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言意之辩

应志强

言意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不断被提及、不断被讨论的话题。中国古代极为强调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因此出现许多吉光片羽的意象式批评，其中以诗话著作繁多为主要表现形式。

关于言意关系的讨论最早可以从先秦诸子进行溯源，老子在《道德经》开篇便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其后各朝各代因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都有不同的人提出自己关于言意关系的看法。

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得意忘言”，以及非道家思想的“不立文字”等诸多语言文字观在历代的文人学者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可以说是历代言意之辩的底层逻辑之一。

言意之辩首先涉及语言表述存在的问题：表述的对象本身非常玄妙，无法用语言表达，如道家的“道”，是不可言传之物;表述者认识理解能力不到位，语言运用能力不足。除此之外，语言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某些场合是苍白无力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是由内涵和外延组成，概念的内涵是较为清晰的，但外延往往模糊不定，这就给“言不尽意”提供了存在的条件。

魏晋时期关于言意之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表现就是魏晋玄学的兴起。关于言意之辩的讨论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汉代经学思想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外显。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曾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义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看似在用《庄子》中的思想为《周易》进行注解，但是实质上是在通过《周易》的卦象、卦辞、卦意之间的关系来阐释《庄子》中的“得以而忘言”。王弼从“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认为语言是为了表达“象”，“意”要靠“象”来显现，将之转化为言意关系，王弼则认为想要得到最终的“意”就不能拘泥于表达出来的“言”，要“忘言”，这可以溯源到庄子“得鱼忘筌”。

陆机《文赋》中提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在《文赋》序中开篇就写到“文”和“意”，这其中受到了王弼《周易略例》中关于“言意”思想的启发。陆机“文不逮意”的意义可以归结为文章的内容无法将思维过程中的种种“意”全部表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在言意之辩中陆机也认为“言不尽意”，这与王弼的玄学思想是契合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隐秀”说。《文心雕龙·隐秀》中言：“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用“隐秀”将言意关系推向诗学领域，“隐”者为“情在词外”，为何情会在词外，原因就在于词无法将情完全表露，因此必然要“隐”，恰是“隐”表达出文章的深厚含蓄、耐人寻味之感，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隐”有两个关键点是“重旨”和“复意”，刘勰认为好的文章必须要有言外之意，话中有话，除了字面意思之外还要有言外之意。刘勰在言意之辩中的“隐秀”观点从审美的角度对“言不尽意”进行了阐释。王弼的“得意忘象”说和刘勰的“隐秀”说可以看作是从不同侧面对“意”和“象”的关系进行讨论和分析。“意”应该“隐”，“象”应该“秀”，“意”在“象”中，“隐”在“秀”中。

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也持“言不尽意”的观点，他在《诗品序》中提出“滋味说”，即“味之着无极，闻之者动容”。“滋味说”主要是钟嵘为了将“赋比兴”确立为五言诗三义而提出的，其中的“兴”就是“文有尽而意无穷”的创作方法。“味之着无极”就是要值得反复琢磨，在表面文字之外尚有无穷意蕴值得读诗者去体味其中的无尽“滋味”。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中：“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的美学理论，“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是其“意境说”诗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言不尽意”说的进一步阐释。其《二十四诗品》关于“含蓄”的论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高度概括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髓。

司空图的“意境”思想和老庄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司空图自言“取训与老氏”，《二十四诗品》中有诸多例证：“真体内充”和“返虚入浑”（《雄浑》），“妙机其微”和“饮之太和”（《冲淡》）等。老子认为宇宙自然万物都是“道”，受老子的影响，司空图的“意境”论中的“真”“浑”等概念，也都是指代宇宙自然万物的“道”。叶朗认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清楚地表明了“意境说”和老庄美学的血缘关系及“意境说”的美学本质，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皎然同样推崇“意境说”，从皎然的“意境说”出发也可以看出皎然持“言不尽意”的语言文字观。皎然提出：“意中之静，意中之远。”“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詩道之极也。”皎然虽然也是从“意境说”出发认为“言不尽意”，但是和司空图的“意境说”不同，司空图的“意境说”是以老庄的道家美学为底层逻辑，皎然则是借用佛家的禅学思想为底层逻辑。皎然被称为“诗僧”，早年曾有禅房经历，其诗中常言的“真性”和佛家的心性论有着极强的联系。他认为能否创造出诗禅合一的诗境，是决定诗歌艺术创作水平的关键。这种诗境与禅境相结合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语言文字观，他极为强调诗境的营造以及有象外之奇，象外之奇就需要诗人用语言文字营造出超乎于本来文字的意境。

与皎然相同，严羽也是受到佛学的影响，他在《沧浪诗话》中借用禅宗相关理论，如“乘有大小”“正法眼”“辟支”“第一义”等，并直言“论诗如论禅”。《沧浪诗话》的特点也是“以禅喻诗”的批评方法和提倡“妙悟”的诗歌理论，这些都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所持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言不尽意”论也是受到佛家禅宗的影响。其言：“盛唐诗人，惟在兴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借用“羚羊挂角”这一实例来说明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语言文字观。正如严羽所言上乘的诗歌应该是“不落言筌”，要如“羚羊挂角”一样不拘泥于诗歌的语言文字。借助禅机，严羽恰当地诠释了“言”与“意”之间的矛盾，在前人“言不尽意”的基础上，直言“言有尽而意无穷”。

除“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之外，还有学者持“言尽意”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欧阳建和韩愈。

欧阳建不同意“言不尽意”的观点，认为言可尽意。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是针对当时盛行的以王弼为主的“得意忘言”论而提出的。其《言尽意论》（《艺文类聚·卷十九》，下同不再赘述）中开篇便言：“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皆以为然。”所以，他称“言不尽意”论者为“雷同君子”，而自称“违众先生”，以此来和“言不尽意”论者划分界限。

首先，欧阳建从存在论的角度借玄学家用“天何言哉”而阐述“明本”“废言”“忘言”这几个题目，来发挥自己的“言尽意”论。天不言但是四季依旧运转，因而“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事物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其本身的自然特性，正因如此，“客观事物的形色是第一性的，而名称概念则是第二性的”。其次，欧阳建认为“名”和“言”对于事物本身来说是没有增益的，“物”和“理”是不会依赖于“名”和“言”才会存在的，即“名之于物，无施为者;言之于理，无为者也”。“名”只是作为人们辨别和认识事物时将其区分开来的工具，“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而“言”则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语言是用来表达自身思想的，如果连语言都不能表达出自己的思想，那人与人之间又该如何沟通呢，即“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最后，欧阳建认为“名”和“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事物和事理在变化中的，“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正是因为“名”和“言”是能够变化的，所以无论事物和事理是如何变化的，始终有对应的“名”和“言”，以上三点构成了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韩愈在《择言解》中写道：“言起于微，而为用且博，能不违于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训，以推于生物。”韩愈认为语言之用是非常广博，能明道传意，是可以推及万物的，既可以传道化民，也可以详尽达意。韩愈的“言可尽意”论和时代背景有关，韩愈面对安史之乱后诗坛诗风逐渐意象浮靡，语言陈旧卑弱，表现力不强的问题，想要重新激起当时诗人们的信心，因此提出语言是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的，不要因时代气氛而只追求意，言不尽意是因为诗人自己用语不精，这和语言本身的表现能力无关。因而，韩愈在《荐士》一诗中曾借孟郊的诗句表达自己的主张：“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异。”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载梅尧臣语曰：“诗家虽率意，而造句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青海师范大学唐锋认为此句意在表达梅尧臣认为“可以通过造语的途径使不尽之意从言外获得，亦即言能尽意”。但笔者认为，梅尧臣所言恰是表达其认为“言不尽意”，虽然能通过“造语”描写出言外之意，但是只是表达出存在言外的“意”，并不是言可尽意，只是梅尧臣对语言有巨大表现潜力的乐观态度。

明清时期的王夫之提出：“力有所不逮，而言者本不能尽意也。”显然，王夫之也持言不能尽意的说法，说话的人原本就是不能将自身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完全表达出來，这就恰如不是每件事都能完全达成一般。此外，王夫之提出了自己认为可以解决言不尽意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微言明道”。王夫之作为明清时期的学者，他必然要受到儒学的影响，不同于庄子提出的“得意忘言”的道家思想，王夫之从《易传》中找到自身的出路，认为“微言明道”是解决这种问题的途径。

综上，自老子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开启了中国古代长达千年关于“言”与“意”关系之间的讨论。通过对历代言意之辩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持“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者众多。若直接对其进行思想史的考察则难以把握，但若是从他们立论的底层逻辑出发，我们则会发现无论是持其中的哪一种观点，其背后始终绕不开老庄的道家思想以及佛家的禅宗思想。道家从先秦时期一直散发着其自身深厚的哲学意蕴。道家思想不仅是在关于言意之辩的讨论中起着重大作用，甚至或直接或间接地一直在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哲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