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历史遗产与乡村重塑
——以山西省大寨村为考察对象

郭永平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在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中，要“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这就需要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利用好中国的好传统[1]。因此，如何发掘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遗产，并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成为乡村振兴必须思考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新中国的实践，包括失败和成功的经验，都至关重要[2]，都是其重要的历史遗产[3（]12）。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历史遗产仍然是寻找线索的资源之一”[4]。对于历史遗产的考察，作为典型村庄的大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关于大寨的研究，学界主要热衷于作为一个普通村庄，集体化时代大寨如何被树立为典型的实践逻辑和运作机制，以及对大寨特殊群体的考察[5]。在国内，邢宇宙[6]、陆益龙[7]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光梅红[8]、李静萍[9]等学者从历史学视角分别展开研究。在国外，主要是美国学界对“农业学大寨”的研究[10]，以及常姝从人类学视角对“话语、道德、身体”进行的研究[11]。相较而言，关于改革开放后大寨的学术研究并不多，主要是学界对大寨旅游[12]以及新时期大寨发展的思考[13]。在集体化时代，大寨村被建构为一个象征符号[14]，这一符号为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再造创造了重要条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寨人通过“发明”文化景观实现了历史遗产的再造。本文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为考察对象，主要从文化景观、历史遗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试图揭示村庄的发展路径和实践逻辑，而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学界一直关心的重要命题。

二、大寨村文化景观的形成

文化景观是人类按照文化标准，有意识地对自然景观加工的结果。文化景观的制造往往与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15（]1~18）。然而，尤为关键的是，文化景观作为仪式标记，在历史记忆的回溯、重构和刻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景观的历史渊源

大寨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被发掘出来，与其特殊的历史不可分割。1915年的《续修昔阳县志·风俗卷》记载，相比周边县域（寿阳县和盂县），昔阳县自然环境很差，这样的生态基础形成了“勤苦务本、醇厚节俭、习尚节俭”[16（]47）的风俗特征。大寨村距昔阳县城十里，合作化之前，大寨村4 700多块800多亩土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1953年，农业合作化之后，大寨村党支部响应县委、县政府“山地变梯田，河沟变良田”的号召，领导社员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采取打坝、垒堾、修堰及挖鱼鳞坑、建蓄水池等办法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完成了对虎头山“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改造[17（]82）。1963年8月2日至7日，昔阳县经历了百年不遇的水灾，大灾过后，许多村庄向上级打报告要救灾物资。此时的大寨村受灾也很严重，但是大寨人提出“三不要”（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和“三不少”（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的口号①昔阳县委档案：《大寨公社办公室关于1963年各大队受灾情况的报告》，档案号：1-15-76，昔阳县档案馆藏。。1964年3月29日，陶鲁笳在邯郸火车站向毛主席汇报大寨村的基本情况，毛主席当场表态，“穷山沟里可以出好文章”[18（]115）。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19（]806）。正是在自身努力、媒体宣传和地方政府推动下，大寨村这个县、市、省的模范村庄最终被树立为国家典型。20世纪70年代，这个村庄接受过海内外千万人次来访者的参观学习。这场波及范围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社会工程，对中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景观再造的历史渊源。

（二）景观的“发明”过程

20世纪90年代，大寨村旅游业开始兴起，当时的景观只有虎头山风光和六七十年代建成的梯田、“火车厢”式的排窑。

1992年11月16日，虎头山上建起了汉白玉的郭沫若纪念碑，采用了园林式建筑，碑座象征砚台，古柏象征毛笔，碑后的墙壁象征白纸。陈永贵于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4月4日，其骨灰被运回大寨村，安放在故居。同年8月26日，大寨村党支部、村委会为他建造了墓地，举行了立碑和骨灰安放仪式。1993年3月，党支部、村委会对墓地进行了修缮。1994年2月，在虎头山上开始兴建大寨展览馆。1995年，周恩来首次访问大寨村时休息的地方建成了一座仿古式六角琉璃瓦纪念亭，并命名为“周恩来纪念亭”。1996年3月，在陈永贵逝世10周年之际，大寨展览馆院内竖起了陈永贵石雕像。1996年4月4日，山西著名作家孙谦的骨灰安葬在虎头山上，大寨村委会为其竖立了一座汉白玉石碑。1996年，大寨村成立了集旅游观光及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一体的大寨森林公园。1997年6月，山西省园林专家到大寨村考察，制定了《大寨园林绿化规划》。经专家论证，并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大寨村被确定为旅游重点景区。1998年，大寨村委会在村中建成名人陈列室，将“火车厢”式的新农村建筑改造为旅游景点，还开放了陈永贵故居。2007年，在虎头山上的普乐寺举行了落成典礼[20]。2020年4月，总投资1.6亿元、占地70余亩的大寨新地标“大寨博物馆”正式开工建设。

（三）景观的独特仪式活动

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和行为表述的仪式与象征[21（]1~3）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例如，长达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一场宏大的仪式。在这样的“剧场社会”中，整个乡村成为一座大舞台。

改革开放后的大寨村同样不乏仪式，大寨村的广场曾经是举行仪式的主要地方。而今，不论是上级领导来大寨村考察，还是村中的娱乐活动，依然在这里举行。以村民宋立英2012年正月十五的活动为例。早晨7：00，宋立英就起床了，首先她在祖先的“家布”①“家布”，指以中堂条幅的形式将本家祖宗的名讳牌位绘制于布上。前进行祭祀，然后才开始做饭；上午，她还参加了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2012“送欢乐、下基层”情系大赛——首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巡展暨展出作品捐赠仪式；上午9：30，在瑟瑟的寒风中，村委会前，大柳树下，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结束后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免费为大寨人拍摄全家福，拍摄全家福的背景是专门制作的，一个是大寨村的虎头山，另一个是“北京天安门”。可以说，虎头山代表大寨村是一个具有历史象征符号的村落，“天安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这里国家与民间、大传统与小传统再次融为一体。

广场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也被赋予诸多意义和功能，只是在一些重要的仪式中才能凸显出来。因此，无论在广场上进行歌舞表演，还是发表庄严的讲话，其实质都是“国家话语在时代背景下对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22（]322）。在日常生活中，广场主要发挥公共空间的功能，成为大寨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如果说作为景观的广场是举行仪式的重要地方，那么对于大寨这个曾经的符号来说，其本身就是一个仪式场域。在此场域中，所有的文化景观都是仪式标记，并且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意义。

三、大寨的文化空间：遗产与记忆

广场是重要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景观。广场和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组成了法国年鉴学派学者诺拉所定义的“记忆之场”[23]。文化景观之所以在这个“记忆之场”中能够被赋予意义，其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在“怀旧情感”的驱使下，社会记忆被不断激活、解释、刻写和重构。

（一）村庄的复原

“博物馆”表面看来是对历史故事的客观叙事，但实际上它是精心安排的，其展品、介绍、描述，乃至于“整个话语体系都被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纳入其框架”[24（]171）。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大寨展览馆。如果从“场”的角度来看，整个大寨村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每个“展品”从设计到布局都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复原或“发明”出来的，且被赋予诸多象征意义。

走进大寨村，最引人瞩目的建筑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成的小别墅，而是一排排农业学大寨时期修成的“火车厢”式的房子。这种房子不仅在大寨村可见，而且遍布昔阳县各地，也成为当时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工程”。“火车厢”式的房子，其厕所公用，取水不太方便，尤其是没有属于各户自己的院子，缺少私人空间。但是从国家视角来看，这种“清晰化和简单化”[25（]3~66）的做法实际上便于进行管理和监督，村干部站在门外就可以看到屋内民众的生活样态。这种居住格局使大寨人的日常生活被“格式化”，似乎缺失了自我选择生活的权利。

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大寨人民公社的遗迹依然存在。大门上面的半圆形铁架子上还可以看到铁铸的六个字，即“大寨人民公社”。2013年5月，“大寨人民公社”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门的门联有诗句：“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翻腾云水怒。”门联两边斑驳的墙壁上几个褪色的宋体红字依稀可以辨认出来，左面墙上写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面墙上写的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岁月的剥蚀中，字迹已经很模糊了，但透过这些模糊的字迹仍然可以探寻到运动年月里人们改天换地的强大决心。

大寨村门右边是通往虎头山景区的道路，路边是大寨村导游部和五层的大寨集团总公司大楼。自从1994年虎头山被开发为旅游景区、1997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旅游区以来，虎头山上的文化景观不断被复原或“发明”。现在主要由周恩来纪念亭、陈永贵墓、郭沫若墓、孙谦墓、大寨展览馆、大寨民俗馆、大寨文化展示馆、大寨渡槽、狼窝掌梯田、普乐寺等景观组成。

（二）展览馆的重建

文化景观是一种有形且可触摸的事物，被认为是保存记忆的必需要素[26（]27）。通过将物质文化景观转换为精神文化景观，以符号化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可以达到唤起和强化民众记忆的目的。建造虎头山文化景观，再造大寨，就是大寨人为塑造历史记忆、提振地方经济的诸多努力之一。位于虎头山上的大寨展览馆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寨艰苦创业篇”，展厅中的第一张图片是毛泽东同志于1964年接见陈永贵等劳模的场景；第二部分是“大寨改革开放篇”，展厅中的第一张图片是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胡锦涛同志接见郭凤莲等代表的场景。

第一部分“大寨艰苦创业篇”，由11个单元组成，主要展示了大寨人在集体化时代战天斗地、改造旧大寨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他们在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这一部分突出了集体化时代的一大批劳模形象，也展示了全国范围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第二部分是“大寨改革发展篇”，由7个单元组成，主要展现了1991年以来，大寨人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的带领下，大刀阔斧深化改革、创业致富的艰难转折历程。

如果将20世纪40年代以来大寨社会的变迁过程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那么，“革命”“建设”“改革”肯定是较为恰当的。本来第一部分“大寨艰苦创业篇”的关键词应该是“革命”和“建设”，然而在这里突出的是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第二部分“大寨改革开放篇”，可以用“改革”这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旋律一致。不论是“建设”篇，还是“改革”篇，不论是导游的讲解，还是现场图片，以及声光电等影像的展示，都在不断地向游客传达着“党中央一直关心大寨”，大寨人“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息。讲解员的话语还带着强烈的符号和象征意义，“这些词以前被用作一种描述性的、逻辑的或语义上的含义，而现在是当作要产生某种效果和激励起某种情感的武术上的词语来使用的”[27（]333）。换言之，通过多种路径，将红色记忆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再次成功地赋予这段历史以神圣性，由此提炼出大寨精神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四、村庄的再造：从历史遗产到符号资本

再造和“发明”遗产是重构记忆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后，民众曾经熟知的大寨符号再次被建构和借用，在唤起民众社会认同，实现从历史遗产到红色资本转换的同时，村庄也进行了再造。

（一）外部的推动

旅游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间交流逐渐趋于频繁的结果，其本质是现代场域中的一种怀旧形式，也是对文化结构变迁的一种回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乡土文化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旅游业便随之产生。改革开放后，原有的革命遗迹、历史建筑、名人故地等均成为怀旧对象，红色旅游的兴起就是其表现形式。在农业学大寨中，大寨村曾接待过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 344批25 633名外宾，国内到大寨村参观访问的人超过了1 000万人次。大寨村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闻名，世界知道”的村庄。虽然有这么多的参观人员，但是农业学大寨中的参观只是计划经济下的取经，并且是抱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情去参观学习的。大寨人复原或“发明”文化景观，以此唤起民众的社会记忆，其结果是前来大寨村观光的游客不断增多。大寨村旅游的兴起是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后发展起来的。据郭凤莲回忆：

当时我也没想到大寨会变成一个旅游村，我们当时的思路就是让大寨人尽快富起来，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来追随大寨的历史足迹，我根本没有想到！①访谈对象：郭凤莲，女，65岁。访谈时间：2012年6月13日。访谈地点：大寨集团总公司。访谈人：郭永平。

为了改变大寨人在思想上的不适应状况，郭凤莲带领大寨人“走出去”和“引进来”。但是大寨人明白“打铁还须自身硬”的道理，认为要改变村落的面貌，就要结合村落的实际情况，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发展经济。而对大寨村这样一个小山村来说，并没有多少可利用的资源。在逐步探索中，大寨人发现“大寨”这个村名本身就是一个品牌，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无形的文化资本又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实现资本的再生产。正是依靠名人和名地这些历史遗产，村民的生计方式实现了由农业向旅游业的转型，村庄的社会生态以及民众的信仰方式也进行了重构。在此基础上，大寨村也结束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业态。2005年以来，大寨村又抓住了红色旅游的机遇，实现了经济效益上的翻番。

（二）村庄的内部驱动

走进大寨村，让人感触最深的是村里众多的商店和饭店，这些商店和饭店无一例外地运用了革命符号，借用了历史遗产。窑洞饭店同时也销售纪念品，在众多的纪念品里最有特色的是伟人照片、画册、像章。为提高饭店的知名度，打好“大寨”品牌这个无形的资本，大寨村每家窑洞饭店都把自己集体化时代曾经的业绩展现出来。在村里，这些商店最赚钱的无疑是陈永贵故居旁边的宋立英商店。宋立英是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财的遗孀，生于1930年的她被称为大寨村的“活字典”。为了吸引顾客，这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搞起了签名售书。她这样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就有人开小卖部了，那活（那时候）咱傻哩，咱也不开放，咱还怕事哩！咱是共产党员哩，咱可不要搞……说给那孩子们也不要（开店），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咱要赚受苦挣下的钱，不该拿的钱一分也不要，够生活就行。我这铺铺是2000年开的，这还是县里面支持，郭凤莲也支持，才弄开这（铺铺）。②访谈对象：宋立英，女，89岁。访谈时间：2018年6月24日。访谈地点：宋立英家中。访谈人：郭永平。

宋立英是一位劳模，因其名声，她的店受到游客的格外青睐。除此之外，省部级领导每次来大寨村参观访问，都要去看她。

在大寨村，梁便良的三儿子梁计文的饭店是最赚钱的，他的饭店位于大寨村村委会斜对面，地理位置优越，招牌也响亮，是外来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

虽然饭店和商店都是围绕旅游业兴盛起来的，但无论行业之间还是行业内部，都存在分化，最赚钱的宋立英商店每年可以赚到10多万元，而村里的其他商店大多只能赚3万元到5万元。饭店也一样，梁计文的饭店每年可以赚到至少5万元，一般的饭店每年只能赚3万元左右。可见，村中因行业不同而出现了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大寨村相比，周边村庄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大寨村依靠品牌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也正是通过经济手段，村庄实现了整合，重新建构了村落共同体。这不仅与村落辉煌的集体记忆有关，也与大寨村的集体资源有关。正是通过这些集体资源的供给，村民与村庄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增强，也就是说，村庄的荣誉感和资源的集体供给奠定了村落共同体的基础。

可以看出，在将集体化时代主要象征物“历史化”和“再符号化”的过程中，大寨村独特的历史、记忆等历史的遗产被重新发掘出来，被塑造为大寨村特有的资本。“资本起作用需要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域”[28（]192），改革开放时代，市场经济就是这个场域。在市场运作下，“大寨”这个独特的符号构成了对抱有怀旧情结的游客的吸引力。在此过程中，符号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村庄的再造。

五、从遗产到资源

历史遗产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属性，如果说物质性是外在的表征形式，那么精神性则是其实质内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不仅要对物质实体进行挖掘，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物质遗产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将大寨的历史遗产分为两部分：一是物质遗产，主要是集体化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如大寨村（大寨人民公社大院旧址、名人陈列馆、大寨礼堂、大寨民居），虎头山（大寨梯田、虎头山水利设施、大寨森林、陈永贵墓、周恩来纪念碑、郭沫若墓、大寨展览馆、大寨民俗馆），昔阳县城（昔阳博物馆、红旗一条街）；二是精神遗产，主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物质遗产是精神遗产的载体，精神遗产是物质遗产的实质内容。因此，我们要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以文化带动乡村振兴，而资源在实现景观化、符号化的过程中不仅进行着经济再生产，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再生产和权力再生产。

美国人类学家温迪·达比指出：“景观的再现深度植根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之中。”[29（]9）换言之，文化景观的“发明”“复原”“营造”，文化符号的借用，历史遗产的转换，均离不开权力的再生产。不论是集体化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大寨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国家的身影。总的来说，国家不离不弃，始终在这个典型的周围陪伴着，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文化重构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大寨村曾经是全国的典型，改革开放后，在国家的扶植和重视以及大寨村村民的积极作为下，大寨村再次成为典型。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关注集体化时代的象征性符号这一历史遗产在大寨再造和重构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再造大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象征性符号不仅具有历史遗产价值，更具有纪念碑意义。大寨村能够再次成为典型村落，不仅与外力的介入有关，还与内发性的动力，尤其是郭凤莲这个名人的积极运作有关。因此，历史遗产的重新建构不仅与民众的主动选择有关，也与外力的推动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以来，大寨村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的典范村庄，这些都说明了国家与村庄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过程中，大寨村也在进行着自身的转型和重构。

彼得·伯克说，为了传承记忆，物质的形象即“纪念物”早已建构起来了……近年来，他们对公共纪念碑的兴趣大增，原因恰恰在于这些纪念碑既表达又塑造了民众的记忆。这就是“记忆的艺术”[30（]53）。而记忆的建构过程，“是在思想上通过前人不断的讲述来实现；在物理特征上，则通过实物唤起并固化民众的记忆”[22（]331），正是通过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塑造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大寨精神”。在此，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参与了记忆的再生产，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凝聚社会认同、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实际上，“在某一纪念地发生的具备传染性的怀旧情绪，恰恰体现了集体的社会记忆的力量”[31（]334）。对大多数游客来说，大寨村只是他们旅行中的一站，他们匆匆到来，又匆匆离开，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大寨村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换言之，游客通过导游的介绍、媒体的宣传拜谒这个曾经取经的“圣地”，这种做法实际上又固化了刻板印象中的大寨。

改革开放后，“大寨”这个曾经符号化的产物已成为社会记忆而内化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仅具有纪念碑的意义，而且也成为文化遗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怀旧文化的驱使下，大寨人尝试通过红色记忆的唤起和重构进行商业活动，以获得经济利益。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对历史文化的宣扬，使得人们逐渐淡忘的红色记忆得以唤起、刻写和重塑，这与今天大寨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在发展经济中，文化成为“引诱资本之物”[31（]156）。这些出于商业利益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大寨记忆一方面在被强化，另一方面，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被解构。这是历史遗产转换为经济资本的“意外后果”。

六、结 语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抓紧研究制定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意见……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在此情况下，必须先理清脉络，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该区域的历史遗产，以实现乡村振兴和区域复兴。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太行军民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创造了伟大的太行精神；集体化时代，太行山区典型云集，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后，许多革命老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市场、技术滞后等原因而衰落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时至今日，很多物质遗产依然保存较为完好，许多精神遗产依然在传颂。历史遗产在典型村庄中非常具有“积聚性”，也成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复兴极为重要的资源。在此情况下，我们要从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两个方面深度挖掘这些村庄所蕴含的丰富遗产。首先，要理清村庄和区域的历史文化脉络，再造文化景观、挖掘文化资源，并积极将其活化。其次，要积极关注国家政策，将外部输入与内部自觉两条路径结合起来，尤其要“保护文化主体性”[32]，充分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再次，坚持生态文明，对环境进行修复。最后，根据村庄的实际情况，采取内生于文化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在深度挖掘村庄历史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乡村历史资源的多元功能和多元价值；在将历史文化资源化、符号化、资本化的过程中，充分把握好文化与市场的平衡点。唯此，革命老区才能在保护、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和区域复兴，这也是大寨重构给予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