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适边塞诗中的军伍精神

刘建荣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712000)

高适在唐朝“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1]，他的边塞诗中对边塞战争、将帅士卒等人事进行深刻描写，将其笔墨触及至下层社会。这不仅是对边地将士浴血奋战的赞笔，更是对唐王朝时代精神的体悟。

一、汉唐相承——高诗中汉将的军伍精神

高适边塞诗中多次提到汉名将，以期达到呼唤唐将收边的爱国目的。诗中“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2]76(《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追忆卫青、霍去病，遥羡汉将执剑杀敌的英姿；“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3]37(《蓟门行》(其一))是战后士卒遭受不公平待遇，借霍去病表达同情士卒不幸的遭遇；“丈夫拔东蕃，声冠霍嫖姚”[3]189(《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以汉武帝任用霍去病大破匈奴的事例，赞扬唐将张守珪平息契丹与奚之乱。《送浑将军出塞》诗中亦通过霍去病破匈奴的功绩与李广身先士卒的将帅精神，对浑将军出塞进行鞭挞。《燕歌行》末提到汉飞将军李广，不仅是追忆李将军，更是呼唤唐朝出现率领军士歼灭敌人的良将，这是一种时代召唤。

唐朝边塞诗人大都具有浓厚的汉代情结，杜甫《后出塞》(其二)末“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4]351，此言军队奉命出征，百姓皆愿霍去病似的猛将征战，以盼传来捷报，可见汉将对唐人的鼓舞。杨炯《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诗“汉宫清暑，忽照边烽。秦塞长城，遂闻胡马”[3]97。面对边境的动荡，汉将周亚夫、霍去病奋起抗战，将安边定邦的国家大义至上，这种保卫国家的英勇精神对唐人影响尤大。崔融《塞垣行》诗中的“弃笔砚”“操矛戟”写出想要投笔从戎的强烈愿望。“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5]765同样是效仿班超奔赴沙场，还要像窦宪一般立功扬名。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飞将”是借汉将军李广震压匈奴的事例，召唤唐朝飞将军定边安民。以上皆是唐人为抵御外敌而呼唤良将的表现，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二、高适笔下的盛唐军伍精神

高适现存诗歌约240首，描写边塞生活的诗歌大约有50首，其边塞诗中体现出来最典型的军伍精神就是从军报国的英雄情怀和不畏艰险的牺牲精神。

(一)从军报国的英雄情怀

李唐王朝尚武，唐人更渴求于沙场建功立业，这也是诸多文人学习班超投笔从戎的一个重要原因，杨炯就曾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5]611的豪言。高适《东平留赠狄司马》诗中，赞扬了狄司马在“地出北庭北，城尽西海寒”[3]149。这样偏远艰苦的环境中，依旧可以杀敌立功，其抗击强敌的顽强精神，是唐朝边塞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送浑将军出塞》中浑将军得知边境紧急的消息，毅然决然奔赴沙场以安边境的壮举，窥探出浑将军勇敢刚毅的形象。《睢阳酬别畅大判官》诗中刻画了主将冲锋陷阵、虎虎生威的英雄形象。以上皆可见唐人从军报国的英雄情怀。

(二)不畏艰险的牺牲精神

高适早年长期沦落，怀才不遇，遂诗中对下层军士卒也着墨颇多。《蓟门行》(其一)诗作于天宝十载(751)，时高适已送兵至蓟北，对边境情况有较清晰的认识，对戍边的小士卒更是充满同情。“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3]37。诗中的士兵，从小士卒熬到老兵，默默守卫，今已两鬓斑白，但只将军登侯拜相，小卒却弃置若罔，从中不难体会到高适对士卒的同情与不平，对他们的坚守给予赞叹，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奉献牺牲精神。《李云南征蛮诗》亦是如此，是李宓征战南蛮时一心为国杀敌的写照。《燕歌行》中“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3]86。写士卒在战场上奋力拼杀，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这种甘于献身的士卒精神在唐朝边塞诗中尤为之多。杜甫《前出塞》“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4]150。便是赞叹大丈夫誓死保卫家园的英雄气概。

除以上两点外，高适边塞诗中所展现的军伍精神还有许多。“谁断单于臂，今年太白高”[3]223(《送白少府送兵之陇右》)，这是一种不畏艰险的豪迈精神；“亦是封侯地，期君早着鞭”[3]59(《独孤判官部送兵》)，这是一种具有乐观进取的必胜精神；“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3]29(《别冯判官》)，这是一种求贤佳谈；“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3]223(《送董判官》)，这是一种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高适边塞诗中的军伍精神皆表现出当时唐朝的时代精神。

三、军伍精神下的盛唐战争观

唐朝对以“和亲”来休战的办法难以苟同。据统计，自唐高祖与突厥和亲始，至唐僖宗时和亲南诏，共有37位公主踏上和亲之路，或促进双方友好交流，或为免于战争。

“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3]36(《塞上》)。此诗是高适第一次出塞蓟北时期所作，此时的高适满腔报国热血，心怀韬略，从他这首早期诗歌中已然可以探出他早年对战争的看法，认为消极抵抗，苟且偷安是不可取的，公主和亲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久之策，只有任用“李将军”之辈的边将，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威猛之势，方可根除边患，永葆安宁。可知唐代军将在行军中善用贤能。《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诗有“上将顿盘坂，诸军遍泉井”[3]244之句。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旧唐书》有载，哥舒翰在征讨安禄山时，任用田梁丘为御史中丞相，并充行军司马。由此可知，田著作即田梁丘为哥舒翰的得力部下。诗中言上将哥舒翰，率军驻扎于盘山附近水源之地，看到田著作所呈书信，不免心生惜才之心，欲将此人招之麾下，襄助其建功立业。天宝十一载，高适受田著作引荐，得以进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掌书记。杜甫在长安盘旋之际，也曾干谒过田著作，有诗《赠田九判官梁丘》：“陈留阮瑀谁争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4]231仇注此四句是美田九荐贤之功。杜甫诗“因君问消息，好在阮元瑜”[4]295(《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知阮瑀即指高适，更加证实高适入幕哥舒翰麾下，是由田梁丘引荐，由此可得，主将哥舒翰是任贤任能之人，这也是唐军将不可或缺的行军之策。

唐人对发起不义之战大为不满。《资治通鉴》载，天宝元年，唐王朝依次破吐蕃大岭等军、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并斩获五千余级、后又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6]6856面对频频捷报，玄宗好大喜功，不断拓边，开元末至天宝年间，唐王朝不断主动挑起与契丹和奚的战争。天宝末杨国忠等无故对与唐友好的南诏发动战争，此做法不仅使唐面临边患问题，更导致百姓流离哀怨。杜甫诗《兵车行》《前出塞》《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等皆讽刺战争使百姓受到的苦痛。高适《蓟门行》(其二)“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吾欲涕沾臆”[3]38。可见高适对“开拓穷异域”的不满，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5]157也有明显的反战思想。高适《答侯少府》一诗中，“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尘埃”[3]202一句，更是对统治者一味开疆拓土、发动不义之战的做法表示不满。

唐明皇对有边功者封赏厚重，安禄山便曾以此作为升迁的主要手段。《资治通鉴》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6]6868于是边将中就出现一种谎报军功的不正之风。《赠别王十七管记》中“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3]52此诗作于天宝十载冬，讥讽安禄山东征契丹时，惨败告终却谎报战情，冒领战功。行军之将，最忌讳将败况隐而不发，若只有频频捷报传入长安，最终祸国祸民祸己。杜甫《后出塞》(其三)中“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5]353，也讽刺此种不良作风。

高适的边塞诗，不仅具有浓郁的汉代情节和英雄气概，更具有时代责任感，他同杜甫皆从浮华耀眼的盛世大唐中，看到并揭示出其背后的隐患危机。高适的边塞诗中，主将与士兵形象中折射出的军伍精神，足以代表盛唐气象下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