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方 卉,周甄武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网上新闻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网络信息安全等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具体涵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等方面，形成了关于网络工作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把握关于这一研究的最新进展，有利于明确其未来研究增长点；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彰显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有利于落实“两个巩固”根本任务，从而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提供强大文化和信念支撑。

一、相关研究概述

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为检索项，以“习近平”并含“网络意识形态”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6月，知网共收录相关主题期刊文献101篇，会议、报纸文献51篇，硕博士论文9篇。另外，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习近平”并含“网络意识形态”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32篇。此外，检索结果显示，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主题的文献发表量呈逐年递增趋势，表明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颇具理论研究意义，近年来已成为学界不可回避的一个研究热点。

从已有成果研究的主题来看，目前学界围绕这一重要论述的研究大体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立足于整体性原则，总体研究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如王承哲研究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思想，李伟研究了习近平网络宣传思想，田海舰研究了习近平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等。二是立足于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重点围绕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某一重要方面，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网路意识形态治理等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如万军杰、郭雅萌、崔伟、秦洁等人围绕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永贵、岳爱武、张雪等人围绕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观进行了深入探讨；肖唤元、郑晶晶、杨洋、谢霄男等人围绕习近平关于维护、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进行了相关研究。

从已有成果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相关研究大致围绕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主要特征、重要价值等方面展开。学者们大多围绕其中的两三方面内容进行阐述。如马孟阳着重探讨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潘瑾菁着重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特点。此外，也有学者重点围绕其中的某一方面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如郑秋伟重点研究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形成背景。李颖、靳玉军、江亲祥系统研究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人民性特征。刘亚琼多角度分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新论述对广大领导干部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指导价值。张美红着重分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启示和价值。另外，刘亚琼从领导体系、法律规范、舆论引导、技术支持和国际环境五个方面，对习近平提出的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具体工作方略进行了详细阐述。

二、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提出背景

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提出背景研究，学界大致围绕其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两大方面进行展开。

(一)现实背景。大多数学者从国内背景、国际背景两个角度分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提出的现实背景。国内背景主要表现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1]36-37；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2]38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背景[3]15；我国社会转型期网络社会思潮面临新的冲击和压力。[4]19国际背景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持续性渗透。[3]15-16此外，岳鹏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推动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和网络犯罪有效治理、积极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三种不同的认识视角出发，剖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系列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5]4-6

(二)理论背景。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即十八大以前党的各代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关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张翠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继承、发展、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6]38马孟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和功能的深刻分析是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形成的重要理论渊源，十八大之前党的领导人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遵循。”[7]7-15此外，韦建岳认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精髓的汲取、完善和创新。”[8]

三、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网络信息化工作发展状况，通过一系列视频、会议等讲话阐述了关于网络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等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内容研究是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重点和主要关注点，已有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对习近平关于维护和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

(一)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

第一，“二层次”说。秦洁从理论精髓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阐述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内容。首先，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实现人民、国家、人类利益的统一；掌握核心技术命门，汇聚互联网人才资源；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四个方面概括了其理论精髓。其次，从筑牢意识形态思想高地；加快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深度参与全球网络治理四个方面概括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蕴含的实践路径。[9]

第二，“三方面”说。张翠萍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它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导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以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和话语权、占领网络意识形态舆论阵地、形成大宣传格局为内容，以技术支撑、人才依托、法律保证为战略模式，形成“三位一体”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思想体系。[6]39-42万军杰、郭雅萌从党管媒体——掌握舆论场的主动权；开放与自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共筑同心圆三个方面概括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1]37-40崔伟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科学内涵概括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发展观、发展网络安全第一、强调技术建设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10]

第三，“四维度”说。王斌、肖光荣则从国际、国家、社会、个人四个维度全面把握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重要论述，即“构建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形成向上向善的网络生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1]

第四，“五方面”说。马孟阳认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大体可以概括为重要意义、根本目标、基本遵循、坚实保障和具体抓手等五个方面。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体现在“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长期执政必须过互联网关”两个方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根本目标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掌握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基本遵循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坚持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坚实保障具体包括“领导体制保障、技术保障、法治保障、人才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具体抓手体现在“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方式”“明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责任主体”“增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国际话语权”三个方面。[7]27-56

(二)对习近平关于维护和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

第一，四维度说。肖唤元、郑晶晶从话语主题创新、话语载体整合、话语主体构建、话语评价优化四个维度总结了习近平关于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思想精髓。其中，“话语主题创新”体现在创新话语体系、科学设置议题、回应现实问题、回击错误思潮等方面；“话语载体整合”体现在攻克互联网核心技术、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媒体融合、打造国际传播平台等方面；“话语主体建构”包括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主体队伍、依法依规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掌握网络信息传播的主导权等方面；“话语评价优化”包括系统考量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质量、及时反馈网络新媒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效果、客观评价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能力。[12]

第二，五维度说。谢霄男认为，习近平关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系统分析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客体、载体、介体以及环体，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阐明了谁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明确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对象；分析了怎样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了经由什么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论述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创设什么样的环境。[13]

第三，六方面说。杨洋认为，习近平关于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战略形势是互联网事关“长期执政”战略大局；目标指向是落实“两个巩固”根本任务，构筑网络“同心圆”；重点任务是抓好网上舆论宣传工作这个“重中之重”；基本原则是坚持辩证统一思维；保障机制是占领互联网管理与创新发展的“制高点”；主体建设是形成“多主体参与”，构建合力。[14]

(三)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

第一，“二层次”说。王永贵、岳爱武从逻辑理路和治理方略两个层面概括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逻辑理路”包括对多重网络意识形态图景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及挑战的认知，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要求、方针和原则的阐释；“治理方略”具体包括战略层面、人力资源层面、技术层面、国际合作层面的实践策略。[15]肖小芹等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原因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方针两个层面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治理原因在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其一，“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其二，“网络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其三，“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事关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治理方针主要体现在“加强传播能力建设”“抓紧推进依法治网”“加快推动媒介融合发展”三个方面。[16]180-181

第二，“三方面”说。张雪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角，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逻辑中点、逻辑终点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基本内容。网络意识形态涉及国家安全，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党、政府、企业、个人等力量的协同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既要注重宣传内容的全面性、方式的多样性，又要落实技术支撑。[17]

(四)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论述主要内容的研究

第一，“三层次”说。孙炳炎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基本策略三个层面概括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什么样的网络意识形态’和‘怎样建设网络意识形态’等问题。”[18]

第二，“三方面说”。潘瑾菁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技术支撑”即“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提出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任务”即“传播‘正能量’、共筑‘同心圆’”以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方向”即“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38-40

第六，“多方面”说。李伟将习近平网络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划分为重要地位、基本职责、指导方针、根本任务、重要内容、主要原则、创新途径七个方面。[19]田海舰将习近平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地位意义、目标任务、原则方针、重点关键、方法途径、阵地平台、责任使命、人才队伍、技术支撑、保障机制十个方面。[4]19-21

四、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特征

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特征研究，一般包含于内涵研究的文章中。肖小芹等提出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思想的“安全性、人民性、创新性、科学性”四点主要特征。[16]181潘瑾菁将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理论特点概括为五点：鲜明的网络主权意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意把握时、度、效的统一；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的理念；依法治网的强烈法治意识。[2]40-41此外，李颖、靳玉军、江亲祥立足于人民取向、人民力量和人民立场三个内涵与维度，系统研究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的人民性特征。[20]

五、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价值

在价值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进行了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双重探讨。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万军杰、郭雅萌认为，“在理论层面，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1]40田海舰认为，“从理论层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运用和反映，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4]22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为做好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解决世界网络发展难题、促进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59-64对于维护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形成现实和网络同频共振、抵御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品牌效应具有重要作用；[6]43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4]22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着重探讨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对于其他相关领域工作及人群的现实启示意义。以张美红的《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岳鹏的《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系列论述的核心要义和时代价值》、肖小芹等人的《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思想探析——兼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作用》、刘亚琼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论述》等文章为代表。其中，张美红指出，“高校应确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观、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系统、建立健康的校园文化。”[21]岳鹏指出，“探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系列论述所蕴含的本质和要义，有助于掌握网络舆论主战场上的主导权，坚持真理、批驳谬误；有助于引导青年健康成长，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有助于推动“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增强时代感和实效性。”[5]7-8刘亚琼认为，“广大领导干部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坚持网络先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构筑网上网下‘同心圆’，走网络群众路线；坚持媒介融合，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坚持解放思想，不拘一格降人才。”[22]

六、评价与展望

(一)研究的总体评价

通过总体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相关研究既有明显成绩同时又存在不足之处。成绩表现在：研究内容初成体系。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到其科学内涵、理论特点、时代价值，学者们都一一进行了探索，研究内容较为全面而具体，并在某些方面达成了研究共识。初成体系的研究内容既能够为人们把握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提供宏观指导；同时也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相关课题研究中，缺乏对“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传统)”意识形态展开关联对照性的基础研究。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区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特质，二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渊源关系？二者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都是开展相关研究所不可回避的探索点。

第二，在研究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中，缺乏对“网络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外延的阐释和界定。大多数学者都越过对这一基础概念的阐释，直接对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进行相关解读。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把握网络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等而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如前所述，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区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特质，它有其自身的特定内涵。目前，系统研究网络意识形态的代表性文章和论著相对缺乏，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因此，在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过程中，有必要对这一基础概念作一定的阐释，以便更全面、更科学地把握这一研究。

第三，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内涵研究缺乏系统性架构。大部分学者都只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中直接提取关键要点作为其内涵，而缺乏对这些关键要点的系统归纳和架构，导致内涵研究存在“多方面”说。此外，关于“怎样建设网络意识形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重要论述中已作出一系列回答，这一部分内容作为“建设方略”应当包含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内涵当中。但是，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研究将“建设方略”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贯彻路径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体现在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方略”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内涵中割裂出来，转而直接将其作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贯彻路径。

第四，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研究缺乏针对性和精准性。有些研究在概括理论特点出现了“内容特征化”的倾向，即通过转变话语表达方式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简单概括为其理论特征，而未围绕特征本身进行概括，使得特征的研究缺乏准确性。有些研究虽然从总体上概括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特征，但仍然缺乏针对性和精准性。如有学者提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思想具有安全性、人民性、创新性、科学性这四点特征。从形式上看，这种特征概括具有总结性效果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内容上看，这四点理论特征并不是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特有特征。换句话说，这四点特征也可作为其他思想、理论的特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特征应力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既要考虑形式上的合理性又要从内容出发，概括出与内容本身具有紧密关系的理论特征。

第五，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实践价值的研究缺乏层次性和条理性，且相关阐释较为笼统而不够充分。大多数研究只是笼统地概括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认为它是具有行动指导意义的科学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而尚未对相关具体的实践价值作条理性、层次性阐述。此外，有些研究对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区分不够清晰，如将实践层面的价值理解为理论价值而进行阐述，使得两种层面价值阐述出现交叉情况。

第六，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实践性研究较为缺乏。目前，学界普遍是从理论层面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展开研究。虽然有些研究成果呈现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对于意识形态等相关领域工作及人群的实践启示作用，但关于在相关工作中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现实践履研究十分鲜见。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源于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实践，亟需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以实现理论本身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伴随着网络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前沿阵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网上新闻舆论工作、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各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等不断深入推进，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实践性研究理应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

(二)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和增长点

1.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第一，研究内容上。首先，应在明晰“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上，明确“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外延以及“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外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网上新闻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论断和新要求。在这一系列观点和论断中，哪些属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外延，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厘清的问题。只有阐释并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廓清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外延，才能科学而有效地展开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其次，克服现有研究成果在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内涵、特征和价值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强化内涵研究的系统性，增强特征研究的精准性，提升价值研究的层次性。再次，在完善理论性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实践性研究。

第二，研究视野上。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置于我国传统意识形态建设历程、建设网络强国、推进全球网络治理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加以考察。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是网络时代和新时代的产物，它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为推动建立新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此，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研究还应从时间的延展性角度考虑，探讨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我国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国际传播及其对于推进全球网络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研究方法上。克服研究方法的固化、学科视角的单一化，创新理论研究方法。一要充分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是网络大数据时代的产物，它回答了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还应立足于网络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现状，在实践考察中回溯意识形态建设本质和规律。二要探索多学科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化和研究视野的拓展，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视角的运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2.未来研究的增长点

第一，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实践性研究。该增长点体现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实践、网上新闻舆论工作实践、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实践、各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深度有机结合和双向互动关系研究。具体包括: 一是在以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为行动指南的基础上，发现意识形态相关工作领域实践中的问题，如思想认识、思维方法、体制机制、能力态度、实践策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在相关工作实践中，是否践行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如何践行的？践行效果如何？有无新的做法？抑或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国际影响与国际价值研究。该增长点主要体现为从供给侧改革思路出发，创新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话语体系，打造国际传播平台，促进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实现科学持续有效传播，从而彰显其重要的国际价值。具体包括：一是通过制定科学的传播思维和传播策略、甄选针对性的传播内容、打造全新的传播渠道、利用关键的传播技术，实现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有效传播，从而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二是探索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国际价值。如有利于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有利于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有利于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进程、有利于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