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杭州诗词中植物意象折射出的文人思想

◎于梦娇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留下来的文学遗产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丰硕的建树。当前，学术界对苏轼及其创作的研究成果颇丰，据知网所查，以“苏轼”为主题的论文便有16851篇，其中核心期刊2053篇，搜索“苏轼 杭州”便有907篇研究论文。本文将从苏轼在杭州所记植物诗词，透过典型的植物意象，找寻苏轼在其中留下的点点踪迹和未被人们感知的情怀。

一、苏轼植物意象的人文底蕴

植物在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中频频出现，不论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是第一部浪漫诗歌总集《楚辞》，都随处可见植物的身影。植物作为意象的一类载体，在寄托情思，表达感情时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与其自身的生长习性和观赏价值有关。植物随着季节的更替，或发芽生长，或衰败凋零，古语有云：“虽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苏轼所写诗作中植物曾出现1000多次，在杭州期间所写的植物以松、竹最具代表性，其次是荷、梅、菊、牡丹。研究植物的品格，分析植物的情怀，对于我们了解苏轼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荷

荷，即莲，古又名“芙蓉、芙蕖、菡萏”，《陈风·泽陂》 ①“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可知荷即菡萏。南朝乐府民歌有采莲曲，少女采莲，想要送给远方的心上人，“莲”同“怜”，意味着“爱怜”，洁白的莲花此时也象征着纯洁无瑕的情感。《离骚》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来形容自身洁白无瑕，苏轼“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写出了荷花独自美丽的姿态“，微月半隐山，圆荷争泻露”更是多了份曼妙与灵动。苏轼观荷，观的是一方天地的宁静，悟的是荷花洁白无瑕的品格，寄托的是“湖上野芙蓉，含思愁脉脉”的点点愁思。

（二）竹

竹，今名又称“刚竹、桂竹”，“松”“竹”虽属不同科别，但在文人笔下表达的感情却是相同的，故笔者这里将简单介绍竹类品格。竹类历霜雪而不凋，姿态万千，“移竹庭中，即成高树，令俗人不舍，不转盼而成高士之庐”。故文人君子多以竹喻己虚心自持、刚正不阿的美德。《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以竹暗喻居住主人品格高洁；屈原《七谏·初放》“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风的美好品质，象征自己顶邪恶、惠下民的美德；苏轼“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人生信条，在困境中仍坚守着高洁不屈的品格，苏轼爱竹种竹赏竹，三苏祠来凤轩后有翠竹万竿围护，绿筠轩赏竹时对竹子极高的评价，都可见苏轼对竹子的喜爱。苏轼以竹之自然修长之姿、凛风雪刚直遒劲之气，喻己之君子风度。通判杭州的苏轼如这松松立竹一般，宁折不弯、刚劲有节。

（三）梅

汉晋两代并无咏梅诗，六朝才开始出现咏梅诗，到了唐代逐渐增多，梅花的地位宋代才得以确立。《全宋诗》中，梅花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有4700多首，咏梅词也有1120多首。这里既有指蜡梅，也有指梅花的。《全宋词》中，“蜡梅”出现了50例。唐人眼界豁达旷远，喜爱牡丹艳冠京华。宋人却总在动荡的山河外暗自深颦浅笑，忧愁风雨，所爱的梅花便是如此一脉幽微自怜。苏轼在《蜡梅一首赠赵景贶》一诗中写道：“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蜡梅，也称黄梅花，此物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由此可知，苏轼对蜡梅和梅进行了区分，这一描写足见苏轼对梅花细致的观察，喜爱之情可见一斑。

（四）菊

菊，最早见于春秋时代的《尔雅》，《尔雅注释》“蘜，治（qiáng）蘠，注今之秋华菊”。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也被列入香草之列，象征着美好的情操。陶渊明一生独爱菊，《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纵使身处荒僻之地，菊花也必不可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让我们感受到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和归隐之乐，采菊、赏菊、品菊，菊花成了陶渊明远离俗世、悠闲惬意生活的象征，故刘禹锡有了菊为花之隐逸者的说法。苏轼“人竞春兰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长庚”既有菊花远离尘世的隐逸，也有菊花不畏世俗的高洁。

（五）牡丹

周敦颐有自从李唐以来，世人最爱牡丹的说法，牡丹传至杭州，最先植于寺庙当中，到北宋时期，开元寺最早种植牡丹，后真觉院、释迦院、明庆寺、吉祥寺等纷纷栽植了牡丹，且以吉祥寺最为出名。之后，又由寺庙逐渐传播至民间进行栽种，便也有了许多观赏牡丹的景点，牡丹因其品种繁多、色泽艳丽、富丽堂皇，被称为“花中之王”，受到了许多文人墨客的青睐。苏轼到杭州后，也写了许多咏牡丹的诗，如《雨中明庆赏牡丹》《吉祥寺赏牡丹》等。在《苏轼全集校注》中，苏轼于黄州写了两首有关牡丹的诗，儋州未曾写到牡丹，杭州便足足写了7首关于牡丹的诗作，这与宋代杭州广泛栽种牡丹是密切相关的。可见生活环境对作者的创作是有很大影响的。

二、苏轼植物意象的文人思想

苏轼写植物，写出了花的姿态和美丽，写出了花的芳香和品格，写出了内心的苦闷和情感变化。借此，我们通过苏轼所记与之共情的植物，约莫感触苏轼的情感态度和始终流露出的文人思想。

（一）济世安民的政治理想

苏轼早年意气风发，他从小饱读诗书、考取功名便是为了能有朝一日实现忠君爱民之理想抱负。苏轼自称“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他虽有积极用世之心，却无施展抱负之道。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第一次来杭，任杭州通判，时36岁，他忠君爱民却也无能为力，面对政党之争他内心的苦闷与烦忧、失意与惆怅之情难以排解。通判杭州时，苏轼经过镇江，写了《游金山寺》“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表示只要有田自己一定辞官归隐。来了杭州后，更是写下了“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来讽刺那些欲实施新政的人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第二次来杭，虽说是“自乞补外”，但终归是无奈之举。“若待得君来此前，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苏轼这里写美人等待思念之人一起赏花，又何尝不是在自喻，美人的寂寞如同自己只能孤芳自赏，想要匡扶社稷却连陪伴君侧尚做不到，可“石榴花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独幽”依然能看到他一片忠心。苏轼的伟大在于“在其位，谋其职”的职业精神，朝堂之争会使得他想远离朝堂，但永远不会磨灭他济世安民的初心和使命。

苏轼与杭州的缘分，也可以说是从西湖开始的。苏轼两次到杭，虽说都处于政治失意期，但第二次来杭，明显少了初见杭州时的失意，多了对杭州的思念。苏轼自言“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在苏轼心中，杭州就是另一个故乡。兴修水利、建筑苏堤，都是苏轼对这一方百姓的守护，作为一位爱民如子的地方官，最大的心愿莫过于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庶安康。来到杭州，他更是比任何时候都能了解百姓生活的疾苦，“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在农忙丰收时间，偏偏逢上了前山后山的大雨，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对此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所谓的“白衣仙人”不过是身居高位的官员尸位素餐，苏轼借题发挥，指责和抨击了当政者的不仁以及对农民的关心与同情。而在苏轼描写植物的诗中，同样可见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相携烧笋苦竹寺，却下踏藕荷花洲。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临风饱食得甘寝，肯使细故胸中留。君不见壮士憔悴时，饥谋食，渴谋饮，功名有时无罢休”。田地里的农民和船上的渔夫风吹日晒，不过是为了饱食甘寝，多少百姓就这样世世代代勤俭朴实地生活着，只要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能满足，他们便会知足常乐，但很多人对功名的追求却是永无罢休之日，何其可悲又可叹。

（二）隽永宁静的佛老思想

这一时期，苏轼写的山川草木的诗作中多次提到了“寺庙”，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宿余杭法喜寺》《宿临安净土寺》《冬至日独游吉祥寺》等。这是由于此处不仅能作为观赏景点，而且还可以结交僧侣，疏解内心苦闷。

自唐代以来，杭州便形成了许多赏花的著名景点，其中就有许多的寺庙，例如开元寺、吉祥寺、孤山寺、灵隐寺等。杭州佛教始兴于两晋，历史悠久，苏轼平生喜欢庙宇，常与僧侣交往。苏轼第一次来杭， 三天后就去孤山拜访了惠勤 、惠恩二僧 。在与寺僧的交游中，苏轼的内心逐渐变得豁达乐观，“人皆趋世，出世者谁？人皆遗世，世谁为之？爰有大士，处此两间。非浊非清，非律非禅。惟是海月，都师之武”，苏轼在寺僧以及佛老思想的影响下，对于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进行了更多地思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涨”。来到杭州后，苏轼早年的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之退缩，所以对于名利“算来着甚干忙”，若只是沉溺于官场险恶自身却不能施展抱负的思想，恐怕苏轼永远也走不出这个魔咒。但他又何曾是困于一小方天地的人，这些蝇头微利，有清风皓月来消解，那些未参透的道理，也自有顿悟的一天。佛老宁静隽永、充满禅意的空灵之镜，让苏轼理解了“入世”与“出世”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反而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他通过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化消极为积极，努力在现实中消解矛盾，求得心灵上的平静。

杭州这个空灵秀丽的地方不仅在心灵上抚慰了苏轼，也在创作上影响了苏轼。佛老思想隽永宁静的境界，让苏轼通过观游所舒缓的失意之情皆通过诗词中的景物和植物意象传达出来。苏轼出入于佛老思想，更能做到恬然自适、随遇而安，泰然面对一切。苏轼两次来杭，苏轼之于杭州，泽被百姓，不能不说这是杭州人民的幸运，但杭州之于苏轼，这个空灵秀丽、自然真实又极具包容性的地方，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三）豪放旷达的超脱思想

与苏轼前期的政治诗相比，苏轼在杭时期的山水诗多了清新迥异的风格，尤其是写了很多冲和淡美的作品。而在后期的山水游观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清新明朗的风格，以及豪放旷达思想的萌芽。如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上文提及苏轼出入于佛老思想，所以他矛盾的思想在山水游玩中得到疏解，“风船解与月徘徊”，池塘里的荷花竞相绽放，微风轻拂，小船摇荡，远去的到底是这晃荡的月色还是小船抑或诗人远去的烦恼，想必只有当时的荷花和月色更清楚了。最能代表苏轼在杭州山水诗风格的，莫属《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若不是对西湖十分熟悉、极其喜爱，又怎么会写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的佳句。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湖在苏轼的眼中，就是这样的存在。也是这样的西湖，让苏轼在离开杭州后依然念念不忘，梦回西湖。

如果说苏轼前期的山水游观诗是“诗中有事”，那此期的作品便是“诗中有形”。虽然政治诗和山水诗风格迥异，但他们都是苏轼在这一时期的代表风格。苏轼嬉笑怒骂的风格、关心民瘼的思想，以及自然清新的一面，都在这一时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政治遇上山水，苏轼遇见杭州，政治上的苦闷和怡人的美景，让苏轼的思想变得豁达开朗，这也为苏轼后期豪放矿的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贬谪黄州途中，苏轼登上关山，幽谷里的梅花已经开放“，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伴随飞雪度关山”。梅花自开自落，无人赏识，诗人以幽独、飘零的梅花自喻，表达了内心的孤寂和清高。黄州的梅花较之杭州所记梅花多了孤芳自赏之感，同时也多了一份傲骨。初到黄州，苏轼便写了“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二十年来的官场生活却如镜中花水中月，忙忙碌碌不过是为了如普通百姓一般“临风饱食得甘寝”。这里竹子和饮食文化息息相关，从中可看出苏轼在官场的忙碌之下悠闲避世的心态。但再看苏轼元丰五年所做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时的苏轼比之杭州的苏轼多了豪放和乐观。

三、结语

苏轼不惧风雨、笑对人生的态度和格局是令人钦佩且敬仰的；他豁达而勇敢地扼住命运的咽喉，在战胜自我中，无疑是胜利者；他放浪形骸于山水，以荷塘风月、星辰清风来洗涤心灵，净化内心，跟植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寄托植物中的济世安民的理想，透过诗词传达的隽永宁静的佛老思想以及豪放旷达的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去立体、多面地认识苏轼。

苏轼一生多次遭贬，但他仍能乐观面对人生，他所经之地均留下了不少的诗作，杭州诗词中的植物描写只是他众多诗篇中的沧海一粟。但他诗中所传达出来的关注民生、豪放旷达、宁静隽永的思想是相通的。无论是牡丹的雍容华贵，还是梅的傲骨凌霜，苏轼在赏花爱花的过程中，也在爱着这个时代，爱着黎民百姓。苏轼对这一方百姓的守护，更是苏轼在这片土地上播种下的济世安民的种子。他始终坚守着初心，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志意，心系国事，心系百姓。这种感情更多地转化成了他实现国泰民安理想的动力。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这样一位洒脱帅气的诗人，终究是做到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境界。

①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②屈原：《楚辞》，中华书局2019年版。

③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李渔：《闲情偶寄》，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⑥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⑦李时珍：《本草纲目》，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

⑧陶渊明：《陶渊明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