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物色》篇与“三因素说”的比较研究

郭中发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中说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周振甫先生认为这篇是“讲文学跟着时代变化”;《物色》篇中，他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谈论了情景的关系，这体现了刘勰对于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到见解。刘勰提出的文学发展观，与西方学者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923）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到的影响文学的三个因素“种族、环境、时代”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本文用“三因素说”对刘勰的观点进行阐发进而将二者进行比较，或许能使我们对二者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亦能为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物色”“时序”和“三因素说”的历史渊源

要想准确理解《物色》和《时序》两篇的准确内涵，就不得不从字源学来分析“时序”和“物色”这四个字。《说文》曰：“时，四时也。”一直以来，“时”的内涵较为稳定，基本没有变化。《说文》曰：“序，东西墙也。”但在《易·艮》中的“言有序”与《易·文言》中的“四时合其序”里，“序”有次第、次序之意，刘勰对于“序”的理解，当为后者。

《说文》言物为“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后来《礼记乐记》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孔颖达疏曰：“物外境也。”李梅认为，在刘勰之前，“物”意基本固定为相对于主体之外的万事万物。“色”，《说文》曰：“颜色也，从人从。”“色”的本意最开始与人有关。《俱舍论》中则说道：“佛家的色有变化、示现两方面的特点。”从《物色》篇的开头看来，“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里的“色”指代变化的景色，刘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我们可认为刘勰所写的“色”与佛教的内涵更为相似。

“时序”一词根据乔志的考证，最早可能来源于《尚书》：“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序）。”按孔颖达的注疏“百揆时叙（序）”，在这里表达的是君王处理政事条理清楚、次序井然、合理恰当。所以，“时序”一词，不仅表达了时间流序的自然变化规律，还包括了君王治理国事的条理。

“物色”作为一个固定词组出现在书面上由来已久，根据李梅的考证，“物色”最早出现于先秦两汉时期，见于《礼记·月令》：“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一般被认为是用来祭祀的牺牲的毛色。“物色”被用于文学创作首见于晋宋之交颜延之的《秋胡行》，诗曰：“日暮行采归，物色桑榆时。”“物色”一词发展到此时，已经具有“景色”之意味。从“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歩，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可知，刘勰基本用了“物色”的基本含义，从“阴阳”二字看来，刘勰还加入了《周易》的气说，重视气在自然世界万物中的流动与作用。

泰纳是19世纪法国史学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他在《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著名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因素说，后来他又在《艺术哲学》中结合了具体的例子进行了说明。要想准确把握“三因素说”的内涵，了解其主张的来源是一条可行之道。

19世纪是自然科学完胜的时期，傅雷曾在《艺术哲学》的序言中说到泰纳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影响甚深。西方传统哲学对泰纳影响也非常大，他对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斯宾诺莎（Spinoza，1623-1677），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康德（Kant，1724-1804），以及黑格爾等哲学大师十分敬仰。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他决定将哲学思辨和科学实证结合起来，为《艺术哲学》中对“三因素说”的实证举例奠定了基础。

确切地说，泰纳的“三因素说”受到了斯达尔夫人的直接影响，斯达尔夫人在《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中考察了自然环境如地理位置、气候要素等，还有宗教、社会习俗和法律等对文学的影响，标志着文学社会学批评的自觉。她还在《论文学·序言》中郑重声明过自己的任务是：“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反过来，也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她的南北文学对照说更让泰纳眼前豁然一亮，并从中发掘出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基于地域之差产生的民族气质、风格、趣味的迥异，使得其对环境的界定上也融入了文化因素，并且认为种族、环境、时代之间并不是孤立绝缘的。泰纳思维的来源和理论的影响来源使我们在看待他的“三因素说”不得不用上理性和科学的眼光，                            辩证地对待他的观点。

二、《时序》《物色》与“三因素说”的内涵概述

从前文对“时序”二字的溯源与分析可知，时序基本与时代和朝代的更迭以及帝王的治理有关。刘勰在《时序》篇中，根据历史的发展顺序论述了历代文学的演变情况，如“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等，刘勰根据文学“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发展规律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刘勰还说明了文学演变的原因，他总结了六个因素。这六个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说的是政治教化因素，还有学术风气、君主的提倡和时代风气等;“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说的是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讲的是天才的杰出成就，这两点可视为作者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内部因素可以视作文学创作者的自觉。

目前学界基本认为《时序》篇讲的是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受到人自觉不自觉的影响，如君主的提倡、风气的流行等。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学者从《时序》篇中提到的文学地域发展观念出发，提出了“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时间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空间的变化，它们共同作用于特定对象，对其进行改造与塑形”的观点，这意味着，《时序》篇中提到的文学的演变，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有自然条件的原因，用“三因素说”进行阐发的话，《时序》篇除了谈到时代对文学的影响，还有随着时代变化的环境的影响。

刘勰的《物色》篇讲了情景的关系，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他认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人们都会受到自然万物的影响，所以作者写作时会“心亦吐纳”。刘勰在汲取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将这种以情物关系来解释文艺创作的主客关系的论述概括为情以物迁论。用泰纳的理论进行阐发的话，这当属环境因素。

泰纳将“种族”放在了“种族，环境，时代”中的首位，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泰纳指出，种族就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们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他认为“种族”是以各民族拥有“永久的本能”的种族性，是指一个民族在生理学和遗传学意义上所固有的性格（气质、观念、智力等方面的文化倾向），不受时间、气候和形势的影响，是一个民族的先天本性和古老的原始特性，是天生的、具有遗传性的。比如说，英国和德国是善于沉思与默想的民族，有很强的理性意识，崇高的道德感和极强的想象力，沉着务实，一丝不苟;法国和意大利则安于享乐，善于社交，脑中充满有形的观念，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炽热的情感。“种族”因素极少受环境的迁徙与时代沿革的影响而变化，是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第一级的原因”。

“环境”是指种族生存的环境，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并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具体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时是指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等会对文学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

“时代”则是一种“精神气候”，与环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基本一致。不过，在《艺术哲学》中他又写道：“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在这里泰纳将“时代精神”也纳入环境的所属范围，一方面扩大了其环境因素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将他三因素中的环境因素和时代因素的内涵混淆起来，存在着一定矛盾。

三、刘勰的文学发展观和泰纳“三因素说”的异同

以泰纳的“三因素说”来阐发《时序》和《物色》篇，《物色》篇可以视作是“三因素说”中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且可视作其对泰纳“环境”因素的具化。而《时序》篇中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基本屬于泰纳“环境”因素的一部分，都是“环境”因素中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这样一来，这二者的观点几无区别，都谈到了外部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既包含了社会文化环境也包括了自然环境。

《时序》篇中的内部因素也能算作泰纳“种族”因素的一部分，与泰纳不同，刘勰从个体上进行了分析，进行了细化和内部研究，具体到了一个民族可能会产生某种独特的英才。不过，刘勰只考虑到了社会环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忽视了朝代发展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实也伴随着地域的变化，泰纳对于民族影响文学则只是进行了笼统介绍。二者相较而言，刘勰忽略了群体因素，而泰纳缩小甚至可以说是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的文学发展观较为细化，但缺少一定的宏观视野分析，没能系统性地提出文学发展的理论，相较泰纳的理论而言，只能算作一些细碎的思索，但是刘勰比泰纳早了近1500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外，刘勰的观点有过于注重个体之嫌，如君王的影响、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天才这些都较大程度上属于个体因素。而泰纳的“三因素说”则显得过于笼统，三个要素内涵都过大，有重叠之处，导致有含混之嫌，如“时代”中包含“环境”，有的地方又有不妥，如“种族”有恒定不变的特质，但它对环境会造成影响，环境也会反作用于种族，种族必然会有所改变，种族和环境的相互关系较为复杂，但泰纳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论述。此外二者都比较重视外部条件，轻视了内部条件，但在内部条件的论述上，刘勰更胜一筹，他考虑到了个体的差异性，这是泰纳不足的地方。

除了观点内部的异同，还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不同外部因素对二者观点的影响，如政治格局、文化背景等，这里我们不再赘述。

通过上文，我们发现二者的观点之间存在融通之处，二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不同的理论价值。无论是刘勰的文学发展观还是泰纳的“三因素说”，都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二者虽然跨越了近1500的时间维度，1万多公里的空间距离，但在思想上都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不受地域和民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发性。

无论是刘勰的文学发展观还是泰纳的“三因素说”，它们虽然已经历经百年甚至千年，但在当今依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较为强劲的生命力。我们通过横向比较二者，不难发现二者理论都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有理论上的缺陷，对于文本本身，它除了有社会和历史兴趣外没有其他的兴趣。当我们将二者进行整合，则会产生一套新的理论，兼顾了外部与内部研究，并重视了整体与细节，在概念上更加清晰明了，内容间的界限也更为清晰，变得更加完善，不过这依旧无法避免两种理论的片面性，不能科学地揭示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及其辩证规律。

在二者的比较之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二者的长处和不足，在特殊的年代，刘勰和泰纳都因缘际会，成了一个时代乃至今后长时期的理论喉舌，成了权威，成了代言人。刘勰在早泰纳近1500年就提出了与其理论高度相似的观点，这无疑是一个伟大举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英国文学史〉序言》第五章的最后部分泰纳指出，如果种族、时代和环境的影响能够相辅相成，就可以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繁盛一时，如果它们相互抵牾，就会让它长期软弱无力。我们在判断一个文明的未来并预判它的走向时，这三个因素所形成的共力不得不考虑。这或许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同时，西方理论的蓬勃发展，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西方文论后来居上的紧迫感。这鞭策着我国学者在文学理论研究上的不断进步。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表现出片面的深刻性。从古至今，乃至放眼未来，都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文艺理论是完美的，不过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并利用其精华所在，并对其不足环节加以改造或者补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便能使其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