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星空的哈代
——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托马斯·哈代《塔上恋人》研究

宋嘉珊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北京100044)

《塔上恋人》(TwoonaTower)是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发表于1882年的一部小说，小说问世之初虽然很受读者欢迎，但受到了评论界的严厉批评，随后长期为评论家所忽略[1]43。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理查德·H.泰勒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这部小说之所以备受评论界忽略，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超越了人们对哈代的期待，即哈代只应该去写“威塞克斯”系列的乡土小说，而非以天文学为背景的作品[1]186。这一观点另辟蹊径，为解读小说最初受评论家冷落提供了新思路，泰勒也给予了充分论证。其实，当读者深入《塔上恋人》的世界时，会发现哈代不只囿于描写乡村，他对描绘富有现代化转型气息的英国社会同样充满野望。在小说中，天文学是一个较为关键的元素。它不仅参与了故事背景，还助推了情节发展，最终改变了男女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借助小说中的星象和科学观测活动，哈代力图探讨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科学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理论出发，以“文本的历史性”这一角度来关照哈代这部作品中的天文学元素。首先梳理主人公斯威森的一系列天文学科研活动，包括搭建实验室、观测彗星、论文投稿、出海观测等。在小说中，斯威森是维多利亚时代天文科学工作者的缩影，他的人生轨迹与当时的科学发展紧密相联。其次梳理斯威森、乔斯林博士等人对科学和人性、理性和感性这对关系的看法。他们一少一老，代表了科学界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天文学因素，可以发现哈代关心当时的科学发展和年轻的科研学者，而且主张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也应注重人性。由此，哈代不只会写乡土，还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变迁充满关心和思考，可谓“脚踏乡土，拥抱星空”，对他的评价不应再局限于“乡土”和“威塞克斯”的标签。

一、文本的历史性

在使用“文本的历史性”这个角度分析文本之前，首先要明确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在新历史主义理论中，有一对核心概念，即“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一说法最初由新历史主义学者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提出[2]，后来成为新历史主义经常为人所引用的一对概念。

“文本的历史性”一词主要浓缩的是新历史主义学者的文本观。他们通常认为，文本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的生产者[3]240。所有的文本，包括文学文本，都是社会的、历史的[4]，它们都是“社会性的产物”[5]193。基于这一观点，新历史主义学者建议人们在分析文本含义时，应当研究“作者的生活、文本内的社会法则和规定，以及文本中所有的对该作品的历史语境的反映”[5]193。有些学者认为，“作者的生活”可以和第三点归纳在一起[3]242；简而言之，在分析文本时应当探讨“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6]。

下文将结合新历史主义的这一文本观对小说进行分析。以天文学元素为主线，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哈代所呈现的天文学者的生活和科研活动，以男主人公斯威森为代表；二是小说直接、间接所表达出的天文学者对理性与人性这一对关系的看法。小说外的社会环境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哈代创作小说时和之前与这部小说相关的生活经历；二是当时最为主要的社会环境，即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概况；当时英国正经历现代化的蓬勃发展，因此本文也会关注其现代化发展，特别是具体到科学、科技和天文学等方面的进步。下文主要分析小说中的社会环境；小说外的社会环境将融合进分析之中，不再单列篇幅。另外，本文采取用“社会环境”一词替代“社会存在”，是为了避免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存在”概念混淆。回顾新历史主义学者的原文[5]193，其主张探讨的文本中的反映，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还包括社会意识；国内学者将其译为“社会存在”便于理解，但本文为了避免在行文中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的概念混淆，便没有采用这一说法。

二、一个年轻天文学者的生平

本文开篇提到，哈代在《塔上恋人》中表达了他对当时科学发展和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关心；他尊敬科研工作者，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尝试在小说中融入天文学等较为前沿的科技元素。在小说中，哈代对斯威森的刻画最能体现这一点。

斯威森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亲生前是威兰教区的副牧师[7]13，在父母去世之后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少年时期，斯威森就读于当地一所文法学校[7]13，之后没有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其后在家凭兴趣自行研究天文学。从小说中的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描写可以看出[7]15-17，他家境贫寒，这可能就是他中断学业的原因之一。就家境和教育背景而言，斯威森和哈代的经历比较相似。哈代只有八岁到十六岁时在学校接受教育[1]9，后因缺乏希腊文知识、无法负担大学费用等，毕业之后就去做了建筑师的学徒[1]10。假如说裘德是哈代的理想化身，那么斯威森就是哈代的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哈代上学时学过物理学、力学[1]9，他在这个人物身上幻想了自己追求自然科学的生涯。

在小说中，哈代没有交代斯威森是否有正式工作。斯威森没有继承牧师职务，也没有像教区里的大部分农民一样在田间劳作，或受雇于教区内的大地主们。他很可能待业在家，除了家中发生大事时会回家帮忙，其余大部分时间均在古塔观星、计算。故事开篇的一个情节可以印证这一猜想：教区唱诗班的成员要来他外祖母马丁太太家练习唱歌，他叮嘱她，不要和那些人提起他和天文有关的事，斯威森说，“要是他们知道[我钻研天文学]，会说我成天不切实际……”①[7]17；马丁太太随即反问，他明知道那为什么“不做点实事”[7]17。在教区农民看来，斯威森观测星象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哈代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与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在小说中，他花了大量笔墨描写斯威森的一系列与科研有关的经历，足见他对科学、对科研人的尊重，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密切关注。

这首先体现在哈代对斯威森筹备实验基地一事的描写上。斯威森的实验基地主要是他的家和古塔。晚上回到陋居，他便着手计算，对他的研究环境，哈代写道：“……角落里放着一个巨大的纸筒，它是用纸板做成的，仔细一看，会发现这是竟然是望远镜雏形。……天花板上有一块被烟熏出来的黑痕，那黑痕就正对着他的煤油灯，看来这盏灯经常亮到夜半。”[7]18古塔则是他白天的实验基地。在小说中，斯威森的第一次出场发生在古塔上，薇薇特悄悄去古塔，结果在塔顶发现了正在观测的斯威森[7]7。哈代不只着墨于他们的初遇，还通过薇薇特的眼睛向读者介绍了斯威森的科研仪器：“一名年轻人正坐在塔顶平台中央的椅子上，身前支着一座三脚架，上面放着一架巨大的天文望远镜。”[7]7虽然囿于资金窘迫，斯威森的很多仪器都比较简陋，或为他手工制成，但他均认真对待，日后论文里的一项项数据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哈代充分肯定了他的动手才华，描写时的语气也是正面的，这与唱诗班农民的好奇、取笑不同。

其次，哈代多次描写了斯威森在观测星象时的沉醉，以此体现主人公对科学的热爱。薇薇特第一次发现斯威森在古塔上时，哈代引经据典，将斯威森探索宇宙与坚持“日心说”、受到宗教惩戒的学者们相比：

[斯威森]脸上的敬畏神情，绝对是对太阳的崇敬。自从第一位智者像他这样观察，证明太阳东升西落时起，人们对太阳的热情便从未消减过。他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的热情绝不输给任何人。就这样，他深深地沉浸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之中，哪怕受到宗教的惩戒也在所不惜。[7]9

通过这处描写，斯威森愿意穷尽一生去追求天文学的形象跃然纸上。在这里，哈代无疑非常赞美男主的这一追求，他用词正面、优美，语气肯定，这与后文提到斯威森叔父对科学的极端追求时不同，这一点下文会细说。斯威森观星最狂热的一段时期是彗星出现时，那时他生了一场大病，却还惦记着去古塔观星[7]79。根据前人的研究，这一小说中的重要天文事件有其原型，与1874年和1882年的金星凌日现象有关[8]。这是小说与历史的一次重要互动，这一天文学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细枝末节，但在小说中引起了当地农民观星的兴趣，他们纷纷来到古塔，男女主的恋情也险些被发现；简言之，天文学不仅是故事的历史背景，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除了观星，哈代还借斯威森之口对宇宙进行了描绘。哈代虽然是一名没有接受过高等科学教育的文人，但他的描绘除了充满诗意之外，还兼具科学性。有一次斯威森带薇薇特用高倍望远镜观星，他说：“无边无际也没有形状的宇宙里，还有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文现象，也就是质量衰变。人们总是惊奇星星、星球还有星空里其他事物的永恒存在；其实它们也不是永生不眠的，而像蜡烛一样，总会有燃尽的那一天。你看见大熊座里那颗垂死的星星了吗？两百年前，它和其他星星一样明亮。对那些研究过这颗星星的人们来说，曾经献给它的感情可能会随着它的衰变而减弱；但在它最耀眼的时候，这些人却能对它抱有悲悯之心。想象一下，假如宇宙中的星星都熄灭了生命之火，你会感到自己在彻底的黑暗中前行，偶尔撞上那些隐没在黑暗中，眼睛无法看见的灰烬……倘若你振奋乐观，并希望一直这样乐观下去，那就要远离天文学。在所有的科学之中，只有它充当着骇人的角色，这是它应受的。”[7]35

薇薇特对天文学几乎没有了解，因此斯威森在介绍星空时用词较为浅显，用了许多比喻和拟人修辞，这恰似哈代在向他的读者作科普介绍一样。在哈代的笔下，宇宙是浪漫的，也是恐怖的、令人敬畏的，令人类深深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哈代所展现的不仅是斯威森的宇宙观和对宇宙的热忱，同样也是哈代自己的；他只有对星空充满好奇与热爱，才会写出如此富有张力、引人入胜的星象描写。此外，哈代不是科普作家，他的描写文学化；但他对星空的描述，以及对质量衰变、恒星、行星的科普是准确的。由此可以看出哈代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哈代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为了创作需要，会去查阅大量背景资料，例如在发表《塔上恋人》的两年前，他写了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司号长》(TheTrumpet-Major)，为了写这部小说他用了近两年时间先后在大英博物馆、多塞特等多个地方搜集材料[9]；这一习惯在这部小说中也有着深深的烙印。

斯威森虽然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但他在撰写、发表论文的经历上，已经有了现代科研人的雏形。斯威森的科研发展经历是小说的一条线索，哈代在描写其观星、计算之后，也安排了男主灵光一现决定写论文投稿，向世人宣布自己发现了变星具有某一特性的情节[7]70。哈代没有直接描写男主写论文的过程，而是转而叙述女主的生活。他写道，“她兴奋又焦躁地等待着从远方传来的胜利号角，以此昭示他的发现受到了其他人的欢呼致敬。”[7]72薇薇特有好些时日没有遇见斯威森了，结合后文直接写他发现投稿失败的经历，这段时间他显然闭门不出，全神贯注完成他的论文。通过薇薇特等待男主出现这一细节，哈代再次暗示了男主对科研的认真态度。其后，哈代在描写男主发现自己投稿失败，科研成果与别人巧合相撞时，则带入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斯威森的深深同情：

离土路稍远的地方有一丛潮湿的帚石南，斯威森蓦地倒在那上面，一动也不动，再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他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意志消沉，身心俱疲，最后就这样睡了过去。三月的雨冰冷地砸在他身上，石南花上成串的水珠浸湿了他的后背和两侧，他的头发也都成了一绺一绺的丑模样。[7]74-75

他没有直指斯威森内心的悲伤，而是借用环境描写来衬托其悲痛，写斯威森昏倒在石南花丛上淋雨，从而表达自己对其的关爱。

这一情节除了能体现哈代的主观情感，还能反映当时的科学发展如火如荼，哈代也十分关注科学的发展动态，对天文学相关的轶事所知甚多。英国的近代科学起源较早，早在17世纪就有皇家学会创办了科学期刊《哲学汇刊》，这也被公认为第一本真正交流学术的科技期刊[10]。小说的投稿情节，恰恰能反映出这一历史细节，表明英国当时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学者或自发或在机构进行研究，其后向科学期刊投稿，以期发表科研成果。另外小说中写道，斯威森和另一名国外学者同时独立地计算出某个星体，这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细节的映照。1845年前后，英国学者亚当斯和法国学者勒维耶先后独立地计算出海王星，但由于亚当斯的计算结果受到了时任格林尼治天文台长艾里和剑桥天文台长查理士的忽视，勒维耶反而先一步通过其他学者帮他观星验证了发现；消息传开之后，在英法学界引起广泛争论[11]60。哈代化用了这个典故，将其与斯威森的科研经历结合起来。小说中还提到了“皇家天文学家”一词，这是英国一个由国王任命的高级职务，一般会出任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台长；哈代借薇薇特之口巧用这一名词，用以表达她对斯威森的爱慕与信任。

这一次失败的科研经历给斯威森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卧病在床数日，也让薇薇特发现了自己对他的感情之深，进一步推动了情节发展。随后，斯威森进行天文研究这条线索由明转暗，哈代着重写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直到斯威森出海，天文再度成为一条明线。斯威森在出海之后，先追随观测金星凌日队去了南太平洋，在开普敦登陆，又去了墨尔本；回到开普敦后前往美国，在波士顿登岸，和当地的学者交流，并且正式加入了观测金星凌日的队伍，随其航行太平洋，最后在开普敦长住[7]293-299。这一堪称环球航行的经历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空间背景，主要能反映出两点。其一，哈代的写作视野极为开阔，他虽然从未出过国，但对非洲、美洲的情况如数家珍。以开普敦为例，当时开普敦是欧洲人在非洲占据的一块非常重要的殖民地，1860和70年代南非发现钻石和黄金之后，大批欧洲人蜂拥而入[12]。哈代以开普敦作为斯威森在南太平洋航行中的一个长期落脚点，这一选择合乎当时的非洲局势和男主人公的身份；斯威森虽然不是主动的殖民者，但他英国白人的身份使他在这里天然拥有自由权利，能够顺利开展测绘工作。其二，哈代对天文学的世界发展动态比较了解。他提到了1882年的金星凌日现象，将其作为斯威森出海的主线，贯穿了斯威森的整个航行。他也涉及了美国的天文学。1845年后，欧洲人发现海王星的消息传到了美国，美国学界也开始关注海王星的计算，认为这事关国家尊严，希望能在这一最前沿的科学问题上挑战英国的科学地位[11]61-63，最终他们成功了。哈代在小说中安排了斯威森到波士顿交流学术的情节，把美国的天文学研究放在了与欧洲对等的地位上，体现出他对欧美学界动态的关心和熟悉程度。

哈代没有再详写斯威森回国之后会经历怎样的科研人生，只在男主将回程时，透露斯威森回英国后要“整理素材……写出论文发表”[7]303。斯威森回到乡间重逢薇薇特，故事也就此戛然而止。哈代虽然着重展现了斯威森“萌芽—成长”的科研经历，没有详写成熟阶段，但从斯威森在乡间利用简陋仪器观星，到他进行环球科研航行，哈代都表达出了他对当时科学发展的关注，对科研学者的关心，以及对天文学这一前沿题材的尝试。

三、天文学者的科学——人性观

在小说中，哈代除了展现自己对天文学题材的尝试，还力图表达自己的“科学—人性”观念，探讨二者孰轻孰重。首先要明确本文所指的“人性”的具体含义，人性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13]，具体到小说中就是人的情感，以及男女主人公追求情感、相爱的本能和欲望。上文提到，哈代十分肯定斯威森对天文学的热忱，赞美他的科学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成人们极端地追求科学。相反，他认为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必须注重人的情感。在小说中，哈代主要通过斯威森和乔斯林博士这两名天文学者的言行表达了自己的人性观。

首先，斯威森是一名兼具科学追求和情感关怀的学者，他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忘记薇薇特带给他的浓烈情感体验。小说伊始，斯威森不知爱情为何物。他沉浸测绘工作，专注写论文，小说经常有片段暗示他没有发现薇薇特对他的感情，只把薇薇特当作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天文爱好者。故事之初的这一段对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于我而言，我深爱的天文学就足以成为我的妻子。或许再加上一点温暖诚挚的友谊吧，和某个有着相同追求的人。”

“那谁又是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呢？”

“我希望你就能成为这个人选。”

“唉，想公开做朋友的话，你得是女人才行，或者我是个男人。”她带着毫不掩饰的忧愁说道。

“亲爱的夫人，为什么我得是个女人，或者你得是个男人？”[7]67

这与小说中漠视人性的乔斯林不同，斯威森成长环境闭塞，身边也没有适龄的伙伴，常常一个人钻研天文，此刻他对男女之事没有概念。

一旦发现了这段感情，斯威森就决定要为之负责。小说最尖锐的冲突是斯威森收到了叔父乔斯林博士的来信和遗嘱，要求他断绝与薇薇特的来往，只有这样他才能受到叔父的资助去学习[7]135-136。当时斯威森依旧生活窘迫；薇薇特也经历了破产，无力继续资助他的研究。面对这样二选一的情况，斯威森选择无视叔父的苛责[7]139，继续和薇薇特生活。他在进行环球航行时也依然没有忘记薇薇特。游历之初，他计划回乡后“重新赢得她的心”[7]294。数年后他停留在开普敦，工作之余会“格外想念薇薇特”[7]301。哈代也暗示，斯威森在感情上很专一，离开薇薇特之后，“女人对他来说是外星来客”[7]302，他毫无兴趣。虽然这种怀念倾注了他对自己年少时光的回忆，并不完全是他和薇薇特之间的爱情令他挂念，但也依然能说明斯威森保有了追求情感的天性。

上面提到，在身世和年岁经历上，斯威森身上有着哈代的影子，他以哈代的少年时期为原型，又融合了哈代对自己未来道路的想象。因而可以说，斯威森的言行能够反映哈代的思想，即追求科学时要保有人性。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斯威森的叔父乔斯林博士，哈代对极端追求科学、摒弃情感的批判也体现在这一人物身上。在小说中，乔斯林的出场比较突兀，哈代没有介绍他的来龙去脉，只让他以一封信的形式出现在故事里。有一天薇薇特翻到了斯威森藏起来的一封信，里面是他的叔父乔斯林的来信，他写道：“……相信我，如果你的科研比什么都值得，那就一定坚持下去，但别靠女人赞助。如果你打算做出任何有价值的成就，那就避开女人，避开一切和性有关的东西，要做到禁欲多年。而且，我尤其要告诫你避开那个和你相熟的夫人。……但是，除了她身为你的同伴(也许仅是单纯的同伴，也许是为了性)这点本身就是污点外，她还身披两个严重的缺陷：其一就是和你相比，她实在是太老了。第二，她太没利用价值，即使是从已故丈夫那里继承而来的头衔，也不过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此外，坦白讲我并不看好她，我不看好任何一个宠溺小白脸的女人……”[7]137乔斯林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斯威森现在年轻，要专心科研，女人会打扰他；第二，薇薇特不适合斯威森，她会打扰他不仅因为她是女人，还因为她年长、破产，不符合乔斯林眼中的好女人形象。

通过这封措辞刻薄、严厉的来信，哈代生动地写出了乔斯林极端追求科学、蔑视女性的形象。这其实也是哈代对社会思潮的两种映射，他把小说之外的争论巧妙地通过一封信件呈现在故事之中，引申为小说中的冲突。这种争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科学主义和古典主义两种教育观念的讨论。当时英国近代科学发展迅猛，人们开始强调科学教育，希望能冲破古典教育的束缚，培养科技人才而非绅士[14]32-37；最后，科学主义在英国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14]38。在小说中，薇薇特是斯威森身上人性一面的集中体现，是他信心的来源和情感的疏导；进一步地，可以将她视为古典教育的象征，影响着斯威森的品格和心性。乔斯林要求斯威森专心科研，远离女人，其实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一个象征。哈代有意夸大了科学主义对乔斯林的影响，让读者看到一旦极端追求科学，就会造成束缚人性的后果。其二是当时人们对男女关系的讨论。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兴起了对“房中天使”和“新女性”的讨论。“房中天使”这一比喻起源于《圣经》，描绘了女性的温顺形象，指其应当顺从男性；“新女性”一词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15]137，指追求个人思想和社会地位，对帝国扩张做出贡献的女性群体[15]139-140。帝国的扩张要求女性走出闺房，做参与帝国事业的新女性；但主流社会同时又要求她们能回归家庭，做满足男性家庭需求的贤内助[15]148。乔斯林的信件集中体现了这一争论，他对女性的审美不仅停留于“房中天使”的层面，要求斯威森的爱人要年轻富有，还认为她们会影响男性的科学事业。

哈代在叙述乔斯林的来信内容之后，虽然没有直接在小说中表达作家本人的观点，但他无疑对乔斯林的观点持批判态度。

首先，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十分反感乔斯林的来信，并且做出了反抗。斯威森收到信后，选择无视叔父的信，他没有听从乔斯林的话断然抛弃薇薇特。即使他最后阴差阳错接受了遗嘱，二十五岁之前没有结婚，但他在海外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爱人，这其实还是违背了乔斯林要求他忘记感情的命令。而面对这样的严苛措辞，薇薇特感到非常愤怒[7]252。

其次，哈代在对斯威森和薇薇特关系的处理上，体现了他有别于乔斯林的人性观，他认为人性不会影响科学追求，追求科学时应当保有人性的思想。在他的笔下，薇薇特不会影响斯威森的科研，她在富有时，能为他提供资助；在贫穷时，也能成为斯威森的信心来源。薇薇特是斯威森的精神力量来源，例如，当他投稿失败，大病一场时，正是薇薇特让他免于颓靡，她说，“世上每有一个发现，背后都有十个在等着呀。你这样自杀，让人觉得世上好像从来没有人关心你一样！”[7]76

最后，哈代对男女关系的考量表达了哈代有别于乔斯林的两性观，他认为女性不应为男性一味牺牲，回归“天使”形象。在小说中，薇薇特见到来信后虽然十分愤怒，最终却选择牺牲自己，主动让斯威森离开自己，给他海外学习的机会[7]260。哈代无疑反对女主人公的抉择。他随后便安排了一系列巧合，让她后悔自己的这一决定，例如薇薇特在分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7]296；薇薇特的信因为斯威森行程有变，迟迟送不到他手里[7]293。此外，哈代还安排了两人在故乡重逢之后，薇薇特大喜而猝死的结局[7]313。哈代在暗示读者，薇薇特内心对于自己“新女性”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这一切悲剧的根源之一，这导致她最后屈从传统，为斯威森牺牲了自己的感情渴望，以成全他的事业。小说中数次提到了薇薇特的这种摇摆，为她的悲剧埋下伏笔，例如她一听到村民的闲聊，就容易却步，说“我改主意了”[7]60；她在读信之后，愤怒是她在本能之下的条件反射，随后的自我谴责却是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薇薇特在遵照乔斯林的遗嘱行事之后，并没有收获她所期待的好结局，在斯威森返乡之后两人圆满地生活在一起，可见哈代是不赞成这种牺牲的；否则他就会安排圆满结局，暗示这一做法值得提倡。

简而言之，哈代肯定斯威森的人性观，同时从科学观、两性观两个方面批判了乔斯林的人性观，综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人们在发展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必须注重人的情感体验，关怀人的内心世界。

四、结语

在《塔上恋人》这部小说中，哈代通过勾勒斯威森这一名年轻天文学者的生平经历，展现了自己对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关心，以及对科研学者的尊敬；同时，通过探讨斯威森、乔斯林两名天文学者一少一老、一进步一保守的人性观，哈代表达了自己对科学与人性这对关系的见解，主张人们在发展科学之时也应注重人性，不应极端追求科学进步。

哈代在小说创作中融入天文学元素，结合了许多科技时事和历史细节，这是他创作生涯中可贵的探索。假如评论界只给哈代贴上“威塞克斯”的标签，便容易忽略他超越乡土的探索；相反，应当关注到他对新题材的尝试，以及对当时社会自然科学发展的关注。哈代不是闭塞在威塞克斯乡间的哈代，而是站在维多利亚时代前沿的哈代，他除了脚踏威塞克斯的土地，还会仰望星空、拥抱星空。

[注释]

①目前TwoonaTower一书在国内还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本文所涉及的原文引文由笔者翻译完成；小说译名则采取何宁教授的译法，译为《塔上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