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音乐考古学

赵若男

（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音乐考古学的建立已然使中国古代音乐的学术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音乐考古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其隶属于音乐学，研究方法吸收了考古学的机制体系。方建军先生曾说：“音乐考古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近代意义的学科，还处在萌生与萌芽阶段，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阶段，而如今正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为甄别客观历史事实阐释有力的证据。

一、音乐考古学的历史脉络

回顾音乐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每一门学科都不是一蹴而就形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牵扯了历史渊源的问题，我国考古学与北宋金石学有着母系之关联，北宋就已有二重证据法的萌芽。古代由于科学技术没有达到现今的领域，对保存文献资料实属困难，在传抄、镌刻等方面难免会出现错化的现象，而文献的本身材料由于水、火、兵、虫等客观原因受到限制而渐渐湮没；金石的物质材料能经历千百年不毁，对于上述原因更易保存，可弥补上述不足之处，遂文献刻在金石上无疑是一种较好的保存手段。从此时期开始，我国很多学者就开始注重搜集金石并逐渐形成一门学问，即“金石学”。清朝学者钱大昕很重视金石碑版的搜求，认为金石之学对于考史补史极为重要，将所收藏的金七文字用来证史，有意识地将文献资料与碑刻资料相结合，钱氏此做法为之后的二重证据法奠定了基础。他在史学研究中遵循“实证”，将“求真”作为自身研究的准则之一。清朝政府由于对知识分子的施压，致使学者的研究领域向古学拓宽，遂一些“古学”之兴起，这个学派发展日趋全盛，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学者称为“吴派”；二是以皖南等地为中心的学者称为“皖派”，因是在乾隆与嘉庆年间兴盛的学派，故此又称之为“乾嘉学派”。

近代时期，王国维先生在其课程中教授“古史新证”这门学科，其观点就是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贯穿其中。与乾嘉学派只重视文字考释的考据学相比，其又对古代研究的层次更深了一步。二重证据法从古就有学者在使用，（北宋出现的金石学）但较之相比王氏更强调其重要性并使更多学者关注，他将考据学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产生新的科学方法相结合，把文献与地下新材料并重，形成互为表里的印证关系，从而使得结论更加充实饱满。虽然有不少学者对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产生质疑，认为前人已经挖掘过此法并使用，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那时候已经出现了，因为考古学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构成的，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直到五四运动后为中国学者掌握运用。但不可否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推动了近代学术研究的新进程。方建军先生曾阐释“金石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他认为考古学的真正确立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注重田野考古工作的挖掘，有着专门的研究方法，而金石学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器物的铭文、文字，没有严谨科学的审视目标与方法。

随着这门学科的兴起热潮，在经过漫长的孕育之后，学者们对此学科也有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顾颉刚先生提倡多学科相结合的治学理念，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利用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为学术研究的创新起到重要作用。子初先生后也提出音乐考古的范围不能仅限于单一的视角，要与相关的学科构架坚固的桥梁，以此建立密切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在科学的基础上全面发展。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哪门学科能跳出其单独的文化圈得到建立发展，音乐亦如此。顾氏将史料分类为三种：一是实物；二是记载；三是传说。如何看待实物与史料的价值，其一出土材料与文献材料相较之下而言，前者更具有说服力，但从实际情况出发，前者出土的数量较后者而言则数量相对来说偏少，如若一味地以前者来依托学术研究则尚不能完全满足，且耗费工程大，效率低下。其二地下材料的挖掘需要时间，首先史料研究为地下材料的印证起到了充分的先决条件，其次地下材料的出土为史料甄别起到了有力的论证关系。顾颉刚先生曾说：“我们先把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现，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现，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遂此二者之间互为表里，科学地看待研究方法对学术方向起到正确的指路作用。

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称为音乐遗存，音乐遗存又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较早进行专门阐述的有李纯一在《关于陕西地区的音乐考古》一文中，将音乐考古材料初步划分为乐器、文字、乐谱、平面形象如画像砖和立体形象如陶俑五类。随后方建军在李纯一考古材料划分类型的基础上，将平面形象和立体形象合为一体，统称为形象，由此把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四类，即乐器、乐谱、文字、形象，并详细阐述了各类材料在研究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其中他对乐器进行细分，阐明乐器主要包括成品乐器及其配件、半成品乐器和乐器模型、明器乐器。同时，在文中提出了“说不定有些古遗址、古遗迹、古建筑之类也与音乐有关”的见解。根据音乐考古材料的划分，李纯一表明乐器研究可成为音乐考古学的一个专门分支，即古乐器学；乐谱研究成为其中的另一分支古谱学；音乐形象研究可设立为古乐图像学；文字研究可以延展为古乐铭刻学，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中对音乐遗迹的含义、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诠释。

乐器、乐谱、音乐图像、音乐文献是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乐器研究占据着首要地位。古乐谱相对于其他考古材料而言目前较少，出土音乐文献虽多为散见，但数量不算少，二者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音乐图像的数量较多，有时能够提供其他三类音乐遗物所缺失的内容。这四类音乐遗物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互补性。与此同时，音乐遗迹也是音乐考古学家应该关注的重点，它不仅与音乐遗物息息相关，还能够反映出众多音乐遗物上无法表现的内容。音乐考古学家不仅要考察反映音乐和音乐生活的各种音乐遗存，而且要密切注意建立在音乐生活之上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了音乐生活的文化传统。

三、音乐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上述中提及音乐考古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体系，经过与多学科结合，从而使得研究方法相对来说较为多样。

（一）考古学

考古研究必须依靠实物史料，但严格讲仅运用实物史料甚至是科学发掘的实物史料来研究历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考古学研究。必须运用现代考古学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才属于考古学的研究。目前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多使用层位学。层位学也称地层学，方建军老师曾说：“地层学既是考古发掘和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与最科学的方法，又是推断物质资料相对年代的最后标准。”李纯一先生也曾说过不管是遗迹还是遗物，最科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断代，这是考古学最基础的测定方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史物都伴随着历史的印记，音乐文物也是有其特定的时代性，根据史物梳理出文化特征，推测出相对年代从而探寻其规律。黄翔鹏先生首开音乐断代之先河，开辟了音乐考古学途径；王子初先生在其《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中谈及音乐考古学的四种研究方法，其中“音乐断代法”与上述相同，他也概述了此方法是音乐考古学的核心。

（二）音乐史学

音乐考古学中的史物既是考古材料，又是音乐史材料，二者之间互相印证，密不可分。古时中国由于历史悠久，考据其原本面貌，除了出土的文物研究之外，还需大量的史料去印证，据此，文献学研究已然是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音乐文献学旨在运用普通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音乐文献为研究对象，揭示其社会流变、形态规律以及历史价值。地下出土的史物要与文献史料进行结合研究，达到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作用。杨荫浏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稿》中运用大量的史物以及史料，将二者充分结合，科学地阐述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发展，他的《中国音乐史稿》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其内容构思严谨，史料详实，逻辑严密，这也离不开他在文献学的建树。

（三）民族音乐学

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属于边缘性交叉，民族音乐的方法论对于研究音乐考古学领域有一定辅助作用，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最终的目的都是挖掘研究其蕴含的音乐文化，但二者之间又有些许不同之处。首先，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主体为古代之遗存史物史料史籍等，是存在于过去的历史史实，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体大多为当代音乐文化；其次，二者之间都需田野考察，民族音乐学可以亲临现场充当“局外人”的角色探究其研究的音乐，学者们面对的是“动态”的音乐，并且可以接触“真实感受”的音乐，体验音乐的语境，如实客观地记录下来，而音乐考古学很难进入现场，在目前的情况下，田野工作是由考古学工作者与国家文物部门负责勘察，音乐考古学者们吸收其研究成果，也就是二手资料再进行研究，学者们面对的是“静止”的史物，与“消逝”的古人无法进行对话，无法客观真实地感受。

（四）音乐声响学

对于地下材料的研究，不单单运用以上方法，还要运用音乐声学去进行测音研究，比如一些乐器的出土，通过音乐声学来研究乐器的物理声响变化。在方建军老师的著作中，对此研究方法已作了详尽的阐述，他将音响测试的内容分为三类：其一为乐器的音高测试，此一般有机测与耳测两种方式，机测较耳测更为精准，遂机测囊括闪光音准仪测定法、电讯号激励共振法、闪光音准仪与电讯号激励共振结合测定法；其二为乐器的音色测试，频谱测试的目的是得到乐音中所包含的分音数量、振幅、相互间的频率关系，以确定音色的构成；其三为乐器的振动模式测试，囊括激光全息摄影法、稳态电信号激励法。

总的来说，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随着人们对这门学科认识的深入而逐渐完善，其研究方法也与时俱进。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先驱刘半农引进西方技术，将故宫等地的编钟、编磬进行了测音；五十年代李纯一发表著作，书中将发掘的音乐考古材料与其他材料相结合，运用多种学科方法，详细研究了古代音乐文化，他的研究丰富和充实了中国音乐史的内容，开辟了研究音乐史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八十年代，又涌现出黄翔鹏、王子初等具有严谨学风的学者继续发展音乐考古学；九十年代，方建军提出将考古学方法与地理地质领域的方法相结合，由小的研究扩展到大的综合研究，同时以文献资料、音乐声学相关知识加以辅助来研究古人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日趋深厚，音乐考古学这种交叉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音乐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着音乐考古学向前发展。

当然由于音乐遗存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需要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的音乐遗存进行断代研究，按照考古资料的时间范围也可称为分期研究。除断代研究外，分区或分域研究也是音乐遗物和遗迹整理分析的重要方法，且断代和分域只能解决音乐考古学的一般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音乐考古学有以国家和地区为限，也有以洲际为限；在同一个国家之内，还可进一步再行分区研究，如中国东周时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按照当时的国别和族属进行分区。

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各学者有所差异，这是因为面对不同的考古材料，研究者必须采用灵活多变的研究方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挖掘出音乐事象的本质。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普遍特点，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为音乐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途径。我们应及时学习和吸纳有关的科学技术和方法，以期能达到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目的。

四、结语

近年来，融入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学科逐渐增加、学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材料越来越丰富，所涉及时间的跨度和地域也更加宽广，音乐考古学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其研究深度和广度均有了长足的进步，是音乐考古学成熟的标志。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不仅要将音乐事象遗留下来的材料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研究，还要结合其他材料来阐述该时期音乐文化独特的内涵，在这一过程中，音乐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贯穿其中，相互补足，使得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