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许亚丽

（宁夏大学 法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艺术人类学是一个从西方借鉴来的学术研究方法，它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和学术体系，但在我国学术上有意识地建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还是比较晚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20 世纪初，蔡元培[1]先生在20 世纪初撰写的《美术的起源》，岑家梧[2]先生撰写的《史前艺术史》，这些著作都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作品。20 世纪80 至90 年代，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开始加速发展，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冬天过去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中国一些学者的积极推动下，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表现出一定的学术意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不仅在学科理论领域，在实践研究中，而且开始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关于国内艺术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李莉[3-5]的研究对艺术人类学作出了基本的定义，袁东升[6]的研究对艺术人类学的路径进行探析，何明[7]和洪颖[8]的研究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反思，方李莉[9]还提出了艺术人类学发展的本地化视野。

艺术人类学在我国短短几十载的发展中，经历了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几个阶段之后，本地化的艺术研究在近几年开始发展。中国的艺术人类学面向田野，通过在田野中书写民族志来呈现中国的艺术现象，让大家了解中国社会中一些艺术的面貌和事实。艺术人类学这一学科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研究艺术现象，并与当代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在具体的空间内审视艺术和社会，构建中国本地化的艺术人类学学科体系。本文整理分析了近十年来国内艺术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主要对学者们关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艺术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城市艺术人类学这五方面的内容进行述评。

一、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王建民[10]，黄金子[11]等学者就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进行了讨论，艺术人类学是人类学和艺术之间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但研究的视角是用人类学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它的理论基础除了来源于人类学的理论之外，艺术学的相关理论也是其学科构建的理论基础。

（一）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

艺术学在过去对艺术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文献和文本进行解读和描述，是类似于一种考古式的研究，注重的是艺术自身，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是一种在床榻上的冥想，而人类学是一个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的学科。后来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的纷繁复杂，艺术学书斋式的研究已经对繁杂的文化现象研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们想要发展艺术学，想要更好地开拓属于艺术学自己的天地，就要摆脱以往书斋式的对于文本的研究，走实证调查的研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来支撑它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艺术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产生了艺术人类学这一跨学科分支。

在人类学研究中，艺术研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于艺术学而言，全部都是围绕艺术来研究的，艺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确立，为艺术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方法和更独特的研究视角，推动了艺术学研究的发展。运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扩宽了对于艺术研究的视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打破了传统的对于艺术学的研究，对于艺术的研究也进入了实践性，学者们开始以新的眼光来审视艺术学。人类学介入艺术学的研究，运用人类学历史语境分析法，即我们在当前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很难看清艺术的最深层次的本质，如果把它还原到初始的原始人类的社会，或是简单的部落社会当中，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还要运用整体探讨法，即我们要在艺术存在的情景中来认识艺术，不能把艺术孤立的进行看待。还有最重要的田野调查法，以获取该领域的研究理论。艺术人类学可以说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以及特色就在于人类学是依靠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研究。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本质都是面向田野，在田野中研究，运用田野工作的方法以及理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材料。

潘晓曦[12]在谈到对艺术人类学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认为艺术人类学将民族志写作方法引入艺术学，对于强化艺术学学术规范，可能产生直接影响。民族志既是一种获取田野知识的手段，也是一种书写田野知识的文本。艺术人类学是一个跨学科分支，是以实践也就是田野调查作为学术价值追求的学科，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必然要运用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书写民族志。要书写艺术民族志，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既是一种写作文体，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中经常使用。艺术民族志就是通过田野调查，撰写有关于艺术的现象、行为、作品以及其文化意义。所以艺术人类学的民族志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描述或记录有关于艺术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描述和评价艺术的问题，并且挖掘艺术的价值，这些都是艺术民族志需要做的事情。民族志不仅是一种在田野中获取知识的特殊方法，同时也是解释田野中获取的知识及其意义的一种文本形式，从而为民族志方法和写作奠定了科学范式。如向丽[13]的《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如何可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意义再生产》一文，阐明了如何在该领域书写民族志？艺术民族志书写的是什么样的艺术？艺术民族志不仅描述了艺术，而且构建了这一学科的学术意义。

（二）艺术人类学的定义

关于艺术人类学的定义问题，方李莉[14]在《何谓艺术人类学》中的回答是：“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一种认识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方法论。既然是艺术人类学,就可以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也可以是借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艺术。”艺术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不断处于生成中的、一个亟待学者去研究的学科，但同时又是一门艺术学与人类学完美结合，超乎学科意义的学问，它所承载的含义说明艺术人类学不仅仅是人类学与艺术学之间一般意义上的简简单单的交叉，而是人类学和艺术学的深度融合。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内容是艺术学中的民族民间的艺术活动以及活动的形式，而研究的方法则运用了历史语境法、整体探讨法、田野调查法，尤其是田野调查法，是艺术人类学区别于艺术学最根本的学科方法。艺术人类学面向田野，在田野中进行研究，运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及理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二、艺术人类学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文化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就是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文化就是艺术人类学所关注的文化，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涉及艺术，文化遗产存在于我国部分地区，以一种活态的形式存在着，具有特殊性，民族性，传承性，地域性等特点，是我国文化认同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标志。

（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理论思考

季中洋、唐圣菊[15]在《艺术人类学本土化观念反思》中说，艺术人类学的本地化指的是艺术人类学作为一种理论、一门学科由引介、传播到被广泛认可，进而形成特色的历史过程。费孝通[16]先生曾说过首先要本地化，其次才要全球化，要本地化就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中国艺术，让艺术人类学扎根于中国社会，形成自己的学术规范。方李莉[17]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构建》中说道，20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对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进行反思。

在21 世纪开始，由于大部分学者走出了书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田野，所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那就是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构建。在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下研究艺术，通过田野调查研究特定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的艺术和社会。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本地化艺术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并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艺术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两者在目的上有相似性，都是为了保护我国的文化多样性和延续性，而且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正好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互补，在研究对象上两者也有重合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两者的研究相互补充。艺术人类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作为国家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发展舞台，让艺术人类学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国家与社会的支持，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自由和发展空间。

2010 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探讨有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有效的保护方式的选择也是艺术人类学家们需要探讨的一个现实问题，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更是学者们需要积极探索的问题，要知道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保护那些亟待保护，濒危消失的文化遗产。而且近几年的研究也表明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建立传承保护机制和活态保护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保护传承人，提高传承人的地位，将文化遗产也纳入国民教育之中，让更多的青少年及社会大众了解这些，让它在社会生活中变成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并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升民族文化认同，建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国家的主导下和社会的参与下，大家共同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

（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证研究

方李莉[9]著的《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一书以及袁东升[6]的相关研究中都提出了艺术人类学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支持，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状况以及传承人进行了解，引起社会对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进而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做出贡献。艺术人类学学者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进行田野调查，如有关于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客家服饰的研究、地方戏曲的研究、景德镇民窑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艺术人类学家们民族志的实践。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本地化过程其实与中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人类学的本地化构建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的传统艺术是濒临灭绝的，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传承人数量较少，这些艺术都亟待保护。方李莉[17]还在其著作中指出建构和发展艺术学“本土化”的学科体系，不能一味地借鉴国外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理论，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立足本地视野，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推进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20 世纪末21 世纪初，艺术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调查，做了大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如方李莉[18]对江西景德镇民窑的研究。这一时期有很多学者都致力于非遗的研究，为我国的非遗保护作出了贡献。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存在于农村或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地理环境比较封闭，与外界的交流不是很频繁，所以还存有大量的民间传统艺术和其艺术传承人，这就使我国的传统艺术得以很好地保存，也为艺术人类学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场所。艺术人类学家常常深入这些地区，去当地进行田野调查，融入当地的群体中，参与观察，用自身的考察所得作为第一手资料，并试图用一个当地人的角度来解释特定地区的文化行为背后的真正的含义。

方李莉[19-20]，王晋[21]的研究都提到了艺术人类学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注重对于个案的研究。对国内文化遗产进行研究，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意见。在民俗文化与民俗艺术的研究中，民俗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是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存发展的土壤，复兴保护当地的民俗文化，也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活态性保护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表演艺术研究方面，传统舞蹈和传统音乐等表演艺术也是艺术人类学所研究的重要的领域。人类学家们也应关注在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中音乐与舞蹈艺术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保护那些优秀的音乐史诗和舞蹈艺术，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传统的音乐和舞蹈，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整理文本视频资料，记录相关音乐与舞蹈的表演，更要进一步保护好传承人，提高当地民众的保护意识，发挥群众的力量，对此进行积极的保护与传承。在造型艺术研究方面，包含了我国的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例如剪纸艺术、陶艺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通过选择一些具有较好保存技术的地方调研，我们可以了解相关技艺的传承方法，阐释它的文化价值，并在其传承与保护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艺术人类学的社会发展研究

乡村是农业文明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在信息时代下，文明的浪潮席卷而来，诗与远方的生活被文明的浪潮所浸没，乡村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有的田园牧歌不复存在，环境恶化，人口流失，传统文化的丢失，这些乡村的危机都让学者们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建设乡村刻不容缓。在这一背景下，艺术人类学家将人类学与艺术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乡村的建设中，探求一种更好的建设乡村社会的路径。

（一）社会发展

现代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带来的是乡村社会的不断衰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村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和乡村急剧衰退这一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危机，更多的是文化的危机。复兴农村就变成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各界学者都很关注这一问题。建设美丽乡村也成了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首届“中国艺术乡建论坛”的论文集《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录》[22]出版，该文集收录了艺术介入社会构建的案例，内容十分丰富，通过一个个案例，讨论了艺术家和艺术人类学家之间相互交流与合作，展示了艺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艺术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什么都在乡村建设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因为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仅是一栋栋房子的建成，让人们有地方可住。如果安居就是唯一的目的，那么仅仅需要建筑师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建设美丽乡村也不是建设一些文化区，美丽乡村的建设既需要文化区和居民区的建设，也需要人类学家延续中华文明，重新建立社区关系网络。所以，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仅仅依靠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艺术人类学家的积极参与，大家共同参与，才能更好地建设美丽乡村。

（二）艺术人类学介入美丽乡村建设

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农村地区的一些扶持，一些没落的农村地区也成了艺术产生的地方，这些艺术家们聚集到一起，振兴传统手工艺，用艺术的力量改变乡村的原本没落的面貌，使之焕然一新，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们用艺术的力量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面貌。这个时代，人类学家是研究者，通过田野民族志获得有关乡村的历史、生态，以及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艺术家和建筑师是直接参与者，艺术人类学家研究之后，就需要艺术家和建筑师们一起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如景德镇，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座传统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陶瓷最为有名，但是手工业改造后，手工业不再单纯地依靠人力，而是迈向了工业化的发展历程，部分机器代替了人力。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业的发展，景德镇手工作坊慢慢开始恢复。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逐渐发展，之前因工业化发展而废弃的手工业作坊又开始出现，慢慢恢复原来的生机与活力，周边村子里的手工艺人以其精湛的手工技艺也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前来研究。正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改变了景德镇瓷器的状况，他们的研究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项传统工艺，也带动了传统技艺的复兴。艺术人类学学者通过田野调查书写民族志，改变了传统手工业城市的面貌。不仅仅是景德镇，还有像景德镇一样的其他的传统手工艺乡村都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宋庄艺术区，宋庄本来是一个农业大镇，但由于大面积的农村厂房倒闭、闲置，大部分年轻人进入城市，居民房屋无人居住，村中的居民也越来越少，后来成立了宋庄美术馆，随着大量的艺术家和学者的涌入，推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进入宋庄来重建这个村庄，宋庄的经济也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快速增长。宋庄这一村庄的重建说明了艺术家和艺术人类学家们对乡村的影响和重建乡村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传统的乡土中国由于艺术的介入，重新构建了社会，由于艺术人类学家的参与，建设了美丽乡村，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四、艺术人类学的城市艺术研究

当前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功能不断发生着变化，艺术人类学学者们不再只关注于乡村的艺术，而且把眼界扩大到城市中，现在城市中正在形成各种不同的艺术区，传统的工业区和建筑区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工厂和废墟了，它们改变了传统的功能，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功能区，这些地区变成艺术创意的孵化之地。所以，人类学的研究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城市艺术的研究也成为当前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一）城市艺术研究

周星，安丽哲[23]等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到艺术人类学注重田野考察，但是在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是对本地化的民间艺术进行研究。20 世纪开始，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都市人类学开始兴起，到了20 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西方有些学校还设置了都市人类学相关课程。在中国，艺术也是城市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地化的艺术研究，还应将视野投入城市中，这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艺术人类学拓展视域的需要。艺术人类学有关于城市艺术的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起初，我国对城市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问题。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在城市里研究艺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从原来的乡村到了城市，由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头。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对于“城市”的研究和“城市艺术”的研究也有很多，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城市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城市中传统艺术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但是我们对于本地化的城市艺术的研究很少，就连借鉴相关国外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这是由我们的学科发展传统所决定的，这是一个新兴学科，但是新时代背景下，信息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城市中的艺术形式越来越丰富，城市中的大众文化艺术与小众文化艺术也都发展得很快，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城市艺术都借助于新媒体不断发展，所以艺术人类学中的城市艺术研究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二）城市艺术人类学的实证研究

城市艺术人类学在城市里发展，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不仅有着与西方相类似的城市艺术和文化现象，也有独特的民间艺术土壤，这是我们城市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优势所在。就现实来看，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成为艺术人类学学者们研究所关注的场域。城市艺术是城市发展的内容，也是城市发展进程的展现形式。但是艺术人类学的城市艺术研究却也给学者们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因为原来的乡土社会较为封闭，而城市却不是这样，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空间内人口流动性也很大，这对于学者的研究无疑是增加了难度，学者的调查研究不再像原来在乡村的调查，需要寻找一种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来解决这个困境。

艺术人类学介入城市艺术的研究，对城市里的一些场域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如郭红红[24]的《城市艺术人类学视野下哈尔滨餐厅演艺现象研究》一文，选取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所——餐厅作为研究地点，这说明城市的艺术人类学不只是在固定的场域内才可以研究。在城市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还研究了广场舞等一些大众娱乐活动，艺术不再是狭义的含义，学者们的这些研究说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在于它揭示城市艺术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构艺术人类学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

洛秦[25]的“音乐上海学”，他对于城市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在城市里的音乐方面，选择上海这个城市作为田野来研究艺术，对城市艺术中的音乐这一艺术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文化环境，内化到自己的研究中，通过十几年的研究，努力构建中国本地化的城市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来推动中国的城市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建立中国城市艺术人类学的自身的学科特色。

艺术进入城市中的研究，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798 艺术区”，798 艺术区原本是一个废弃的军工厂，廉价的租金和宽敞的空间吸引了艺术家们来此实践自己的艺术梦想，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画廊，艺术机构的入驻，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名的艺术聚集区，艺术区的功能也开始拓展，艺术逐渐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五、艺术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中国艺术人类学要构建自己的本地理论体系，就要借鉴他人的成功理论实践经验，积极融入世界文化，在融入的同时不能一味地吸收，在别人的阴影下求生存，要摆脱完全学习的状态，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必须要从本地化的立场出发，从根本上形成我国艺术人类学的文化自觉意识。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艺术，一开始在中国建立，学者们就十分明确要扎根本国实际，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社会，而不是用他人的理论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现象。调查自己的文化艺术现象，并为此作出阐释，构建自己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

（一）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期提出的一个概念。1997 年费孝通[16]先生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这一文章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文化自觉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认识，明白它的历史,形成原因,形成过程以及发展的方向，在清楚明白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了解他人的文化，对他人的文化有一颗包容的心，与他人在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包容互鉴，文化自觉才能文化创造，文化创新，最终走向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不断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提到这个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经常被讨论的常新话题。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学习文化，我们会虚心学习他人优秀的东西，但是我们学习不仅仅是单纯的参考借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会失去自我，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创新，从而做到更好，甚至是超越。要做到文化自觉就是要充分认识本国历史文化的价值，做到对本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扬长的同时也避短，对于一些历史遗留的糟粕文化，我们也要摒弃，理性看待这些文化，最后在扬长避短的基础上做到文化创新、推陈出新，使中华文化更有生机与活力。

（二）文化自觉与艺术创作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并且促进了艺术创作。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各国的文化艺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在频繁的交流接触中，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加深，在此基础上，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去粗存精，推动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在21 世纪我们还遇到一个问题，虽然现如今我们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地增强,经济也快速的发展,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也很丰富，但由于我们的学科起步晚，而且一开始都是借鉴一些西方的理论，自己的本地理论建构还不够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战略就需要我们思考。因此，首先就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战略这一问题，必须在广大群众中和知识界中进行广泛的讨论,求得大家的认同。王廷信在他的研究中认为，在文化自觉意识下，进行艺术创作要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深刻理解文化，积极发展文化。就艺术创作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加强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减少和克服文化的盲目性，并在理解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创作有本国特色的艺术。

六、结语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研究艺术的基础学科，关注社会民众的艺术生活，关注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试图想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来解释艺术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阐释艺术，进而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文化与民众生活。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还为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和实践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但是在部分研究中还存在不足，对于城市艺术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还比较少，对文化自觉与文化创作方面的实践也很少，在构建中国化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体系和实践应用上，致力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需更加努力。随着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理论方法的日益完善，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现阶段,还是要避免空谈一些理论。书斋式的研究方法不适合这一学科的发展，我们要以扎实的田野基本功，保证艺术人类学的顺利发展，最终构建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类学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