加强烈，不仅组织各类由民族学家主持的边疆视察团，如西康科学调查团等对川康地区自然人文的考察，且于1939年在厘定大学课程时，把民族学的课程作为社会学系公共必修之科目。更进一步，民族学相关课程成为文、理、法、师范四学院学生的必修或选修科目[24（]1418）。1941年，由蒙藏委员会主持设立，知名民族学家参加的中国边政学会，是民族学应用性格的标志性学术组织。《边政公论》中对该学会的缘起及宗旨有过简约陈述，可直接说明国家对边政知识的需求，“边疆工作这一部门，现在的还如一座新宝，真正面目，犹未为大家所认识。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国策，以求真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25]。

国家需要对学者的学术转向有深刻影响。抗战时期，吴泽霖在贵州开展了6次大规模调查，受国民政府内政部，贵州省教育厅、民政厅等单位资助，研究主题集中于乡土教材搜集、民族语言调查、地方知识挖掘等，并提出边区开发的诸多措施，供政府施政参考。上述官方资助的调查开启了吴泽霖西南民族研究的序幕，他从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转向对西南民族文化的调查和分类，试图通过文化的亲缘关系建构起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在调查中，他着力搜集文物标本，建立文物陈列室，组织文物展览会，以此激起广大民众对西南族群的了解，实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目的。

第四，文化逻辑。民族学家常把人类行为、组织、思想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强调文化赋予行为意义。但吊诡的是，学科史研究中，更多强调个人、社会约制和思想的内在延续，对学者所处文化脉络与知识生产的关系较少涉及。学者的知识生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一方面，他们在各自文化网络中开展学术实践；另一方面，个体行为意义的获得和价值实现也要在文化网络中找寻。因此，“中国民族学学科史是一个必须探讨的主题。除了国家社会脉络、学术思潮背景之外，还有文化的层面值得深入探讨”[26（]394）。

民族学本土化应用性格的形成与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密切关联。儒家思想对于“学”“用”关系一直以来讲得比较透彻。《论语·子张》中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礼记·大学》中强调知识分子要“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所谓修、齐、治、平，表达了知识要面向社会，通过学习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承担起国家责任。北宋张载“横渠四句”中的“为生民立命”和“为万世开太平”的主要含义是学用结合，把社会和国家前途与个人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古句在典籍中十分常见。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虽遭强烈批判和冲击，但根植于文化深处的思维结构并没有太大转变，通过知识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未被颠覆。费孝通曾考察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境界，“中国文化的底子是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的。它不倡导从个人出发，而总是以集体为权衡的导向，至少也是从一个家庭为出发点，而要求推之于国家天下。这种从群体出发的文化生生不息地传下来，它是超越个人生死的”[27]。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民族学家多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虽长期留学国外，但依旧不能摆脱文化之网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学用一体的传统思想深植于那个时代每个知识分子的心中。它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基因，“可以说，我国的思想传统资源塑造了自身社会人类学的家国情怀，也为后来的学术转向埋下了伏笔”[3]。

从后现代思想潮流看，西方学界对知识应用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知识分子的阶级性等问题批判较多。他们强调知识应用的同时，对其持有反思和质疑的态度。然而，中国学者对知识应用却有着超然的肯定性，注重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徐益棠提出：“盖学术与政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联系与调整，其他尚复何望？”[28]40年后，费孝通说：“应当指出，我们这种科学研究工作虽则是为当时国家的政治工作服务，但是既不是属于政治工作也不代替政治工作。我们的政治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政治，它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办事，所以需要科学调查作为依据。”[1（]321）徐益棠、费孝通的观点代表了中国学界的重要声音，他们为何会正面将知识的应用性置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呢？笔者认为，有个人和时代赋予的、学科本身赋予的、国家困境赋予的，更重要的是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此种对知识应用的“坦荡”心态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脱离上述逻辑批判，中国民族学的应用性格是不公允的。

1994年，乔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一文，他把“功利主义”作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种困境，这种压力既有来自政府的，也有来自民间的[29]。其实，“功利主义”或文中所言应用性格，并不能如他所说称为“困境”。准确来说，学科本土化的应用性格是在中国学术场域中学者们生成的一种特殊惯习。这里有结构性的外在决定因素，如文化和社会，也有场景性的时代需求，如民族国家建构，还有个人经历和学科特征的因素，它是多重因素作用下学者的一种应变之道。

三、探求知识的确定性与规律性：民族学的科学取向

学科本土化的应用性格引发了民族学本体论问题。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意味着知识探求需要确定性，即对通则和规律的追求。把学科应用置于很高位置，在学科属性定位上，自然把民族学看作一种可通过经验实证方式发现社会规律，再利用科学手段制定的社会统治术改造社会，协调人类群体的关系。汪晖对此有较透彻的认识，“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方式与使用者承担的社会角色直接相关”，在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中，“功用”和“进步”是两个关键字眼“，只是‘功用’在中国思想家这里含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寻求富强），而‘进步’则与‘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更密切的联系”[30（]49~50）。在早期知识分子思想中，科学观的形成与知识的应用性密不可分。

把民族学定义为一种科学，是早期民族学家的基本认识。吴泽霖、吴文藻、吴景超、岑家梧、林惠祥、凌纯声、杨堃、柯象峰、徐益棠、言心哲、杨成志、卫惠林、黄文山等民族学家在其论述中有直接表达。他们力图通过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和规律性探寻社会事实，继而实现用知识救国的理念，其研究特别注重采用科学方法求得科学结论，并提出科学解决方案。杨成志谈道：“因为我是民族科学的追求者，故关于人民和种族的一切资料与论证，都足以引起我的兴趣与讨论；本科学的见解，作主义的分析；要发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尚待中国民族科学家对中国民族性更作科学的探讨。”[31]谢康把民族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提出民族学需要各种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的帮助，试图构建系统的民族学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其中突出了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32]。李济最早采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史，他特别强调知识的准确性，“这第一条的教律，就是应该痛除一切不准确的习惯。不但观察的事实应该以准确之方法表现；就是在一个逻辑系统下所得的推论，也应该竭力避免语言文字以及习惯上的种种的诱惑。不应该夸大一分一寸。若是这一条做不到，根本就不必做这种工作”[33（]70）。

从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学的评价看，应用性格和科学取向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1980年，费孝通获得马林诺夫斯基奖，国际应用人类学学会将此殊荣授予费孝通，主要是为表彰他在学科应用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把马林诺夫斯基奖授予这位学者，是因为他通过应用人类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就是如何把社区中的经济关系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34（]1）。可以说，民族学是一门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呈现社会原貌，勾勒民族社会运行规律，服务国家建设的一门科学。这种思想肇始于他们在国外学习社会科学之时，而回国后把科学作为武器来拯救国家之信念更为坚定，科学成为对民族学的基本定性。杜赞奇的解读较好地反映了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在此数十年中，被称之为‘科学主义’的东西，即那种把所有的现实都一概置于自然秩序之中并可通过科学方法而知晓的观点的胜利在最有发言权、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根深蒂固”[35（]76）。然而，民族学是否只有科学的单一属性呢？

哈贝马斯提出认知的三种情趣，分为控制外在客观化世界的兴趣、沟通和理解的兴趣、解放的兴趣，即所谓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其中，第一种依赖技术控制原则，坚持事实价值的二分法，注重对客观事实的探索及对外在世界的改造；第二种通过象征符号互动来促进人与人的了解，主要是现象学和诠释学；第三种认为生活世界中的根源在于我们对自由、自主以及统治约束中解放的请求，是一种批判类型的知识[36（]12）。第一种兴趣强调知识的应用性，对应的是技术的兴趣，讲求知识的客观性，与科学准则一致；第二种有些人文学偏向；第三种则更多体现在后现代解构风潮中，是一种批判思维。从民族学思潮看，它具有多重面相，是研究规律的科学，也是注重意义和阐释的人文学，同时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但从上述论述可知，在民族学本土化中，中国早期民族学家更偏重民族学的科学性，对民族学的人文属性和社会批判属性，似态度消极。

究其原因，20世纪前期，国际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普遍追捧、阐释学和批判知识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认可，中国民族学发展不充分等，都对民族学科学化增添助力。但中国近代遭遇的国难危亡处境亦是科学化的重要因素。中国早期民族学家大多留学海外，吸收了一些先进的西方理论，对民族学的科学传统和人文学传统有深刻的认识，但中国现实的紧迫形势迫切需要客观准确的知识体系以完成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使命，而民族学本身的科学传统恰好迎合了此种现实需求。科学传统所带来的客观准确知识为社会改造等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支持和服务。

从另一角度看，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民族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已引起学者注意，但在学科中表现不明显。以马克思·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例，费孝通在抗战时期就已读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做了读书笔记。王铭铭认为，这份佚稿中透露出“费老偶尔也表现出神话学式和宗教学式的焦虑，特别表现在《鸡足朝山记》这篇文章里，焦虑使他有时对务实主义的社会学持一种否定态度”[37]。但此种人文思想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并不占主导，他更多强调“志在富民”改造性的学科使命。潘光旦是早期社会学、民族学中带有鲜明人文主义色彩的学者，“中和位育”观中的人文思想特别突出，但其人文位育观是在生物科学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是“融会中西古人文思想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而形成的”[38（]606）。离开科学的基本定位来理解潘光旦思想，亦不可取。从学科史范围看，人文主义传统在学科中并未形成规模性发展，而体现在个别学者的思想中，且在他们的知识体系内，人文思想并不占主导，更多的是科学传统与人文理念的融合，有时人文理念更被抑制或淡忘。人文主义学科传统不发达之原因，与近现代中国的现实境况及追求知识应用性的特征密不可分。

四、结 语

在种种因素促动下，应用性格和科学取向成为民国时期民族学本土化与生俱来的基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强调知识生产为国家服务的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民族学国家化程度达到新高度。民族学家被调整到各专业机构中，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解释民族社会发展；民族学学科在苏联专家规划下进行全面转型，人类学系、社会学系被取消，民族学成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研究成为民族学的核心任务，民族学家大规模介入社会转型，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制、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建设等方面作出历史性贡献。民族学的应用性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得到空前扩展，与国家建设密切契合，知识应用立场得到进一步肯定，再次内化为中国民族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影响其后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与此同时，民族学本土化的应用性格和科学取向一定程度上使学科本体中的人文解释学和社会批判学受到抑制。20世纪90年代，当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风卷全球思想浪潮时，中国民族学似乎未激起太大涟漪。虽不时有论著翻译，但并未内化到学科精神中，多数学者依旧强调学科的社会改造使命。中国民族学不仅需要科学的民族学，需要知识服务于国家建设，也需要人文的民族学，继承中国文化的人文属性，阐释中国多元文化的意义体系，同时要站在更高角度对社会发展、社会建设提出批判性意见，履行学科中反躬自省的使命。三种属性要协调发展，而如何处理好改造的知识、文化阐释学和社会批判学，应是今天民族学中国学派建构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