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与政策制定
——以陕甘宁边区为主的考察

王 飞

（陕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下文简称“中共”）开展的社会调查是党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考量，围绕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和谐、妇女解放及煤炭开采等方面开展的系列社会调查，呈现出调查范围广、参与主体多样，调查内容丰富，调查成果丰硕等诸多特点，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比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调查，中共逐步认清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推动了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学术界对延安时期边区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较少，现有研究成果多从宏观视角，探讨其成就、经验及启示①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如汪小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成就及经验》，《学术探索》2013 年第9 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调查:史实与启示》，《学海》2020 年第5 期。王飞：《70 年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4 期，等等。，很少有从社会调查与政策制定的视角开展研究②立足于社会调查与政策制定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成果，目前能检索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如王运春、王飞：《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蒙回民族社会调查述论》，《苏区研究》2020 年第3 期；王飞：《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煤炭资源调查述论》，《党的文献》2021 年第5 期，等。。鉴于此，笔者检索相关史料及档案，对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研究，期望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延安时期中共社会调查的缘起

延安时期中共实施开展的社会调查是党主动应对国内危局，具有政权建设意义的科学决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环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社会问题的责任感和价值理念”［1］78，凝聚了中共解决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政治智慧，成为党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政策的可靠依据。

延安时期的社会调查是中共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共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如1924 年恽代英通过对黄陂农民阶层的生活、生产状况调查，形成了著名的《湖北黄陂农民生活》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将社会调查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通过社会调查，准确把握了中国农村的脉络，找到了中国农村革命的规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为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时期的社会调查是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开展起来的。1940 年3 月，王明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在延安再次印刷出版，并四处演讲、宣讲他的观点和思想。该小册子是王明教条主义思想的集中展现。这件事使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为此，他着手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书中集中收集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所作的农村调查文章，并为此写了序言和跋；同年5 月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向全党提出系统、周密地开展社会调查，“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2］802。在此号召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中央及边区政府等机关团体，深入实地，开展社会调查，弄清了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党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参考，同时也在社会调查的实践中有力地反击了教条主义思想。

延安时期的社会调查是战争和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于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农村，自然离不开对当地社会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阶级关系、敌友我各方力量等情况的了解。因此可以说，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也是党的各级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和研究的过程。1941 年初，中共已经发展到80 万党员，其中大多数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洗礼，对于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没有切实的感受，对教条主义的本质自然也谈不上有深刻认识”［3］。党中央认为，很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延安时期全党范围内的社会调查正是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开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的社会调查与其他根据地社会调查相比，具有组织规范、参与主体多样、调查区域广泛、调查成效显著等诸多特点，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成为中共社会调查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二、延安时期中共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础

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进而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历来重视社会调查，他们通过社会调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到发展，再到灭亡，然后社会主义建立的客观发展规律。“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4］两位革命导师将社会调查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域内，升华了社会调查的理论高度。马克思曾言，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应该“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5］。恩格斯则强调:“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6］列宁也指出“观察的客观性”［7］。

正确结论来源于科学的社会调查，而科学的社会调查必须得益于正确的理论指导。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自己社会调查活动，非常注重对敌我友及周边环境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2］800-802。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确保社会调查结果的科学性，使中国革命朝向正确方向发展。恰如毛泽东所言:“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8］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写出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反对党八股》《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理论文章，尤其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诠释了实践和认识、理论与实际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调查研究恰好是架起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际的桥梁。这就从哲学的高度赋予调查研究以理论权威，为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社会调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矛盾论》为社会调查实践中处理好矛盾二重性指明了方向，为社会调查提供了哲学方法论。

三、延安时期的社会调查与党的方针政策制定

在中央的号召及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延安的中央机构及各部委、边区政府及其他群众团体，纷纷组成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广大农村广泛开展社会调查。这些调查团体深入农村基层，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有关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及民族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形成系列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成为党制定相关政策的可靠依据。

（一）朱德社会调查与党的经济工作方针确立

1940 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边区财政十分紧张。同年5 月，朱德从华北战场返回延安，目睹了边区经济窘况。根据《朱德年谱》记载，边区的财政经济“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个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9］1000。为此，朱德开展经济发展状况调查，以期找出化解财政经济困境的办法。

1940 年9 月2 日，朱德“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9］988的高桥、裴庄等地方实地调查，他们调查了农具厂、难民纺织厂、生产合作社、造纸厂、通讯材料厂、八路军印刷厂等工厂。朱德每到一个工厂，都要召开调查座谈会，与工人、技术人员交流谈话，询问生产、生活情况。

朱德在高桥镇调查难民纺织厂时，提出要立足于边区存栏丰富的绵羊资源，提出了开展纺毛运动的建议，“织毛呢、毛衣等解决军民穿衣问题”［9］988-989。这一建设性意见被边区政府所采纳，边区政府在制定《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时，对纺织业做出全面安排部署。从此“纺毛、纺织成为根据地各单位、乡村群众日常性、经常性的政治任务”［10］82。因此，边区纺毛运动及纺织业迅猛发展是与朱德的建议密不可分的。

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朱德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发展提出很多真知灼见。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其撰写的《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及《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的文章中。

《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是朱德和董必武等人参观了诸多工厂，经实地调查而写就的，于1940 年10 月13 日在《新中华报》以“代论”形式刊发。这篇文章成为全面吹响陕甘宁边区自力更生开展经济建设的号角。文章指出，陕甘宁边区有“丰富的煤铁盐石油及药材、羊毛等物产，这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改良食盐运输方式，修建大车道、小车路，公私都要参与运盐，沿途设立骡马店，推动食盐运输”［11］。在谈及发展边区经济所要坚持的方针时，朱德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使边区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达到完全自给；积极开发边区资源，尤其要注重发展以纺织业和盐业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奠定未来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基础。”［11］朱德立足于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发展边区财政经济的主张，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有很强的建设意义，并很快体现在党的经济发展方针中。同年11 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制定《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时，完全采纳了朱德的上述主张和建议。同年12 月3 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完全肯定了朱德提出的经济建设主张，对边区“生产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12］。朱德的这些经济建设思想亦成为后来毛泽东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主要思想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朱德经过对南泥湾的实地调查，向党中央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建议。1941 年春，朱德带着军委行政处邓洁和农业技术员实地探查南泥湾［13］，掌握了南泥湾的水文、土质，为开发南泥湾奠定基础。随后，朱德又到南泥湾的“临镇、牛式镇一带”［14］进行调查，选定开荒地点，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15］。在经中央同意后，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首先开进南泥湾东面的临镇，七一九团进驻九龙川，旅部进驻金盆湾，炮兵团进驻南盘龙川，掀起开荒生产的热潮。其间，朱德多次到南泥湾开展调查，同时向开荒的战士们讲述屯田的意义，勉励战士们用自己的双手开荒种粮，力争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经全体指战员的不懈努力，曾经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政策成为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5］

（二）妇女生产生活调查与党的妇女政策制定

1941 年9 月，中央妇委联合中共西北局组成调查团，深入边区周边的广大农村，开展为期三个多月的妇女生产生活调查。次年5 月，中央妇委又令各级妇委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在中央妇委的领导下，大批妇女工作者深入基层，对边区妇女工作及妇女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形成了《沙滩萍调查》《边区妇联就妇女参加生产的典型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妇女生产生活调查报告。

调查得知，“凡中户以上农家，家庭经济状况好，家庭关系和睦的经验是：夫妻齐心协力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妇女能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纺织，勤俭节约”。调查指出，只要“抓住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这个中心环节，对妇女本身来说，多生产，多积蓄，可以改善家庭生活，提高自身的地位，促进男女平等，促进妇女解放”［16］97。这次调查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妇女工作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社会调查中也推动了各级妇女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有力反击了王明此前在妇女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思想。

依据调查结果，中央妇委会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于1943 年2 月26 日颁布实施。“四三决定”强调组织妇女参加个体与集体的生产活动，在生产劳动中提高妇女地位，这是与以往历次妇女工作的显著区别。“四三决定”指出：“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边区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16］97

在“四三决定”政策的指引下，边区妇女工作的核心和关键是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在生产经营中提高广大妇女的经济地位，这就突破了以往诸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教条式的妇女解放诉求。如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广泛参加生产是“四三决定”的生动体现。在此之前，柳林区二乡曾组织过纺织小组，但强制召集妇女训练16支、24支纺织机的方法，这种形式主义的工厂式纺织法遭到妇女普遍抵制，纺织小组成为摆设。1941 年5月南区合作社成立纺织所，提出“纺一斤线赠一斤花”的口号，但大家对以往强迫妇女纺织仍有担心，家属们也担心“学会的要拨去到工厂。赚几个钱老婆没有了怎么能行”［17］。南区生产合作社在刘建章主任的周密调查下，找出了妇女纺织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她们纺车、原料缺失的困难，打消了她们的担心和顾虑，实施有利于她们的方法，帮助妇女从事纺织，“使全乡220 家妇女学会纺纱”［17］。柳林区二乡妇女纺纱不仅实现了她们多生产、多积蓄的目标，而且家庭生活和睦幸福，妇女地位真正实现了提升。

（三）少数民族情况调查与党的民族政策制定

为巩固边区政权，更好开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 年底，肩负民族工作重任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其下辖的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随即着手开展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拟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1941 年4 月，中央“决定将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18］，简称“西北局”，继续开展民族工作调查研究。

经过调查，形成系列民族调查报告，如金浪白的 《回族概述》、刘春的《蒙古问题初探》、马尔沙的 《青藏调查记》、孔飞的《土默特旗调查材料》、高鲁峰的《伪蒙材料》、刘元甫的《蒙古大事资料》、马寅的《乌审旗调查》《回民风俗习惯》等调查报告［19］。诸多调查显示，根据地内的回蒙人民多逃荒、逃难而来，普遍缺少土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调查建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口粮、土地、种子及公粮免征等方面给予帮助、调剂［20］470。少数民族儿童的入学率极低，辍学率奇高；人民的政治、民主等意识淡薄；因日寇侵略，内蒙古、宁夏等地回蒙人民的牛羊及其皮毛无法外运，回蒙人民收入低。这些调查报告“成为中共开展回蒙民族工作，制定科学的回蒙民族政策的依据”［1］81。

这些调查报告最终以“西工委”的名义，提炼而成两份正式党的民族问题提纲，即《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和《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两份《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发表”［21］，两份虽名为“提纲”，实则是党中央处理民族关系，尤其是回蒙民族关系的工作方针。

在两份《提纲》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区内回蒙等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如给予回族移民难民调剂土地、房屋、宅基地等，使其“安家生产”［22］；在回蒙人民聚居的地方设市贸易，以“1944 年8 月的一次骡马大会为例，蒙民出售大小牲口六百多头，尤其牛最多”［20］470，价值“达五百万元”［23］，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畜力短缺的问题；利用“夜校、冬学等形式”［24］，开展少数民族成人的扫盲工作，建立延安民族学院招收回蒙等少数民族青年，并“初见成效”［25］；设立伊斯兰小学8 所及蒙族小学2所［25］；建立回、蒙族民族自治乡，赋予其民族自治的权力，提升其政治地位。陕甘宁边区在“整个抗战期间先后建立了定边县回民自治乡、镇原县三岔回民自治乡、环县回民自治乡、关中回民自治乡等7 个回民自治乡和城川蒙民自治区”［1］95。为充分尊重回族宗教信仰，政府修建了很多清真寺。截至1941 年，边区政府“共修补和新建清真寺14所”［26］，受到回族人民的广泛称赞。

党中央制定的回蒙民族发展方针和措施，对回蒙民族生产恢复、生活水平提升、文化教育素质提高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回蒙人民的抗日热情，凝聚了回蒙人民的民族情感，增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煤炭发展状况调查与煤炭生产经营政策制定

1942 年，延安城内发生燃料危机，市民有钱买不到煤炭。有些机关单位甚至提前两个月去煤场预定，才能购买到1000 到2000 斤煤炭［27］。再加上延安周边森林因人口的增加遭到滥伐，出现局部沙化现象，致使绥德、米脂一带的居民向森林深处迁居［28］123-127。这引起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森林保护及煤炭开采的高度重视。

为了全面掌握煤炭蕴藏及开采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调查团，多次开展调查，并形成了系列调查报告，典型的如《关中分区的地质与矿产》《边区矿产》等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延安煤炭产量不足的四大原因：“一是资金不足；二是运输不便；三是工人流动性大；四是生产方法过于落后；五是缺乏统一领导。”［28］123-127建议边区政府“加大公私投资，改良工具，增加建设煤井数量，增大煤炭开采量，鼓励多种经营形式”［27］，保障边区煤炭供给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边区政府采取诸多针对性措施，促进边区煤炭工业发展。如加大投资力度，政府“投资五万元，扩大采煤业”［29］，在“安塞、延安增开煤窑”［30］21，1943 年整理延长旧煤井1 个，富县和绥德各开新煤井1 个［30］71，矿井总数达100 个，职工达1891 人，每月生产煤炭7600 吨［30］333；鼓励公私及合营等多种形式开采，“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煤炭业”［31］；为避免不良竞争，边区政府改善煤厂管理，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一元化领导［32］，如设立煤炭公司，统一收购私营窑主的煤炭，解决了部分私营煤厂“不能推销”［33］的难题；在煤厂设立“延安东川煤业工会”［33］，工资实行“计件累进制”［30］71，提高煤矿工人政治地位及其收入；开展劳动竞赛增加煤炭采掘量，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煤厂的劳资关系，调动了煤矿工人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增加了煤炭的采掘量，有效保障了煤炭供给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延安时期的社会调查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解决实际问题，依据调查目的，确定调查对象，拟定调查内容，选定调查范围，灵活运用调查方法，以搜集真实的调查资料，据此总结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社会调查与政策制定的良性工作机制。

1941 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颁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的党内文件”［34］71，为各个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和组织保证。这两个文件对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制度的成熟起到了决定作用”［34］71，标志着党的社会调查从局部走向全局、由即时性的被动活动转变为制度性的主动活动。为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此，各级党政机关成立调查研究室，选派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成为党的制度性、常规性的工作，体现了党寻求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路径选择，源源不断地为党的方针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延安时期的社会调查是党基于自身建设、发展需要而自觉开展的社会行为。中共通过社会调查，认清了边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延安时期边区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呈现出调查内容丰富，调查区域广泛，参与人员众多等诸多特点，成为中共社会调查史上的典范和缩影，在中共百年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延安时期的社会调查体现了中共解决经济、政治、民族等问题的实践方法，凝聚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的社会调查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调查研究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从来都是以社会调查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也正是在不断地调查研究中持续推进，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