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于昊申 刘卫军

呼伦贝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其北部、西北部与俄罗斯隔河相望，西部、西南部与蒙古国相邻，南部与兴安盟接壤，东部与黑龙江省毗邻。南北纵贯的大兴安岭将呼伦贝尔分成了三个地形单元，由东向西分别为低山丘陵、河谷平原（农区）、山地（林区）和草原（牧区）。丰富的森林、草原植被，众多的河流与湖泊和相对湿润的气候环境为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北方草原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前，关于内蒙古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与大凌河支流地带和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山岳地带均已建立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近年来，阴山北麓及草原地带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区域。相比之下，对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的关注度则略显不足。吕遵谔、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在看到呼伦贝尔地区出土的史前材料后认为：“呼伦贝尔草原地区的早期文化，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同样重要，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华大地上的早期人类文明。”[1]因此，对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的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历程

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20世纪初—1949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成立前（1949—1978年）和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成立以来（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关呼伦贝尔地区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主要是由外国学者进行的，呼伦贝尔也是我国较早开展史前考古工作的地区。早在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就在扎赉诺尔地区采集到一些细石器，并认为其是新石器时代遗存[2]。1922年，一些苏俄人到海拉尔一带调查了新石器时代遗址。1927年，苏联学者巴娄夫斯基在扎赉诺尔进行田野调查时征集到1件带孔骨斧。1928年，东省文物研究会在海拉尔松山附近发现了8个地点，并采集到一批陶片和细石器[3]。1933年，中国工人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剥离土层的作业中发现了一颗人头骨化石，日本古人类学家远藤隆次将其定名为“扎赉诺尔人”。其后，考古学家又于1943年和1944年相继发现了两颗扎赉诺尔人头骨[4]。1933年至1938年间，远藤隆次等还多次调查过扎赉诺尔新石器时代遗址。1938年，日本学者岛田贞彦、新贝松太郎、佐腾达夫和米内山庸等也到呼伦贝尔做过调查，在海拉尔河右岸沙滩、西山及陈巴尔虎旗的狼谷采集过石器[5]。20世纪40年代以后，不少日本学者陆续来呼伦贝尔做过零星的调查，但大多都没有发表正式的调查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成立前，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仍是以调查为主，主要是由考古学家来进行的。1951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汪宇平先生在海拉尔西郊沙岗上采集到细石器、小型石器和少量陶片[6]。1962年，安志敏先生对海拉尔松山进行了调查，共发现16个地点，并采集到一批石器和陶片[3]。1964年，盖山林先生于新巴尔虎左旗进行考古调查时，在毛盖河中游的好勒巴诺尔发现一处细石器文化遗址，采集到较多的细石器，少量的打制、磨制石器和50余片陶片，其中陶片均为手制，以素面为主[7]。1968年，盖山林先生在大兴安岭西部地区的克鲁伦河下游右岸发现了多处史前遗址及遗物点，并采集到较多细石器、少量打制石器和极少量的陶片[8]。1973年和1975年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又发现7个“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1974年，在扎赉诺尔沙子山一号墓中出土了骨枪头、鱼叉、骨棒、蚌珠、玉环等随葬品[9]。1975年，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对伊敏河下游地区进行了文物普查工作，采集了大量的细石器等[10]。本次调查较为重要的发现是在新巴尔虎左旗发现了铜钵好赉遗址，在地表采集到大量细石器，少量打制、磨制石器和极少的夹砂黄褐色陶片。此外，还清理了7座土坑墓葬，葬式分屈肢葬和直肢葬两种，以单人屈肢葬为主，随葬品仅见蚌壳，少则一枚，多则数枚，均放置于墓主胸前[11]。

米文平先生作为呼伦贝尔考古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于1978年组建了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并先后举办了多次文物考古调查培训班，为呼伦贝尔地区培训了大批考古文博专业人才。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成立后，呼伦贝尔的考古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继续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外，还对重点遗址进行了发掘。1978年以来，通过文物普查，在海拉尔松山又发现30余处细石器地点[12]46-48。1978年，裴文中先生和盖培教授来呼伦贝尔调查细石器，在鄂温克旗辉河水坝遗址采集到大量细石器和陶片，并清理了一座新石器时代墓葬[5]。随后，裴文中先生在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扎赉诺尔调查，并征集到一个“扎赉诺尔人”头骨。此后，又于1979年、1981年和1982年陆续发现5个“扎赉诺尔人”头骨。其中，1982年发现的“扎赉诺尔人”头骨是第一个有明确地层、与石器和动物骨骼伴出并由人类学家亲自发现的。至此，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中共发现了16个“扎赉诺尔人”头骨。1979年，在伊敏车站一号沙丘遗址采集到一批细石器和陶片[5]。同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与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在鄂温克旗塔头山南一号沙丘内采集到1件玉璧，通过发掘还出土了细石器、麻点纹陶片等[13]。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呼伦贝尔文物工作者在扎赉诺尔沙子山遗址采集到300余件细石器[14]14。1984年以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王成和赵越等人先后对海拉尔河及伊敏河流域进行了调查，累计发现含有细石器的遗址和地点百余处，并于1984年对鄂温克旗辉河水坝遗址进行了试掘；1987年、1991年，佟柱臣先生和田广金先生分别对辉河水坝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试掘[12]57；在试掘的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单位于1996年、2003—2004年对辉河水坝遗址开展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存[15-16]。1985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在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遗址清理了一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器和骨器等[17]。1985—1999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对哈克遗址展开了多次考古调查工作，共发现三个地点，并于2001—2003年进行了两次试掘。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单位正式对哈克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房址、墓葬、灰坑、蚌堆等遗迹和大量细石器、骨角器、陶片、玉器等遗物。2008年，为配合哈克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对哈克遗址进行了补充发掘[1]。1999年，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新巴尔虎左旗呼和诺尔遗址采集到226件细石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景芝等人对遗址做了进一步的考古调查，采集遗物1000余件[12]54-56。另外，此次调查还新发现了铜钵庙遗址，采集到大量细石器和少量大型石器[18]。2009年，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在对新巴尔虎左旗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胡乐特敖包遗址，采集到大量石叶、石片、石核、刮削器等细石器和少量的石磨盘、石斧、石环等大型石器及红褐色篮纹陶片等[12]52-53。2011年，在扎赉诺尔五七农场遗址清理发掘了4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较多的细石器、陶片及动物骨骼等[14]15。

二、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研究历程

呼伦贝尔草原细石器十分发达，自1928年发现海拉尔松山遗址以来，已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址或地点达280余处[19]。其中，经过正式调查和发掘的典型遗址主要有海拉尔松山遗址、哈克遗址、鄂温克旗辉河水坝遗址、新巴尔虎左旗铜钵好赉遗址、铜钵庙遗址和呼和诺尔遗址等。但该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这一地区早期人类及其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缺乏系统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是从其文化内涵与性质、文化年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等方面展开的。20世纪，考古学者主要围绕扎赉诺尔文化和以海拉尔松山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存进行了讨论。1948年，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提出“扎赉诺尔文化”的学说[20]。关于扎赉诺尔文化的年代问题，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以林黎明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扎赉诺尔人属于从古人到现代人转变过程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9]；第二种以安志敏先生和德日进先生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扎赉诺尔文化属于中石器时代，部分标本所代表的时代有晚于中石器时代的可能[21-22]；第三种观点以裴文中先生和张森水先生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扎赉诺尔文化遗物与黑龙江昂昂溪的细石器文化相接近，当属于新石器时代[23-24]。赵朝洪先生也认为以3号、4号、5号人头骨及其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扎赉诺尔文化应是东北地区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文化[2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对扎赉诺尔露天煤矿所采木质标本及出土扎赉诺尔人类头骨进行年代测定，可知扎赉诺尔文化的年代最早可达距今1万年左右[26]。

江上波夫、驹井和爱认为在海拉尔发现的细石器属于汉代或以后[27]，驹井和爱甚至认为该地区至六朝以后仍属铜石并用时期[3]。安志敏先生认为海拉尔松山一带，以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大体属于中石器时代[3]。佟柱臣先生则认为海拉尔一带细石器遗址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28]，并将其称为海拉尔遗存，认为其与昂昂溪类型十分接近[29]。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通过对团结遗址①后更名为哈克遗址。的多次调查，乌恩、刘国祥等学者认为团结遗址出土遗物种类较多，特征鲜明，提出将这一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团结文化”，并推断团结遗址的年代大体为距今6000—5500年[30]。但呼伦贝尔盟博物馆的赵越先生认为，该命名已经用于以黑龙江省东宁大城子团结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故命名为哈克文化更为合理。赵越先生还对哈克文化的分布、内涵及意义进行了论述[5]。哈克遗址和辉河水坝遗址的发掘，推动了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哈克遗址：2003—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是呼伦贝尔地区第一部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报告，报告系统阐述了遗址的地质地理背景、发掘遗迹和出土遗物，还进行了人骨遗骸、动物骨骼研究，孢粉分析和年代测定等。报告将伊敏河-海拉尔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5个时段，其中，前两个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分别以哈克遗址第一阶段遗存和辉河水坝遗址M1等遗迹为代表[1]。《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根据出土的遗迹、遗物的特征结合测年结果推断辉河水坝遗址的年代在距今8500—4000年，并根据各遗址的年代测定及推定，认为距今9000—8000年，呼伦贝尔史前先民生活在新巴尔虎左旗的呼伦湖附近，以呼和诺尔和铜钵好赉遗址为代表；随后向东北部发展，在距今8000多年进入鄂温克旗一带，以辉河水坝遗址为代表；在距今7000多年，向海拉尔地区发展，以哈克遗址为代表；在距今6000—4000年，特别是距今5000—4000年，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遍布了整个草原，以哈克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东乌珠尔细石器墓葬为代表[16]。丁风雅和赵宾福根据哈克遗址和辉河水坝遗址发表的新石器材料，将其划分为哈克一期遗存（距今9000—8000年）、辉河水坝一期遗存（距今8000—7500年）、哈克文化（距今6000—5000年）、辉河水坝二期遗存（距今5000—4000年）4个阶段，初步建立起海拉尔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序列，并讨论了这4种文化遗存的源流关系[31]。

当前，关于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古植被、古气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哈克遗址和辉河水坝遗址。通过对哈克遗址、辉河水坝遗址地层剖面及采集土样进行碳酸钙含量检测，岩性、岩相、沉积粒度对比分析，以及植物孢粉分析，并结合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所反映出的地理、气候环境信息，可以推断出，新石器时代，区域内虽然气候相对温凉偏干，但植被茂盛，形成了以草本植物为主、灌木和高大乔木为辅的稀树灌木草原生态环境[32-35]。此外，还有学者从细石器工艺[36]、石器微痕分析[37]和哈克文化玉器[13，38-39]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对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认识

从呼伦贝尔地区已调查和发掘的史前遗址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遗址多位于靠近河流、湖泊的台地或沙丘。邻近水源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平时的饮水、用水需要，而且还可为其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先民们在其流动范围内的丛林与草地间猎捕鹿类、野牛、野猪等大型野生动物作为肉食的主要来源，同时捕捞河流内丰富的水生动物作为其肉食的重要补充。在遗址内发现的大量制作精美的石镞和各种大型动物骨骼及鱼、贝遗骸等，表明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区的史前先民的生业方式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遗址内还发现有少量的磨盘、磨棒、石杵等研磨工具，结合区域内丰富的植物资源及遗址内发现的栎属、榛属花粉等，推断采集经济在其生业方式中也应占有一定的比重。

在哈克遗址和辉河水坝遗址各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房屋遗迹，面积分别为56.08平方米和近16平方米，平面均呈不甚规则的椭圆形，房址边缘发现有柱洞，房址内未发现灶址及门道。在哈克遗址房屋东部的两个门柱中间发现有灰堆遗迹，可能作为取暖之用，西部有高出东部且较为坚硬的土台，推测可能为土炕。中部有一个圆形洼坑，内置纯净黄沙，形成沙堆，应为有意堆积而成，房址下发现有成层的蚌壳，可能是利用蚌壳作为地基，有利于防潮。房址内发现了较多的石制品、骨器、陶片及动物骨骼等。房址内外分布有灰坑，灰坑内出有少量石制品、陶片、骨器和大量的动物骨骼。房屋遗迹的发现表明生活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呼伦贝尔史前先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

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数量不多，早期墓葬有土坑墓和平地掩埋墓两种，分单人葬和多人葬，葬式有直肢葬、屈肢葬和二次葬，随葬品很少，仅个别墓葬随葬有少量的陶片、细石器、动物骨骼及蚌壳等。晚期墓葬以土坑墓为主，随葬品较多，仅在东乌珠尔细石器墓葬内就发现有270余件随葬品。

灰坑平面多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其内出土遗物不多，主要有细石器、陶片和动物骨骼等。在哈克遗址发现有一个祭祀遗迹，平面呈椭圆形，其内出有石块和摆放整齐的动物骨骼，表明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呼伦贝尔地区史前先民已经出现了原始宗教信仰。

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遗物以细石器最具特色，数量丰富，制作精湛，种类多样，主要包括石核、石片、石条、石叶、端刮器、边刮器、刮削器、石镞、石刃、石钻、尖状器、雕刻器、凹缺器、锥形器、矛形器等。此外，还有少量打制和磨制的大型石器，种类有石锤、石砧、砺石、石垫、砍砸器、石球、穿孔石器、石网坠、石刀、石铲、石镰、石斧、斧形器、锛形器、磨盘、磨棒、石杵、石环、石管、钻孔石饰件等。

陶器类型单一，以罐为主，还有少量的钵、盆（碗）和纺轮。皆为手制，采用泥圈套接法成器，多夹砂，陶色呈黄褐色、黑褐色、灰褐色、灰黑色、红褐色等，以黄褐陶为主。早期陶器烧成温度不高，胎质疏松，器壁较厚；晚期陶器烧成温度较高，胎体略薄，质地较硬。纹饰有素面、绳纹、篮纹、篦点纹、网格纹、窝点纹、麻点纹、菱形格纹、平行短斜线纹、横人字形纹、细条附加堆纹等。陶器的纹饰在不同阶段受到了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中国辽西地区和嫩江流域文化的影响。此外，还发现有少量彩陶，为红地黑彩，以宽带形、三角形和窄道波折形纹为主。彩陶的发现表明呼伦贝尔地区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存在文化交流，彩陶纹样应该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

玉器发现数量不多，经考古调查出土或采集的玉器有15件①刘景芝、赵越在《呼伦贝尔地区哈克文化玉器》一文中对呼伦贝尔地区考古调查出土或采集的玉器数量进行了统计，为14件。2007年，在哈克遗址M3内又发现1件玉饰件，故玉器数量增至15件。，见于塔头山遗址、哈克遗址、东乌珠尔细石器墓、甘珠尔庙西南细石器遗址和鄂温克辉河支流河畔新石器时代墓葬等，种类有玉璧、玉环、玉斧、玉锛、玉饰、玉雕人面像、玉片和绿松石珠等。此外，在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11件哈克文化玉璧[38]。呼伦贝尔地区史前玉器可能出现于哈克文化的较晚阶段，种类较为简单，有工具类、装饰类和礼器类，造型简洁，少有纹饰。制作工艺采用切割、压剥、琢打、磨光、抛光等技法，风格较为粗犷。呼伦贝尔地区史前玉器与东北地区史前玉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为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起源及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骨角牙蚌器有骨锥、骨镞、骨鱼叉、骨刀、骨刀梗、骨矛、骨铲、骨针、骨筒、骨笄、穿孔骨板、两端尖状骨器、骨雕、骨管、角饰、角锄、象牙人面雕像、钻孔牙饰、蚌刀、蚌珠、蚌片等。

目前，有关呼伦贝尔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如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是否出现了原始农业？有学者根据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石杵等，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呼伦贝尔地区可能已存在原始农业[12]49，但从遗址的气候与环境、采集的孢粉和发现的遗迹遗物来看，这些石器更可能是对采集的植物性资源进行加工的工具，因而农业在呼伦贝尔地区何时出现值得进一步研究。由于呼伦贝尔地区史前房址发现数量较少，故其聚落形态尚不清晰，聚落规模大小、是否像辽西地区史前聚落经过统一规划、定居时间长短、房址空间布局及聚落人口推算等都还有待探讨。呼伦贝尔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序列虽已初步建立，但仍存在缺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还有呼伦贝尔史前玉器的玉料来源、细石器的微痕与功能研究及与辽西、黑龙江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文化交流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