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商界小说的“菲勒斯”反叛书写

◎栗懿君

（湖南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自我主体的存在，表面上，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完成，然而其中的真相可以从新世纪商界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发现这不过是一个“自由神话”，商界小说作为以经济为背景的小说类别，甚至有人视为“职场宝典”，因此商界小说相对于其他小说类更能反映当代职场女性的生存现状。而作为当代独立自主女性的标签便是反叛“菲勒斯”（男权），但事实上她们在反抗的过程中却成为男权权威下被“凝视”的对象。

一、追随爱情与漂泊他乡的异客

女性在社会变革的机遇下集体参与社会建设，女性自主意识也在社会群体逐渐显现出来。商界小说中对这类具有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书写时，集中囊括了这些女性的叛逆和追求自由的共性，每一个人物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美。作为叛逆的女性，首先需要打破传统的束缚，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此追求自由式恋爱成为她们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这也是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而城市化的进程为她们带来新的机遇，城市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更具有包容性。城市化进程把女性从“闺房”的幽囚中解救出来，让她们逃离了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田园，步入都市空间，实现“地理的突围”，从而为她们进行性别突围建构了基础。

在商界小说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都依附于都市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以及梦想。这些职场女性在商海拼搏尽显商业智谋之外，她们大多都在爱情婚姻中得不到圆满的结局。虽然她们敢于走出乡村迈向城市，但却是异常艰辛的。在追随“爱情”的过程中，她们也勇敢追求自己的事业，然而原生生长的环境对她们的影响依然深远，她们逃离了原生地的同时也变成了“无根”之人。城市虽然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但是幸福与平等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即使她们努力地在城市拼搏，不断地满足物质需求，但是最终依然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最后也不过是他乡的异客。虽然在漂泊的过程中不断尝试爱又不断地舍弃爱，最后在爱情上成为一个浑身伤痕的落魄者。

尤其是以深圳为背景的系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主要着力于描写外来务工者以及城市底层人民的职业生活，其中不乏女性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沦为城市的边缘人。在众多作家中，以吴君为代表作家。她先后出版了《亲爱的深圳》《二区到六区》《皇后大道》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还有描写万福村40年变化的长篇小说《万福》。在她的小说中，深圳是外来工作者遥不可及的梦想，尤其是女性，被人戏谑为“北妹”。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使得从性别上又与男人构成了二元对立世界，女性就成了底层中的底层。其中《亲爱的深圳》中的程小桂，她和丈夫一同在深圳为了未来打拼，但是程小桂相对于丈夫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并无任何话语权。但值得一提的是，程小桂是在一段时间里拥有过话语权的，即在程小桂率先适应都市生活，她向丈夫提出保持距离。然而后来丈夫适应都市生活之后，她最后再次成了底层中的底层，成为两性中弱势的那一方。可以说程小桂为了追求她的爱情与丈夫来城市打拼是勇敢的，但是对于她而言，她也不过是深圳无所归依的异客；又例如王刚的《月亮背面》，李苗和牟尼是一对恋人，二人在北京为实现目标而闯荡商海，实行一连串金融诈骗的故事，这对小人物在金钱的诱惑下由纯真走向毁灭。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从各自的家乡带着满满的期待和憧憬来到北京，两人在同一家私营的公司打工，生活日渐窘迫，还要忍受老板的欺凌和施舍。为了生存和实现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两人铤而走险，用欺骗的手段卷涉金融业和地产业，以获得物质上的奢华和精神上的成就感。然而他们二人有着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因此二人无法真正信任对方，甚至不能彼此善待，最后沦为他乡的异客。

在新世纪商界小说中，“家门”象征着她们实现自我解放的门槛，她们只有实现迈出家门才有希望突围生存困境，以此寻找自由独立。因此这些女性为了彰显女性意识觉醒，为了爱情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完成自我绽放。从表面上来看，城市就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城市这个具有包容性的地方可以容纳她们对“菲勒斯”的叛逆，可以尽情地享受自我的放纵。虽然城市相对于乡村来说，可以给予她们更多的生存空间，但事实上城市仍是以男权为中心的领地。对于这些“菲勒斯”的反叛者而言，城市完全是异质性的，她们所信仰的自由爱情经受不住经济大潮的淘洗，很难在这种光怪陆离的环境下存活，最后又会丧失自由爱情且成为城市的异客。

另外，追求婚姻爱情自主后的悲剧并不局限于底层打拼的女性，即使在商界获得成就的女性，已经实现了生存空间的突围，却也难以逃脱被男权社会的排斥。在长期传统观念中，女性气质应该是软弱和温顺的，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男女性别之间在隐形中出现了对立的状态，在商界小说“女强男弱”中的两性关系必然会被社会排斥。新世纪的商界小说关注到了这样的现实因素，当男性不得不承认女性可以与之平等，能够旗鼓相当地处于一个社会地位时，男性并不会束手就擒，而是通过要求女性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以此获得自由爱情的方式来宣示男权。例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唐晶，她是一个果敢又理性的女性，她和未婚夫一起在城市为各自的理想而奋斗，最后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职场上站住了脚跟，但是与未婚夫却渐行渐远，当唐晶回头想要结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和未婚夫已经同居，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成为他乡的异客；《欢乐颂》中的安迪，她是一个海归精英，然而职场得意，情场失意，在她30岁之前感情经历几乎为空白，第一次感情经历也无疾而终；又如《苏筱的战争》中从职场新手一步一步在建筑行业叱咤风云的苏筱，但是她的感情却是一波三折，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遇见了夏明，但是在事业出现阻碍的时候夏明也离开了；《北辙南辕》中的尤珊珊，她是一个多金又仗义的女老板，但是在感情上却遭受过重创。

正如王德威曾言道：“我们惊觉到一批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妇女们，曾经在传统礼教的樊篱下，扬弃三从四德的成规，演出一幕幕惊世骇俗的悲剧。从一般的“警世”的观点来看，我们固然可说这些女子的遭遇和下场是咎由自取，然而她们所汇聚成的喧嚣，却为中国小说女性人物注入了新的生命。”她们的爱情悲剧其实并不是一场偶然事件，她们为了追随爱情逃离原生环境，等着她们的并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国度，在一个男权社会，她们只是成了新的依附者，成了没有根的他乡异客。因为在传统的性别伦理观念和爱情婚姻关系中，女性是依附男性而存在。从这些独立自主的女性来看，表面上，她们为了爱情勇敢无畏，实质上在这个过程中正一步一步走向具有男权思想的性别伦理观念的漩涡之中。

二、“花木兰”式博弈与追求自我的成功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商海中以男性气质为主流标准。中国社会被长达几千年封建文化所熏染，传统的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男权的价值观被视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商海中，商海的博弈被理解为谋略的权力斗争。并且从市场经济开始，商界的权力斗争只适用于男性。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现代女性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为新女性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当今时代对女性来说，经济与人格独立不再是中心问题，生活与职场的优劣平衡标准才是关键。不难发现，如今的职场规则依然是由主流的男权社会所控制，女性想要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要以男性的阳刚重塑自我才能获得成功。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花木兰只有化身为男子身，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战场上战斗。现代职场女性在商场拼搏也是如此，她们亦是需要舍弃自己的性别，才能名正言顺地在商海里浮沉。然而女性在商场的刻板印象是柔弱且不适合在商海中进行拼搏，因而这些女性想要在商场立足就要抹杀自己的性别，像男子拥有决绝、坚强或热烈的性格，才能被市场所接纳，才能有机会在商场实现自我的价值。而较多女性具备的品质，如贤淑、细腻、娴静等，往往被女性自觉舍弃了。可以说，在商海拼搏的女性面对的现实性别压力不得不向男权妥协。就像《浮沉》中的乔莉，她的女性意识虽然已经悄然觉醒，试图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但身处职场中的她依然处于一个“他者”的姿态,尤其是她身处在直接关联利益的销售行业,然而现实以男性为规范的职场规则，迫使她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工作时像精英男性那样立身行事,展现出“刚硬”与“权谋”的风格。然而，这样的职场规则对女性来说依然是不公平的，男性在职场可以阳刚之美示人，世人以其为谋略家、英雄，但是女性在职场上展示这一面的时候，不免会被男性认为是有违常理，是不可爱的。就如销售总监陆帆是个会布局的男性,也精于此道,但是当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待乔莉，就会失望于她之前的天真无邪已不复存在。并且销售经理狄云海也有相同的感受，乔莉在办公室和生活的状态完全不一样，生活中的乔莉更加可爱动人。就连一心想把女儿培养得自信、自强的乔父也不由感叹乔莉刚硬的一面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事情；《输赢》中的骆伽为了达到目的，她可以全方位地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哪怕是陪吃饭和拼酒，并且为了能够在以男人为主的战场游刃有余，她逐渐抹杀自己的性别，将自己变成一个中性人，失去了对其他女性的同理心，哪怕是花钱为客户找女性提供特殊服务也在所不惜。《格子间女人》中的谭斌亦是如此，她一直试图抹杀自己的性别，试图变成花木兰式的女性在职场上打拼；以及《米娅，快跑》中描写了一个职场上“工作狂”的形象，米娅是一个被公认的女强人，她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甚至凶狠强悍，还因为一心投入工作而过于辛苦流产，因此同事都认为她是一个比男人还要强势的女人。而也正是这样“花木兰”式的打拼最后才有成功的事业。还有《欢乐颂》中的安迪，她的成功从一开始就是将自己变成一个极具有理性思维的女性，做事都是雷厉风行。

毋庸置辩，新世纪商界小说中这群事业有成、人格独立的女性,能够在都市的舞台中大显身手，追求自我的成功，她们意识到了自我独立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然而，中国传统性别伦理观念中，崇尚“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并不随着商品经济萌发而消弭,女性参与社会角逐的权利仍然处于被贬斥与苛责的困境之中，多数人并不会如男性一般，把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视为其傲人的资本。即使是在当下都市生活中,女性幸运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可以参与社会创作和历史创造的主流，但她们所面临的是性别本身存在的歧视，职场规则是由男权制定的，只有像男人一样才有资格在职场立足，而这个规则是不允许有人去打破的，因此女性迈入职场之后发现自我成功所面临的困难是绵绵不断。她们为了自我的生存以及梦想的成功，只能化身“花木兰”，才能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因此，商界小说中的职场规则的失语者们，虽然女性意识觉醒了，但是仍然未对女性这一身份认同，这就导致事业成功与女性特质相抵触，在追求自我独立的同时，又丢失作为女性本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映照了“菲勒斯”反叛者最后自我分裂的命运。

三、放弃自由与回归男权的牢笼

新世纪商界小说中独立自主的女性书写，不再单纯是以叛逆为主线，而是以高学历、高智商作为人生成功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卓尔不群的能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商界小说中这些高智商的女性背后或是有一个“救世主”，或者是迫于现实的压力逃脱职场。市场讲究价值利益的交换，女性不再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价值或者需要增加成本的时候，女性在职场中就会面临重重障碍，最后不堪现实的打压，不得不依靠“男权”重获生机。这种现象在商界小说得以体现，小说中在商海中沉浮的女性处处因为受到性别的歧视，在事业上遇到层层困难，直到“救世主”出现，推波助澜下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成为职场上的女强人，这已经成为模式化的书写，并且作家们也乐此不疲地对其进行创作。然而这种书写是变相地将女性屈于男性背后，成为现实困难的逃离者。

例如《阿尔法则》中29岁的沈若歆，一开始坚信通过能力与手段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时代集团这个大企业里，上层领导却因为她的年龄而有所顾忌，认为她一旦结婚生子就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不利于公司的发展，由此沈若歆在公司一直都是艰难又骄傲地苦熬。正当她工作生活出现系列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她生命里的“救世主”祁晓，他解决了沈若歆在生活与工作上的问题，最后也是因为这个男友的富二代身份让她在商海得以安身立命，公司再也没有针对她，并且成功进入上流社会；《琉璃时代》中的凤仪，她虽寄养在一个家业庞大的家庭，但是养父待她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因此当她成年后想要为父分忧，尝试跻身商海，父亲将元泰大厂交给她，但是她面对工人暴乱以及厂长有不当行为的时候，她却束手无措，因此在公司里，她就像傀儡一样，工人们都认为她不过是女流之辈难堪大任。而正当凤仪面临困难的时候，袁子欣出现在身边并且帮助她不断地成长，最后与她一起管理元泰，成就一时的佳话。最后，见识过商海尔虞我诈的凤仪，选择回到了艺术世界，看似找到了自己真正向往的世界，事实上是在逃离现实生活。以及《杜拉拉升职记》看似是探寻女性在职场成长的过程，但事实上整个上升阶段的背后都是王伟促成的，彰显的是对男性主权社会规则的妥协。

商界小说中的这类模式化书写，实质是折射出了即使女性意识已经觉醒的女性，依然无法逃脱男权的束缚。男权通过编码系统、政治、经济话语展示着新质形态的自我主权。在商界小说中，讲究的是利益为上，女性不再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价值或者需要增加成本的时候，女性在职场中就会面临重重障碍。就如同在《性别伦理学》中对“男性救世主”的解读——“在此关切的是，女性将会服从男性的调解而不断地屈从于错误的和她们丧失能力的等级制思考，因为她们承认她们需要男性，以及为了男性的爱而牺牲她们的生命”。

此外，在商界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从家门迈入职场，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她们不断地追求自我，在职场中充分显示了女性的睿智，发挥才能绽放无限的光芒。然而，显性层面来看，她们已经完成了自我独立的蜕变，但事实上，她们的逃离是短暂的，在传统性别伦理观念的束缚之下，没有话语权的她们所面临的是世俗的歧视和打压，最后只能不堪重负选择回到男权的牢笼之中。例如《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她曾经是一名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后为了爱情成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全职太太，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丈夫的出轨和婚变，前夫所关注的是罗子君的消费行为，并未看到她背后的付出，因此当一个勤劳又懂事的女同事出现，罗子君就被无情地抛弃，而罗子君也被迫为了生计在职场上打拼，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然而她在自我和他者之间选择时，依然认为对三十六岁的女人而言，结婚还是比较理想的结局。可见，她最后尚未逃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阿尔法守则》中的宋梓妍是他人眼中的“完美人妻”，她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婚姻，却发现丈夫邹诚对家庭主妇既不尊重也不理解，更重要的是邹诚责怪宋梓妍没有繁衍子嗣，在极度失望中她决心与丈夫离婚，最后也凭着努力在商场赢得了一席之地。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故事的最后，她向丈夫妥协，两人不仅复合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又如《北辙南辕》中的司梦，作为全职太太毫无尊严可言，然而这部小说中为了彰显女性成长，司梦投资餐馆，在经济上获得自主权利，但最后依旧回归到不公平的家庭。这些女性虽然从家庭出逃后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但她们最后依然是通过男人的梦想来塑造自己，将自己客体化。

在商海中拼搏的女性试图实现自我主体价值，可谓是“菲勒斯”反叛者的典型代表。但由于性别伦理规范长期倾向于男权，而女性这一社会角色形成于传统男权制社会文化中，僵化的性别标签和教条都无法促使她们得到真正应该拥有的权力，即使她们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觉醒了，但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让她们意识到在职场上，单凭努力是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而是需要依托男性才能在商海中博得一席之地。因此，这些“菲勒斯”反叛者虽然女性意识已经觉醒，但最终尚未真正实现自我，在自我意识和现实伦理之间不断撕裂，在自我和他者中盘旋，最后只能放弃自由回归传统的牢笼，成为男权社会中的自我分裂者。

①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8页。

②（英）帕森斯著，史军译:《性别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