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的生态危机理论*

刘晓艺，苏百义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区域性的生态问题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破坏、资源匮乏等环境问题频发，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受到挑战。在这种境遇的催化下，人们迫切寻求一种理论指导自己从生态危机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此时，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扛起了破解生态危机的大旗。北美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关系出发，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通过对各种生态幻想的批判，指明了摆脱生态危机根本路径。福斯特的生态危机理论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简化主义”是消除生态危机的乌托邦神话

面对自然资源趋紧逐渐上升为阻碍经济发展最大的生态障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环境学家开始将视野转向经济学领域，提出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预设，认为“自然环境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路径。福斯特对其进行批判并斥之于“简化主义”，认为这种“简化主义”只是消除生态危机的乌托邦神话。

所谓“自然环境商品化”是指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将生态环境的因素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把生态环境要素转换为可以销售的商品，以期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他们通过采取“三步走”的方法对自然进行成本估算。首先，他们将自然环境从生态系统中剥离出来，将其赋予其特定的使用价值；其次，他们通过建立供求关系曲线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最后，在此基础上设置各种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针对经济学家将自然要素商品化的观点，福斯特用“鸣禽类动物的灭绝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两个实例来批驳这种所谓的自然环境商品化观点。首先，他指出鸣禽类动物面临灭绝，绝非是通过将这些动物纳入正常的市场体系，提高价格就能解决，相反的是，一方面在利润的驱使下这样做反而更会刺激捕鸟人的欲望，呈现出适得其反的效果。另一方面，只要在现代农业体系持续扩张，鸟类的生存环境和栖息地将会受到持续性污染，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提高鸟类的价格也无济于事。其次，福斯特认为，森林生态系统遭遇破坏，并非将林业排斥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结果，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将森林木材商品化。一些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就会用人工林取代原始林，长期以往会使生物多样性降低，森林生态环境遭遇破坏，人们将自食生态系统退化的苦果。因此，福斯特认为，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自然环境商品化的理论前提是将生态环境量化并融入到市场中去、根据供求关系来控制环境商品的买卖，这一理论前提偏离了事实的轨道，是一种枉顾现实的乌托邦式想象。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然环境商品化”观点的荒谬性，福斯特借用詹姆斯·奥康纳对自然资本的理解，揭示了资本家鼓吹的所谓自然资本化的虚妄性。这种自然资本化是“将生物物理环境(自然)、非工业化经济和人类社会领域(人类)统统视为资本库，并将这些库存整理成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财产”[1]247-248,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将生态环境的恶化归咎于整个市场经济中会计统计系统的失灵。他们将自然纳入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损益表中，通过在公司和国家范围内建立新的会计统计方式，使公司可以在企业损益表上的盈亏来判断自然资本的价值，从而达到拯救环境的目的。福斯特对其进行批判指出，这种所谓的自然资本化观点实质上则是将资本孕育于资本的想象之中。福斯特借用美国私营太平洋林业公司的事例来佐证这一观点，他指出太平洋木业公司砍伐北加州的红木林时，为了适应商品市场的需要，需将周围的杂木林清除，整体规划改种速生红木林，殊不知正是将这些林木纳入到资产损益表之内，才导致了这些林木的悲剧以及周围生态系统的破坏。因此，福斯特认为，这种所谓的自然资本化本质上只是一种没有触动制度并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式幻想。一方面市场体系无法真正预估自然的价值；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与经济的扩张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发展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影响自然环境。无论将资源内化于自然还是外化于市场，其目的都是服务于资本的扩张，这不仅违背了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法则，而且也忽视了市场经济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加剧了资本对自然的盘剥。 因此，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将自然资本融入商品生产体系中，最终的结果只会导致自然成为商品经济的奴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福斯特强调指出“不论描述的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为资本，其主要目的是掩盖为了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2]28。

由此可知，无论是自然环境商品化还是自然资本化，这种企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简化主义”最终只能沦落为一种脱离事实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自然不是商品，任何企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2]33。

二、技术崇拜是破解生态困境的科技谎话

资产阶级在通过经济学路径破解生态困境失败之后，进而将目光转向技术领域，过分痴迷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利益、过分追捧技术改良所带来的资本的积累。福斯特针对这种技术崇拜倾向，对其进行了技术生态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改良是资本家牟利的工具，进一步揭示了依靠技术改良来破解生态困境的不可能性和虚妄性。

资产阶级所推崇的技术崇拜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指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所宣称的技术决定论。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并将其奉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准则。他们将技术进步作为摆脱环境的主要途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通过引导向技术较良性的方向发展，来达到减少能源消耗的目的。针对这一观点，福斯特通过分析“杰文斯悖论”指明技术对于生产扩张和环境恶化问题二律背反的虚妄性，即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经验的提高，只会加大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这种妄想通过技术进步来改善环境，减少资源的消耗的做法，则是对资产阶级解决生态危机抱有幻想的表现，正如蒸汽机的每次改良都是伴随着煤炭资源消耗的增加，都是逐步沦落为资产阶级进一步积累财富的工具。福斯特肯定了“杰文斯悖论”的时代价值，指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2]96。这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进步，非但没有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反而使自然囿于资本之中，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自然的盘剥。而所谓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决定论非但没有促进生态和环境的保护，反而成为了资本积累的工具，正如，资产阶级政府只会开发能够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技术，忽视环保却收益较少的技术，即使这种环保技术足够成熟，这一切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被资本逻辑主宰下的技术生态幻想。

第二种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经济非物质化。“所谓的经济非物质化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向环境倾倒废料的数量。”[1]184他们认为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融入到以知识为依托，以创新为动机的技术领域，成为与传统经济依赖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有着根本区别的非物质化形态。福斯特认为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只是能源利用率提高和新经济增长的一种形式。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通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的不断创新和市场的奇迹实现新经济与破坏环境传统经济的脱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缪见。能源利用率提高伴随着经济模式的膨胀和更加集约化的工业化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并不少见，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恶化和自然资源的存储量的永久性减少。

因此，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进步在本质上无益于生态危机的解决，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技术从属于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服务于资本的技术以及技术崇拜思维将会驱动着整个社会生产机制对自然资源的蔑视和滥用，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要真正解决生态环境危机，仅依靠技术的发明和科技的进步是不够的，关键是社会体制的变革。

三、资本主义是诱发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福斯特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简化主义”和技术进步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不可能性和不现实性后，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诱发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首先，福斯特指出，当今资本主义遵循的社会体制是“踏磨坊式”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环境破坏的主要敌人。这种“踏磨坊式”的生产方式主要由六层逻辑组成，每层逻辑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了一种类似于高速运转的巨型松鼠笼子，一旦停止运转，这种模式随之终结。社会顶层极少数统治者掌握着大量的物质生产资料，通过财富的不断积累开始融入全球的生产体系中，并成为核心力量。统治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必然会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技术的革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而这会导致少数人掌握着大量的物资生产资料，个体经营者破产只能沦为工薪阶层为统治者服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革新，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产品数量不断增加，为了消耗产品和获取更多的利润，一些企业通过市场营销和诱导性消费，吸引广大劳动者参与其中，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使社会中的每个人被迫参与其中，失去消费自主权，不能也不愿意脱离其中。因此，福斯特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实质上是反生态的。究其根源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原材料和生产技术，为了节约劳动力的投入，只能在生产中侧重于投入大量的原材料，这就意味着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又将大量的生产废料倾倒到自然之中，这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打破生态系统所承担的极限。

其次，福斯特通过剖析布什政府对京都协定书的否定态度、气候全球峰会的两次波折和“让第三世界吃下污染的纲领”等事件，指明了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性。他剖析布什政府对京都协定书的态度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让象征着在遏制全球变暖迈出重要一步的京都协定书惨遭失败。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美国政府表面所宣称的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美国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他通过分析美国对气候全球峰会两次会议的态度，揭示了以布什为首的资本家集团自私自利、蝇营狗苟的本性，强调他们在制造污染的同时向全世界转嫁危机，这是生态霸权和生态殖民的表现；他通过批驳萨摩斯让第三世界国家吃下污染的言论，指出这种为资本扩张扫清障碍，向第三世界倾倒有毒废料的想法，实质上是资本积累下经济扩张的生态帝国、生态殖民的必然逻辑。无论是布什政府对京都协定书的态度、气候全球峰会的两次波折还是设法让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吃下污染，本质上都是资本反生态的表现、都是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对抗，最终都会加剧全球生态危机。

最后，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蚕食人们的思想，整个社会被普通民众的不道德观念和“更高的不道德”所笼罩，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成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盘剥自然资源的价值取向。这种“更高的不道德”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中权利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3]，普通民众的不道德受它支配，被它控制。

福斯特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以利润积累和生产规模扩大为目的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2]2-3。

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不断地积累利润，才会彰显生机与活力，而要积累更多的利润就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投入更多地生产资料，但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却是有限的，这会导致两者之间形成矛盾冲突引发生态危机，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矛盾是无法协调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增值、增效以及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特征决定了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扩张主义逻辑的最终目的。因此，福斯特强调，“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着目的的实现”[2]55。只要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改变，无论人们采取何种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如果人类想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

四、生态社会主义是摆脱生态危机的希望

近年来，随着福斯特对生态危机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认识到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摆脱生态危机关键必须丢掉“简化主义”、技术崇拜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乌托邦式幻想，进行一场从道德到生态的革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这是摆脱生态危机的希望。

福斯特首先“呼吁进行一场将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4]。这种道德革命主要是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对人们思想进行道德层面的变革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的批驳。要进行道德革命，福斯特指出，首先从经济上要摒弃“踏磨坊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将以资本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价值目的，这是资本扩张的逻辑必然，也是盘剥自然的逻辑实然，从本质上讲是反生态、反人类的，不道德的。它不仅将人们禁锢在经济牢笼中，使人们成为经济的奴隶无法自拔，还以大量消耗生态资源为代价扩大生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其次，从社会上要分清个人道德和整个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不要把目光过多的聚集到普通民众和企业高管个人的不道德中，而要首先关注整个社会“更高的不道德”。拜金主义、金钱至上渗透到一切的现代社会中，整个社会都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和制约，个人道德也受制其中。再次，从思想上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生态道德价值观。这种合理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在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中得到很好的阐释，就是将土地视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保持土地生态环境中生命的多样性，尊重生命共同体、恪守土地伦理。

福斯特指出道德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生态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的长期性，生态危机无法从资本主义内部得到有效解决，因而有必要进行一场长期性的生态革命。这种生态革命的实质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以人为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以穷人为本。穷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的底层群众。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的前提是把大量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这使资本自身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这就形成为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加深的阶级分化”[2]193，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坚持以穷人为本，使社会生产能够满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广大的社会底层群众也毫不例外。由于底层群众受到环境破坏的影响较大且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因此进行生态变革时首先要保护底层群众的利益；坚持以人为本还需要坚持以人的需要为本。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日常生活所需，而不是为了满足资本增值所需的虚假消费，自然界并非不是承担不了人们最基本的、最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承担不了由于资本增值所带来的生产过度消耗。正如福斯特强调“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以人为本的方式来保护环境”[2]50。其次，要构建一种人与自然新型可持续发展关系。摈弃原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扩张性的资本逻辑，从根本上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绿色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建立社会新陈代谢的有机系统，实现整个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最后，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福斯特指出，“向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求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96。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资本积累财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扩张主义逻辑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则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起点，即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人是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要努力保护而不是肆意破坏，又要认识到自然界的外在价值，人们通过实践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个阶段福斯特对生态危机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所提出的生态革命开始由强调社会价值观和更高不道德转向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个人利益尤其是穷人利益，由单纯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构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无论是进行一场道德革命，还是生态革命都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都是旨在维护社会公平、环境正义，摧毁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总之，福斯特通过对“简化主义”、技术崇拜、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以及生态革命的探索，以独特的视角构建了生态危机理论，丰富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持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张力、警惕生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蚀以及强化社会主义生态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