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蒙尘的明珠
——浅谈巴赫音乐的沉寂与回归

许晓冰

（厦门大学）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巴洛克时期德国伟大的作曲家、演奏家，在西方音乐史上发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作用，享有“近代音乐之父”的美誉。贝多芬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他（指巴赫，在德语中“bach”原义小溪）不是小溪，他是大海！”但就是这么一位极具价值的音乐大师在生前默默无闻地承受着他人的误解与轻视，直至逝世近百年后世人才为他的伟大创作盛赞惊呼。巴赫音乐从沉寂走向回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背后折射出时代变迁下西方社会种种深刻的变化。

一、巴赫音乐的沉寂

（一）不被理解的音乐天才

1.教会与贵族的“奴仆”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身于音乐世家，自小就开始接触小提琴和羽管键琴的学习。巴赫家境并不富有，年幼时便父母双亡的他，为了不给收入微薄的大哥一家增加压力，早早地进入唱诗班谋取生存必需的食物与住所。从唱诗班的男童歌手，到修道院的管风琴伴奏、小提琴手，及至侍奉亲王的宫廷乐长与偏远地方的教堂乐师，巴赫与他同时代的众多乐师似乎并没有多少不同，一生都在服务于宫廷教会，受雇于地方的领主权贵，作品也多局限于宗教音乐范围。

乐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地位是十分低贱的，他们是权贵眼中的奴仆，与厨子、挤奶工并没有什么区别。巴赫与他侍奉的“主人们”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契约，他只能根据主人的需要进行排练和演出，他的创作必须基于教会音乐传统，要与蛊惑人心的世俗音乐（如新兴的意大利歌剧）相区别，并且他的手稿不能随意进行商业贩卖，这一切都极大地限制了巴赫音乐的传播，他生前创作的作品只有少数得以演出发表，大多数珍品都只能默默在角落蒙尘，静待百年后的重见天日。

2.不识趣的教会叛逆分子

十八世纪的欧洲掀起了对歌剧的狂热浪潮，但巴赫却对此无动于衷，他更痴迷于传统的复调音乐写作。世人大多爱将巴赫与他同时代的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相比较，与性格张扬、迎合贵族、跻身上流社会的亨德尔不同，巴赫总显得谨小慎微、中规中矩，埋头自己的创作而无意迎合上层阶级的时尚趣味。他研究更为精妙的对位手法，为唱段加上灵活轻快的前奏曲，在唱诗班的管风琴伴奏里加入华丽别致的装饰变奏，甚至在配器方向也有着自己的大胆探索与实践。

作为教堂乐师，他也负责管风琴的日常维修工作，他对当时的各种乐器性能无疑是具备深刻理解的，是个技巧高超的“多面手”。在巴赫以前，奏鸣曲几乎都是为一把或两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而写，外加一个管风琴或羽管键琴的通奏低音，但巴赫却用各种各样的管弦乐器，以及自己心爱的羽管键琴开展试验，让古老单调的奏鸣曲焕发生机与活力。著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便是这种试验下的产物，巴赫将这组乐曲献给勃兰登堡侯爵，但后者的私人乐队并不具备演奏所需所有乐器声部，对巴赫的作品也并不放在眼里，这一伟大作品的手稿最终被拆分成各个声部，以低价贱卖，最后进入了图书馆的书柜，慢慢地泛黄落灰。

在巴赫的“上司”眼里，如果一位管风琴师受聘以后公然叛逆，忘记马丁·路德博士的圣训，沉溺于各种装饰音和不同寻常的声音效果，这些东西非但不能使人接近上帝，反而是把他引向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努力忘记的世俗快乐，那他绝对是不被宽恕的[1]。可见，醉心于用创新手法继承传统的巴赫并不受封建保守的教会上层人士欢迎。

3.被时代埋没的天才

巴赫辞世后，在米兹勒音乐图书馆发表的德国受人欢迎的作曲家名录中，哈斯、亨德尔、泰莱曼等人都排在他前面，而巴赫排在第七位，可以说巴赫的光芒完全被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音乐家所掩盖。

巴赫在自己的时代里以管风琴演奏大师的身份小有名气，而作曲能力却未被认可。首先是由于他受困于教堂乐师的身份，演出场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当时的印刷技术远不能与后来的时代相提并论，印刷成本高昂，巴赫是个勤奋认真的人，他的作品一般由本人及曾当过歌手的妻子来抄谱。后来的巴赫协会整理出版的曲谱组有六十大本，而巴赫在世时出版的作品不到其中的六本，大师的努力被掩埋于时代的尘土之下而无人问津。

（二）备受冷遇的“过时”乐谱

1.欧洲主流键盘乐器的更替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势力衰退，音乐走向世俗化，主调音乐兴起。随着古钢琴的占据优势和近代钢琴的崛起，管风琴在音乐史上风光不再，甚至连巴赫的管风琴音乐也逐渐被人淡忘[2]。自十四世纪以来，欧洲人民高举“人文主义”旗帜，要求挣脱教会对人自由天性的压制，主张发掘人的内在思想情感，被认为用于传递教会教义的管风琴音乐则备受冷遇。

另外，巴洛克时期的古钢琴与后来的近代钢琴相比，在音量与音色上都显得较为单调，且音域较为狭窄，演奏者更多借助于速度的微小变化和装饰加音来突出音乐的起伏与张弛感。巴赫时代的古钢琴音乐以通奏低音支持旋律，在复杂的声部交织下，始终有稳定坚实的和声基础，他的大部分风格严格按照“主调—属调—平行小调—下属调—（属调）—主调”的调性布局。巴赫的创作植根于巴洛克时期的乐器特点的同时也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他的创作在高超巧妙的演奏之下含蓄内敛地表达着内心的饱满情感。

可以说，巴赫音乐更多体现出理性的平衡感和辩证统一的矛盾感，但正是这样富有思辨性、哲理性的天籁之音对于普通大众便有一定的鉴赏门槛，不管是演奏作品所需的技术水平，还是理解作品所需的审美能力，都让当时的人们望而生畏，遂在巴赫死后，他众多的儿子们只以低价、宛如废纸一般贱卖了父亲唯一留下的“遗产”。无数珍品就这样安静地待在藏书室的老旧柜子里，直到百年后才被作为宝藏挖掘出来。

2.在两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夹缝生存的复调音乐

后人在研究音乐史时，将巴赫的逝世年份作为巴洛克时期的结束，并将其极具代表性的复调音乐特点作为该时期的标签。但纵观历史洪流，似乎巴赫对复调写作的执着才是当时昙花一现的逆流，他将这种“过时”的写作手法不断创新发展，最终达至顶峰，甚至独自开辟了一个时代。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主义”旗帜，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人性解放，人们抛弃单调乏味以及对位复杂的教会复调音乐，开始追求更为清晰易懂的“主调风格”音乐，比起调式与对位，人们更重视调性与和声，意大利歌剧的热潮席卷欧洲，巴洛克早期音乐呈现明显的主调风格倾向。而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又一次掀起了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精神”为核心，宣传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倡导个性解放，回归自然，结构简单、旋律流畅、织体清晰的主调音乐成为大势所趋，演变为音乐史上浓墨重彩的古典主义风格。

就这样，巴洛克晚期巴赫以及他的复调音乐在巴洛克早期和古典主义早期的主调音乐风格的夹缝中寸步难行[3]。“他与时代的每一种可能的潮流都背道而驰”，古尔德曾如此评价巴赫[4]。

3.在世俗化浪潮下被误解的巴赫音乐

巴赫是一名虔诚的路德教信徒，路德信教的思想对巴赫的音乐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巴赫生活的年代里，宗教精神仍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但比起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旧神学对人性方方面面的束缚，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改革过后的新教思想冲破了以往教会对神权的垄断，信众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结合自己的内心体验去理解神的话语，与上帝直接进行心灵沟通。人们掌握世界的方式逐渐内向化，而对个体情感的表达外显化，神性与人性在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探索中不断交织融合。

巴赫一生服务于教会，在宗教环境、宗教氛围的影响下，他对宗教的信仰与对音乐艺术的追求是不可分离的，这也使他的音乐创作备受后人误解，将其与中世纪经文歌等作品共同视为落后的教会文化糟粕。巴赫音乐扎根宗教文化，却也广泛地吸取了欧洲传统音乐与德国民间音乐的养分，他的作品既表达了对神的虔诚与向往，同时又极为含蓄内敛地流露出人生的悲哀与痛苦，强烈地呼唤着光明与希望。巴赫音乐在“理性”的外衣之下是澎湃汹涌着的发自灵魂的呐喊，但这样复杂矛盾的音乐风格与音乐世俗化所追求的通俗易懂、清新简明显然是相悖的。

二、巴赫音乐的回归

（一）浪漫主义思潮下对巴赫音乐的呼唤

1829年3月11日，在巴赫完成《马太受难曲》的一百年后，17岁写就《仲夏夜之梦》序曲的钢琴神童雅科布·门德尔松在柏林合唱学院大厅，指挥着他的16人合唱小队，重现了这不为人所知的百年前的旷世神作。这次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巴赫热”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据传，年轻而才华横溢的门德尔松在一个偶然的契机下，发现了柏林皇家图书馆角落闲置的巴赫遗留曲谱，从此将余生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投注到了复兴巴赫这一艰难、长期的奋斗之中。也有学者研究认为，门德尔松的外祖母家族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后人有所联系，家族藏书室中也留存了大量的巴赫遗作。不管怎么说，门德尔松可以说是巴赫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巴赫音乐复兴运动展开的重要奠基者。此外，另一位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代表作曲家舒曼也在《新音乐杂志》上努力地为民众普及这位德国百年前的伟大作曲家。

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让一度被古典主义所抵制的巴赫音乐重新得到音乐家们的重视，人们对启蒙运动所鼓吹的、理想化的“理性王国”感到不满，遂主张顺应内心，强调个性解放和主观情感的表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作曲家们对运用多种技巧去灵活多变地描绘乐思、使复调对位与调性和声达到完美平衡的巴赫音乐产生极大的共鸣。巴赫音乐在乐思叙述上极具个人的思考性，在对位等技法上给予十九世纪的作曲家们以丰富的启发，故而受到强烈的追捧。可以说，巴赫音乐的回归顺应了浪漫主义的时代潮流。

（二）民族主义下德意志的政治诉求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民族主义观念也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符号。面临战争失败、国土分裂的莫大民族屈辱，德意志民族为了重归统一，在文学艺术领域大力宣扬民族主义精神，而巴赫复兴运动应运而生。

巴赫出生于德国三十年战争后的时代里，深刻地理解和体会着德国社会底层阶级的艰难贫苦。在德意志民族普遍感到自卑的年代里，巴赫作品里也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民族崛起的期望，这与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观念是相契合的。

1802年，福克尔所著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书出版，这是音乐史上的第一本巴赫传记，批判时下的流行艺术，高度推崇巴赫音乐，更在序言中盛赞巴赫音乐是“无价的民族遗产，是其他民族无法比得上的”。他颂扬巴赫为德国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更为巴赫冠以德意志民族英雄的头衔[5]。

1850年，由舒曼提议的，为纪念巴赫逝世100周年的巴赫协会组建成立，致力于巴赫作品的收集、出版、研究、评论，成为了巴赫复兴运动的主力军。巴赫作品符合德意志严肃音乐传统，作品中体现的个性特征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的品格特征。巴赫被誉为“宗教音乐与德意志精神的典范”，成为德意志在艺术领域重拾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偶像。

（三）二十世纪巴赫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自十九世纪复兴巴赫运动以来，巴赫音乐的魅力征服了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并对二十世纪以来各流派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巴赫音乐的回归并不是原样照搬，而是保留精神内核的、“抽象”的回归。十九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晚期的音乐更多呈现出迷惘、病态、歇斯底里的色彩，日渐尖锐的社会矛盾让人们悲观失望、疲惫不堪，只能在过分夸大的主观幻想中寻求精神寄托。而巴赫音乐的回归，对于这时陷入迷茫的作曲家们而言便是那苦苦寻觅的灯塔。

有“怪杰”之称的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以独特的演奏习惯，大胆运用肢体语言对巴赫音乐进行表达，打破了以往对巴赫音乐古板、呈示性、缺少变化的刻板印象，发掘了巴赫作品给予演奏者的极大自由解读与发挥空间。在古尔德天才的诠释下，人们重新认识巴赫音乐，回想起巴赫高超的即兴演奏技艺与饱满丰沛的思想情感，让巴赫的回归不仅仅停留于个人精神崇拜，更落实到巴赫音乐丰富的发展空间与表现能力上，古尔德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巴赫音乐最权威的演绎者。

以斯特拉文斯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乐派高喊“回到巴赫”，倡导复调音乐，在坚持巴赫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符合现代乐器特点的配器改编，既保留了巴赫音乐逻辑严谨、布局均衡的特点，又为即兴演奏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而在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下，其他乐派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巴赫音乐的影响，如表现主义新维也纳乐派的代表人物们也都是巴赫的崇拜者。他们从巴赫的复调技法、半音化和声和丰富交错的乐思旋律中获得灵感，在创作中体现了对巴赫作品的“变体”与“隐喻”。巴赫音乐的丰富内涵使得二十世纪音乐开拓延展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广泛领域。

三、结语

纵观西方音乐史，巴赫与他的作品在岁月中几度浮沉，最终得以正名，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丰碑，这背后必然离不开时代潮流的历史推动作用，但也证明了巴赫音乐具有跨越时代的魅力，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世经典。面对当下将流行艺术与快餐文化相交融的劣质化热潮，或许我们也应该呼唤巴赫音乐的回归，从先辈的故事中获取前进力量，从不朽经典中汲取精神养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