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北江南：宁夏地域形象的形成与演变

路其首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710119）

众所周知，宁夏有“塞北江南”之美誉，这不仅是宁夏的地域形象，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地域形象一般以地方经济或文化特征为内核，较好的地域形象会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并且在周边或更远地区进行迁移与扩散。把握地域形象的发展脉络，不仅有利于认识其形成演变机制，对研究区域文化内涵也有重要意义。

一、“塞北江南”的由来再思考

“塞北江南”盛名出现于何时？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有人认为真正意义的理解出自北宋《武经总要》[1（]148），也有人认为出自1905年宁夏道尹陈元让之口[2（]398）。总体而言，认为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居多，即“塞北江南”一词来源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中对“灵州”的描述，现摘录如下。

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3（]卷36，760）

《图经》曰：周宣政和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4（]卷164，560）

与《太平寰宇记》记载不同，《太平御览》载此事源于《图经》。那么，《图经》是何时之《图经》，这是问题核心所在。持“南北朝说”的学者普遍认为是郎茂所撰《隋图经》，即《隋州郡图经》，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载《图经》为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图经》，后人进行了辑佚，如清人王谟所辑《汉唐地理书钞》[5]、刘纬毅所辑《汉唐方志辑佚》[6]、刘纬毅等辑校《汉唐地理总志钩沉》[7]、华林甫所著《〈隋图经〉辑考》[8（]283）等。对于王谟和刘纬毅所辑成果，陈尚君[9（]540~544）和华林甫进行了批评。《太平御览》中的《图经》应当不是《隋图经》，该书引《隋图经》37条及若干带有明确地名的《图经》，只有少数不知何地的《图经》。整理后发现有很多唐代之事，如卷163“辽州”条，卷166“悉州”条、“静州”条、“拓州”条、“恭州”条、“维州”条、“奉州”条，卷170“池州”条、“润州”条、“苏州”条、“信州”条，等等。

从记载来看，史实已至垂拱四年（688年），据华林甫考证，《图经》所载史实可至乾元元年（758年），此时据唐开国已有百余年。因此，陈尚君认为《图经》“非《隋图经》遗文”[9（]100），刘纬毅也认为未名何地之《图经》多数“约唐代作”[6（]366）。华林甫在辑录时虽未言明何时作，但根据其分类方法，侧面反映出作于唐代之意。《图经》是全国性《图经》还是各州之《图经》很难考证，亦非本文重点，即便“灵州条”未明载唐代事，但根据前述学者的研究和《太平御览》引书体例，此《图经》亦应为唐时所作。

至于吴明彻残部迁灵州事，因“唐朝所修的几部史书，都不叙述吴明彻残部的下落”，于是王培华撰文做了详细考证。王培华认为，“吴明彻残部的大多数被没为官奴婢”，且北朝俘获他国军民时一般迁离其原驻（住）地，当时迁移主要有两种情况：山东居民单向迁入河北、江南与北方双向迁徙（北方民族迁徙到江淮地区、江淮之人迁徙到北方地区）。“江淮之人迁徙到北方地区”的情况，王培华并没有举例证明，但认为吴明彻被北周所封怀德郡是“解决吴明彻属下三万人下落的相反线索之一”。因此，北周为了防止残部聚合，将兵将分离隔绝，其部众“似应被安置在与长安和巴东怀德郡相反且相远的地方”，而长安西边、南边、东边州郡均存在威胁北周安全的可能，于是北边州郡可能性大。“吴明彻残部有可能被分散安置在灵、夏、原、盐等州”[10]的原因，一是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二是自然和经济过渡明显，交通和战略位置重要；三是历代王朝强制性的人口迁入地，又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出地；四是北周实行了军府统治[10]。

以上推论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问题。首先，当时吴明彻并未在怀德就封，而是被软禁于长安，这在王培华文中也提到。其残部安置在怀德的可能性并不高，更不能成为反向推论的依据。其次，“经济不甚发达”的论述不是全部适用于灵州、夏州、原州、盐州，灵州的灌溉农业在历史时期（至少在北魏时）一直比较发达，虽有盛衰波动，但不至于成为荒漠一片；夏州、盐州则存在“丘陵沙漠阻隔”的情况。“交通不便”与“战略、交通地位重要”的论述有一定矛盾，前面说为防止联系，安置残部于长安千里之外，后又言该地战略位置较为重要，甚至“从丰州经宥州、夏州，四余日就可到达京师长安”。余例不再列举。王培华的论证有一定道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但更多是一种猜测，虽提供了北周对吴明彻残部安置的一种可能性，但无法确切说明由此形成“塞北江南”一说的事件背景。另，葛剑雄等在《中国移民史》中，除将此事定为建德七年（579年）外，只言吴明彻残余“被周军俘获”，未说其安置何处[11（]256），可以说是对此事存疑的一种处理。

综上，不仅《太平御览》所载《图经》非《隋图经》，而且吴明彻残部安置一事本身存有疑点，所以直接利用该类文献称“塞北江南”出现于北周的说法可信度并不高。目前所知最早且明确记载“塞北江南”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韦蟾《送卢藩尚书之灵武》一诗：“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12（]卷566，6615）该诗对物产丰富的描述，符合《武经总要》对“塞上江南”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旧”指北周[13（]79），表明仍受到《太平寰宇记》等的影响。基于上述论证，“塞北江南”应是在唐中早期出现的。

二、“塞北江南”的固化与盛名之负

前述对“塞北江南”一词出现的时间做了分析，北周迁置移民多往关中地区，宁夏一带记载阙如。当时南北文化发展各有特色且相对平衡。如果基于“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形成了“塞北江南”，也是文化性质的江南，说服力相对较弱。据韦蟾诗文看，江南意指农业发展。张维慎认为《太平寰宇记》主“风俗说”，韦蟾主“风貌说”，而后者比前者“似乎更趋于合理”[13（]79），笔者是认同该观点的。韦蟾之后出现的“塞北江南”亦为农业经济层面的江南。如《武经总要》“怀远镇”条载：“有水田、果园，本赫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14（]540）西夏大力修筑渠道，发展农业，据推测，当时银、夏、宥诸州大概有5 000顷垦地，人均占有粮食150斤左右[15（]150）。元初，郭守敬等人修复渠道，灌田达1万余顷，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发展程度。因而，当时的“塞北江南”主要意指较为发达的农业灌溉。

至明清时期，“塞北江南”作为对宁夏形象的描述大量出现，如嘉靖《宁夏新志》中所录诗：“塞北江南几古今，登林风物落诗边”[16（]卷7，359）；“人间世外由来别，塞北江南自昔传”；“山限华夷天地设，渠分汉唐古今同。圣君贤相调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16（]卷7，397）；等等。明清时期，宁夏战略地位提升，相关建设跟进，在前代基础上的水利建设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所在。洪武年间“灌田数万余顷”[17（]卷245，3565），永乐时就有“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的说法，正统以后，灌田在1万至2万顷，清中期，灌田1.7万~2万顷[13（]175）。“塞北江南”一词大量出现时，多有对水利的描述，如“百里外则皆有山，其山之阴则多松林，濒水则青杨丛柳。其中即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引水灌田，复有蔬园，真塞北江南也”[18（]卷15）。《全边略记》称“宁夏之称塞北江南也，宜哉。引河为堰，汉唐旧渠擎然我理。厥田上上，人易滋生”[19（]卷6，230）。至康熙时，高士奇称“黄河在城东南四十里，绕城为汉延渠，有官桥，覆之西南为康渠、贺兰桥，覆之又南有新渠、红花渠、秦家渠、汉伯渠。俱分河水，溉田数万余顷，故有‘塞北江南’之号”[20（]卷7）。“塞北江南”一词的大量出现，其背景即是宁夏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渠道密布的景观符合江南形象的设定。

当然，果园和移民的意象也出现在“塞北江南”的阐释中，且以后者居多。明末文人在《观宇篇钜赋略》中说“：以称雄草木菶茸而果园盛兮，塞北江南让其云烟之鬔松。”[21（]卷89，301）而与江南风俗相关的“塞北江南”描述则与移民有关。严可均从两方面论述了宁夏的江南特色：一是历代修建渠道，使宁夏植被茂盛；二是“珠履彯缨，衣冠欲步乎江左”，并将该现象归因于移民因素：“宁夏有‘塞北江南’之名，明徙齐、晋、燕、赵、周、楚之民以实之，而吴、越居多，故文物彬彬盛矣”[22（]卷7，249）。梁份认为，灌溉使宁夏“有丰年，无旱潦”，具备“塞北江南”之号，而且该地“迁五方之人，而江左尤多，故衣冠言语类于三吴”[23（]291）“。塞北江南”的阐释中带有移民因素，明显受到了前述《图经》中江左移民论述的影响。

与此同时，方志撰写者及本地官员的记载道出了“塞北江南”背后的艰难，主要表现在繁重的赋税被认为是盛名带来的一个沉重包袱，诸多学者却忽视了该现象。明初，罗汝敬认为黄河“独利于宁夏”，“一斗二升起科，尤为轻则”，但他又指明，宁夏“地力渐微”[24（]卷7，155），用同样的比例征科会显得过重。朱笈称：“起科太重，征求无已，较诸他省之粮差更未有烦重于此者。”[25（]卷1，24）而他所撰《豁免屯粮赔累疏》则对“塞北江南”的盛名之负做了详尽论述，使他成为反对“塞北江南”之说的最有力者。他认为宁夏“地土硝碱，膏腴绝少”，因此朝廷应该蠲免赋税，但他忧虑“夏镇素有江南之名，唯恐溺于旧闻者，见此蠲免，必曰：‘夏有水利，税不可免，军饷岁用，额不可缩’”。这完全是名声带来的一种负面影响。“夫夏方何为而敝也？以粮差繁重之累也。粮差何为而累也？以‘塞北江南’之称也。”“彼拟宁夏于江南者，果经历其地而灼见乎？亦使夏人冒鱼米之虚名，受征敛之实祸乎？且江南财赋之地，泉货所通，宁夏戎马之区，较于陆海，本相霄壤，而顾有声于寰宇之内，自有‘小江南’之名。”声名进一步导致“计部亦谓地饶粮贱，藉口滋驳，故淮引不添，浙引不减。请给内帑，亦不肯多发也”[24（]卷18，475~476）。

朱笈将宁夏“粮差之累”归于“塞北江南”之名，侧面反映其时宁夏的富庶形象逐渐传播并在社会中形成了固有印象，不仅使该地征科、军饷如故，而且在向朝廷申请蠲免时，朝廷借此名进行“滋驳”，以致出现“淮引不添，浙引不减。请给内帑，亦不肯多发”的尴尬境地。这表明，“塞北江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以外生为主的模式。

文献中对宁夏的描述有两种话语体系：一种是以诗文为代表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描述；一种是当地官员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前者对“塞北江南”形象不断进行建构，得到了社会认同。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上谕称：“缘边千余里，土壤硗瘠，惟宁夏洪流灌输，诸渠环匝”，认为宁夏“纵使岁偶不登，亦可无忧匮乏”，“其在朔方，尤胜他郡”[24（]卷1，22）。这不仅是官方的认可，更是对宁夏形象和地位的定性，表明宁夏的富庶已具有较为广泛的认同。而后者多为具有执政经验的当地官员，深刻了解当地社会的真实面貌，他们在撰修方志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乾隆《宁夏府志》载张金城《纂修宁夏府志详文》云：“羮鱼饭稻之乡，赋役尤重；襟山带河之地，阨塞偏多。”[24（]卷首，9）该志按语云：“宁夏擅黄河之利，号称沃野。然方舆数千里……高者砂砾，下者斥卤，膏腴之壤实不及半。”[24（]卷7，155）杨应琚更是否定了人们所熟知的“黄河千里，独富一套”，“天下积谷，宁夏最多”的说法，他认为“黄河万里之流，灌宁夏不盈千里之地，其势宜无不给，而田高稍远，小民往往抱向隅之叹”，“宁夏虽称沃壤，然田止一熟，实少盖藏”[24（]卷8，188）。但是这种声音在“塞北江南”之名已经固化的社会显得十分微弱，否则也不会出现“计部滋驳”的情况。自然环境本就脆弱的宁夏不断承受着盛名的负重。当然，完全归因于盛名亦不恰当，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究。

至民国时，上述情况依然存在。1933年，宁夏全省荒地有14万余亩，“在黄河沿岸者，有三分之一，在贺兰山麓一带者，占有三分之二”，“各处荒地之土质多含碱质……非经黄河水浸，绝不能生长五谷”[26]。高良佐游历宁夏时发现，该地“荒地之面积几与耕地面积相等”，是“宁夏特有之现象”[27（]197~199）。1947年，笔名为“讷讷”的一位作者描写道：“如果今天你乍到宁夏，我先敢断定你必会将那河渠纵横，田畴交错的景象，惊为奇观。”但实际情况却是绝大多数宁夏民众“正在半饥饿状态下挣扎延挨”，“苛捐杂税的繁重，纵令你能耕种，全部收获，缴租而外，所剩有几……走到乡间，触目者尽是鹑衣百张、面呈菜色的可怜虫，在肮脏污秽的断瓦颓垣间蠕动！你能相信这就是塞上江南的骄子吗？”[28]这与400多年前朱笈的评论非常相似。

并不是说“塞北江南”之名完全不适用于宁夏，抛开政治、军事等外部因素，以渠系密布的银川平原一带为主体的确不虚此名，但并非整个宁夏地区都是如此。乾隆《宁夏府志》载：“自萧关北，荒沙无际，至是（指灵州）忽睹林木阴森，柳更条畅，若屏然。相传‘塞北江南’，盖以此云。”[24（]卷3，75）1940年，记者庞戈称，“离开皋兰，经过甘肃边区各驿，满是荒凉的景色，突然见到田连阡陌，仿佛是江南水乡了！”“江南水乡”即指中卫，该地“土地肥沃，水利完善，不管天时，不要施肥，每年都可丰收，从来没有水旱不收的年份”[29]。同年，秀心在报道中也说，中宁一带“人口比较多，树木也不少。荒凉的西北，今后就会像这样的繁荣起来，生动起来”[30]。张世豪亦称，“到宁夏来的人，到了同心，还是在塞外行走，一入中宁，便真地到了‘塞上江南’”[31]，“自中卫到磴口，沿着黄河，有一条□□的地带，塞上的人口物产，大都集中于此。宁夏之能单独建省，也就全靠了这区区一片土地”[28]。白述礼认为“塞北江南”指的是银川平原，而非整个宁夏[32（]95），这可能是该词之本意。“塞北江南”成为全宁夏的代称，是该文化符号出现泛化，从原本所指的农业水利较为发达的黄河两岸地带扩大为整个宁夏区域。

三、“塞北江南”的迁移与扩散

明清时期，“塞北江南”作为宁夏地域形象的文化符号不仅得到固化，其传播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少在嘉靖时，出现了“塞北江南”所指范围的迁移与扩散①宋元时期，“塞北江南”多为“塞北”“江南”的相对描述。该时期“塞北江南”甚为罕见，宋人陈襄《登雄州南门偶书呈知府张皇城》诗自注曰“：雄州，人谓‘塞北江南’”，但此处的“塞北江南”更多指风景。参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414《陈襄·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091页。，尤其是在宁夏周围地区。

嘉靖时，杨慎将甘州称为“塞北江南”，在描述甘州美景后引用了韦蟾“塞北江南旧有名”之句，认为该句“言其土地美沃，塞之江南也”[33（]卷21，602）。他还在《秇林伐山》中将凉州称为“塞北江南”[34（]卷3）。随后，甘州、凉州作为“塞北江南”偶有出现并影响后世。彭大翼称：“按杜氏《通典》论凉州‘地势之险，可以自保于一隅，财富之殷，可以无求于中国。故五凉相继，与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难者多往依之。’唐韦蟾诗：‘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盖称其为塞北之江南也，其风土之可乐如此。”[35（]卷15，242）引韦蟾一诗，明显是将凉州作为“塞北江南”进行论述。同时期成书的《焦氏说楛》亦云：“凉州为塞北江南，历下有湖山之胜，号‘小江南’。唐韦蟾诗：‘塞北江南旧有名。’”[36（]卷1）及至清末，姚莹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将“贺兰山下果园成”中“贺兰山”之“兰”解释为兰州之“兰”，认为“今甘肃省治兰州府，县名皋兰。皆以贺兰山得名也。塞北江南殆指此地，至今繁盛”，并认为“《通典》所论，乃古之凉州，非今之凉州也”[37（]卷5，151~152），应指五凉之地，自然包括兰州。其《送葆叔之凉州》一诗曰：“塞北江南大帐开，贺兰山下尽龙媒。男儿匹马寻常事，未得封侯莫便回”[38（]卷6），是对这一观点的印证，并在文后注道：“兰州古有塞北江南之名”。

可以看出，“塞北江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扩及凉州、兰州等地时，韦蟾的诗文被充分利用，但使用者并未引用全诗，仅引用“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甚至只引用了“贺兰山下果园城”，并勉强进行解释，完全不考虑该诗原是描述灵州一带风光。惠栋对杨慎的解释予以否定：“杨升庵……引杜氏《通典》以为在凉州者，非。”不过“塞北江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确在该时期出现扩散，并在河西地区出现泛化。甘、凉地处河西走廊，东临宁夏，明时行政上属陕西布政使司与都指挥使司，清时则有凉州府和宁夏府，二者相互毗邻；河西地区在西北地区属相对富庶地带，在农业经济方面与宁夏有相似之处，以地域形象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符号迁移自然具有便利条件。

在上述地区中，甘州“塞北江南”的盛名较为突出，其直接推动原因是民国时的诗文。甘州文人袁定邦《甘州杂咏》云：“绿树森林四野横，江南风景久传名。”[39（]402）可以看出，当地人认为甘州被称为“塞北江南”有历史依据。1943年6月，西北考察团团长罗家伦在甘州考察，作《五云楼远眺》一诗：“绿荫丛处麦毵毵，竟见芦花水一湾。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认江南”。由于罗家伦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该诗在当地流传甚广，并被当地作为拥有“塞北江南”之名的有力证据进行宣传。

除此之外，陕西亦有“塞北江南”之名。《蓬窗日录》载：“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陆海’，又名‘塞北江南’。”[40（]卷1，28）根据其后记载的“举锸成云，决渠成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的歌谣看，描述的应该是关中一带。《图书编》与此记载基本相同[41（]卷38，782）。对于今人而言，即便陕西关中一带像江南一般，也不应将其纳入塞北范畴。当时陕西地域范围较广，且宁夏被称为“陕之乐土”[42（]卷47，88），如灵州富庶形象泛化至整个宁夏一样，这种文化符号也逐渐泛化至陕西。

前述已经提到，“塞北江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主要以外生为主，其盛名之负仅是当地官员对现实的描述，多存于方志书写中，该符号在迁移与扩散过程中，使用者只在意江南一词所指涉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富庶，并没有考虑到盛名的负面影响。夏明方认为，江南之外的江南可称为“学江南”“变江南”运动，宋代以来，北方地区就以国家的名义开启了对南方的大规模仿造[43]。宁夏地区进行的“江南化”行为在方志中有较多记载，兹不赘述。在现代社会，除上述城市和地区外，鄂尔多斯、榆林、延安、额济纳旗、天水、伊犁等众多西北城镇在官方宣传或新闻报道时也曾自称“塞北江南”或“塞上江南”，并进行相应建设。这进一步说明，该文化符号出现了大范围的迁移与扩散，且部分地方在景观营造上出现“江南化”趋势。

四、结 语

“塞北江南”一词在唐时出现，后成为地域形象代称。使用者将江南意象用于描述地处塞北的宁夏，对该地黄河沿岸物产丰盈、环境宜人进行赞美的同时，也凸显了该地与周围地区迥异的形象，进一步增强了“黄河独富宁夏”之特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区域内富庶形象的树立与保持在增强群体认同、推动相关建设的同时，也使宁夏承担了相应的“形象之累”。文化的外生倾向作用下，宁夏黄河沿岸以外地区纷纷围绕“塞北江南”建构自身形象，这首先表现为宁夏区域内的词语使用扩散，其次是现代社会西北诸多城镇自称“塞北江南”或“塞上江南”。

塞北为何多“江南”？随着江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江南”一词不但是一种地域概念，而且具有了经济含义，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44（]147），它象征着经济富庶、文化繁盛。将江南移植到塞北，深层次的原因是塞北之地对江南富庶形象的认同与向往，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江南与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地位悬殊造成层级落差。这一历史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地域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中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并充分体现地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