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城乡流动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

王宇雄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既有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也有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以经济发展为牵引，多种因素共同促使农民逐渐从传统的乡土价值观中走出，通过城乡流动，实现价值观的现代转型。这既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动力。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推动乡村振兴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理念。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举措。农民在城乡间流动既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繁荣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促使农民在城乡两种价值观交流交融中，从传统趋向现代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生产力较快发展，出现劳动力过剩。城市改革起步后，城市建设和发展恰需大量劳动力尤其是体力型劳动力，加之城乡流动限制的松动，一些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直至80年代后期形成大规模民工潮。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转型，经营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日益彰显，城市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日渐增多，农民外出务工队伍持续发展壮大，务工区域和领域不断拓展。农民外出务工在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支撑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其价值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关于农民城乡流动及其价值观问题的关联研究，学界主要聚焦在农民工某一群体如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特征，农民城乡流动中其价值观变迁的特征、影响因素和具体路径等方面。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城乡流动划分为季节型流动、节日型流动和返乡创业型流动，并从三种类型流动与价值观转型关联角度对农民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转型进行分析。

一、不同类型流动引发的农民价值观变化

（一）季节型流动引发新旧价值观碰撞

传统农业社会，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土是他们的命根。”[2]他们将人生价值和意义附着在土地上，农业生产承载了其日常生活乃至全部生命的价值。由于农村较为封闭、生存资源有限，长期徘徊在温饱线上的农民安土重迁，拒绝“流动”和“变化”，只有饥荒、灾害、战争以及原居地无法提供生存所需时才有可能背井离乡。这属于典型的乡土价值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完成土地改革基础上，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农民成为人民公社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迥异于传统社会时期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培育了农民的平等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1958年1月9日，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和人口流动限制制度。农民除缔结婚姻关系，以及考学、参军、招工等有限城乡流动渠道外，基本被限制在户籍所在地。城乡二元体制使城乡居民在各自区域相对隔离地生产和生活，人口自由流动被体制性阻隔，农民被束缚在农村和土地上，城乡价值观的碰撞也无从产生。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革”时期达到高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农民了解城市生活和接受城市价值观影响的重要渠道。尽管知青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客观上也带去了城市文明，带去了文化，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文化成果”[3]。不过，其时城乡人口流动以及两种价值观互动机会极为有限，农民较少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存在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4]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体制性变革，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短期内爆发式增长，很快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农民货币性收入不高等问题很快显露出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民获得大量就业机会。除乡镇企业吸纳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外，一些大胆的青壮年农民开始尝试到城市务工。在收入的吸引和亲朋好友的带动下，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到1989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民工潮。当时农民工一般选择农闲季节进城务工，农忙时回乡务农。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原有的乡土价值观已无法适应其在外部世界的生活。调适过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城市价值观念，模仿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回到家乡又沿袭旧有乡土价值观念，两种观念在不断碰撞和交替中更新融合。“他们对外面的事情、信息、国家政策、改进生产技术的关心和兴趣比过去增强了。”[5]城乡互动成为流动农民价值观念转变的重要途径。对于此时的留村农民而言，对外出务工尚存在认知矛盾。他们有时排斥、嘲讽务工人员的新变化，又对城市生活心怀向往，潜移默化中他们固守的乡土价值观逐渐改变。

（二）节日型流动促成农民价值观加速转型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性因素在经济活动中日渐增多，中央决策层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社会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关系认识深化。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从国家层面对劳动力等各种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限制逐步减少，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也有了越来越多二三产业就业机会。”[7]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致使原先“离土不离乡”就近务工的农民也加入到外出务工者队伍。农民城乡流动稳步增多，务工地也由省内城市扩展到跨区域流动。跨区域流动农民基本不进行季节型流动，其一般在春节期间返乡与亲人团聚。步入新世纪后，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城市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多。与此同时，80后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流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明显不同，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受传统乡土价值观影响较小，对土地的依赖及情感明显减弱。随着农村社会化服务兴起，国家从政策层面对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的鼓励和支持，使其中不少人将土地流转出去，或者将生产环节交由社会化服务专业户或机构承担，因而可以常年在外务工。这一时期农民工由以季节型流动为主转变为以节日型流动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价值观碰撞冲突的剧烈程度，以及向城市价值观靠拢的倾向高于其父辈。父辈们受早年成长环境影响，乡土价值观深深嵌入到生命当中，务工城市被视为暂时的栖息地，其精神归宿仍然是家乡。新生代农民工乡土价值观明显较弱，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其中一分子。但“处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夹缝之中，背井离乡所引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或部分断裂、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等诸多因素使他们成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冲突的典型群体”[8]。他们原有的乡土价值观尚未扎根，对于城市而言又是“边缘人”，因此其观念中出现多元、异质、冲突等特征。经过价值观的冲突裂变，这些农民工的传统乡土价值观减弱，现代城市价值观逐渐增强。

伴随节日型流动农民的增多，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这一重要传统节日成为家庭团聚、亲朋乡邻交流的时间。利用在家乡停留的有限时日，外出务工农民分享在外境遇和见闻，成为留村农民了解外部世界的直接信息源。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着影响作用，促使留村人员改变固有的传统乡土价值观，模仿外出务工者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逐步向城市靠近。

（三）返乡创业型流动促进现代型价值观在农村稳步增长

如前所述，成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成长环境截然不同。他们对外部新鲜事物敏感度较高，接受较快。一些人已不满足于打工赚钱养家糊口，而是在务工中找寻发展机会。“外出打工，使农民跳出封闭的小农经济天地，进入商品经济大世界，交往圈扩大，信息增多，既面对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又置身所在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如同下到海里游泳，不学、不争，就要沉没。这使他们在市场的洗礼中较快增强洞察市场、承受风险的商品经济素质。随着接触面的扩大，也有人看到市场需求，回观本地资源，就回乡开发。”[9]但在新世纪之初，返乡创业只是个别外出务工农民自发行为，尚未从国家层面将其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务工的主体。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任务日益紧迫，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发展，开始从国家层面上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有技能、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降低创业成本和企业负担”[10]。2015年6月21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2016年11月29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2018年10月15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的意见》政策解读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种种优惠和便利条件。鼓励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农村创业发展空间得到拓展，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如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返乡农民工电商创业，已于201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发展项目。2009年，大集镇丁楼村葛秀丽到部队探亲期间初学电商技能，回村里创办了第一家网店。受其影响和带动，丁楼村在外打工农民纷纷回村开网店创业。镇政府从2013年开始，协调资源，开展电商产业园建设，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当年，大集镇只有丁楼村一个淘宝村，2017年全镇32个村庄均成为淘宝村。期间吸引了500多名大学生和5 600多名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就业[11]。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地方建设返乡入乡创业园和孵化实训基地”[12]。随着国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将有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村产业振兴。

返乡农民工创业在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同时，也把更多新的价值观念带入农村。作为外出务工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城乡两种价值观的互动中，已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带头人。其流动方式不同于季节型流动和节日型流动的人力资源城乡间单向度流动，返乡创业属于人力资源在城乡间的双向度流动，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人力资源因素融合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他们在自身价值观转型的同时，也把更多新的城市价值观和开拓创新精神带回农村，带动村民向现代型价值观念快速转型。作为农民眼中的人生赢家，他们对留村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是长期和深层次的。在家乡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会吸纳农村劳动力，发挥示范效应，以实际行动激励更多农民克服“等靠要”思想，自觉通过自我奋斗追求美好生活，促进更多留村农民走出传统乡土价值观，接受现代城市价值观念。

二、城乡流动中农民逐步从传统型价值观趋向现代型价值观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城乡流动方式的变迁可见，农民由以季节型流动为主逐渐转向以节日型流动为主，其生产生活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从流动群体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主要是青壮年男性的流动，步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市劳动力需求日趋多元，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也越来越多，夫妻双方同时在外务工比例加大；城市学校对务工者子女接纳度随之提高，更多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上学。农民工逐渐把生活重心也放在了城市。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人脉、学到新技术、更新了观念，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家乡的热爱返乡创业，促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源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

“比较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无疑是现代化的标志或象征。”[13]相较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乡土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现代型的。从改革开放以来自觉参与和被动卷入流动大军中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可以发现，为适应新环境，农民工在工作、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不断作出调整，逐渐由封闭保守的传统价值观转向开拓创新的现代价值观。老一代农民工为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到城市打工，农村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选择使其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同时，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隔离，城市居民孤立甚至排斥农民工。农民工在羡慕又不满当中，承受着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碰撞。“他们仍眷恋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土地不仅是他们所有美好记忆所在之地，更是他们心灵的居所和灵魂的故乡。”[14]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过程中，社会已高度开放，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松动，城乡居民互动日益增多。在日渐密切的交往中，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可度和接纳度明显。“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和留守农村的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技能、见识上有较大优势，属于农村中的‘精英’。”[15]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提高，生活方式上日益接近城市居民，价值观中体现城市因素越来越多，城乡居民价值观的融合度在他们身上得到较大提升。

从外出务工农民不自觉发挥影响，到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觉进行引导，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推动农民价值观转型。“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文明教化与文明重构的过程，是一个人的流动与文化交流逐渐走向文明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工进城把乡村传统习俗带进大城市，被强大的城市文明冲洗，乡村习俗的‘乡土本色’随着农民工代际传递逐渐褪色；另一方面，农民工从城市带回城市文明对乡村习俗进行渗透和改造，加速了乡村习俗现代变迁，‘乡土本色’逐渐向‘城市本色’转型。”[16]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社会快速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农民逐渐摆脱传统束缚，其价值观从传统型趋向现代型，成长为适应时代发展和要求的新型农民。

三、结语

总之，“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自由流动空间日趋扩大，农民的视野和交往范围日渐拓展，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对比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17]。广大农民正是在城乡互动中，不断实现观念的现代转型。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农民市场介入程度的加深、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农业科技的进步等多种因素均推动农民价值观向现代转型，但农民在城乡间流动无疑是这种转变的重要路径。

“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18]当农民的观念被传统束缚时，农业、农村乃至整个国家是难以走向现代化的。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实现价值观的现代转型，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才能真正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主体性作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深入，城乡融合度的提高，除返乡农民工创业外，还会有更多城市人群到农村找寻发展机会，把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更多地带入农村。当然，价值观作为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深层次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文化内核，其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但可以发现，今天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发生质的变化，农民逐渐走出传统乡土观念，趋向于反映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观念。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大批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技能服务型等高素质农民，将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生力军，推动乡村振兴乃至我国整个现代化事业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