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

南大伟,王秋香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红船精神”，称它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为“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导引。探索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孕育思想土壤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爱国仁人志士进行的一次革命实践活动，又是先进知识分子对广大民众进行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逐渐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径，为人们接收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土壤，推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有所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储备思想条件，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革命力量。

(一)五四运动推动人民求得思想解放

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团结起众多社会阶层，从最初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到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救亡图存运动。这场爱国运动推动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地主阶级联合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本质，在比较推求中厘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发生发展。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从最初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是顺应时代需要，是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的产物。因为“任何社会思想的变革，并不是先贤圣哲观念的产物和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对社会经济领域变化的回应，其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运动”[2]。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顺应中国现实国情，才能够在与其他思想角逐中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在以后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3]五四精神以进步思想的形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了思想准备。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由此，五四运动不仅成为一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运动，而且成为一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广大人民体现出来的开拓进取、团结统一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提供了精神指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下，中国人民开始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找真正解决中国的救国方案。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找到了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并将它应用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五四运动促使人民获得精神觉醒

关于革命道路的选择，经历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经历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辩论、批驳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等。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再次对中国出路问题陷入迷茫苦闷之中。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在苦苦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示了一条新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基础，五四运动的鲜活实践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是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3]五四运动使中国各个阶层团结起来共同为维护中国主权作斗争，改变了以往中国只有少数人清醒、多数人愚昧的状态，真正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人民有了正确思想指导，也必将指引着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作斗争。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并追随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各个地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他们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群众实践，在群众中讲解马克思主义，以此使群众认清他们被剥削的现实，启发群众觉悟进而团结人民大众实施救国方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使工人阶级进一步觉醒，锻造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准备条件。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下的人民大众获得了精神觉醒，促使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从而催生出中国共产党的“红船精神”，聚集与展现出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

(三)五四运动引领人民追求科学信仰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闭关锁国下的中国与追求民主开放的西方存在很大差距，在历经种种探索后，中国仍未能找到正确出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助力中国人民燃起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检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在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追随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科学理论与现实需要的一应而合，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扬要与现实相结合，要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自五四运动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并着手在工人阶级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培养更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工人阶级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基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广泛活动，一大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必将使得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共一大昭示的“红船精神”，是五四精神的传承延续。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困苦，开展革命斗争，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坚持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五四运动促使社会各阶级真正团结起来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同时它也使得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受到一次庄严的思想洗礼。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国家前途命运的转机，以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成为一面思想大旗，有力地掀起革命的思想潮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意味着熔铸了五四精神的“红船精神”成了指导人们进行革命的精神力量。五四运动推动下的五四精神使中国人民在黑暗摸索中看到希望并进而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在五四运动实践检验下，成为中国人民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摆脱了思想束缚实现了全面觉醒，并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锻造阶级力量

“红船精神”的形成不仅需要先进的思想引领，还必须有先进阶级开展实践活动。中国工人阶级一经产生就具有与压迫者、剥削者斗争的精神，但这种斗争大多限于经济斗争而非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从斗争的自发性转为自觉性，成长壮大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马克思主义贴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从而为“红船精神”锻造阶级力量。

(一)工人阶级不断觉醒的革新进取精神，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准备了条件

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华办厂需要招收大量工人，中国产生了第一批工人阶级。其二，当时的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社会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兴办了“官办”的近代军工企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中国产生了第二批产业工人。自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以诞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将对华经济政策由之前的战争压迫转为获取战争物资，中国经济发展间接获得发展机遇，工人数量猛增。据统计，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总量已达200万人。除了产业工人以外，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工业、苦力运输等普通职工，总数也达到4000万人左右。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又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这种先进生产力是受到剥削、受到压迫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工人要想解放自己就必须反抗阶级压迫，因此他们最具有革命性。他们大多集中在一起，也最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世界无产阶级共有的优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更强；其次，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并且多在少数大企业中如铁路、纺织等部门，集中性更强；再次，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联盟。[4]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身优势以及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使得工人斗争性更强，他们为了争取自身权益敢于举行一系列的罢工运动，体现出强烈的革命进取精神。

(二)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展现出的革命性与坚定性，彰显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五四运动中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率先斗争，工人阶级继而开始罢工进行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出强大的爱国精神。《民国日报》曾记载：“某印刷工人宣言，不愿以日本纸加之机器，如有所强迫，宁全体罢工。”[5]346六三运动之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风潮扩散至全国，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至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变为政治斗争，他们的罢工斗争，是自己独立地发动起来的。《字林日报》中记载一位运动的目睹者曾经比较公正地指出：“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学生，不论要他们来发动一次罢工，或是把罢工的举动停止下来，他们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5]351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具有很多先天优势，特别是彻底的革命性与坚定性，同时仍需在运动中辅以马克思主义系统指导，促使其了解与形成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

在虚无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以往突出工人阶级的作用只是夸大了事实。历史证明虚无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在学生斗争最困难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生存问题而是民族存亡的问题，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的工人纷纷响应号召支援学生。一时间工人罢工活动席卷全国20余省、150多个城市，工人阶级强烈的救国表现表明了他们在政治上有了觉悟，能够团结起来组成坚定的救国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不断成长。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的罢工表现与以往只关注经济利益不同，这次的罢工有鲜明的政治性，并突破了行业和地域的限制，实现了全国大联合，表明了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

(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寻求救亡图存的决心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6]中国工人阶级也一样，他们只认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剥削，却不能看到其本质，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去真正解放自己。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初步掌握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主动走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其一，到工农群众中去宣讲演说。例如，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在长辛店、卢沟桥、通县等地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知识。陈独秀在上海向码头工人宣讲，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劳工要旨》等演讲，鼓舞了工人阶级。其二，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7]其三，创办工人刊物。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在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等等，带领工人阶级认识到只有斗争才能实现自身解放。其四，创办工人补习学校。例如在上海创办的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在北京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方面提升了工人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系统向工人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其五，帮助工人建立工会。例如，在上海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在北京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等。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指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使工人阶级开始联合起来，由最初的自发斗争转而进行自觉斗争。

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正是工人阶级始终饱含爱国心并坚持通过斗争解放自己的精神，激励着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坚定性、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使他们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级，为“红船精神”锻造了坚实的阶级力量。

三、五四运动为“红船精神”提供文化养分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专制的强化，各方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逐渐产生了革命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的原生精神形态“红船精神”诞生了。

(一)革命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产物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形成了深厚的中华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理念，其以道德约束的形式有效指导着民众的实践活动。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儿女心中，促使中华民族虽屡遭磨难，却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激励着华夏儿女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精神推动社会进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鼓舞无数爱国者无私奉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为“红船精神”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然而，在封建中央集权的形势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在身体上受到封建伦理的压迫，在思想上也变得封闭落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严重损毁了中华民族精神，重塑民族精神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重要课题。历经一系列学习西方器物、制度，进行政治革命等种种尝试，却未能根本改变国家系于存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局面，以“摆脱封建束缚、革新国人思想”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口号，抨击封建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为五四运动的爆发酝酿了文化气息，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与“红船精神”相契合。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更深层次地带动中国人民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而努力。五四运动从群众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表现出与新文化运动相同的目的，再一次引发更多人思考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正确方案，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做出正确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五四运动推动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结合，在运动斗争中甄别比较，选择信仰追随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为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8]中国人民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并将这个理论武器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五四运动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为指导中国革命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力量。一方面，鼓励先进的社会阶层、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的同志，了解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提升劳动群众文化素质的同时，鼓励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进步青年区分与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封建主义。

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指引着中国人民从愚昧、落后的封建束缚中寻求解脱，在中国的救亡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五四运动将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结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在革命斗争中追随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道路上有了新的精神力量“红船精神”。

(三)五四运动使革命文化走向工农群众，体现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铸就“红船精神”的文化主体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目标必须改革封建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探索，但最终失败。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戊戌维新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也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五四运动形成的五四精神是真正为了解放人民大众、服务人民大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逐渐觉醒。毛泽东指出：“文化要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9]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孕育了革命文化的原生形态，凝聚起“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红船精神”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3]“红船精神”是近代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智慧的集中表达，是五四运动精神基因的时代传承。它是中华民族于磨难中奋起的爱国主义，是指引党和人民无畏前行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