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自信的学理性审视
——一种基于战略视角的解读

刘婷

（新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坚持“四个自信”，由此创造性地拓展和完善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关于“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表述，掀起了关于文化自信研究的热潮。学界主要围绕文化自信的内涵、外延和意义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其中关于文化自信的解释性研究居多，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文化自信的研究较少。因此，基于战略视角审视文化自信，能够给文化自信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解读。

一、文化自信的历时性审视

坚持文化自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近代以来，鸦片战争彻底揭开了中国文化的遮羞布。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人逐渐从旧文化的陶醉与文化自负中觉醒，有识之士开始接触新的文化思想，意图从中找到救国之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由此揭开了寻求新文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发展先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阶段。为了回答和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对旧文化批判、否定的过程中，不断认识、探索新文化。因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一直处于探索、发展和完善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对文化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的发展特征，基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作出文化自信的战略部署，中国文化发展由此达到新的高度，形成了既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看，从发动新文化运动时的自我质疑到对旧文化的批判，从对新文化的探索、选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这一发展历程体现了文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就此而言，文化自信战略的提出是近代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

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指导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战略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文化自信从学理上看是一种文化发展状态和结果，从国家战略看则是一种方向和行动指引。文化自信作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它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是统筹“两个大局”的一种战略思维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了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是从量变进入质变的全新历史阶段。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虽然也注重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但是更多地强调物质财富的积累，也就是经济成果的积累。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同的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更高的发展目标，它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推进，需要更深厚的文化力量去支撑。另一方面，世界逆全球化现象越来越突出，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不断受到挑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也频频发生。尤其是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人类生存受到了严峻挑战。在疫情面前，中国人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坚持有条件居家隔离、佩戴口罩等科学防疫政策，广大医务工作者不惧危险为人们提供医疗服务，表现出了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从疫情防控效果看，无论是对死亡人数的控制还是经济恢复的速度和质量，中国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全球战疫提供了样板，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力量，证明文化自信战略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有效方案。

（二）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肯定

文化的定义有200余种，尽管定义有所不同，但其内核都是指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自己认可的、内化为自己行为准则而自觉用以指导生活实践的理念。由于人类意识的社会历史性，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也会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就此而言，文化自信也具有社会历史性，即不是每个文化都能实现文化自信，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彰显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开放性的时候才能实现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开放性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文化自信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主要表现为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倡导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在方法论上表现出共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表现在其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符合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放性表现为其作为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的文化不怕同其他文化进行碰撞，它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取长补短从而永远保持其先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开放包容的立场，一方面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有益养分，另一方面将吸收的养分创造性地转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文化自信的提出是战略思维的进一步深化

提出“四个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其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根源是先进文化，确切地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为人们选择道路、理论和制度提供了价值依据。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选择都基于价值判断。文化是人们所认可并用以指导生活实践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因而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提供了基本遵循。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塑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品质的道路，其最终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外，理论和制度是对以往人们进行道路选择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一个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种规范和保障，它们同样是一定价值观的体现并深深根植于该国文化之中。具体而言，一方面，文化决定道路选择，道路选择影响理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理论和制度都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因为没有凭空出现的理论和制度，任何理论和制度创新都基于对既往文化的扬弃。

“四个自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当前世情、国情的深刻认识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初衷在于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之下，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当中，同时通过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自信”的提出，一方面表明我们有十足的底气和能力去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去影响他者，积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文化自信战略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2］607作为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一种批判，《哲学的贫困》里这句话指出了任何理论都来源于一定时代的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说过，理论不能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2］506。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起，便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作出的文化自信战略部署，正是党的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上的集中体现与现实反映。

（一）规范国内文化乱象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尤其是网络文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得到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在文化市场体系还不够健全、文化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也出现了诸多乱象。比如，文化产品内容低俗、文化产品价值取向出现偏差，文化市场主体在盲目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标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尤其近些年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博客、虚拟社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的一些文化产品由于道德价值观缺失、政治价值取向的偏差，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有些甚至产生了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严重后果。

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战略，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坚持文化自信战略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辨别各种文化乱象，清楚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文化。这就是说，坚持文化自信，就要在积极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成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利用文化的力量纠正国内文化乱象，抵御西方消极、腐朽文化的入侵。坚持文化自信，就要通过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开放性，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获得真正认同，使文化市场体系更加健全、文化市场运行机制更加完善。只有如此，随着人们文化自觉的不断增强,先进文化引领着时代风尚，我们才能以昂扬的精神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二）统一社会思潮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复苏的势头，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强大信心。不过，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随着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各种西方思想传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涌入我国［3］，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强烈冲击。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信息技术推动新兴媒体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社会思潮表现得较为活跃。这些社会思潮穿着文化的外衣，出于不同的目的在文化市场上“唇枪舌剑”，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新冠疫情发生初期个别所谓讲“真话”的文学作品，不讲举国同心抗击疫情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优势，只讲疫情产生的苦难和疫情防控中的不足，这种一叶障目式、形而上学地描写疫情的写作方式，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

我们要用先进文化理念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这些社会思潮，不断提高识别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坚持文化自信，一方面坚定了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要有“亮剑”精神，敢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比其他文化，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营养，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我们就能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过程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证。

（三）提高国家软实力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与传统硬实力相比，软实力对一个国家同等重要。自从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非物化要素构成的软实力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领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但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长不成比例，软实力在受关注程度、提升水平上都无法与以经济和军事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相比较。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通过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加强文化产业输出树立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当前，国际秩序还处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的主导之下，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国际秩序和国际霸权的受益者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由于害怕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被其他国家所认可和模仿，它们更不愿意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下世界无法了解真实的中国，同样我们想尽快提高国家软实力的目的也难以很快达成。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文化自信战略为我们用世界听得懂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了思想指引。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的国际话语体系接口，从人民立场出发讲清楚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统一关系以构建正义话语体系，从历史维度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构建历史话语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出发讲清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取得的原因以构建效能话语体系。通过构建以正义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效能话语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可以摆脱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设置的障碍，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断树立和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