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村到“饭圈文化”
——论《拱猪》①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思考

唐媛媛

（中山大学，广州 510275）

引言

2017年，在《拱猪》于台湾荣获第七届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后，郭爽将小说带回大陆与读者见面。《拱猪》刊载于《作品》2017年第11期。小说以细腻的笔法叙述了西南小城镇里一家两代人的日常生活。上一辈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与溃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建立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将国家使命内在化的同时，丁小莉和伍爱国也被召唤出改造现实、掌握自身命运的历史主体意识。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移，在自身不堪重负的情况下，集体也将曾经与自己紧密相连的个体无情抛弃，徒留下丁小莉和伍爱国们的物质贫困与精神匮乏。生活在市场社会中的下一代丁珊，在享受着新的信息化、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集体溃散、身心无处安放的社会现实。在“饭圈文化”中寻求的精神归属，也不得不遭逢现实中的巨大物质反差。小说在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审视思考中，反映着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命运变迁。本文即以此为切入口，探索《拱猪》如何在叙述中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呈现不同时代个体的心灵症候，询问人类精神的最终归处。

一、与社会主义文化建构与溃败紧密连结的上一辈命运

小说开篇描绘了一幅溃败的工人村场景：一群从厂里散出来的下岗工人，在向阳路靠吃点猪耳朵摸点小麻将打发着日子，心照不宣地等待着某个“可以像以前把铝饭盒放在一起温热的那种集体情谊”的新的据点的到来。当下的物质拮据与精神迷茫必须放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前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高配置的厂房和先进的生活区，是新中国对于工业现代化的最初想象。工人村不仅有工厂，还有与之配套的中小学校、副食商店、照相馆、卫生院、运动场等生活服务设施。在这种“工”“民”二位一体的生存状态中，工厂不仅是工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伴随着实体工厂所诞生的规矩、建制、话语也变为工人精神心灵中最为坚固的一部分，并以此建构自我工人阶级历史主体的身份认同。“厂是大建制，人是螺丝钉。螺丝钉转啊转，学得最地道的，不一定是手艺，反而是相信和服从。比如，你捏紧手里的钳子，转啊转，转成了八级钳工，你就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就拥有尊严、骄傲与价值。把成千上万个钳工串联起来的系统，会为你的人生负责，给你终极的答案。所以不用担心，切切地相信，系统会让所有人各就各位，给出他们的运行规则”。当历史的规划定义出集体性空间的物理形式，处于其中的心理格式也随之衍生。相信、服从、依赖、保障，成为这类随厂而生的文化种群独特的内置心理结构。

丁小莉和伍爱国就是这群几乎从生到死的生命活动都围绕着工厂而展开的文化种群的代表。起初，他们为了多得一套单位分配房而假离婚，却不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政策的迅速调整中，因集体自身的不堪重负而被无情抛弃，最终两人连个老伴儿都没有，只能独自承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首先是精神的迷茫。于他们而言，工人的身份早已超越工作关系，而成为一种人生标记，但现实的溃败，又让这种身份认同变得岌岌可危。在旧有的规则已经溃败而新兴的价值尚未确立之际，对集体的怀旧与对过去生活的重新憧憬，便成为他们连接过去与现实生活、寻找自我合理性的最后方式——于是有了小说开篇的场景。其次是物质的拮据。曾经“拿钳子”的伍爱国也拿起了“算盘”，但城里流行的台球厅、音乐茶座却并不适合此处下岗的工人，最后，伍爱国还是“接地气”地在家属院附近摆了个棋牌摊，开起了赌档；姿色已渐渐褪去的丁小莉则在老张的卤肉铺里用特殊之道招揽生意，并见缝插针地向吃客们推销着自己的“心妍美”化妆品。但是，高学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在人才市场里春风得意；没有通商的本领，他们也难以在市场经济中发财致富。所有的投入都像打在棉花上的反应，生存的困境毫无改变，徒留下身心的疲惫与拮据的生活。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珊珊考上大学。因为，在他们看来，“考上大学，就有个好出路”“就拿到了另一个好世界的准入证，人生会有更好的前景与保证”。尽管隐含作者十分清醒地指出了“虽然这出路指向哪里，丁小莉也并不清楚。比如，考大学，那选个什么专业呢？毕业之后，要不要读研究生呢？或者，找什么样的工作呢？丁小莉统统不知道”“什么都在变。厂子会垮，工人会下岗。但丁小莉不晓得从哪里生成的坚定信念，觉得读了大学的人，多少能掌握一点不被变化冲垮的技能。虽然我们知道这也是虚妄”。但是，对丁小莉和伍爱国来说，珊珊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正是他们当下可以想见的能够改变像“猪”在烂泥里乱拱的生活的唯一出路，他们不但未觉“虚妄”，还不惜为此进行最后一搏。

开麻将室的左老五最先在城里兴起的小额贷里嗅出了财气。作为左老五麻将馆常客的伍爱国在得知消息后，不仅将自己的两万块贷给左老五，还作为中介说服周边的人做小额贷，自己从中抽取提成。但是，贷给左老五的钱却被更大的庄家投进了楼盘里，小县城的楼盘并不如大城市房地产业的备受青睐，钱最终烂死在楼盘里。在去总部退货的路上，丁小莉本想买进云天大师开过光的玉牌又卖出去，转个手把钱翻一番，却不料被骗子“像只死猪一样”甩进黑车后座，既被抢了钱又失去了脖子上祖传的玉。最后的奋力一搏以更惨重的堕落为代价。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代社会运行法则里，“屋子里的金光就像夏天最毒辣的太阳，要把所有在日头底下劳作的穷人烤死”，一无所傍的弱小个体最终一无所有。

上一辈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与溃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建立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试图建构起工人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将国家使命内在化的同时，实现自我主体身份的确认，从而形成个人与集体的紧密关系。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国家以经济发展为政策导向，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拉动，集体最终在自身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将曾经与自己密切相连的个体无情抛弃。在新时期对“成功”神话的许诺下，试图改变命运却最终因政治、经济、文化资本匮乏而无法改变现状的上一辈，最终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代，希望子一辈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正如隐含作者尖锐指出的那样，以读书作为底层出路在当下社会现状里同样显得虚妄而不合时宜。通过作品对以丁小莉和伍爱国为代表的上一辈人命运的描述，看到了一代人与集体的密切、复杂关系，也看到了被集体抛弃的弱小个体在市场社会里的挣扎与困境。

二、集体消逝后子一辈的精神共同体诉求

生活在市场社会中的下一代，一方面享受着新的信息化、全球化的生活方式：由于父辈的勤劳节俭，子一辈的丁珊摆脱了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烦心的生活；使父辈弥留的卤肉铺也再未吸引过她，第一次见“苹果化了”，两人便在车站旁的德克士吃起了脆皮手枪腿和草莓雪布蕾；父辈整日沉迷的打麻将自然也无法成为她打发时光、投入精力财力的消遣娱乐方式，“饭圈文化”才能使她拥有熬夜刷票、不吃饭存钱买物资的持续动力。但另一方面，下一代不得不和父辈一样承受现实集体消逝的历史语境，并需要接受由此带来的精神迷失，即使他们还从未享受过此间的福利。

郭爽在小说中极力铺陈了丁珊在追星过程中投入的财力精力：为了支持自己的爱豆（傅覃），丁珊在傅覃贴吧创立了“寂寞在季末”的ID，将丁小莉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周一百块的伙食费转给贴吧财务组买物资、做绿色灯牌，因为“每次看到绿光的时候，珊珊知道里面有几块灯牌是她的，她也就知足了”；白天黑夜地为傅覃刷票，让他能从一群草根男孩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自己的爱豆从普通男孩变成万众之星的过程中，珊珊感到这就是自己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现场。

或许，借助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虚拟世界里的“饭圈文化”在丁珊的日常生活和这个时代精神症候里的特殊意义。在福柯看来，“异托邦”是一个拥有幻觉性和补偿性特征的空间系统。它根源、复制、延续于现实空间的意义感知，又重构着现实空间里的人际互动行为和关系链条[1]。正如珊珊在自己捐赠的绿色灯牌中感到满足，她住的家属院里也有一盏一楼邻居从倒闭的温州发廊捡宝贝捡回来的绿灯。这盏挂在单元楼门洞上的绿灯从此成了家属院的地标，伍爱国的牌摊也从临街的小卖部门口搬到了绿灯底下，“珊珊也在这一盏绿灯下，慢慢认识了她的父亲”。虚拟与现实的同构性正由此体现。而珊珊在虚拟网络空间通过“饭圈文化”所寻求的归属感、存在感、意义感、赋权感，正是其在意义溃散而结构固化的现实空间中谋求认同、确立自我意义的延续和替代性满足。

在上一辈的工人村里，生长于斯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是个体的“根”之所在。在此种情况下，“根”是确定、具体、不言自明的，个人的意义与归属感也是有所附着的。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社会流动加速，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造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最重要的联结机制——中间组织（共同体和社群）的解体和失缺，现实的组织化动员和单元化社群渐失效力，个体退回到“原子化”式的孤独、无序状态。但认同涉及的核心认知过程是“去人格化”，即将自我视为内群体原型的一种体现[2]，“自我具有社会属性，它的形成并非自动的心理过程，而是源自社会交往中承担角色的多重社会建构，是在持续特定的交往叙事中形成的”[3]。在个体与群体关系疏离的状态中，自由度的提高和归属感的缺乏成为珊珊一辈的“原子化”个体必须面临的二元悖反难题。而如何在个体化的逻辑下继续保持人们生活的价值感与确定感、获得稳固的归属感，正是当下社会的重要议题。“饭圈文化”正是在时代离散个体虚无的语境下应运而生。郭爽紧紧抓住社群消极后意义溃散的时代症候，以“饭圈文化”揭示出子一辈“原子化”个体的孤独、迷茫、虚无，反映出当下社会的精神危机与情感诉求，眼光精准而又独到。

三、“饭圈文化”：集体对个体的另一种淹没

但是，《拱猪》的魅力并不止于它对当下离散时代个体精神症候的揭示，还在于它以一种更为超越的视角看到了虚拟世界意义追寻的虚妄与残酷，以及集体对个人可能存在的淹没。

一方面，作为隐含作者的郭爽时不时在叙述中插入议论，以提醒读者注意到看似虚拟的网络“饭圈文化”的“非虚构性”，打破虚拟空间的绝对幻觉：在傅覃决赛、粉丝们刷票的紧要关头，隐含作者指出“照例是直播，不过剧本是早就写好的，2014年了，真人秀基本都写剧本，角色性格设定、冲突、矛盾，好人坏人。人需要戏剧感来更快地代入及忘我，如果可以，自带血包在全场统一的爆炸声响起时用力捏爆也不错”；在终极PK的关键时刻，主持人让两位选手“说两句”，隐含作者插入“说什么？说这两句就能拉到已经截止的场外投票和早已注定的评委选票吗？”；在其他粉丝指责傅覃嘶吼的声音是博同情，主动把晋级名额让给对手是不尊重游戏规则、抢头条时，隐含作者更是冷静严肃地在括号里分析到“她们也太天真了，头条有这么容易上吗？”通过对直播、真人秀背后的剧本运作，比赛名次、头条背后的资本权力操纵的揭示，作者提醒读者注意，网络空间虽然放弃了从上而下的传统主导性权力，但现实的经济、政治权力依旧隐藏其中，不可见却又无所不在。看似存在于虚拟空间的“饭圈文化”却并不虚拟，缺乏现实依托的子一辈想要在其中寻找意义、确立自我价值则更是虚妄。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在故事中设计的“苹果化了”在珊珊生命里的出现与离开，则更强调了虚拟背后的强大现实性。“苹果化了”是周佳媛在傅覃贴吧里的ID。不同于丁珊沉溺于贴吧里“严丝合缝嵌进一套机械链条里的归属感”，贴吧对周佳媛的吸附力来自被千万人点赞的快感；也不同于丁珊的精神失落迷惘，周佳媛很早就触摸到孤独的本质，并在那些一个人的黄昏里明白了自己是谁。可以说，周佳媛是不同于以丁珊为代表的沉迷于集体的弱小虚无个体的强者角色。她早已从集体中分离出来，拥有独立的个人话语。而在其带领丁珊质疑“饭圈话语”、逃离集体文化氛围的过程中，她无疑在新时期再一次承担了“五四”式的“启蒙”老师任务。

两人在傅覃贴吧爆吧的晚上第一次相遇。当所有的粉丝都约定用商量好的、统一复制粘贴地方式回复外来攻击，“苹果化了”却认为这是“脑残粉”的做法。这种非统一的激烈言论自然引发了其他粉丝的愤怒，不料却让珊珊备感青睐。她私信“苹果化了”，认为这才是“真爱粉”的做法。初次相遇时周佳媛的理智行为，是佳媛在无意识中给陷在整齐划一的集体行为里的珊珊上的第一课。追星不是一味地追求集体的整齐划一，只有拥有自己的理智，追星才不会变成“脑残”，个人才不至于被集体所淹没。

周佳媛给丁珊上的第二课，发生在两人一起为傅覃投票的时刻。当佳媛得知珊珊每周都将自己的生活费转给贴吧财务组买物资时，她开始反问丁珊，“你怎么确定你捐的钱真的都变成了灯牌”。这促使了丁珊对“饭圈”规则的进一步质疑，并通过对贴吧财务组经费使用情况的询问引起更大的混乱。在个体跳出集体，以自我的理性、正义指出集体存在的问题后，丁珊有了更纯粹的快感。这是佳媛为丁珊上的第二课。尽管规范化的集体语言和制度体系易于唤起群体的感性认同，让个体在群体中找到意义，但绝对的牺牲与信任并不能获得真正的主体。只有当个人从集体跳出，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对外界进行反思时，她才真正拥有自己。

康德在《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历史的观念》中谈到一种“非社会的社会性”，并以此作为建立合法社会制度的依据，“人有彼此组成社会的爱好，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人能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人，即能够更多地感受到自己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人还有另外一种很强的倾向，即使自己个体化（把自己隔离开来），因为在自身中，人同时也发现了非社会的特性，即一切仅仅以自己的心意为准绳”[4]。个人如何从集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理性、独立的个体，是现代社会的另一重要诉求。因而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几乎成为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重要议题。而各个时代个体的生命精神状态正与此议题密切相关。《拱猪》的魅力之处，正在于它既看到个体对集体的内在需求，集体给予个体的重要意义，也注意到集体对个体可能存在的淹没，个体超越集体之后的快感。

四、对个体肉搏中意义与尊严的希冀

小说的最后，作者似乎让丁珊从虚拟与远方的梦境中苏醒过来，回归到现实生活本身，走向与生活的和解。当丁珊背着书包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周佳媛的城市，才发现两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差距是如此巨大：相比于自己家分配的破破烂烂的家属院旧房子，周佳媛的家是有罗马柱、金顶、喷泉和戴白手套保安的高档小区里的三层楼别墅；全家福中有比丁小莉年轻得多的女人，有比伍爱国精神得多的男人，还有本来和自己没什么区别却被柔光灯打得高贵大方的周佳媛。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曾指出社会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在进行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还在进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空间便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最重要场所。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空间的规划和安排、分割和等级化，赋予不同的空间以不同的功能和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是一种有差别的、政治性的社会产品[5]。从这个角度看，周佳媛和丁珊不同的生活空间正反映出二人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关系。巨大的差异引起了丁珊的不适和不安，并进行着摆脱的不安的尝试——她鼓起勇气向佳媛提议二人可以一起去深圳打工、寻求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一求同的努力在巨大的现实差异面前显然是脆弱无力的，周佳媛用真正大人的眼色轻飘飘地说着自己下个月就要去澳洲的计划，丁珊最终也被自己的“启蒙”老师抛弃了。在当下市场社会金钱至上的运转逻辑中，集体抛弃个人的方式显得更加简单粗暴。

当丁珊回到自己的家属院小屋，听到丁小莉“老子不管你，老子不管你哪个管你？”的抱怨时，“本来想耸起鼻子叫两声，逗逗丁小莉。但不晓得为什么，她擦了擦鼻子上的水珠，没有发出声音来。猪鼻子也就褪了形，慢慢又还给她一张少女的脸”。从长出猪鼻子，到决定不再学猪叫，再到退回到少女的脸，是作者对子一辈年轻生命的痛惜与对其未来的期许。

在小说中，题目“拱猪”先后出现十余次，成为联结主要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重要意象。从最浅层的意义上讲，“拱猪”是指一种棋牌游戏，伍爱国借此谋生并误入歧途；往深层次说，于丁珊而言，“拱猪”意味着最形而下层面的与他者的身体接触，“班长把脑袋钻进她的毛衣和衬衣里面，开始没声息，后来像猪一样‘呼噜呼噜’拱起来”；而对丁小莉来说，被拱是一种更常见的生活状态——她在“围了栅栏的猪圈”的卤肉铺里以特殊之道招揽生意，担心身体线条的改写而导致“来卤肉铺里找她切二两猪耳朵或者肚条去下酒的人少了，老了。卖猪肉都卖不出去了”。本想转手翻钱给生活来一场博弈，却被“捆了手、堵了嘴，像只死猪一样甩在面包车后座”“乱蓬蓬的头发后面，两个鼻孔喷出气来，有节奏，缓慢，像猪圈里的猪”。“拱猪”意象下，笼罩着的是被抛弃的个体生活的困顿，心灵的痛苦与精神的溃散。但是，作者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却在于她给予后代以希望，赋予生活于温情。即使弱小的个体最终只能肉搏，作者依旧希冀他们能在肉搏的生活本身中找到意义与尊严。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每个时代都需要面临的重要议题。《拱猪》以此为切入口，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村到当下的“饭圈文化”，从集体带给个人意义与归属到集体自身不堪重负时对个体的抛弃，从旧集体溃散后“原子化”个体对集体的新一轮找寻到新集体对个体带来的新淹没，书写着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命运变迁，探索着不同时代个体的心灵症候，追问着人类精神的归处。而作者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承诺，正隐藏在对那些被集体抛弃的一无所傍的弱小个体的深情关注与责任书写中。

注释：

①郭爽的《拱猪》2017年获第七届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后刊载于2017年11月《作品》杂志上。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2017年11月（上）的《作品》第1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