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动员（1938—1945）

郑 玥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938年6—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会战，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后，日本侵略者调整了侵华策略：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发展汉奸组织。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针的指引下，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39年初，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不再向八路军提供军需物资，并且严禁一切生活物资进入陕甘宁边区。在此形势下，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军民“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克服在经济方面面临的严重困难。两天后，边区党委和政府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通知。

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参加生产劳动，重点开展了妇女生产动员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边区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她们勇敢地打破了性别的限制，承担起繁重的生产任务，为边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妇女生产动员工作，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对于今天引导广大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开展妇女生产动员工作的必要性

（一）边区的经济状况极度窘迫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遭遇严重的困难，陷入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892的境地。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892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边区的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对于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参加生产运动。由于边区的青壮年男子大部分都已参军入伍，农业生产的重任就落到了妇女的肩上，动员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1942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现代战争不仅是军力的交锋，而是经济力量的对比，抗战五年来，大批壮丁走上前线，后方生产，应当由妇女来共同承担”［2］319。

（二）妇女迫切需要得到解放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程度世所罕见。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自然条件恶劣，文化、经济、交通都不发达，社会风气闭塞。边区政府成立之前，当地重男轻女的问题十分突出，在社会上流传着“女人不是人、母猪不献神”“官凭印、虎凭山、婆姨凭的男子汉”“打到的婆姨揉到的面”等俗语。妇女缠足、不识字的现象比较普遍，妇女几乎没有社会地位。

在历史上，妇女对于创造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她们和男子一样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3］。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将满足妇女寻求解放的诉求与动员妇女参加战时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有序地组织边区的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号召她们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贡献。

二、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动员的重点工作

（一）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来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在一些人看来，男子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而妇女则应该为家庭服务。在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影响下，男子从事社会活动，掌管家庭中的经济权力，而妇女则被家务琐事羁绊，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由于陕甘宁边区的青壮年男子大都走上了战场，为了促进边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入手，引导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

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积极宣传我党有关男女平等的主张，对传统的男女尊卑思想进行批判。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4］

边区党委和政府还结合大生产运动，在群众中宣传新的劳动观念。1938年9月16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边区经济节省人力物力的紧急通知》提出：“全边区的男女老少都到生产战线上去，响应政府的开荒号召！”［5］83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的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劳动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称，为了进一步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边区政府发出指示，“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5］130。中国共产党主张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大生产运动，这既是对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颠覆，也是对妇女生产能力的肯定。

为了保障妇女生产动员的效果，陕甘宁边区还对妇女的生产指标作出规定。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妇联召开直属县妇联主任会议，讨论一年来的工作以及今后任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登载在4月22日出版的《新中华报》上。该决议案提出，要“动员边区妇女积极参加边区政府国防经济建设的号召，保证直属县妇女今年开荒三万五千亩，养鸡三十万只，增加纺织小组六百个，养蜂一千零二十五箱，养蚕一千席，并且保证每个妇女植树一株”［2］50。 生产指标明确之后，生产动员工作就有了依据，边区的妇女生产动员也就能够落到实处了。

由于妇女和男子在生理上存在着差别，陕甘宁边区对妇女生产劳动的内容作了详细说明。例如：边区下发的文件指出，应当“加紧妇女生产之领导，保证妇女能帮助男子送饭、放哨、耕地等工作”［5］161。妇女在纺织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边区大力发动妇女纺纱织布，培养妇女纺织能手。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了《关于二十九年度经济建设的决定》。该决定称：“政府应购置新式手工纺织机，发给各纺织家庭，并物色与培养指导人材，开办训练班，指导家庭妇女利用新式纺纱机。”［6］

（二）宣传和奖励妇女劳动英雄，引导广大妇女投身生产劳动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7］在战略相持阶段，战斗、生产和教育是抗日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为了促进战时生产，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大力宣传和奖励妇女劳动英雄，激励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陕甘宁边区一贯重视奖励和宣传劳动模范。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会议提出，要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热忱。陕甘宁边区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督导生产运动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对评选和奖励劳动英雄的工作予以指导。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他们在种树、开荒、耕地、纺纱、织布等方面表现突出，其中就有不少妇女。1938年5月，在宋美龄以个人名义组织召开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上，邓颖超、孟庆树同志作了联合发言，她们在发言中提到，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战线上有两位女英雄，“在延安蟠龙区四乡一妇女，自己开辟了一垧半荒地，另有一位五十二岁的老妇，在一个月内，开垦了四垧荒地”［8］34。

为了表彰妇女英模，兼及教育广大妇女，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大力宣传妇女劳动英雄的事迹。例如：从米脂逃荒到延安的马丕恩、马杏儿父女，早起晚睡，努力生产，经一年之勤劳，一家六口由赤贫之难民一跃成为自耕农。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颁布命令，对马丕恩、马杏儿父女进行嘉奖，授予马丕恩“边区劳动英雄”称号，授予马杏儿“边区妇女劳动英雄”称号，并通令边区妇女向马杏儿学习。当年，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上，边区又奖给马杏儿“生产战线上的旗帜”锦旗一面。马杏儿是边区妇女中第一位被称为劳动英雄的，为了宣传马杏儿的先进事迹，鲁艺文工团的王大化等人根据她的事迹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该剧后来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上演。对于妇女劳动英雄的表彰，带动了边区一大批妇女投身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涌现出约300名妇女劳动英雄，其中，郭凤英、黑玉祥、张芝兰、冯桂英等人被确定为边区妇女劳动英雄代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通过宣传她们的先进事迹，激励边区广大妇女争当生产战线上的模范。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通知中指出：“在妇纺方面，要学习刘老婆、黑玉祥、张芝兰的挨门逐户劝纺，亲手教纺教织……在农业方面，要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学习白塬村组织全村妇女到农业中去的榜样……”［8］182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些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1］898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通过宣传和奖励妇女劳动英雄，在广大妇女中掀起了学习劳动英雄的热潮。受此影响，边区群众的生产热情日益高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男女平等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三）适时调整生产动员政策，使之更加切合妇女的实际需求

在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肩负着生产劳动的重任。1943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强调妇女工作的方针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该决定提出，“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士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9］。

在战略相持阶段，把边区各阶层妇女团结组织起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边区妇女工作的紧迫任务［10］15。中国共产党采取建立妇女抗日组织、创办妇女刊物等形式对妇女进行生产动员，鼓励她们走出家庭，投身生产劳动。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妇女群众团体组织，它是全国范围内较早出现的一个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它的引领下，边区妇女积极生产，为抗击日寇贡献力量。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创刊。《中国妇女》是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妇女刊物。其发刊词称，创办此刊物的目的是“对于动员和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大众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大业工作尽一分绵薄的力量”［11］。此外，边区还举办了妇女识字班、妇女学习班，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经过学习，广大妇女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动员边区的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既有利于争取民族解放，也有利于争取妇女解放。然而，在生产动员中，也出现了违背妇女的意愿搞强制摊派的问题。例如：一些干部把生产指标定得过高。当时，边区的妇女一方面要参加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还要操持家务，负担很重，而过高的生产指标进一步加重了妇女的负担。因此，一些妇女对于参加生产劳动不积极，把它当成了“应差事”。再如：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农村妇女对于家庭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而一些来自城市的干部既没有认真倾听当地妇女的意见，也没有实地考察妇女的生存状态，只是一味地鼓励她们脱离家庭，解放自己，这些干部的做法使得很多妇女在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之间难以抉择。由于思想没有搞通，这些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自然也就不高［10］466。开展妇女生产动员工作是为了促进妇女解放，然而，一些地方在工作中违背了妇女的意愿，导致生产动员的效果不佳。

陕甘宁边区在发现上述问题之后，及时对妇女生产动员政策进行了调整，强调生产动员必须从妇女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妇女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不可能孤立地去做”［8］163。与此同时，边区还加大了宣传力度，向群众介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1942年，朱德同志在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妇女要求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生产，只有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8］151经过边区党委和政府耐心细致的工作，边区妇女的觉悟普遍提高了，一些妇女改变了“应差事”的想法，主动参加社会生产。

三、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动员的成果

（一）促进了边区的战时生产

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动员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促进了生产。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宣传发动下，广大妇女对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她们的劳动积极性随之增强。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组织了生产合作社、生产突击队、垦荒团、变工队、劳动互助组，她们开荒种田、纺纱织布、纺毛织衣、植树造林、喂猪养鸡，并且通过组织劳动竞赛提高生产水平，逐渐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生力军。

1938年，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动员的人数达到10万以上，各乡通过成立妇女学习生产小组、劳动互助小组引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据统计，在当年的春耕运动中，共有20600名妇女参加了生产，她们“开辟荒地达7000余垧……植树一万棵”，在运动中涌现出607位妇女劳动英雄（其中年纪最大的有60岁，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10］184。1939年，靖边县政府在呈给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称，该县“妇女生产特别是长城区、巡检区好，能帮助男人放哨、牧羊、砍柴、送粪、犁地等”［5］259。1941年，安塞县政府在呈给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称，该县“发动多数妇女参加秋收动员……庄稼由妇女收、背打、储藏”［5］356。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代替参军入伍的男子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她们为边区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作出了贡献。

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边区妇女还从事纺织工作。陕甘宁边区组建了人民纺织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组织农村妇女利用闲暇从事纺织工作，加入合作社的妇女“既不须脱离原来家庭职务，又无须离开家庭花费往来时间，更无须拿出一宗购置工具和原料之资本，便可生产”［5］327。1939年，边区“有三万妇女纺织（包括加入人民纺织生产合作社者），每人每日可纺纱线四两至六两”［5］327。陕甘宁边区还举办了妇女纺织训练班，对妇女进行系统培训，然后将其派往各县指导纺织工作。1940年，延长、延川、固临等县组织了万余名妇女从事纺纱工作，这些妇女“除自纺自用外，尚替公营工厂纺羊毛、棉花十三万斤以上”［12］。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加纺织生产的妇女就由2万人增至20万人，所织布匹由2万余匹增至7万余匹”［13］58。1944年，陕甘宁边区 “发动了152645个妇女参加纺织，共纺纱1660203斤，织布114507大匹，可供全边区用布的三分之一”［13］213。

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在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动员边区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由于组织得力，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妇女努力生产，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在战略相持阶段，各抗日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动员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既保障了根据地的战时供给，又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二）促进了妇女自身的解放

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动员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使广大妇女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陕甘宁边区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教育不发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边区的妇女饱受缠足、买卖婚姻、家暴的摧残，她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为了实现妇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颠覆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从增强妇女的经济自主权入手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大生产运动中，以往单纯从事家庭劳动的边区妇女同男子一样在田间劳作，她们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生产并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边区的妇女从从事家务劳动转向从事社会经济生产，在进入了组织化、集体化的生产领域之后，就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她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依赖公婆和丈夫生活。有些妇女甚至能够拿出自己赚的钱帮助丈夫购买生产原料、制备生产工具，这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14］。

陕甘宁边区通过开展妇女生产动员，保护了妇女的正当权益，使边区的妇女挣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在生产劳动中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当地打骂妇女的现象大为减少，马杏儿、刘桂英等一批妇女劳动英雄更是受到政府的表彰，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四、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动员的启示

（一）开展妇女生产动员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一文中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5］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产动员取得显著的成效，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将促进边区经济发展与促进妇女解放结合起来，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既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又帮助妇女实现了解放，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开展妇女生产动员必须唤醒妇女的主体意识

开展妇女生产动员必须将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作为前提。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当地男尊女卑的思想盛行，妇女主要在家庭中从事劳动，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党委和政府以召开会议、发布通知、建立妇女抗日组织、创办妇女刊物等方式宣传妇女解放的主张，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针对从前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的问题，陕甘宁边区向广大妇女宣传只有从事独立生产才能提高社会地位的道理，使妇女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当妇女的主体意识被唤醒后，她们的生产主动性就增强了，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得到经济承认和政治承认。

（三）开展妇女生产动员必须保障妇女的正当权益

边区的妇女在历史上曾饱受压迫，她们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妇女生产动员之初曾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为了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这些条例的颁布，缓和了家庭矛盾，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保障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权利，在客观上促进了妇女生产动员的开展。

五、结语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16］中国共产党抓住大生产运动这一契机，广泛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的广大妇女投身经济建设，成为战时生产的主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妇女也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妇女生产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边区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时遇到了一些阻力，在工作中也出现过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产动员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经验，当时的一些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