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机制下农户财商水平提升困境及对策研究
——基于甘肃田野调查

□马潇潇

（兰州财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1 问题的提出和文献回顾

1.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各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对治理理论和实践的落实，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事实上，治理理论是乡村治理的理论基础。自20 世纪90 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治理和善治理论传入国内并受到广泛重视。在此基础上，中国学术界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分析和解释农村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必须建立完善的乡村治理机制，以此促进乡村全面发展。

财商作为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近几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但由于财商教育并不普及，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其涵义。财商，即理财商数，是指人们获得及使用财富的能力。中国是农业大国，为了使经济增速，必须加快解决农业主要参与者——农民的致富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转变致富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户财商水平。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机制存在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财商的发展，使其难以提升，违背了乡村治理的初衷。因此，指出乡村治理体制下农户财商水平提升的困境，并对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目标的早日实现“添砖加瓦”。

1.2 文献回顾

1.2.1 乡村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涉及多方面，拥有一套科学、完整的治理机制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早日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贺雪峰（2007）认为，乡村治理要研究的重点就是乡村治理机制。由此可见，乡村治理机制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在现有文献中，诸多学者主要专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三治”推进乡村治理。“三治”是指自治、法治和德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田黎（2021）认为，自治是根本，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先导，三者共同作用于中国乡村治理。王晓莉（2019）以桐乡为例，从治理层面提倡社会力量参与，与法治和德治相融合，构成善治的“三脚架”。二是，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李卓燃和曲政（2019）提出，新乡贤是发展乡村经济、推动乡村建设的新生力量。郑永君等（2022）认为，驻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实践中的独特力量，应采用柔性嵌入机制，促进乡村善治。三是，乡村治理机制的变革与创新。王治玮（2021）指出，现有的乡村治理机制与乡村社会结构不匹配，要突破现有困境，必须开辟机制创新之路。高千和高玉强（2021）对青岛开展田野调研，从“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两个方面寻找机制变革的良策。

1.2.2 财商

财商作为一个舶来品，在此之前并不受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厚积薄发，才逐渐与智商、情商并称“三商”。因为财商研究基础薄弱，许多学者更偏好于财商教育的探索。朱跃序等（2021）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财商教育程度与财商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宁柏慧等（2020）认为，财商教育应从乡村儿童抓起，从思想上改变对财富的观念，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

1.2.3 乡村治理机制与农户财商水平

为了早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运行机制的完善与农户致富意识的提高必不可少。乡村治理机制作为乡村治理运转的具体模式，在某些层面影响农户财商水平程度。所谓财商是个人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主要包括观念、知识和行为3 个方面。一个完善的乡村治理机制可以使农户充分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增强致富观念、吸收致富知识和将致富意识落实到具体行为中，最终享受乡村富裕的成果。

1.2.4 创新点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农户财商水平进行测量发现，乡村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导致农户陷入财商水平难以提升的困境，基于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甘肃省农户财商水平分析

选取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安伏乡龚川村、平凉市庄浪县南坪镇中靳村和武威市民勤县大滩镇北新村3 个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对农户的财商水平进行分析，总结出使其陷入困境的乡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71 份，收回有效问卷16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15%。通过此次调研发现，农户财商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致富观念薄弱、致富知识匮乏及致富实践性较低。

2.1 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主要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年收入5 个方面对农户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性别方面，男女比例较均匀，分别占比为48.5%和51.5%。年龄方面，被调查农户年龄广泛，其中人数最多的是45～59 岁，占比为37.89%。受教育水平方面，有43.48%的农户达到高中及以上学历，说明一般农户具有理解新事物的能力。职业方面，被调查农户职业多样，包括村委干部、乡镇干部、个体经营户及其他职业，但71.43%的农户仍是主要的样本对象，符合调研主题。家庭收入方面，年收入为2 万～5 万元的人数最多，占比28.57%；5 万元及以上的人数仅有12.42%，说明这些地区农户收入普遍较低。

2.2 致富观念薄弱

致富观念是指想要通过创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的想法。农户只有具备了想要致富的观念，才能促使其采取行动。在本次调查中，超过50%的被调查者对当前的收入水平表示满意，85%的被调查对象懈于去寻找挣钱的机会和渠道，仅有30.43%的被调查对象愿意与自己的亲戚朋友相互交流“财富经”，18.01%的人喜欢向收入较高的人寻求经验教训。这些结果说明，大多数农户缺少主动发现财富和获取财富的观念，导致财商水平较低。

2.3 致富知识匮乏

在本次调查中，政府为农户提供了有利于促进个人发展的学习平台，有68.52%的被调查对象参加了相关的技能培训。但仅有23.6%的被调查对象喜欢通过看新闻和农业节目来积累知识，有59%的被调查对象偶然向别人请教，解决自己在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这说明，大多数农户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简单便捷的方式为增加财富储备知识，致富知识极为匮乏，不利于财商水平的提高。

2.4 致富实践性不高

本次调查中，在对发展绿色生态和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的问题上，大多数农户持乐观态度，有78.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绿色生态有投资前景，67.08%的被调查者相信乡村振兴有利于个人收入的提高，但在具体实施中，只有34.16%的被调查对象加入了合作社，其中仅45.5%的人通过合作社学习到了专业技能和知识。这说明，大多数农户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条鸿沟，致富实践性不高，财商水平较低。

3 乡村治理机制困境

通过对问卷和访谈进行分析发现，乡村“空心化”严重，农户自我追求懈怠，满足现状，缺乏致富的动力。政府职能发挥不到位，政策宣传不落地，惠农效果大打折扣。刚性治理灵活性低，极易与乡村自治力量产生冲突。农户缺少相应技能培训，生产设备落后及合作社经营不规范，这些乡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农户财商水平较低，难以走上致富之路。

3.1 农户致富意识懈怠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成为城镇化的主要趋势。当农业生产收入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秀人才严重外流，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并不能承担主要劳动力，逐渐出现农村“空心化”、土地利用“碎片化”的情况。与此同时，这部分劳动力没有内在动力驱使去创造财富，多数农户满足于现状，自我致富意识懈怠，难以提高财商水平。

3.2 政府和乡镇组织职能发挥不到位

近年来，国家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颁布了大量惠农政策，但要发挥这些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政策的落地程度。但政府和乡镇组织作为主要的政策实施者，在这方面做得差强人意。结合访谈可知，农户与政府工作人员、脱贫干部的沟通并不频繁，大多数基层工作人员会到农户家中普及政策，但只是“走形式”，许多农户对惠农政策一知半解，也不知道如何响应国家政策来增加财富。这充分说明，政府和乡镇组织职能发挥不到位，没有使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农户，导致农户难以从中发现致富方式，创富路径受挫，出现财商水平偏低的情况。

3.3 刚性治理灵活性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极度压缩自治空间，具有很强的行政性，呈现出刚性治理的特征。结合访谈可知，乡镇干部与农户的沟通较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较低，政民协商不畅且效果不佳，导致农户作为乡村自治力量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乡村治理机制存在不足，难以促使财商水平的提高。

3.4 缺乏致富平台

具有一个完善且科学的平台是提高农户财商水平强有力的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拥有一个可靠的致富平台对农户提高财商水平是事半功倍。根据访谈和问卷可知，大多数农户认为，虽然现在实行承包到户，但还是有必要再搞集体经济，而合作社就是一种把大家集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聚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统一种植，统一出售，最后分红。但由于所调查地区的合作社都是农户自发组织的，缺乏相关知识和大规模生产设备，运营不成熟，没有产生太大的收益，最终大多自然解散。

4 对策建议

4.1 激发内生动力，发展集体经济

外在资源的效果必须在内心的认知与认同下才能发挥出来，只有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才能让农户积极、主动地创造财富。参与集体经济可以让所有农户共享劳动成果，从而增强个人认同感，这就需要打破农村集体经济保守僵化的发展态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扩大集体经济的规模，号召农户自愿加入，明确每个人的分配比例，将发展红利落实到每位参与者。

4.2 进一步发挥政府和乡镇组织的职能

为了避免政府和乡镇组织出现“失职”的情况，必须进一步增强两者的职能。政府要规范自己的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将自己的意愿自上而下地传达给乡镇组织。乡镇组织作为具体实施者，必须将政策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农户，使农户能够理解其内涵。同时，乡镇组织要实现从行政向自治的转变，应将民意置于首要地位，充分了解农户的生活及遇到的困难，做到听民意、解民忧。

4.3 转变刚性治理观念，引入柔性治理

实践证明，太过“行政化”的治理观念并不被全体农户所接受。因此，急需引入一种可以克服刚性治理弊端的柔性治理理念。柔性治理要求党和政府使广大农户感受到柔性关怀，缓解政民沟通不畅的局面，拉近农户与党和政府的距离，从而促进乡村善治。通过将文化、观念、价值和精神相结合，以“三治”为实施体系，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4.4 构建合作机制，完善致富平台

应构建合作机制，完善致富平台，使参与主体有效参与治理。建立健全合作社是促进农户致富的有效路径，因此规范合作社运营迫在眉睫。政府和乡镇组织应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鼓励农户积极参加合作社，提高合作社的质量水平。合作社管理者应明确合作社的规则制度，对每笔收支做到清晰透明，让每个参与者充分发表意见，做到广集民智、惠及人民。

5 结束语

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必须做到乡村的有效治理，具有一套完善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前提，也是促进农户提高财商水平的基础。因此，对于乡村治理机制中阻碍农户获得和创造财富的困难，必须一一克服，使其转变为农户提高财商水平的动力，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发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设美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