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的净化论及其价值

◎谷梦珠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提起“净化说”，首先想到的就是该学说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但其实在更早之前，他的老师柏拉图就已提出过“净化”的相关内容。柏拉图的诸多著作中都有涉及“净化”的论述，虽然只是不成系统的话语，但其中已能见出他净化论的源头。其中的《智者篇》，更是对净化的定义、类别、技艺等相关概念作了较明确的说明。柏拉图的净化论，较为明晰地展露了其“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思想，这也就深化了净化论的最终目的——为城邦建设服务。其意义不仅在于理论上有所建树，更在于现实中也能推动理想国的建立。

一、“净化”的历史追溯

（一）宗教中的“净化”

“净化”一词最早起于宗教观念，意为“净罪”，即帮人消解肉体的罪恶以求得灵魂的纯净。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宗教的产生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根源。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的人们都有一种“图腾崇拜”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所赖以维系的集体情感来源就是食物，而食物又随着四季的更迭呈现出春种秋收的生长规律。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作为象征“新生”的神祇，同时也掌管着人间葡萄种植和酿酒产业的丰收。每当春天来临，人们在野外举行盛典，用唱颂歌的形式向酒神祈祷秋天的一个好收成。后来，这种酒神崇拜仪式逐渐上升成了宗教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宗教再往后发展则分为以下两种派别：一种是受希腊本土文化影响，注重自然精神的奥林匹亚宗教；另一种是来源于外界，吸收了东方神秘精神的奥尔弗斯宗教，其中也包含狄俄尼索斯祭祀相关的内容。后者也就是通常被称之为俄尔普斯的宗教，它批判继承了酒神崇拜中的迷狂精神，渴望在神秘的狂欢仪式中寻求身心的超脱，借此实现灵魂净化的目的。另外，英语中“catharsis”这个单词，最初就是意为“净洗”的宗教术语，即用水火涤除人身上的罪孽，使其得到救赎并收获新生。

（二）文艺中的“净化”

综上可知，文艺中“净化”的源头既非出自亚里士多德也非来于柏拉图，而是源自古老的俄尔普斯教的教义。俄尔普斯教对原始酒神崇拜秉持反叛的态度，它的崇拜者们认为，正是酒神崇拜才引发了灵魂及肉体激情的发生。“激情”指神灵受到感召进入人体之后，达到的与崇拜者合而为一的状态，在此更多指向肉体激情。这种激情一旦出现，就容易诱使人冲破各种规范和条文的约束，激起人内心深处的各种欲望，不利于保护灵魂的纯洁、维持心灵静穆的状态。这时就需要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压制住这些冲动，用“净化”的方式将人的灵魂拯救出来。之后，毕达哥拉斯学派对这一观点加以改造，将宗教教义和艺术、哲学、数学等知识结合在一起，得出了“数学研究是实施净化的重要途径”的论断。他们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灵魂不可观感，但肉体却可观可感，若要实现净化就要达到二者的和谐，而实现和谐的方式就是数学研究。他们还指出，音乐对人类的灵魂具有一定作用，这为后来的“音乐净化灵魂”学说也奠定了基础。“净化”一词从此由宗教领域转向文艺领域并得以广泛运用。柏拉图的净化论，虽说是沿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但也回避了某些宗教神秘主义的内容，同时往里面增加了理性的成分，即他的“理式”学说。

二、柏拉图净化论的内容

（一）净化论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净化论的关键词是“灵魂”，它既是“净化”的指涉对象，也是最后产生作用的载体。他的哲学，既教导人如何获取真理，又引领人怎样摆脱死亡，是关于灵魂净化和人性救赎的哲学。柏拉图认为，只有人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人性才能得以救赎，他才能观照世间的美丽，看到万物的本质，收获关于哲学和人生的真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柏拉图对于哲理真知的见解是偏于认识论层面的。但从他的哲学助人逃离万物表象的诱惑来看，其最终目的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意义。他的“洞穴比喻”告诉我们，芸芸众生都身处一个黑暗世界，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事物的影子或者表象，惟有头脑聪慧、灵魂纯洁的人才能窥得其真实、洞见出本质。他在《斐德罗篇》中提到的“灵魂马车”，对凡人需要净化灵魂的原因作了生动的说明。他将灵魂的运行比作驾车人驾驭一对飞马的行为，同时指明两马只有合作形成一股协调的动力，才能使驾车人顺利地完成操作过程。而后他指出，诸神所使用的驾车人和飞马都是优质的，所以灵魂运行的较为顺畅；但凡人驾驭的两匹马中有好有坏，如此造成的不协调动力就更容易引发灵魂运行中麻烦和冲突的出现。因此，凡人就需要通过净化维持灵魂的和谐、纯洁，以达到和诸神一样的高度，实现观照上界之美、体察万物之真的目标。基于以上哲学基础，再看柏拉图的净化论就会发现，他的“净化”实际更偏重灵魂的净化，这也遥相呼应了西方“重灵魂轻身体”的传统。

（二）净化论的相关论述

由于柏拉图的净化论大多依托“城邦建设”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因此无论是净化城邦的诗乐、政坛与民意还是城邦的公民，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构一个美好城邦。他在谈论城邦净化的不同方式时所使用的“净化”“疏泄”“导泻”“宣泄”或“涤除”这类术语，其实都是由“净化”引申而来的隐喻义。

在《克拉底鲁篇》里，“净化”表现为两种手法，即医生使用药物导泻、巫师采用驱邪仪式对人的身心加以影响。在《蒂迈欧篇》和《智者篇》里，柏拉图推出了三种最常见的“净化”做法，即搓澡、体操和医疗，希望通过对身体进行清洗、发汗、排毒等一系列的操作，达到身心的平衡以维持健康的状态。

另外，他还在《智者篇》里论证了摒弃偏见对于“知识净化心灵”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获得真知的必要意义。在《斐多篇》里，他对正当的宗教仪式和优良的德行教育之于人们情感上的净化也给予了肯定。在《国家篇》里，对于科学医疗导泻产生的积极功效和僭主制度下政治清洗导致的破坏作用，他则分别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说明。

综上，这些大多与“净化”的引申义——医疗导泻相关，并集中在身体净化上。但医生能治好病也是因为其心灵的美好，在柏拉图看来，医生是用心灵医治的身体，即所谓的“以心治心”。

（三）净化论的正式提出

通过梳理可以得知，柏拉图的许多篇目都有论及“净化”的内容，但只有《智者篇》对“净化”的定义、类别、技艺做了明确说明，因此可视它为柏拉图净化论的集大成之作。

首先是净化的定义。柏拉图利用解释“识别的技艺”的契机给出了“净化”的定义：“把坏东西扔掉，把好东西保存下来。”柏拉图眼中的净化明显带有“筛选”的意味，这同时就明确了净化的目的，即筛除不好的保留下好的。而后他把净化分为以下两种类别，“一种与身体有关，一种与灵魂有关”，即身体净化和灵魂净化。身体净化，按照所指对象分为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按照净化原因分为身体畸形和身体疾病，且后者更需要净化。灵魂净化，即消除灵魂中邪恶的部分。柏拉图把灵魂的邪恶分为罪恶和无知两种：罪恶，是无道德的表现，所以严重程度等同于身体疾病；无知，由于“无知者无罪”，所以等同于身体畸形。柏拉图沿袭毕达哥拉斯学派“灵肉二分”的观点，认为人的灵魂与肉体两相分离，肉体污秽因此需要清洗，只有这样灵魂才能净化。相对于身体净化，他更看重灵魂净化。面对灵魂中的两种邪恶，他特意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式：体育用于身体畸形，医药用于身体疾病。

再者是净化的技艺。如上所说，柏拉图把净化分为身体净化和灵魂净化。对于有生命物而言，身体净化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沐浴保持外部的整洁；二是通过医药和体育维持内部的强健。对于无生命物来说，身体净化就是漂洗和磨光等技术的运用。柏拉图特别看重有生命物内部的净化，因为这最接近灵魂净化的本质。但他论述身体净化和灵魂净化，不只是为说明二者的区别，而是为能有个一般的名称将各种灵魂或理智的净化联系在一起，借此与其他无重大意义的净化区分开来。他更希望通过阐释“净化”使人们明白教育的重大意义，而不是只懂得利用惩罚去达到目的。

在《智者篇》中，柏拉图指明灵魂净化存在教导、教育两种方式。在教育中，有一种最伟大、最主要的方式—驳斥。柏拉图认为，即使是像国王那样身份尊贵的人物，假如他从未受到过驳斥，也将处于一种“可悲、不洁的状态”。驳斥的意义就在，使受驳斥者学会谦虚、清除偏见，从知识的运用中得到益处，最终实现净化灵魂的目的，使心灵处于极聪明、极优秀的状态。

除以上直接面对面的教育方法之外，教育的途径还可表现为多种形式，如《国家篇》中提到的诗歌、音乐、体育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对城邦保卫者提出的教育方式就包括“身体用体育，心灵用音乐”两种。他先谈论音乐教育，并把文学归入其中，指出文学大体可分为写真和虚构两类。但又因文学大多都是虚构的，因此在教育儿童时，应该先给他们讲故事（文学）然后再论及体育。而之所以这样安排顺序的原因是柏拉图认为“一切事都是开头最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年幼者而言，在其成长的初期性格特征正在养成，任何事物都很容易带给他们极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道理。

此外，他还把诗歌之于人的净化意义看得极重。在柏拉图看来，诗歌的真正目的重在“为灵魂而歌唱”，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短暂、非理性的快乐；它是为帮助人们“矫正灵魂内在运动的无序”，促使人们进入一个和谐一致的状态而存在的。

由此观之，柏拉图对于诗歌的看法与他净化论的目的是相一致的，都是为了消除人内心的积弊，保留下精华的部分，使心灵最终达到一种纯洁、安谧、和谐的状态。

三、柏拉图净化论的价值

（一）深化“文艺服务于政治”学说

柏拉图的净化论，不在于提出了一场有关身体和灵魂的洗礼仪式，而在于通过“净化”的提出，使得“文艺服务于政治”深入城邦保卫者的内心，从而促使他们更好地为理想国的建设服务。从他为实现净化筛选教育所用的诗歌，也可窥见他有关文艺本质问题的见解。他对史诗、音乐、悲剧、喜剧这类“摹仿的艺术”列出了三条罪状：第一条是诗人不具备真知，因此不能把握真理，也就导致其认知与真理之间隔了三层；第二条是诗里许多贬低英雄、诋毁神明的行为容易诱导人们做坏事，很不利于城邦保卫者性格的培养；第三条是里面也存在许多引起人们“感伤癖”“哀怜癖”的内容，这都有碍于城邦保卫者保持勇敢、镇静的状态。此三条罪状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烈意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人们欲望与情感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但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点进行了改造，他肯定了人的情感和欲望，把它们看作人性中合理且正当的成分。同时指明，情感、欲望作为人类本能上的需求，不仅能推动人们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从而对文艺的社会功能进行了补充。

（二）推动“悲剧净化说”形成

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柏拉图的净化理论确实比较零散。但后者作为前者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必然吸取了其思想中精华的部分。在积累了一定美学和心理学知识后，亚里士多德以此为出发点，把悲剧定义为“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他指明，悲剧在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和歌曲的综合作用下会形成一种感染力，借此引起观众怜悯、恐惧、悲伤等情绪的产生，随之再用类似顺势疗法的方式使这些情绪得到陶冶，进而达到满足审美享受和升华道德要求的双重理想效果，最终实现悲剧净化的根本目的。

亚里士多德特别肯定了悲剧的地位和价值，这与柏拉图的观点明显不同，究其根源在于：柏拉图的净化论是从政治工具和道德标杆的立场出发，为了维护“理想国”这幅乌托邦式国家蓝图的理论纯粹性与视觉观赏性而提的；亚里士多德则是从艺术之美的基点出发而言，力图纠正柏拉图关于“诗歌蛊惑人心”的论说，这就使得他的“悲剧净化说”与柏拉图的“悲剧移情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表达效果。

同时，亚里士多德从审美和艺术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悲剧具有某些积极功效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悲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四、结语

重温柏拉图的净化论可以得知，他一生追求的文艺，其本质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好城邦的建设。从中也能看出，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是有迹可循的。正如柏拉图吸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音乐净化灵魂”说，亚里士多德也借鉴了柏拉图的“文艺服务于政治”说，后来的学者又在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基础上，将“净化”的内涵丰富到了医学“治疗”（朱光潜）和伦理“中庸”“适度”（罗念生）的层面，这些都证明学术是前赴后继的道理。当然，柏拉图净化论的价值远不止前面提到的这些，它必将影响到后来学者学术思维和相关理论的形成，其影响意义是无法在此说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