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人民群众话语问题探析
——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论为例

崔雪茹，邱冠棕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在进入21 世纪之后，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话语的重新分配。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兴科技的发展与普及，在科技与商业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媒介形态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各种新媒体特别是如微信、微博等即时通信平台的兴起，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的传播渠道。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受到新媒体的严峻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信任度的转移其实就是话语的转移，其后果就是引发话语权社会分配的调整。受政治经济学社会资源配置概念的启发，本文权且将话语看作一种社会公共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与流动，关系到社会的变革及发展走向。

而所谓的话语，发轫于20 世纪50 年代末的当代文化研究，将话语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加以讨论。话语最初可追溯至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1990：101）的“话语即权力”，他的“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及其相关论述成为话语理论的经典，话语不仅是语言，它与权力息息相关[1]。即语言和知识可以为巩固权力提供服务。这里可理解为话语的影响力，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的掌控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2]费克劳（Fairclough，1989）也系统地分析了各种话语如何包含并生成权力。在媒介研究中，“话语”一词被多次使用，但是，当前关于新媒体话语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注意到的是新媒体给受众带来了话语实现的场所和空间，极大地扩展了民众表达的渠道，促进了公众话语的实现，也提出了一些网络传播时代民众在表达话语时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突出地体现为话语结构的转型，而话语结构的转型对当下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新媒体发展中的话语自我赋权，公众的利益诉求得到了彰显，于是话语的再分配成为社会的焦点。而本文中所探讨的媒体话语则是指媒体利用其资源优势影响和控制舆论，从而对受众产生传播效果和现实影响力[3]。而在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各类网络平台和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新媒体在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展现出了其对原有媒体话语体系的补充，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通过发声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而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这一理念。

一、新媒体时代的媒体话语现状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普通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有限，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是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而随着互联网与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数字杂志、网络论坛等建立在数字与网络技术基础上的媒体诞生了，为了将其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作区分，这一类媒体被称为新媒体[4]。它打破了传统媒体中传受双方的界限，让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使其在能够主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能成为信息源，对信息进行分享与交流。使以往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模式转变为了多数人向多数人的点对点式传播，话语也因此得以“泛化”。[5]在新媒体时代，媒体话语权得到解放，泛化到每个个体手中，使每个个体都拥有了表达和共享信息的权利，与之而来的是更为自由且透明的信息传播。举例来说，原先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习惯从电视新闻或当地报纸上来了解国内外新闻，但无论是从电视还是纸媒，每一篇新闻的发布都耗费大量的时间，其中还含编辑、审核、印刷或录播等环节，因此受众难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消息，时效性较差；不仅如此，它们所提供信息的口径和角度也相对统一，受众难以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了解。而新媒体依托互联网的强时效性与强交互性则能完美地弥补传统媒体的以上两个缺点，人民群众可以自行登录微博等平台查阅相关地区的新闻，或分享自己所经历的事件或观点。以微博与微信为主的新媒体已经演变为公众最快的信息交流平台，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活跃程度已经远超传统媒体。如此一来，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媒体的地位开始动摇，信息传播的主体也随之从少数群体转变为了普罗大众，信息传播的方式从仅仅“到群众中去”转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的发展让“人人都有麦克风”成了现实，这是因为如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舆情的形成还是遵循“两级传播”甚至“N 级传播”的规律而逐渐扩大影响力的。即新媒体时代，人们因某个事件在微博这类新媒体平台聚集，新媒体为每个人提供了表达的平台，但并非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广泛传播。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群众话语的发挥

（一）新媒体对主流媒体话语主导权的补充

在2020 年初，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行各业都投身于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其中新媒体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疫情全面暴发后，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非常迫切，如果媒体及时进行准确、全面的披露和解读，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就可以增强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包容能力，使思想和行动趋向冷静理智；反之，如果披露不及时，就会导致公众对形势的判断模糊不清，甚至感到无所适从。如果任由公众对信息作出盲目的选择，则容易形成不利的舆论导向，甚至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此次疫情中，新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信息传递作用，例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利用其在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的账号实时发布重要消息。上述平台拥有的千万粉丝积极转发这些消息，使公众足不出户就可在第一时间获得与疫情相关的信息，起到了消除公众心理恐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的交互性特征，信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可以实时互动，因此公众的疑问也会在第一时间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帮助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根据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等机构联合调查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众主要通过互联网新兴传播平台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其中微信占调查人数的71.13%，微博占57.74%，网站占54.8%，传统电视占48.29%。截至2020 年3 月16日，微博话题“武汉加油”阅读量达213.7 亿次，讨论量达3734 万条。“最新疫情地图”阅读量达150亿次，讨论量达261 万条。有学者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舆论场的规模、强度，达到了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的峰值。在这次各类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媒体话语的社会分配发生了偏移，新媒体对疫情的广泛报道为后续的疫情披露起到了推动作用。无论是从时效性还是流通性上看，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在这次疫情前期，披露更加及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公共舆论，调动起了广大群众的力量。新媒体在报道疫情过程中，比传统媒体更好地发挥了预警和监督作用，它通过舆论监督把潜在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了危机的升级。若仍固守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人民群众的话语得不到充分发挥，丧失人民群众所能提供的广泛信息源，那么疫情的披露势必会延迟，随之而来的会是更大的损失。而事实上，正是人民群众的话语得到了发挥，才有力地推动了疫情信息的及时披露，从而使全国上下得以防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其危害，最终创造了抗击疫情的优秀答卷，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

所以，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可以明显看出新媒体对主流媒体话语主导权的补充；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模式也削弱了部分传统主流媒体在舆论上的控制[6]，鼓励民众对部分官方媒体发出的消息提出合理的质疑，使信息传播更为民主透明。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分享信息，减少了疫情的蔓延，发挥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新媒体成为影响舆论导向的重要平台

以事后之智回看当前全球疫情态势，新冠肺炎的无差别蔓延考验着所有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实力，中国凭借全社会合力以及强大的国力逐渐控制住了疫情，相反，美国和欧洲新增确诊病例数却在激增，因此，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急需一个替罪羊，一直以来就被视为威胁的中国于是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在各类国外新媒体平台上，一些黑色宣传虽然隐蔽但具有强烈刺激性，往往以最能够挑动大众神经的、具体鲜活的人或事为爆点，采取戏剧性但高度结构化的叙事设计，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是经过精心构筑的故事结构，试图混淆视听、诉诸恐惧，引起人们最大限度的共鸣。面对各种造谣和抹黑，中国予以积极主动的回击，努力争夺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人民群众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不仅不被谣言所蛊惑，还对谣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辟谣，各地官方媒体紧随其后进行辟谣和舆论引导，体现出人民群众拥护真相和爱国的品质。这些生动的内容都产生了强大的传播力，使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发挥。这些人民群众自发生产的优质内容拥有官媒不具备的强大宣传效果，为我国争取到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三）新媒体发挥了公共服务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媒体还为身陷疫情中心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信息交流的互助平台，依靠其低门槛、匿名性、传播迅速等特点，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公共服务作用[7]。由于疫情，市民大多无法出门，只能防守家中，所以许多市民只好借助网络分享医疗物资等信息。于是在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出现了以下许多情况：缺乏医疗资源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在平台上求援；非新冠肺炎患者在平台上分享药物信息；防护用品短缺的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通过微博向社会各界求助；志愿者们通过在平台上搜集求助信息对有需求的市民给予援助等。种种事实都表明人民群众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上发声，进行双向乃至多向的信息交流与分享。新媒体平台不仅仅能汇集来自各方的信息与诉求，还能依靠交互功能将各界网友联结起来，形成特定的分工模式来合作抗击疫情。[8]在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的交互与合作中，彼此能够各取所需渡过难关，这种交互的功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替代的[9]，于是他们对传统媒体的依赖性也就随之弱化了。不仅如此，在这种通过新媒体互帮互助的过程中，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性得以体现：原本彼此陌生的人通过新媒体平台得以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提供衣食住行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在沟通交流中支撑彼此。再者，这一行为也正是人民群众处于绝境时自我解救的行为。疫情期间资源紧缺，武汉许多小区的业主自发团结组织起来，通过创建微信群，共同筹集与购买物资，展开自救。在严峻的条件下通过实践创造物质财富，从而挺过了疫情，展现了人民群众自我解救的力量，同时也证实了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三、对新媒体时代话语分配与人民群众主体性作用发挥的思考

在新媒体时代，首先应推动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不同优势上的融合，推动传统媒体与时俱进，在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同时，维护传统媒体在重要思想文化领域舆论上的主导作用。传统主流媒体的长处在于其权威性与知名度，而新媒体的优势则体现在信息传递速度快、交互性强。传统媒体如果想在互联网时代得以生存发展，就应当在渠道分发、内容生产方面取道新媒体，发挥自身优势，从专业的新闻生产理念出发，打造全媒体平台，做好跨媒体传播，多融入广大人民群众，增强吸引力。从此次疫情中传统主流媒体的表现来看，如果不能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的防控与引导，会很容易导致负面舆情的倒灌，在舆论引导上陷入被动局面。因此，从人民群众主体性作用发挥的角度来看，对于此类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的舆情处置需要谨慎。

（一）警惕新媒体平台因话语分配的倾斜所导致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是一种巨大的权力，会直接影响人的认知和选择，影响社会的发展，前文提到新媒体时代的话语仍然掌握在“意见领袖”手中，那么从疫情的预警到治疗方法的选择，若都只听某个心怀不轨的意见领袖发言有可能是错误及危险的。而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这一幕正在上演。笔者注意到，疫情期间在微博上出现了一些“大V”，他们一方面大力鼓吹瑞德西韦，一方面屏蔽中医药的声音，让社会舆论对国家进行道德绑架，如果国家不推动使用瑞德西伟，那是决策不力，如果用了却没有效果或者有极大副作用，又会遭到谴责。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是引导舆论的常见手段，而在新媒体平台上，常见的方法则是打造网红代言人，当一个专家成为网红的时候，是需要警惕的，因为当他掌控巨大的话语权时，他的言行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的声音和情绪是可以被操控的，这样的意见领袖可以迅速引领社会风气。比如瑞德西韦神药事件中，就出现了不少专家为其构筑话语权，而那些质疑的声音却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当时，新冠病毒的出现超出了人们的认知，需要集合各方智慧和力量共同攻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迷信网红是危险的，尤其是将所有话语权下放到网红身上，所有问题都去问网红，让网红指导人们的生活，恐怕是一种灾难。因此，新媒体平台上因话语分配的倾斜所导致的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二）新媒体平台应打造自己的品牌，走向专业化、品牌化

新媒体平台话语的分配不均衡会导致种种问题，为了进一步增强公信力，新媒体应打造自己的品牌，走向专业化、品牌化，增强权威性与可信度。新媒体既然掌握了话语，发布的信息就有责任更接近真相，更贴近疫情防控动态，让读者对疫情防控有信心。政府部门及权威信息发布平台也要发挥重要作用，要让数据多说话，因为数据更直白、更有说服力；专家多发声，因为对于专业问题，人们更相信专家。此外还要平衡好疫情形势与“正能量”宣传的比重，疫情发生期间，人们关注未来情势更甚于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正能量”。在态度上要突出真情和实意，政府部门发布信息要杜绝朝令夕改，以免影响信息的权威性、可信性，进而影响政策的执行力，这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大忌，因为人民群众最担心、最恐惧的就是不确定性。同时，对因掌握实情不全面发布的不准确信息，要勇于及时改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民群众对此能够理解。发布信息要全面和快捷，实现网络空间的清朗，依靠“谣言止于智者”辟谣或在谣言四起后再辟谣都不够及时，应当认识到主动、迅速才是根本。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信息收集动作要快，内容要力求全面、准确；二是传播载体要选择编稿、审稿、发布、转发更快捷的新媒体平台。政府信息发布平台也应该具备这个优势，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可信赖的、首选的重要平台。上述的三个方面必须贯穿于日常发布信息的每一条，因为信赖来自信息发布者对受众者日积月累的尊重。同时，人民群众也要养成良好的媒介素养，从正规、权威平台获取信息，擦亮眼睛，不信谣、不传谣。社会信息发布平台，则要加强对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审查，对平台上发表的内容承担监督责任。

（三）坚持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进而改变话语分配不均的状况

我们应利用新媒体门槛低、受众广的特点，坚持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保障好社会大众的个体话语表达，使他们能在新媒体平台上为自己发声，促进社会话语向下转移，进而减轻话语分配不均的状况。比如大力推动如微博这类网络舆论平台的建设，并鼓励各个政府部门入驻平台开设账号以听取民意，使人民群众的权益能借助新媒体得以维护。

除此以外，还应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需要对新媒体话语的发挥加以控制。虽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新媒体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在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存在“去中心化”、速度快、门槛低、传播迅速等特点，从生产信息到发布再到传播的流程中缺少了“把关”的环节。由于自媒体平台不能对其传播的每一条内容进行甄别和判断，因此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和不实信息也会被广泛传播，人民群众此时作为受众也无法对接触的所有信息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公众往往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在舆情发生时，公众的辨别能力受到事件影响往往较弱，一些自媒体和营销号出于“流量为王”的牟利目的，发布的一些不理智的、情绪化的信息，依靠新媒体平台极快的传播速度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发雪崩式传播[10]，不利于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恐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影响较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的传播呈现出了全球化的特点，如果不对该舆情进行介入和引导，还会造成次生网络舆情风险。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一部分来自受众有限的媒介素养，也有部分是由于追求经济利益之流弊，都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所以，为了使新媒体在尽可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对受众产生误导，政府部门与平台官方应首先合力借助技术优势，增强舆情回应的及时性，尽可能地克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共同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舆论环境。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原先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话语权力体系造成了一定影响，人民群众所拥有的话语越来越多，这进一步发挥了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如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媒体平台保障了民众表达言论的权利，发挥了人民群众抗击疫情、创造历史的主体性作用，促使传统媒体向透明化、民主化发展。但在发挥新媒体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避免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克服其历史局限性。因此，为了保证话语的合理流动及分配，应推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为借鉴和融合，让传统媒体进军新媒体平台,让更多新兴的平台和专业账号发声，为公众答疑解惑。人民群众关心的“刚需”问题需要权威解答，而科普类账号专业性强、准入门槛高，因而需要鼓励医疗、科技、教育、文化机构和专业人士开设账号，搭建平台，进行科学理性的信息传播，发挥科学在重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才能避免负面舆情导致恐慌情绪。坚持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宽表达渠道，保障社会舆论环境良好健康发展，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