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洙对《咏怀古迹》的选删

◎景浩哲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4）

清代孙洙所编的《唐诗三百首》，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流行的唐诗选本之一，影响极大。书中共收录了七十余家的诗作，个中唯有杜甫的作品选取最多，共有三十八首，其中便包含了广为流传的《咏怀古迹》五首组诗。但据书前的重刻序言，“惟少陵咏怀古迹诗本五首，蘅塘止录其二，不免纰漏，今刻仍为补入，俾读者得亏全貌。”落款为“光绪十一年仲夏月中浣四藤唫社主人识”。由此可见，孙洙其人编书时本选两首，另外三首乃是光绪年间后人刻补时重编而进，那么孙洙究竟选了那两首诗作为“正宗”？是出于何种考虑？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放弃另外三首呢？

本文认为，孙洙初选的两首诗，应当是组诗中的其四与其五，即借刘备和诸葛亮两位古人进行抒怀的两首。下面将从孙洙生活的年代背景入手，结合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咏怀古迹》组诗的内涵和意蕴进行推测。

一、编纂背景

孙洙早年入京师国子监学习，乾隆九年（1744）中举，乾隆十一年（1746）出任江苏上元（今江宁）县学教谕。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唐诗三百首》是他为官期间，有感当时《千家诗》“随手拾掇，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决定自编新集取而代之。其多任教学、教习之职，且其曾几次作为乡试考官，懂得科举关键。另外在清朝统治下，对于世所发行的文本常有检责，故而凡选诗著文，多避文字忌讳,《唐诗三百首》便是孙洙在这种情况下编选而出的。孙洙在书前的序言曾说明了他编撰新书的目的，即感于旧教材所收内容的不完全，重新编纂出一套新的读物，“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可见孙洙编纂此书的初衷与自己的人生经历脱不开关系，曾任乡试考官的他，最能看到举子们的基础水平。《唐诗三百首》不仅是一本老少皆宜的读物，更是值得儿童学习启蒙的作品。

清王朝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常有兴“文字狱”的行为。“文字狱”并非是某一个朝代所独有的，但是清朝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字词忌讳规定得更加严格，同时也导致当时的文人墨客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都会对相应的作品加以检省。譬如清雍正年间，查嗣庭主持科考过程中出了“维民所止”一题，雍正皇帝却认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是在割掉“雍正”的头，只是因为“维、止”字形形近于“雍正”无头，以相似之过，便造成文字案。当时的统治者多将文学或者文字冠以迷信色彩，或是因为诅咒，或是因为歧义，以此作为管控的理由。杜甫虽然身在千年之前的唐朝，他的作品放在当时或许并没有触犯太多的忌讳，但及至孙洙所处的时代，不仅是本朝的创作需要注意规范，连过往的很多作品都被迫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孙洙于乾隆年间做官，乾隆朝历时六十余年，前期的文化政策并非十分严苛，但到了中期以后，乾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和对文人的猜忌愈发鼓胀。清前期的帝王如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已然成风，在清王朝初建时期，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相容，对于统治者来讲，加强皇权专制尤有必要,无可厚非。然而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已然历经了几位帝王，并非草创之时，民族文化上的冲突已经不像清军入关时候那么严峻，而且经过康熙雍正等朝的改革，经济上也不似立国之初那般凋敝，如果说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还算事出有因，那么乾隆时愈演愈烈的文字狱从客观上便会对文学创作产生诸多限制，进一步限制了文化的发展。且彼时文字狱常与政治挂钩，譬如乾隆朝著名的《坚磨生诗抄》一案，便是典型代表。甚至包括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之时，都要刻意点明，这段故事并无确指年代，可见当时文人的心思之谨慎。这也是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的时代背景。

二、选删缘由

在解释孙洙为何会首选这两首诗之前，不妨先推测另外三首诗不适合入选的原因。《咏怀古迹》这五首组诗，杜甫在其中借五位古人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分别为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和诸葛亮。这五首组诗乃是杜甫在游历的旅途中参观、吊唁这些古人的遗迹所作，或是描写古人的生活状况，或是借由古人的经历来自喻。结合孙洙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五位古人在历史流传中的传奇性，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断其中原因。

首先为组诗其一，诗曰：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这首乃是杜甫抒发自身处在安史乱世的飘零之感，表达了对当世乱贼的痛恨和指责，体现了杜甫的爱国深情。诗中借南北朝庾信的事迹来寄托诗人自己的情感，庾信作为当时文坛“由南入北”的代表人物，能够深刻体会到与故土分裂，有家难回的郁闷和悲痛，诗中最后一联：“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饱含诗人的心酸与感慨。但其中“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一句，杜甫本意将安禄山反叛与庾信所经历的“侯景之乱”做对比，表达自己也因为反贼作乱，不得已四处漂泊，诗的前两联：“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和“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生动地概括了诗人自安史之乱后飘零无依的生活状况，同时为作者表达自己对战乱的痛心做了铺垫。这样的对比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放在满族所统治的清朝便已然犯了忌讳，作为中国历史上外族统治中原的代表，清朝廷和过往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惧怕曾经作为统治阶级的汉人重新起义，所以对汉人本来的文化进行打压。这首诗的“羯胡”二字有暗讽清王朝本是满族之意，且全诗的主旨也在于外族入侵，致使汉人有家难回，这与明清之交的景象多有相似之处。孙洙也曾仕于朝廷，且熟知科举应试之法门，况且其编书之初实存有“风靡天下”之心，应不敢触犯此般忌讳，否则便有违自己的初衷了。

其次为第二首，诗曰：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这首诗杜甫借古人宋玉，明里写宋玉一生抱负未成，人们只记得他文采斐然，却不知他在政治上矢志不渝，暗里将宋玉沉郁的一生与自己做比，一句“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写出了杜甫与宋玉时隔千年的心灵共鸣，可谓时空相异，但志向同一的代表。诗的后两联：“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与“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看似并无悲伤，实则于侧面衬托出宋玉的不被理解，“空文藻”，表示宋玉生前的抱负都未留下痕迹，只有他的文章辞赋还在流传不息，而最后一句，更是将后人对宋玉的不理解表达殆尽：即使楚王宫殿都化为灰土，如今的人们还记得宋玉巫山神女的故事，舟子行人来来往往，都只对这段神话感到惊奇。杜甫也曾因事触怒肃宗皇帝，遭到贬谪，在贬谪之地，杜甫也曾作诗用来寄托自己的悲凉与不平，譬如其当时所作《瘦马行》一诗，借被遗弃的“东郊瘦马”自喻经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楚。这首诗虽然没有触犯清朝统治阶级的“忌讳”，但诗中所蕴含的感情，却是在对自己的怀才不遇表示悲愤，而悲愤的对象，无疑仍旧是当朝的统治者，对杜甫来讲，自己历经安史之乱，四处飘零，文采斐然却无法施展；且仕途不顺，到了晚年甚至还要四处奔波，寄人篱下，生活颇带有悲剧色彩。诗中的愤懑和怨恨之情，虽未明言，但实藏于字句。孙洙选诗以教化为主，是要以此选本“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故这首诗并不适合。

接着再看王昭君一篇，诗曰：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此首诗借以昭君远嫁西域之恨，明里表达对一代佳人的不幸际遇的同情，诗中表达了王昭君对故国的思念和不舍，以及被迫远嫁他族后的怨恨；暗中传递了杜甫自身的情感，寄托了自己对国家的忠心和对自己身世际遇的痛苦。诗中一句“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本意埋怨汉皇荒唐，只凭一纸画像便将一无辜女子远嫁边疆，终身难归故土，亦有暗讽当朝帝王昏庸之意。此外，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颇爱以美人自喻，上至先秦，下至明清，无数作者都以屈原为榜样，将自己对待朝堂帝王的心思化作“香草”“美人”等意向，无数作品都以借喻的手法诉说自己如何郁郁不得志，抑或是暗贬君主不识英才，不闻“香草美人”之美，反而追逐淤泥的行为。而诗中最后两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已经有了对君王的埋怨和责怪之意。且“作胡语”，对于清朝朝廷这一非中原地带的统治者来讲，无疑有指桑骂槐之嫌。杜甫这首诗中没有明显议论的论点，仅仅是从王昭君的一生悲凉入手，抒发感想，看似就事论事，实则却借昭君之口，诉说自己内心的曲直。《唐诗三百首》以“教化儿童”“老幼皆可读”为标准，这首诗既然有暗讽君王之意，便不可用于“教化”之用了。

最后，《咏怀古迹》组诗的其四和其五两首：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以及：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这两首诗，一写蜀主刘备，一写汉丞相诸葛亮。二人一起作为历史上贤臣明君的榜样，常常被后人提及。如果孙洙将这两首选入，则贤臣良主，二者齐备。若以此作为教材，那么便可实现孙洙编书之初意欲教化后学，想以此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用来乡塾教学；令儿童可学习，老人也可以读得下去的目标了。所以孙洙以这二首诗作为标准，一来可以树立忠臣良主的典范，顺应在封建社会中，忠君爱国的主流思想；二来也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编书初心，这从思想动机上是可以说得通的。

另外，还有一个侧面可以佐证孙洙选诗时收到了忠君爱国思想的启发，其选诗时定总数为310首，与《诗经》的311篇只差一线，这并不可能是唐诗数量或者质量不济以至无能再选，极可能是出于孙洙其人对先圣儒学的尊崇和效仿。因为相传《诗经》是经由至圣先师孔子删削而成的，孔子选删古代诗歌，以成“诗三百”亦是一段佳话。孙洙选诗而编书的行为本就有与孔子相类之处，而忠君忠国的思想贯穿儒家礼教，而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之人，孙洙追随先圣的脚步，所选诗文亦会不自觉地受到儒学传统的影响。

此外，部分研究中指出孙洙初选之时乃录组诗中的第三首和第五首，原因为与《咏怀古迹》组诗同在一卷的，还有《蜀相》一篇，从描述的对象来说都是咏武侯祠，有重复之嫌疑，但此处仍有疑点，如组诗的其四虽提到了武侯祠，但实际对象是蜀主刘备。如果说重复的话，理应是第五首与《蜀相》有此嫌疑，且清朝时的文化统治，以及孙洙本身的仕宦经历都会影响选诗结果，这种现象也是不可回避的，仅仅有重复之嫌，这样的理由未免显得轻薄，按前文的分析，第三首咏王昭君的诗中，有十分明显的汉胡之分，以及对君王的怨懑之情，并不符合孙洙选诗的标准。

三、总结

孙洙作为当时的文人，虽然有自己的抱负，但也不可避免要迎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约束，但是君臣和睦的理想蓝图，不仅是孙洙在妥协之后的决定，更是其作为文人，在对青少年教育上的一丝寄托，亦是对当时朝代政治环境的一种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洙确实将他编纂之初的心愿“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实现了。虽然四藤唫社主人的重刻本打破了选诗数量上孙洙对至圣先师的致敬之情，但其仍旧以原本之貌，加以点注，并未另出心裁以至于不伦不类，大抵也不算是破坏，而是增修之功了。两人生活的年代仅相隔百余年，然而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孙洙虽生于康乾盛世，但选诗作文反而受到诸多限制，从孙洙选诗时的谨慎，未尝不能折射出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的辉煌，封闭和限制已经成了社会的“流行曲”；而四藤唫社主人生活于清朝末期，虽然彼时封建王朝的统治在内忧外患下已经摇摇欲坠，但反而可以更加自由地进行文学活动，固有的闭锁已经有所松动，反而带来了新的生机，这实在有几分讽刺的意味。

《唐诗三百首》虽然是在诸多限制下选出的，但其仍不失为众多唐诗选本中的上乘之作，其在国内外的风靡程度，可以印证这一点。唐诗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诗圣杜甫的作品更是让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老幼，都有耳熟能详之作。清代独特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使得孙洙选诗之时不得不多加考量，“望文生义”是《咏怀古迹》其余三首不能初次收入的主要原因，幸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文化政策松动，得以在光绪年间重刻之时续编而入。《唐诗三百首》自乾隆二十八年问世以来，不断传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一俗谚，也是对这一唐诗选集莫大的肯定。

①此问世时间，乃是中华书局1959年版《唐诗三百首》的出版说明中提出的。但学界另有说法，称《唐诗三百首》自清咸丰二年（1852）小石山房刻本的出现才问世。见刘丹丹《孙洙与〈唐诗三百首〉》，《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70-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