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动力因素探析
——基于辽宁省高校的实证研究

刘晏如，宋 丹，赵 哲

（1. 大连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4；2. 中国医科大学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122）

一、问题提出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作为现代大学治理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学生参与不仅是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培养民主意识、提升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1]其价值意蕴和现实功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高校对人才培养本质的回应。学生作为现代大学存续发展的主体，是保障大学育人职能实现的主体性资源。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不仅是对学生主体地位及主体权力的进一步认同和肯定，更是实现学生民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其二，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中国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阶段的应然选择。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微观运作，新公共管理理念重构了大学多元主体间的新型互动形式，学校和学生日益形成“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学生作为大学内部核心利益相关者，需要在透明化、民主化的大学治理中合理保障自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其三，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保障教育质量评价科学化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不断深化，学生的评价反馈为教学层面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

从中国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发展进程来看，学生正在进行着从大学治理“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的地位证实和权力争取。在此过程中，学生依然面临着主体权力虚置、参与制度供给不足、自组织功能异化等参与困境。[2]这些困境主要源于“客观环境制约”和“学生自身局限”两方面，重点体现在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设计缺失，学生主体参与动力不足[3]和参与能力欠缺[4]。可以说，学生拥有明确的治理权是参与大学治理的基础，饱含参与热情和参与愿望是治理行为产生的前提[5]，具有参与能力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大学治理视域下学生参与行动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根据既往研究可知，探寻行动主体的动力因素，需要关注行动者自身和环境的共同影响[6-8]。学生对大学治理的主体态度是影响其参与行动的基础[9-10]；参与需要作为学生对与自身发展休戚相关的学校重大事务决策依赖性的外在体现，是激发治理行动的原动力[11]；学生对参与大学治理产生身份认同和自我效能感，并抱有成功期待是推动其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12]。在大学治理场域中，完善的参与制度是保障学生参与权实现的基础前提[13-14]，多元主体间高效畅通的沟通机制是实现学生参与的重要保障[15-16]，高校各职能部处和各组织部门决策信息透明公开和对学生诉求及时反馈是激发学生参与动力的关键环节[17-18]。虽然有学者已经关注到大学治理中学生因热情不足而陷入的参与困境[19]，但总体而言，学界对学生的参与动力缺乏系统探讨，对不同主体特征下学生的动力差异探索不足[20]，且缺乏实证研究支撑[21]。那么，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动力因素之间有何关系？如何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参与动力？这些问题亟需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研究从学生主体的内生动力与学校场域的外发动力出发，以辽宁省8所本科院校的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研究角度剖析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动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各类学生在参与行为上的动力差异，以期为推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实践，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建构

本研究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动力生发置于行动者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系统中，从学生主体与学校场域两个维度，梳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动力因素。从学生主体维度出发，归纳出三个内生性动力因素：主体态度、参与需要和自我效能；从学校场域维度出发，归纳出三个外发性动力因素：参与制度、民主沟通和信息反馈。基于六大动力因素，构建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动力因素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主体态度是指学生对大学治理的认知程度，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参与需要是指学生因自身的成就需要、归属需要和权力需要，而对学校重大事务决策产生的参与期望；自我效能是指学生对参与行动产生的结果期待和效能期待；参与制度分为“民主制度”与“激励政策”两个部分，其中既包含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对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权的确认，又涵盖了高校颁布的能够激发学生产生参与动机的理性化制度；民主沟通是指学生在参与渠道畅通、组织氛围和谐的情况下，通过多种途径与其他组织部门人员表达利益诉求，并参与到相关决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沟通过程；信息反馈是指学生在大学治理领域的提案和建议得到有效反馈。

图1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动力因素理论模型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大学、辽宁科技学院、辽宁工业大学和沈阳音乐学院等8所辽宁省内高校的在校学生作为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250 份，获取有效问卷1 19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2%，样本信息如表1所示，被试各项信息分布比例较合理，具有代表性意义。

表1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1

（三）研究工具

根据理论模型并结合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实际情况，编制本研究调查工具《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动力因素调查问卷》，选用主体态度、参与需要、自我效能、参与制度、民主沟通和信息反馈等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除学生背景特征及基本现状部分调查外，其余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在“主体态度”维度，划分“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子维度，对学生关于大学治理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倾向进行测量；在“参与需要”维度，以成就动机理论为基础，划分“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归属需要”三个子维度，探寻驱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需求指向；在“自我效能”维度，以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划分“效能期待”和“结果期待”两个子维度，探寻学生对自身参与能力的预估是否会影响其对大学治理事务的参与热情；在“参与制度”维度，以“民主制度”“激励政策”构成两个子维度，对关于大学治理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保障、激励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是否可以促进学生参与进行测量；在“民主沟通”维度，以大学治理的参与渠道、参与方式和环境平等性为三个子维度，探寻在参与渠道扩宽、参与方式多样和学校组织环境和谐平等的情态下，是否可以促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信息反馈”维度，划分学生的意见采纳和信息反馈两个子维度，探寻在参与学校事务管理过程中，学生的建议被采纳或利益诉求反馈及时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增强学生参与动力。本研究的假设为：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主体动力因素与学校场域动力因素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在正式调查前进行小样本预调查。预调查在大连理工大学进行，线下发放纸质版问卷1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5份。通过对量表的相关题项进行纯化、简化、降维处理，并利用最大方差旋转法（Varimax）提取因子，经过CITC与Cronbach’s α系数对研究题项进行甄别筛选，最终保留33个题项。

正式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来衡量，效度检验采用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来衡量，如表2所示。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9，各因子α系数均大于0.8，表明问卷项目的内部一致性高，信度良好；每个构面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值）均超过0.5，组合信度（CR值）最低为0.77，说明数据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表3显示所有潜在构念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均低于其自身的AVE值，说明数据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表2 测量模型的载荷、信度和效度分析

表3 判别效度分析

三、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动力因素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动力因素各指标均值、标准差和总体均值如表4所示，我们发现：第一，从总体均值来看，学生主体动力因素的均值均低于学校场域的动力因素。这说明学生参与动力的内生性不足，更多依托学校场域的外在派生。高校参与式文化氛围、完善的民主参与制度和多元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更能推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第二，“主体态度”维度的均值位列最低（3.35分），说明学生对“大学治理”存在概念认知不清，参与角色模糊，缺乏心理自觉和参与意识等问题。虽然AT2 题项（3.76 分）和AT6 题项（3.53 分）表明学生对大学治理具有较高的身份认同和参与热情，但AT5 题项（2.97分）又反映出学生对表达利益诉求的组织和渠道缺少关注和兴趣，这显露出学生在面对大学治理时的“矛盾心态”。从“参与需要”维度能更清晰地发现，当前学生对大学治理的关注点侧重“向内”，而不是“向外”，他们更看重在参与行动中的自身获得，相比于融入大学生活和提升自身发展，学生并不太关注治理行动背后的权力证实和利益相关者所肩负的对大学发展的责任与义务。第三，“信息反馈”维度的均值位列最高（3.86分），“民主沟通”维度（3.82分）和“参与制度”维度（3.74分）次之，这表明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互信和谐的民主沟通和健全明确的参与制度更能激发学生参与治理，实现治理身份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表4 显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4

（二）动力因素间关联性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26.0统计分析工具对学生主体和学校场域动力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不同变量间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从表5可知，主体态度、参与需要、自我效能、参与制度、民主沟通以及信息反馈这六个维度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且均在0.01 的显著水平下相关关系显著，表明此六个维度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应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运用AMOS23.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学生参与大学治理驱动因素的内在关系，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如表6所示，模型拟合的路径系数如图2显示。拟合指数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示模型的适配度良好。通过以上检验表明，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六大动力因素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生参与行动的实现需要学生主体和学校场域的共同作用。学生的参与诉求会推动学校民主制度的完善、沟通渠道的拓宽和信息反馈的效率。反之，学校构建完善的参与制度，提供参与能力培训、搭建不同参与渠道也会促进学生对大学治理形成良好认知，产生权力需要、成就需要和归属需要，提升学生在大学治理过程的自我效能感。

表5 各构面变量相关系数

表6 结构模型拟合度分析

图2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动力因素间的路径模型

（三）不同主体特征的学生动力差异性比较

为了解不同主体特征的学生在大学治理中的参与动力差异，本研究运用SPSS26.0 统计分析工具，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LSD 多重比较分析法来探析不同学科背景、学业阶段和政治面貌的学生在参与动力选择方面的差异情况，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学科、学业阶段、政治面貌各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续表7

第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在信息反馈维度的动力选择有显著差异，在其他五个维度均无显著差异。在信息反馈维度中，法学（4.12分）和管理学（4.06分）的学生对于大学治理中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和反馈率更为看重，相比之下，艺术学（3.67分）、哲学（3.71分）的学生则稍显淡漠。值得关注的是，从各维度均值的比较来看，法学、管理学的学生对参与大学治理怀有更高的热情，这与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学科视角密不可分。法学专业的学生对学生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有更高的关注度，管理学的学生对大学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有更强的敏感度，而艺术学、哲学的学生更关照自我意识和生命本体的共情体验，对于学校事务决策及学生参与行动的关注度较低。因此，大学需要根据学生对大学治理内容和校务决策的关注重点，给予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适度的差异化激励。

第二，处于不同学业阶段的学生在六个维度的动力倾向上均有显著差异。在同等动力下，本科一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大学治理中，而本科二年级相对消极被动。根据处于不同学业阶段的学生特点，大一学生经历着新生适应的“白板期”，对新鲜事物勇于尝试，具有更高的接受度和好奇心，而大四学生积淀了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更关注对学生权益的维护，高自我效能感让他们更能胜任学生代表的角色。然而，大二学生经历着学业“转折期”，在学习态度、活动投入和情感体验等方面与大一年级积极向上的状态相比，出现明显的滑坡，这种现象在学界被成为“大二低潮”。[22]因此，在专业课压力和社团活动并重的情况下，大二学生更容易出现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现象，参与意愿和参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因此，高校不能忽视学生在不同学业阶段参与意愿和需求的转变，并适时调整激励手段。

第三，不同政治面貌的学生在除了自我效能之外的五个维度的动力倾向上有显著差异。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参与大学治理中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从不同维度间学生选择均值来看，中共党员的自觉性最高，共青团员次之。政治面貌作为一种身份特征，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领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大学生党员作为学生中的先进群体，对大学发展和重大事务决策怀有更明显的责任意识和关注度。因此，高校应鼓励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动员式参与机制增强学生参与意愿，以榜样力量引领学生参与行为导向，以行为制约机制规范学生参与过程。

四、激发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主要路径

通过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动力因素探析可知，学生对大学治理的主体态度、参与需要和自我效能与学校场域内的参与制度、民主沟通和信息反馈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学生参与行动的实现需要学生主体和学校场域的共同作用。相较而言，学校场域的动力因素更能促进学生参与行动的生发。这表明，大学治理这项集体行动需要学生主体与学校场域的双向动力耦合，既关注学生主体的利益诉求，又注重治理文化、治理体系对学生参与的引领和关照。此外，处于不同学业阶段、不同政治面貌的学生在动力因素选择上均有显著差异，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在信息反馈维度的动力选择有显著差异。因此，高校需要注重学生内在需求与治理内容之间的差异性。学生参与动力机制的构建应根据不同治理内容，学生的专业背景，学业阶段进行差异性调整，以此实现治理行动与治理目标的统一。

研究发现，若要实现学生参与动力的“外在派生”与“内在生发”，高校应以成熟的参与型文化为依托，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保障，畅通的民主沟通渠道为载体，及时的信息反馈为手段，构建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动力激发的应然进路。

（一）创建良性治理环境，营造基于身份认同的参与型校园文化氛围

组织文化作为潜藏在大学治理结构和过程中的“隐形秩序”，决定着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选择。[23]学生对治理主体身份的认同，植根于和谐民主的治理环境。如今，大学治理结构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忽视，治理过程对学生之声的轻视，直接导致了学生民主意识淡薄，参与角色模糊，缺乏身份认同和心理自觉。因此，营造公正、民主、互信的参与型治理文化，是学生对大学治理产生身份认同，生成参与情感，形成参与行为倾向的基础。首先，高校需要创建良性治理环境，通过开展“大学治理宣传周”“民主参与活动日”等系列活动，常设“学生权益小站”等组织部门，促使学生从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上塑造主体意识及权力意识，增强对大学治理的参与意愿。其次，强化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民主参与意识及奉献意识，通过举办“大学治理提案大赛”“‘做好大学主人翁’校园建设周”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对教学治理、学术治理和后勤治理的关注。在此期间，注重树立学生党员在大学治理参与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榜样引领实现学生主体在大学治理中的自觉嵌入。最后，构建学生参与“指导-服务”机制，增强高校管理者对学生参与行动的关注力和指导力。各高校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开设“大学治理”培训课程、民主参与宣讲会、“大学治理”主题团日活动等多种方式为学生科普大学治理的概念与模式，讲授民主参与方法，帮助学生增强作为治理主体的角色胜任感和自我效能感。同时，应根据学校重大事务的种类和范围，有针对性地培养和选拔不同专业背景学生代表，发挥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参与能力。

（二）维护学生权力，完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化建构

大学治理中学生权力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中的缺失与弱化，不仅造成了学生参与的功能异化和行为虚置，更使得学生因治理行动无法满足内在发展需求而降低参与动力。因此，我国亟需通过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的制度建构来保障学生权力，形成激发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外生动力。[24]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体亟需对学生权力进行法理确认。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明确学生在校园重大事务决策中的参与权；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厘清学生权力行使的合法边界，详细规定学生权力的组织形式、行使方式、参与范围及其他规则，为学生参与提供最稳固的合法来源。同时，高校应在大学章程中对大学治理中的学生权力做出明确规定，编撰并出台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大学生管理手册》《学生权力规范细则》等文件，制定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实施细则和程序性规定，不仅要确保学生参与权的赋予，明确学生在校园事务中的决策权、建议权、咨询权和监督权，还要对学生在校园重大事务决策中的参与范围、程度、途径做明确规定，让学生权力“有的放矢”，学生参与“有章可循”。第二，在政策激励方面，高校应制定鼓励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激励政策，设置诱导因素，增加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酬资源的规定，激发学生对参与治理的成就需要。例如，设置“大学治理优秀提案奖”等奖项，将参与行为纳入学生实践学分或奖学金积分中，并设置相应物质奖励。在行为导向上，在校务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中增设学生代表，建立课程咨询委员会，设立校长学生助理等职位，让学生在教学活动、教师评价、课程设置和校园规划等方面拥有正式参与商议与征询意见的资格，满足学生主体的权力需要。在行为制约上，明晰学生提案的监控管理细则。例如，学代会筹委会通过设置提案工作委员会，制定提案办法，规范提案审查汇报反馈流程，保障学生决策权力和学生代表公信力。

（三）开辟民主沟通渠道，打造平等对话和意见反馈并行的治理模式

在理想状态下，学生之声被平等、广泛的倾听，并得到积极、中肯的回应是学生参与的“密钥”。[25]现如今，高校自上而下的指令式、指挥式的治理方式让学生因“无力发声”而缺少自我效能。因此，高校需要进一步转变沟通方式，构建平等对话和信息反馈并行的治理模式。第一，开辟民主沟通渠道，优化协商模式。高校应以协商民主理念为基础，注重治理主体间平等对话和互动协商，构建“主体间对话协商模式”。在具体实施中，通过搭建“座谈式”直接性沟通平台，打造在不同组织层面的平等对话模式，通过学生群体、学生代表、教师和行政人员等不同治理主体在班级层、院系层和各职能部门层的深入对话，实现学生诉求的真实表达，增强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切实参与感。第二，优化学校重大事务决策信息的“发布-反馈”路径，打造信息交流闭环。学校应细化《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建立校务公开评议和监督反馈制度，构建信息公开、监督、评议和反馈一体化机制，提升校务公开的质量、时效和透明度。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校园官网主页“校务公开”栏、校内信息公告栏、校内邮箱等多种方式进行学校重大事务的信息公开和意见采集，实现信息传递的扁平化，落实学生对学校重大事务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另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搭建学生需求数据共享平台、开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通道，进行决策信息采集、学生评议和意见反馈，实现社情民意的有效互动，最终实现大学治理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