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公平与效益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以工业革命4.0时代为背景

陈玲蔚

(中共涟源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科，湖南 娄底 417100)

传统工业经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升级换代后，已经迈入了以信息网络智能化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时代。工业4.0概念由传统工业制造强国德国率先提出，主要是政府基于高新科技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战略规划。德国提出工业4.0目标是为了创建一个较为灵活的、能够体现数字化与个性化特征的工业生产服务模式，这种“互联网+工业制造”的模式最终要利用物联网技术来实现万物互联共生[1]。近年来，美国工业发展的“互联网+”计划同中国政府主推的“中国制造2025”也是基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前提下，致力于国家工业制造同互联网智能高度融合，最大限度释放科技制造生产力的工业战略发展规划。如今，国家工业制造同互联网融合创新所牵涉到的数字化发展对网络以及工业知识产权保护提出较高的支撑要求，尤其是对互联网环境中工业产权保护覆盖范围和实现力度的强化。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趋势

一直以来，互联网技术作为创新经济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大的知识产权作为保障后盾，而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业制造创新发明反映出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足。各国相继推进相关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全与发展。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覆盖内容得到扩展

科技革命引发的工业技术创新使得知识产权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例如，传统的专利法仅仅将保护范围界定为发明创造领域，未将能够产生经济效应的重大发现纳入保护范围；又如知识产权的地域保护性问题，当代的互联网科技已经将其保护性覆盖范围的局限性打破，可以说互联网中关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认定要比正常环境困难的多，特别是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还有诸如互联网电子商务中的商标注册与域名注册冲突等，此类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等待国际协议的签署。而工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也随着高新技术的出现不断得到拓展，当代专利法保护的客体已经扩大到涵盖工业机器人、新型医用药品、微生物菌类在内的所有高科技发明领域[2]。而商标保护的范围已经扩大到网络空间的服务贸易活动标识等。关于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问题，当前的协定更为重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合理使用的条件和范围限定上设置了更为苛刻的条款。

(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覆盖区域逐步拓展

当代的工业科技创新活动本身具有跨国性，这让很多已经生效的知识产权法案成为国际性协议条约。如针对工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巴黎公约》等，正逐步沿着国际化、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在世界各国广泛推行。而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现已扩展到签署了相关国际公约或缔结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国家,并且要求本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达到国际公约的最低标准。

(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效力得到提升

由于知识产权同经济贸易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度，知识产权贸易占国际间贸易往来的比重提升较快[3]。特别是工业产品贸易中的技术成分越来越高，这就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发达经济体维护技术垄断优势、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及实现贸易保护的利器。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张通过协议谈判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创建规范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而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TRIPS协议就是涵括较高水准实施程序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它让工业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同国际贸易发生关联，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解决贸易争端的知识产权保护进程。当下的知识产权法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门类，并由过去的附属地位向主导地位演变，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价值显得比资金和商品的价值更为重要。

二、工业4.0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法治进程的加速，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形成由出版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这些相关的部门法通过不断的修补和磨合，已经同国际保护标准趋同。在知识产权执法上，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与行政保护的综合体系，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现今，中国的商标申请量与专利发明申请量持续多年位居世界榜首。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权益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规模持续扩大，知识产权运营制度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这些都有力助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利润总额已经超过2.8万亿元[4]，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柱，加速中国制造向创新制造发展，实现品牌中国的升级蜕变。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需要持续关注工业4.0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现存的问题和原因。

(一)工业4.0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分析

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首先在于工业同互联网深度融合后，自身在制度完善与创新方面的规范化问题，其中包括相关立法、执法、司法管辖等。

1.企业对工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有待加强

对于多数中国企业来说，传统工业社会通过大量制造产品以及批量重复生产来获取商业利润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互联网+工业制造”的发展趋势已经促使更多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实现定制化的智能产品生产，这里面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较多[5]。而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往往只重视技术创新的产品价值，容易忽视技术创新作为无形资产的专利价值，特别是对产品的外观设计、软件开发等，缺乏对知识产权特征的有效提取，更无从谈起知识产权的经营与保护。

2.企业对工业知识产权的产权关系认定模糊

市场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在为企业带来良好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要充分兼顾知识产权所有者个体权益的实现。目前，创新知识产权在权属这一问题的判定上不清晰。首先，个体发明与共同发明、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没有明确的权属划分。例如企业中的发明创新既属于职务发明又属于共同发明，如果发明集体中某成员受到利诱，将技术保密成果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转让，就会导致创新受益企业蒙受重大利益损失，这种现象时有发生。此外，还有在创新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合作中，关于知识产权利益分享和保护的问题往往在合作之初就没能做好合同约定性说明，由于产权归属不清的问题所引发的利益分配冲突，导致很多创新成果未能高效的实现生产力的现实转化[6]。

3.工业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国际适用性的问题

“互联网+工业制造”不是几个发达经济体共同追逐的工业革命浪潮，而是一场全球性的工业发展趋势。在全球性的企业合作竞争过程中，必然会牵扯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何适应全球知识产权运行规则的现实问题。工业4.0背景下的网络数据特点是信息海量、发送动态智能化，处于加工产业价值链上的企业信息可能是商业贸易的机密，如果企业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很可能在商贸往来中成为侵权主体或受害者。

4.政府科技创新规划同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脱节

目前，中国科技创新体制中，依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的科技项目仍是科技创新成果的主要来源，而涉及到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的机构涵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类工业企业。面对每年4万多项重大科技成果，仅有不到5000的专利授权量[7]，其中所形成的未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技术成果是惊人的，为此政府和企业要高度重视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力度。

(二)工业4.0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成因分析

造成工业革命4.0时代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平与效益出现瓶颈的原因主要还是国内相关法律体系在制度完备与衔接上存在缺失，这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战略启动较晚、经历不足有很大关系，也与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密切相关。

1.工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建构时间短

中国工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设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开始，我国才逐步开始以法律制度为手段，保护科技与文艺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历经改革开放40多年和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陆续制定、完善和修订了相关商标法、专利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门类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保护工业知识产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但在法律的制定中存在立法程序复杂、保护力度有限的问题。如2005年通过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就是中国面临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屡屡遭受侵害所采取的应对办法，但在实际生活中它的法律效力和适用性上都存在较大的问题。

2.相关工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经验不足

由于中国企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环境中，涉足国际贸易市场不深，对与工业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规则未能深入了解和合理运用，难以应对科技发达国家的强势贸易保护和竞争。由于在工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主动性不够，往往造成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出现巨额的无形资产流失和经济利益损害。因此通晓和灵活运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工业知识产权交易秩序与惯例，制定出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和管理规划是企业步入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3.中国工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

工业4.0背景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主要有商标制度、专利保护制度等。它们以法律细则的方式作出规制，对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但是，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若干项目上仍然显得较为薄弱，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奖励制度上存在缺失。很多的科技成果开发与应用的奖励应由企业来主导，而非局限于国家政府性质的象征性奖励上。而国外企业为鼓励和保护工业技术创新，常常以股权激励的形式对科技人员给予奖励，以企业专利申请的方式保护工业知识产权。此外，中国企业对科技成果资产化进程中所体现出的无形资产价值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认可，但是无形资产的评估制度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与国际贸易市场的评估规则接轨。

三、完善支持工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

在推进工业4.0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据德国相关组织统计，中国涉及工业4.0专利项目正逐年增加，虽然在整体数量和质量上低于美国，但是已牢牢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8]。为此，我们亟需在借鉴发达国家创立关于工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的应对办法和策略。

(一)政府要在法治上完善对工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实体法与程序法并不健全，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要更多地依据现实侵权问题加以创制，并细化相关条文，以弥补现实法制上的缺陷。例如，在大数据时代，数字网络经济的影响与潜在价值是巨大的，然而现行的法律制度缺少这方面细则性的法律规制，在相关领域的执法存在有“真空”或“缺位”状态的现状，因此对于软件相关的专利保护难以取得满意效果。又如在生物技术领域，国内法律并未明确涉及生物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中有关禁止领域的专利获取的规定，这让相关生物工程技术创新发明在专利申请上存在法律上不确定性。我国建设法治社会，除了要在知识产权的保护立法上做到有法可依外，还要在执法标准、监管力度以及程序实施保障上做到公正到位。针对TRIPS协议关于知识产权的各项细则规定，立法部门要结合国情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创建与之配套的国内法律制度，规范司法与行政执法业务流程，切实保护好企业的工业知识产权。此外，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配套政策上要继续鼓励企业创新，且要在提高创新科技成果数量的同时，提出更多质的要求，提高专利权申请的门槛。政府部门还要创建相应的奖励制度，激励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以免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出现量多质差、低质重复的问题。最后，知识产权法治保护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与有力支持，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大网络环境下工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监管力度。

(二)企业要制定以创新为目标的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工业企业首先要适应“互联网+工业制造”的发展革新趋势，在加大对相关工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要在企业内部广泛宣传和普及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制度法规，做到既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要让企业从领导到员工、从生产管理到销售服务，各个部门都能自觉地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所建构的无形资产，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其次，企业在制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时，要紧密结合和发挥自身在某些技术领域科技研发的优势，对创新项目进行产权保护，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相关工艺、设计等，形成一系列工业知识产权，并通过集聚发挥规模效应，扩大和延伸创新技术知识产权的覆盖范围，从而打造中国制造的创新品牌。最后，要重视中介服务商在知识产权中的作用发挥。比如当前与专利、版权等相关的代理服务机构、从事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专业会计律师事务所都属于中介服务商，他们是实现工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社会服务者，具有专业的从事知识产权代理、咨询、申报、权益维护的知识和经验，并且熟悉知识产权相关法规和政策，在实现和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将知识技术财富有效放大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推进企业与科研机构工业知识产权转化利用

要提高企业与科研机构专利发明的使用效率，当下创新专利的发明者看重技术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制造业的企业家则十分重视专利发明的商业价值。在提高专利发明的使用效率上，首先，要促进专利信息的传播，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向企业提供更多拥有知识产权的专利发明技术项目，延伸专利信息的交流渠道，让更多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协助专利发明者将自己的创新成果更多地投入商业运营。其次，要让企业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大技术创新合作力度，让具有商业经济价值的专利技术从科研单位孵化器中走出，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四)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

如今，互联网空间中的知识经济与国际贸易已经覆盖全球，这让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加趋于国际化。实际生活中在遇到和处理关于跨越国界的工业知识产权纠纷问题时，知识产权具体管理中的细节性问题势必会牵扯到各国关于知识产权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制度衔接性冲突，因而大量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会随之产生。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较为重视，但是由于起步晚，国际规则顺应时代科技进步发展变化快，在保护制度的建立和执行上难免存在缺漏，这需要我们企业和司法工作者在对外经贸往来中充分适应和掌握相应的国际知识产权法规，加强国际司法合作，这不仅是为了企业能更加深入地融入知识保护体系中，推动相关法律实现和保护知识产权公平与效益的现实需要，也使自身成为相关国际条约和司法制度制定与修订的参与者，因为只有积极参与到规则制定中，才能主动保护自身的合法经济利益和创新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