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的想象力：《英国犯罪学》2022 年第1 期研究述评

杨海燕，史 臣，洪清扬，徐建华

（澳门大学，519000）

在社会科学界，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实证研究的两大基石。量化研究通常侧重探讨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而质性研究则致力于揭示社会现象的运行机制；量化研究擅长验证某一理论和假设是否成立，而质性研究擅长拓展某一学科的想象力。两种研究方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英国犯罪学》是一本以发表质性研究文章为主的期刊，在2022年第1期所发表的14篇文章中，有9篇运用质性方法，3篇运用量化方法，1篇运用混合研究方法，以及1篇纯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分别从“犯罪与社会控制新解”“犯罪与不平等”“警务前沿”“惩罚的边界”四个主题拓宽犯罪学的想象力。

一、犯罪与社会控制新解

人们为什么会犯罪？传统的犯罪学致力从宏观社会结构、中观社会组织或者微观个人这三大视角对此做出解释。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跳出传统解释的框架，要么从环境犯罪学视角来研究犯罪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要么从情境犯罪学的视角来分析犯罪发生时的周边环境，如旁观者如何影响犯罪的发生。

Kim等学者以一篇题为《奥兰多的季节与邻里犯罪》的文章延续了环境犯罪学的传统，探讨了犯罪发生的时空规律。文章指出，过往研究在探讨邻里特征和犯罪的关系时，往往关注的是空间维度，忽略时间维度。然而，根据日常活动理论，不同的土地使用类型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人流量，这很可能会带来犯罪数量的差异。基于上述推论，文章提出研究假设：土地使用对于邻里犯罪的影响会在不同季节呈现出差异。借助官方和其他公开的犯罪数据和土地使用数据，文章考察了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街区，季节对严重伤害、抢劫、盗窃、入室盗窃和邻里犯罪的影响。研究发现，严重伤害、盗窃和盗窃摩托车犯罪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倒U型”，在夏季达到峰值；而抢劫和入室盗窃则不受季节影响。在进一步考察土地使用类型和季节的交互作用后，文章发现学校、服务业和工业用地对邻里犯罪有着非线性的季节性影响，而商店、办公室和酒店对邻里犯罪虽然也产生着影响，但其程度则较轻微。无论土地用于何种用途，邻里犯罪的数量都在夏季达到最高峰。文章推论，这种“强夏季效应”可能与奥兰多的夏天是旅游旺季有关；但要验证这一假设，还需要对比其他城市的情况，并将人口规模、游客数量、产业类型、气候和温度纳入模型进行综合考量。

近年来，情境犯罪学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随着各种摄像头的广泛使用和手机的普及，犯罪发生的具体情境越来越多地被记录下来，这一趋势为犯罪情境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Weenink等学者这项题为《和平的圆圈：对暴力事件中情境群体队形和第三方集体介入的视频分析》的研究关注的是暴力事件发生时，来自旁观者的干预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以往有研究认为，路人的驻足围观可能导致打斗的升级，即街头暴力的“旁观者效应”。然而，文章通过对网络视频平台上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全球其他11个国家共131段手机拍摄的街头打斗视频的定性和定量混合分析，发现了和常识相悖的结论，即旁观者即使没有直接制止打斗，他们形成的情境群体也有助于遏制暴力的升级。文章首先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旁观者的集体介入可以遏制打斗的升级。之后，通过对视频的定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种遏制作用的内在机理。文章提出了情境性群体（situational group）这一概念，即旁观者形成的圆形队列。这种圆形队列将关注打斗事件的旁观者与外边的路人分开，并传递出旁观者对事件的关注这一重要信息。和直线队列相比，圆形可以让每一个围观者都注意到其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即使在没有人出手制止的情况下，这种集体旁观也有利于遏制暴力行为。这项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拓展了犯罪学研究中数据的边界，将手机拍摄的网络视频作为研究对象，还在理论层面上丰富了我们对产生暴力行为的微观情境的理解。

传统的社会控制聚焦于它如何减少犯罪。Haines等学者的文章《通过社会控制对抗企业权力：社会许可提供了什么？》则创新地开拓了社会控制的视野，将它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文章调查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家资源公司在天然气勘探项目中如何建构社会许可并借助它来推进商业项目。社区对企业或商业活动的接受程度称之为社会许可，它是制约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社会许可的实质是一种公司和社区间互惠的良性关系，它处于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以往的研究认为社会许可的实践在权威来源、内容与价值三个方面均有模糊之处。社会许可缺乏权威机构的授权与认可，没有类似成文法的内容，其价值也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而此文则发现，这三者的模糊导致了社会许可的内容可以被掌握关键权力的人和公司塑造与控制。对于企业来说，拥有社会许可可以保障股东的信心，并且让更多社区成员接纳商业项目。它们通常通过六个步骤建构社会许可：建立社区关系、了解问题、主张中立、创造社区领袖、雇佣积极分子和排斥异己。而增加就业、建立学校等支持方式则会引起社区内部的矛盾，因为在反对公司的人看来这是贿赂，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实际的利好。最后，文章指出这种模糊性的社会许可，一方面可以让天然气公司借此凝聚起社区内的支持力量，并边缘化反对者，培养能左右社会许可的社区代表人；另一方面，这种口头承诺具有“易变性”，即没有权威与成文的内容。当双方的诉求与理解产生差异时，一方很容易违约，从而导致了社会许可很难长久维持。

二、犯罪与不平等

平等和公正是社会科学的中心话题，犯罪学也不例外。本期《英国犯罪学》有三篇文章围绕性别、种族不平等以及司法公正展开。

Wadd等学者这篇题为《澳大利亚音乐节中的狂欢、性暴力与伤害》的文章，关注的是被亚文化掩盖的性犯罪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这项研究遵循了质性研究方法，资料主要来自2017—2018年期间对澳大利亚16名在音乐节期间遭受过性暴力的受害者的访谈以及作者对音乐节的实地观察。该文借鉴现代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关于“狂欢节”的理论，认为狂欢节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时间”，一段通过表演、放纵和越界而庆祝自由的时间。在狂欢节中，被法律、禁令和社会规则限制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秩序被暂时搁置。运用巴赫金的理论视角，文章首先论证了音乐节是当代的“狂欢节”，因为它符合狂欢节的特征。音乐节让人们周期性地从日常生活中逃离出来并投入一场沉浸式的聚会，参与者着奇装异服、饮酒、跳舞、甚至吸食毒品。然而，文章指出音乐节存在着被过度性别化的问题，它成为了集中展现男性气质的场所，而女性则被客体化、成为被规训的对象。文章通过访谈内容呈现出音乐节并非只是主流叙事中的轻松自由的娱乐空间，还是建立在牺牲女性体验基础之上的男性霸权空间。音乐节不仅导致一些女性无法享受活动本身，还可能会受到性骚扰和性暴力。然而，在主流社会，“狂欢”之下暗含的性暴力并没有被问题化，反而变成了对女性身体的规训，要求她们在自身安全防范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文章最后指出，日趋市场化的狂欢节及其衍生的性暴力风险，使得性别不平等被正常化。在性别规范和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支配下，尊重和同意的问题被搁置，女性的选择受到限制，而不得不服从于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

Donnelly的文章《社区、罪案、种族与判决：探究监禁判决中的种族与社会差异》则为惩罚中的种族不平等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文章揭示出：在传统的影响因素外，被告犯案社区的特征也会加剧判决时其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基于对特拉华州76 968个司法案件的定量分析，文章发现社区环境的影响力（社区人口构成、经济状况以及案发社区是否为被告居住地），会对被告的判决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引入种族与社区环境间的跨层次互动分析进一步发现，同一社区环境对不同种族影响不同。首先，当黑人被告所在的社区内黑人人口每增加1%，其入狱的可能性就增加11%，同时会面临更长的刑期。然而，西班牙裔的入狱可能性却不受社区内其族裔人口增长的影响。其次，对于白人被告来说，社区的贫穷会降低其入狱概率，缩短刑期，而贫穷会使得黑人更易身陷囹圄。有意思的是，单一种族为主的社区也具有排他性：在黑人占主体的社区，白人被告入狱的几率会更大，而黑人被告则容易获得宽大处理。文章最后指出：判决结果的不平等提醒司法系统要不断反思传统司法审判中的傲慢与偏见。

英国司法系统中实行总体性原则，即完成对所有单一罪行的并行量刑后，再综合考量罪行的严重性、加刑与减刑以及自愿认罪情节的基础上，对罪犯进行最终判决。这项原则于1979年被首次提出，旨在综合考量多项罪行，使量刑公正而适度。Dhami的文章《判决数罪与单一罪案：多罪获轻罚？》第一次采用实证研究检验总体性原则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的实践。这篇文章量化分析了2015年当地的审判数据，重点关注数罪案与单一罪案的判决结果与影响因素。文章发现，在绝大多数犯罪类型中，比起单一罪犯，数罪犯被判监禁与更长刑期的机会并不会显著增加，甚至更易逃脱法网。这可能是在并行审判与总体量刑时，多次采用了个人减罚之后的结果。因为法官对减罚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调低连续刑期，所以最终导致多罪轻罚。文章指出，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动摇公众对当地司法系统的信心，也对总体性原则在当今实践中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

三、警务前沿

警察是刑事司法机关的主体，他们对犯罪的认知和工作都影响着司法进程。对警察的研究，学术界不仅可以针对那些有血有肉的警察个体，也可以针对科层化的警察组织和警察制度。

Wilson-Kovacs等学者在《肮脏的工作？数字取证与网络不雅内容治理》一文中将关注点集中到作为个体的警务人员上，探究了警队中数字鉴定员在处理涉及儿童不雅图片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他们的身份认同。对于鉴定不雅图片的工作，当前国际警学研究常常运用“肮脏的工作”（dirty work）这一理论视角，因为这些工作不太受尊敬，并且被认为远离了警察的核心使命。文章通过对2017—2020年期间在英格兰警察部门进行的270个小时的田野观察和与从业人员进行的67次半结构化访谈，从“可见性、分类和关怀”这三个主题对鉴定儿童不雅图片这项充斥着张力的工作进行探讨。文章认为，虽然被鉴定的图片是“肮脏的”，但鉴定员们并没有受到污染。在工作中，数字鉴定员们展现出强大的责任感和集体价值观，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用专业技术为儿童性虐待犯罪的受害者伸张正义，还会在法庭上向司法工作人员解释晦涩的专业概念，这都体现了这项工作的专业性。文章指出，这项工作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在警察内部，数字取证鉴定员这一职业被边缘化，他们和其他文职警察处于类似的次等地位。即使他们所做的鉴定工作对破案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也很少受到正式的表扬。在社会层面，公众对这一职业的认知也非常匮乏。然而，文章指出这种隐蔽性恰恰对数字取证鉴定员是一种保护，避免了他们的工作被污名化。这一悖论也彰显了数字取证鉴定员不同于其他“肮脏的工作”的独特性。

Vestby的文章《欺诈、威胁和反身性：有组织犯罪和经济犯罪治理中的组织叙事》从叙事犯罪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和对43名挪威警察前线工作人员的访谈，考察了警察和合作机构中的参与者如何理解“与工作有关的犯罪”。文章发现，对“与工作有关的犯罪”存在着三种叙事。第一，关于“改变”的叙事。这种叙事强调有组织犯罪和经济犯罪是全球犯罪环境不断变化的产物，是跨国组织和移民问题带来的威胁。第二，关于“稳定”的叙事。这一叙事强调这类犯罪是劳动力市场上始终存在的欺诈行为，而前线工作人员则致力于区分那些为了提高竞争力而不得不违反规则的行为和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利润的行为。第三，关于“反身性”的叙事。和前两种叙事不同，反身性的叙事不关注有组织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成因，它更关注警方是否了解和熟悉这种犯罪。例如，渔业经营中的剥削、环境犯罪与建筑业中的偷工减料不相上下，但是却因为发生在海上而很少进入警察的视线。这项研究通过引入叙事的视角，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一线工作人员如何定义和理解有组织犯罪和经济犯罪。

Duncan与Walby的文章《加拿大警察工会的政治传播》将研究的视角从警务人员转移到警察组织。这篇文章对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间多伦多与温尼伯的警察工会在传统与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文本进行分析，发现警察工会借助当地媒体生态扮演了十分特殊的政治角色。工会借助多重媒体去建构与管理自己的身份与意识形态，建构出“警察局是一个必要且对社会有用的机构”的叙事，从而维持较高的公众信任与合法性。他们利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①“互文性”一般指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通常也称为“文本间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利斯蒂娃（Julia Christeva）提出。与多种宣传模式来增加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与警察相关的“声明、表扬与社论”主要出现在纸媒上；警察长官则定期做客电视与广播节目，成为媒体解读地方政治的重要消息来源；线上宣传则更为直接，他们在警局的官网与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向当局与公众表明诉求。通过访谈，这篇文章发现警察工会使用媒体既是为了打动政府官员，也是为了让公众支持警察的诉求。两座城市都通过公告向市长施压，要求扩大招聘预算，增加警力与养老金。多伦多警察工会在公路广告牌上将市长大笑的照片与血淋淋的“911”图案摆在一起，告诉民众“一线警察的减少正在危及城市安全，始作俑者就是市长！”，由此将警务工作与公众利益联系起来。此外，文章还提出了两个有趣的概念：细蓝线（thin blue line）与沉默蓝墙（the blue wall of silence）。警局将自己形容为“秩序与混乱间的细蓝线”，不断强调警局与公众福祉的重合、失去警局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个人警察的牺牲、理智与专业，将警察塑造成冒着生命危险为社区奋斗却面临重重困难的英雄。而在警媒关系中，工会采用了名为“沉默蓝墙”的策略：对媒体的批评公开反击或保持沉默。不管怎样，工会始终为被指控的警察辩护，从而淡化警察与社区间的利益冲突。警察工会的策略背后是政治媒介化程度的加深，这是警务宣传所面临的新挑战。大众媒体对政治的全方位渗透使得警察局抛弃传统的宣传模式，抢占舆论场，积极适应新的媒体形势。

四、惩罚的边界

惩罚是犯罪学的重要分支领域。本期《英国犯罪学》有三篇文章涉及缓刑、假释和终生监禁三种惩罚制度的运作，另外有两篇文章则涉及受惩罚的人在监狱中以及被释放后的生活经历。

Dagan的文章《克服刑罚的边界：通过假释决策来探索服刑时间的演进》，通过对20位以色列假释委员会成员的访谈，研究了他们在自由裁量假释决策过程中的考量因素，进而对假释的本质和服刑时间提出新的解释。这项研究发现，假释决策的制定不仅评估服刑人员的社会危害性，还与正义和道德评判相关。假释委员会成员在做假释决策时会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他们会考虑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状态。一些受访者（7人）明确表示，在做假释决策时会考虑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痛苦程度。如果服刑人员在监狱中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说明他们受到了威慑，其未来继续犯罪的可能性会降低。第二，他们会考虑服刑人员的性格变化。绝大多数受访者（18人）表示在假释评估期间会考虑这一因素。服刑人员的性格变化体现了其道德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囚犯的自我忏悔和补偿受害人的承诺中体现出来。第三，假释决策也会考量服刑人员所犯罪行的恶劣性，因为罪行的恶劣性代表了该服刑人员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第四，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某种罪行的道德态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假释决策。因此，文章指出假释决策是一种更具同理心而较少法律惩罚意涵的司法行为。假释时间是一种同时考虑过去（犯罪）、现在（监狱改造）、未来（风险）三个时间维度之后决策产生的刑期，这与量刑时只考虑服刑人员过去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而做出的监禁时间不同。最后，文章认为这种解释挑战了假释的工具性角色和静态服刑时间的观念。

Tidmarsh的文章《专业化的合法性、身份及实践：缓刑的专业主义社会学》对英国一家名为“伊丽莎白”（化名）的市场化社区康复公司的日常工作进行研究，分析缓刑工作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公司以及工作人员如何建立其工作合法性的问题。专业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反身性政府”不断推进和改善自身工作的意识形态话语，助推了不少领域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司法系统中的缓刑工作也在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开启了市场化转型，然而英国的缓刑工作市场化改革一直备受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市场化缓刑公司和相关工作人员利用不同的专业主义实践重建他们工作合法性的行为。公司层面，它们承接的是具有较低社会伤害性的服刑人员的缓刑工作，这些工作与其他的缓刑工作相比重要性较低而不被认可。此外，它们的工作也会被质疑为是一种利益驱动行为。为了建立合法性，市场化的社区康复公司采取建立新的公司品牌以及更换工作人员的岗位名称（缓刑监督官变成高级案件经理）等方式，试图建立一套与公立的国家缓刑服务机构不同的缓刑工作文化。然而，缓刑工作人员并不认同公司的操作。在与合作机构互动时，他们规避了市场化的社区康复公司的组织标签，将自己认同为专业的缓刑监督官这一职业身份。另外，面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风险管理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问责模式时，公司与工作人员又表现出了不一致的专业主义模式：社区康复公司为了完成司法部对效率与有效性的考核要求，形成一套以数字化和量化信息为主的行政工作模式，然而，这样的专业主义要求与工作人员自我认同的以人为导向的专业主义精神相悖，很多工作人员选择以人为先的工作实践。文章指出，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意识形态缺乏明确实质性内容，主要是一种个体自我导向的工作实践。对于从事缓刑工作的人而言，专业主义意味着做正确的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进而引导其行为的变化；（2）如果缓刑对象再次犯错，严格执行法律要求；（3）在任何时间和场所，秉持职业身份，不随意说话和行动。正是这样，他们的工作实践对专业主义话语进行了重塑。在这个意义上，文章认为缓刑工作人员的专业主义实践体现了对专业主义的福柯式解读：既是一种自我技术，为个体提供意义来源，也是一种治理主体可以远距离实现规训他人的机制。

监禁作为一种惩罚和修复那些触犯社会法律规范的越轨之人的手段，其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服刑人员的改造过程？Seeds在《希望与终生监禁》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从理论上指出了不同的希望类型与服刑人员的自我转变过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希望对那些长期监禁和终生监禁的人的影响。文章首先指出了犯罪学和法学对希望的理解：为了给那些被判长期和终身监禁的人重回社会的希望，美国的司法体系从制度设计上给予青少年服刑人员可再次回归社会的机会，而欧洲的人权法院将这样的制度设计扩展到所有的服刑人员身上。而犯罪学对终身监禁人员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被终身监禁的人通过自我反思以及不断的合作实现了身份的转变，甚至成为其他服刑人员的榜样——他们专注于工作和实践好人好事。也有研究发现，希望对于服刑人员的心理生存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自我反思的过程，他们依然会将希望寄托在法律诉讼和逃避现实等状态中。在文章的后面部分，作者将以上的希望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性希望，可以被理解为希望的权利。这样的希望主要通过制度手段得到分配和培养，比如通过与医疗、社工和法律等机构的合作来培养希望。另一类是一种深层次的希望，或者说是一种转型的希望。这是服刑人员在制度性渠道之外自我催生出的一种希望，是一种接受现实后的积极主动行为，服刑人员以此重建自己的生活和重塑自我身份。最后，文章在犯罪学领域识别出一些经验研究来佐证了自己对希望的分类。总体上，文章认为制度性的希望和逃避性的希望难以促成个体真正的转变。

当服刑的生活状态发生较大变化，服刑人员能否在困境中找到希望？Maycock在《Covid-19导致监狱生活的巨大变化：分析新冠肺炎大流行对苏格兰监狱囚犯的痛苦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新冠疫情对服刑人员生活的影响。通过分析与13位服刑人员的通信，文章将这些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锁，彻底改变了服刑人员的生活。监狱里的公共场所和公共生活几乎关闭和暂停，他们一天中有23小时是被关押的状态。即使每天有半小时的锻炼时间，也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另外，被家人探访的机会严重减少。这强化了他们在监狱生活中的孤立感。二是信息不畅带来的焦虑。服刑人员之间缺乏沟通，而监狱工作人员也没有及时、充分地给他们传达关于新冠疫情、封锁和监狱规则变化等方面的信息。电视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可电视里的信息缺乏地方性的消息，也没有最新的动态报道。在信息被封闭的孤岛里，服刑人员因无法确定疫情的进展而焦虑不安。三是解封前后变化带来的影响。一些服刑人员反映即使解除了封锁，监狱的生活只是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离封锁前的状态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状态给他们造成一种事情毫无进展的感知。另外，他们认为监狱里的信息不畅是工作人员借助新冠疫情实行“软权力”的结果。最后，文章指出疫情期间实行的线上探访，即服刑人员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与家人互动，这一举措获得服刑人员较好的评价。

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其生活和工作会面临什么困难？他们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的？Grace在《“了解我，而不是囚犯”：女性对犯罪记录污名化的管理》这篇文章中，研究了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如何管理自己的犯罪记录这一问题。文章认为有过犯罪记录的女性在就业、社会经济地位和心理几个方面都没男性的情况乐观，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而目前对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如何处理犯罪记录给就业带来困难的研究中，并没有关注到女性群体的经历与策略。文章对21位有过犯罪记录的加拿大女性的研究发现，说出真相、撒谎和回避问题成为三种基本的应对模式，而这三种模式又可细分为五种策略。第一种策略是雇主不问就不主动说。但是，这种策略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发现她们就会被解雇。第二种策略是如实作答，在应聘的简历上选择有过犯罪记录的选项，结果是她们不会收到面试通知。第三种策略是“打诚实牌”，重点在于在诚实的表明自己有犯罪记录的同时，展现自己更多的面向。有的人选择让雇主尽量多了解自己的为人，而不仅仅将自己作为罪恶的囚犯，有的人选择将雇主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对未来的规划以及自己的创造力等方面。第四种策略是撒谎，坚决不说。只要不说，雇主就不会去核查犯罪记录，她们就不会失业。最后一种方式是将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做出本质性的区分，表明自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过去的她们与现在完全不同。文末，文章指出了自己的研究没有涉及到结构性因素和种族因素对这些女性就业的影响这一局限性。

本期的《英国犯罪学》14篇文章在选题上十分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犯罪学的想象力。这些选题涉及到对传统研究对象的新解，如犯罪的时空分布、影响假释的决策因素、警察对媒体的使用；对新研究对象的探索，如警察鉴别不雅图片的经历、市场力量对社区康复的介入、旁观者如何影响暴力的发生、新冠疫情下被监禁者的生活；对弱者的关注，如狂欢节中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女性刑满释放人员如何面对污名化、监禁判决中的种族差异；对价值的追求，如数罪判决的公正性、与工作有关的犯罪的认定、社会许可对企业控制、终生监禁与希望。研究所涉及的方法也比较多元，虽然《英国犯罪学》以质性研究见长（9篇），但也有3篇量化方法的文章，1篇使用质性和量化混合方法的文章，以及1篇纯理论的文章。

研究所涉及的国家虽以西方为主，但也几乎覆盖全球各大洲。经验材料的收集除一篇理论文章外，有4篇来自英国，2篇来自美国，2篇来自澳大利亚，2篇来自加拿大，1篇来自挪威，1篇来自以色列，而利用手机视频资料研究旁观者对暴力发生效果的影响一文，其材料收集涉及全球14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法国、德国、日本、印度、荷兰、菲律宾和西班牙。研究范围的全球化，正体现出该期刊的国际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