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血清IL-5、IL-8、MIP-α、RANTES、MIG水平变化及意义

欧阳升，陈立峰，李少华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儿童康复科，湖南郴州423000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又称为自闭症，是儿童期较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一般与后天的家庭教养无关。ASD较为典型的临床表现为社交沟通障碍、兴趣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此外多数ASD患儿可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胃肠功能障碍、癫痫等。目前AS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生物学因素、神经心理学因素及生态学因素是ASD 的主要理论机制，其中生物学因素被广泛认可［2］。在生物学因素中免疫因素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既往研究发现，免疫功能异常不会直接导致ASD 的发生，而是间接通过升高儿童的遗传易感性而增加ASD的发生风险［3］。近年来多项研究发现，免疫功能缺陷者多在胎儿期或新生儿期发生感染，炎症因子永久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导致ASD的发生，而趋化因子在防御和清除入侵病原体过程中同样会诱发机体免疫反应，从而损伤中枢神经系统［4-5］。本研究观察了ASD患儿血清多个炎症因子与趋化因子的水平变化，并分析其与ASD 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及对ASD的早期诊断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9 年 6 月—2020 年 9 月于我院确诊的ASD 患儿102 例作为观察组，根据儿童期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分为轻中度（30～36 分）62 例、重度（＞36 分）40 例。纳入标准：①CARS 评分≥30 分；②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美国精神障碍诊断手册（5 版）》中的ASD 诊断标准［6］；③经过3 名以上高级职称医师诊断。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精神类疾病或认知障碍者；器质性疾病引起精神行为异常者；合并其他诊断不明疾病者。按可比原则采用成组比较法，选择同期体检健康儿童120 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男80 例，女22 例，年龄（5.49 ± 1.57）岁，喂养方式：母乳喂养34 例、人工喂养41 例、混合喂养 27 例；对照组男 86 例、女 34 例，年龄（5.48 ±1.55）岁，喂养方式：母乳喂养65例、人工喂养35例、混合喂养20 例。观察组母亲孕期抑郁/焦虑、孕期睡眠差、孕期感染及孕期主动/被动吸烟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P均＜0.05），两组性别比、年龄及喂养方式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两组母亲孕期相关资料比较见表1。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受试者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母亲孕期相关资料比较［例（%）］

1.2 血清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水平检测 三组入组后第2 天采集空腹静脉血，采用ELISA 法检测血清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炎症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5（IL-5）、白细胞介素8（IL-8）、巨噬细胞炎性蛋白α（MIP-α）；趋化因子包括 C-C 类趋化因子 5（RANTES）、C-X-XC类趋化因子9（MIG）。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 统计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 确切概率法。ASD 患儿CARS 评分及血清 IL-5、IL-8、MIP-α、RANTES、MIG 之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影响ASD 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绘制五项血清指标单独及联合诊断ASD 发生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诊断效能。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 IL-5、IL-8、MIP-α、RANTES 及 MIG水平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血清IL-5、IL-8、MIP-α、RANTES及MIG水平比较（pg/mL，）

表2 两组血清IL-5、IL-8、MIP-α、RANTES及MIG水平比较（pg/mL，）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轻中度患者比较，#P＜0.05。

组别观察组轻中度重度对照组MIG 6 781.93±423.34*6 561.13±340.53*7 124.17±440.45*#5 041.17±342.42 n 102 62 40 120 IL-5 342.89±40.45*319.82±32.11*378.65±41.65*#269.89±32.76 IL-8 8.24±1.54*7.39±1.62*9.55±1.37*#5.85±1.12 MIP-α 192.73±23.43*235.87±24.56*125.86±23.76*#321.23±43.34 RANTES 3 388.60±356.37*3 561.13±451.53*3 121.17±330.32*#3 993.17±411.45

2.2 ASD 患儿CARS 评分及血清IL-5、IL-8、MIP-α、RANTES、MIG之间的相关性 见表3。

表 3 ASD 患儿 CARS 评分及血清IL-5、IL-8、MIP-α、RANTES、MIG的相关性（r值）

2.3 血清 IL-5、IL-8、MIP-α、RANTES、MIG 对儿童发生ASD的影响 见表4。

表4 儿童发生ASD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2.4 血清 IL-5、IL-8、MIP-α、RANTES、MIG 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儿童ASD 的诊断价值 见表5 和OSID码图1。

表5 五项血清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儿童ASD的诊断价值

3 讨论

目前全球 ASD 发病率约为 1.0%［7］，我国目前尚无全国性的流行病学数据，但有地域性研究报道ASD 发病率为 2.55‰［8］。虽然我国 ASD 发病率较低，但有研究对2000～2016年多个ASD 流行病学研究分析发现，ASD 发病率是呈逐年上升趋势的［9-10］。由于ASD 存在社交、言语等方面的障碍，因此患儿的成长、健康、教育已成为涉及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公共卫生问题。为及早诊断ASD，寻找客观的标志物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孕期抑郁/焦虑、孕期睡眠差、孕期感染及孕期主动/被动吸烟比例均高于对照组，且多因素分析显示孕期抑郁/焦虑，孕期感染史是儿童ASD 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孕产妇孕期因素、免疫因素均参与了ASD 的发生。分析原因，可能是孕期抑郁/焦虑会增加孕期母体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及肾上腺素分泌，不仅可以直接收缩胎盘血管影响供血，导致胎儿大脑对缺氧更为敏感，而且可通过胎盘造成胎儿激素分泌异常。本研究未发现孕期主动或被动吸烟是ASD 发生的危险因素，可能与本研究纳入的吸烟孕妇样本量少或本地区女性吸烟量少有关。王晨冉等［11］的Meta 分析亦建议开展高质量的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进行孕妇吸烟与ASD的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免疫学机制在ASD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重度、轻中度患者及对照组血清IL-5、IL-8 及MIG 水平均依次降低，血清MIP-α、RANTES 水平均依次升高，提示上述炎症因子及趋化因子不仅参与了ASD 的发生，且与患儿的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IL-5、IL-8、MIG 水平升高及 MIP-α、RANTES 水平降低均是儿童ASD 的独立危险因素。肖鸽飞等［12］分析ASD 与炎症因子相关性发现，ASD组血清IL-5、MIG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MIP-α、RANTES 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王天道等［13］同样发现，ASD 患儿血清IL-8 明显高于健康儿童。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IL-5、IL-8、MIP-α、RANTES 及 MIG 单独诊断 ASD有一定价值（AUC 均＞0.7），但五项联合检测诊断ASD 的AUC 为0.860，提示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因此建议多个指标联合诊断。

研究显示，新生儿期炎症反应可通过损伤小胶质细胞而影响海马的依赖性行为［14-15］。IL-5、IL-8 是机体炎症细胞因子，过高水平可以加重炎症刺激，增加损伤程度及功能障碍［16-17］。RANTES 作为趋化因子可以反映机体对入侵病原体的清除及防御能力，因此水平越低表明机体防御能力越低，组织炎症损伤越重［18-19］。本研究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ARS 评分与 IL-5、IL-8 呈正相关关系，与 RANTES呈负相关关系；MIP-α、MIG 分别与IL-5、IL-8、RANTES 呈负相关关系，但与CARS 评分并不相关，可能MIP-α、MIG 在 CARS 评分与 IL-5、IL-8、RANTES 相关性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ASD 患儿血清 IL-5、IL-8、MIG 水平升高，MIP-α、RANTES 水平降低，其中IL-5、IL-8、RANTES改变与患儿病情相关，上述指标是ASD发生的危险因素，同时对ASD的早期诊断有重要意义。但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且样本量较小，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倚，临床上可通过联合患儿的行为症状进行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