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汉辞典》宗教哲学新词研究

□韩晓燕

《葡汉辞典》大约著于1583 —1588 年。这一手稿辞典从未刊印出版，也没有其他抄本，唯一的单本手稿一直深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长期不为人知，直到20 世纪30 年代才被发现。手稿文献没有封面，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写在长23 厘米、宽16.5 厘米的中国纸上。手稿共有189页，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葡萄牙语与汉语对照的双语辞典，位于文献的第32 —156 页上，收集了六千余条古葡语词条，对应了五千余条汉语词汇；另一部分是辞典正文前后共计65 页的附页，包括用罗马注音写成的对话录a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 —1963）将这些散页命名为《平常问答词意》，但杨福绵（Paul Fu-mien Yang，1925 —1995）认为应是《宾主问答辞义》。、汉字表、中国地名及语言学习词汇、中国节气和天干地支词汇、量词表、天主教义的简介《解除圣水除前罪》等零散内容，相互之间并无明显的逻辑关系，似是一些学习汉语的资料或是与个人相关的资料。这一文献被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这部文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语言学史等方面极高的学术价值逐步展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汉学珍宝。

目前，关于《葡汉辞典》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成果主要体现在音韵学研究方面。b杨福绵自1986 年起发表《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等论文，对辞典的音韵系统进行了深入分析，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词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多是从一个侧面或是某个类别的词汇入手进行分析，有的仅做出了简单的分类或罗列，并未见全面深入的词汇学分析。c关于《葡汉辞典》的词汇学研究主要有：杨福绵在上述文章中对辞典的中文词汇、语法特点等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辞典中的词句基本上代表了明末的官话。约瑟夫·莱维（Joseph Levi）1998 年发表“O Dicióna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Padre Matteo Ricci, S.J. (1552–1610): Uma abordagem histórico-linguística”（《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看利玛窦的〈葡汉辞典〉》），探讨了辞典中葡文、中文词条类型和葡语词条的音位学、词汇学价值。康华伦（Valentino Castellazzi）2010 年发表论文《罗明坚和利玛窦编辑的所谓〈葡汉辞典〉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中的一些不一致》“Some Discrepancies about the Socalled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nd Antonio Ruggieri”），对辞典的葡语词条和译文特点、注音系统等进行了探讨。张西平2013 年发表论文《简论罗明坚和利玛窦对近代汉语术语的贡献——以汉语神学与哲学外来词研究为中心》，公布了《葡汉辞典》中的34 个宗教哲学词汇并进行了语言学分析，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姚小平自2014 年起发表《明末〈葡汉词典〉的汉字》《明末〈葡汉词典〉译释体例考》《从晚明〈葡汉辞典〉看中西词汇的接触》等文章，将辞典的词汇按语义分类进行研究，并从葡汉词汇的对译以及汉字流变的角度去挖掘辞典的语言学和译介学价值。王铭宇2014年发表《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从宗教词汇、方言词汇和官话词汇三个角度考察辞典的词汇语料特征。王慧宇2019 年发表《从中西文化交流视野看罗明坚〈葡汉辞典〉中概念的诠释翻译》，对辞典的选词倾向和核心概念翻译进行研究。董少新2008 年《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一书提取了辞典中100 多条与医学有关的词汇进行研究，为辞典词汇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当前学界尚未从语言学的词汇学角度对《葡汉辞典》中的宗教哲学新词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该辞典缺少宗教哲学词汇，这些都是未对该辞典词汇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片面结论。a路易斯·巴雷托（Luís Filipe Barreto）于1997 年发文，认为辞典中只有少许学术性、理论性或宗教类的词条。辞典不可能是由两名只会讲意大利语、对葡萄牙语和中文都知之甚少的神父罗明坚、利玛窦在短短五年内完成。康华伦于2010 年发表的论文《罗明坚和利玛窦编辑的所谓〈葡汉辞典〉中的一些不一致》中说：“巴雷托也认为在这本辞典中包含许多航海和商业的词汇，却只有少许学术性的、理论的或宗教的辞条。在经过深入研究所有的词条后，笔者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本文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葡汉辞典》中的新词，特别是宗教哲学新词展开研究。

一、《葡汉辞典》中的宗教哲学词汇

辞典涉及的古葡文、中文词汇逾万条，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能全面展开论述。鉴于这部辞典产生时正值中西方文明首次深度交流的大航海时期，而这一时期是以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拉开序幕并扮演主角的。他们以传教为目的，同时也扮演了中国文化最早解读者和西方文化最早传播者的桥梁角色。因此，本文选取辞典中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宗教哲学类新词进行研究，分析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哲学思想首次相遇时是如何相互解读的，又对双方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历史上，中国语言受到域外语言影响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佛教相关词汇；b关于佛教外来词汇的研究可参考：梁晓虹：《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年；辛嶋静志著，裘云青、吴蔚琳译：《佛典语言及传承》，上海：中西书局，2016 年；王绍峰：《初唐佛典词汇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二是明清时期中西海上航路贯通后西方词汇的大量涌入。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互融互通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新词。

进入20 世纪之后，关于域外语言对本族语言影响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也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c关于域外语言影响的研究可参考：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王力：《汉语词汇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赵明：《明清外来词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Roger Lass：《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演变》，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年；宋均芬：《汉语词汇学》，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 年；薛才德主编：《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年。王力先生把这种受别的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词分类为借词和译词。d王力：《汉语词汇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161 页。罗常培先生把这种词称为“借词”，并分为四类，分别是声音的替代、新谐声字、借译词和描写词。e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年，第 27 页。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将之称为“外来词”，并分为音译词、混合词、意译词、仿译词和本族新词。f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年，第153 —171 页。具体的阐释为：音译词是指：在一种语言中，词义和语音借自外语某个单词的词，其中词义通常是外语单词所具有的几个意义中的一个，而语音则是按照接受语言的语音系统加以改变而成的。意译词（semantic loan）是指这样一种词：它们原来是传统词汇中固有的词，但后来从某些外语词中吸收了新的意义。仿译词（syntactic loan 或 loantranslation）是指：根据外语词语的语素或句法结构而创造的汉语词语。仿译词和原词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对应的。本族新词（autochthonous neologism）是这样一种词：它们可能是受了外语单词的影响而产生，但不是根据外语原词的结构创造的。这些新词还对汉语词汇的现代化起过作用。本文拟将受到域外影响而产生的词汇统一称为“新词”，并将以马西尼的分类为基本框架，对《葡汉辞典》的宗教哲学类新词进行语言学分析。本文所论及的词汇主要包括意译词和音译词。

为了便于研究，并全面呈现《葡汉辞典》中宗教哲学词汇的译介情况，笔者把辞典中出现的有中文译文的所有宗教哲学词汇摘录转写出来，并加以注释（见表1）。表格中的词汇均按其在辞典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表1 《葡汉辞典》宗教哲学词汇对译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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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译词与音译词

《葡汉辞典》的宗教哲学类词汇大部分采取了意译的方式，即给汉语原有的词汇赋予新义。这一辞典的编撰是在基督教真正进入中国的初期，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宗教词汇，尤其是与基督教相关的专有词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直接输出天主教教义和概念显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激烈冲突，这就给辞典的编写者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宗教哲学相关词汇的翻译既要忠实反映出原有的概念和意义，又不能引起中国官员的抵触，还需要让中国民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在这一大背景下，辞典的编写者选择将这些西方的宗教、哲学词汇通过与中国传统宗教、哲学和文化相融合的方式介绍出来。他们选择中文固有的传统词汇，这些词汇原先就被中国民众所熟悉和使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同译介词汇有类似之处，然后赋予这一词汇以新的意义。这种给旧词以新义的方式既容易被中国民众接受和记忆，又可以更好地“输出”天主教的概念和理念，顺利地实现词语的“归化”，因而被辞典的编写者优先选用，成为辞典中翻译大部分宗教、哲学类词汇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例如：

Abismo 在辞典中被译为“地狱”。“地狱”一词是佛教传入后产生的，是梵文Naraka 的意译，意为“苦的世界”，处于地下，有八寒、八热、无间等名目。古印度传说人在生前做了坏事，死后要堕入地狱，受种种苦，佛教也采用此说。在《汉语大词典》中，“地狱”一词的第二个解释是：“与天堂相对。本为希伯来文，后基督教转意译为地狱。犹太教经典中原意为‘阴间’，仅指死者灵魂的去处，并不涉及赏罚问题；后为基督教人转其意而用之，指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灵魂于末日审判后受永刑的地方。”a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 年。

现有研究认为，最早将“地狱”一词与基督教关联使用的是1854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太平天囯·天情道理书》：“堪嘉弟妹立纲常，全敬神爷姓字扬，自此无忧罹地狱，自然永远在天堂。”显然，《葡汉辞典》中与基督教相关的“地狱”一词出现得更早。《葡汉辞典》中的“地狱”首次有“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灵魂于末日审判后受永刑的地方”这一含义，是与基督教相关概念的首次关联。这一发现将“地狱”相关词源的时间提早了约270 年。从词汇学角度来讲，这一词汇是给原来的旧词赋予了新义，是意译词。

Pregar、Sermão 在辞典中被译为“讲古”，葡语原意是指“讲经”“布道”“说教”，是宗教专有词汇。“讲古”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为：谈论古人、古事。此释义出自唐朝柳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后来这个词渐渐发展，也指讲过去的传说或是讲故事。b同上。

我们看到，“讲古”是中文固有的词汇，指谈论古人、古事或过去的传说，一直以来与宗教没有任何关联。在《葡汉辞典》中用这一词来对译宗教专有词汇“讲经”和“布道”，显然是扩展了原词的意义，赋予了中文本族词以新的意义。同时，无论是谈论古人、古事，还是讲经布道，都有把之前原有的东西讲出来这层含义，因此，“讲古”的原意与其获得的新义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它们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讲古”属于意译词。

Santo 在辞典中被译为“仙”，葡语词的原意是指“基督教圣徒”，是教会为那些对基督教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已经去世的教士和信徒所加封的尊号。具有这些尊号的教士或信徒被认为具有超自然力量，为广大信徒所膜拜。这个词汇在葡萄牙语中是一个纯粹的宗教词汇，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仙”是完全不同的。“仙”字是中文的原有词汇，在之前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关联，共有九个释义，其中的“神仙，指古代宗教和神话传说中超脱尘世而长生不死者”“成仙”“指超越凡品的人或事物”“用于死或死者的婉词”“用于称道教的人和事物，如‘仙姑’‘仙经’等”c同上。这几层含义正好与天主教圣徒所具有的一些特质相吻合，同时套用了中国传统的概念，比较贴切地表达了基督教“圣徒”这一概念。因而，《葡汉辞典》的编撰者使用这一中文固有词汇来对译Santo，赋予了“仙”字新的含义，即特指基督教圣徒，因而亦是意译词。但这一翻译并未流传下来，后来随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强化亲儒路线，该词逐渐改为以“圣”来进行对译。

Criador 在辞典中被译为“天主生万物”，葡文原意为“创造者”，或是特指主耶稣。“天主”在中文古籍中是存在的，原是神名，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 此外，佛经称诸天之主为天主。在这里，“天主”一词发生了转化，特指天主教中的唯一神。黄河清先生认为“天主”一词是由利玛窦首先借来用于指称天主教的神，始见于1599 年的《二十五言》，“假以他物为己物，以己物为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是沿用至今的宗教新词。d黄河清：《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年，第1308 页。笔者认为，“天主”一词用于天主教的唯一神这一概念应当首创于《葡汉辞典》。辞典不仅正文中以“天主”来对译“Criador”，散页上亦出现了中文“天主”一词。因《葡汉辞典》的写作时间大约在1583 —1588 年间，从时间上讲早于利玛窦《二十五言》的成稿时间。因此，作为基督教术语的“天主”一词的首创应归于《葡汉辞典》。王铭宇关于“天主”词源的研究亦印证了《葡汉辞典》中的“天主”一词是中国本土所见作为基督教术语“天主”的最早词源。e王铭宇：《“天主”词源考》，载《语文研究》2012 年第3 期，第50 页。

Padre 一词在辞典中出现过两次。Padre 在古葡文中有“父亲”的含义，后来词义逐渐缩小，特指宗教中的“神甫、神父”。在辞典中第一次出现在第126 页，被译为“父亲、大人、爹爹”，是对葡语词汇普通含义的翻译；第二次出现在第126V 页，编写者在辞典的侧边增加了这个词，译为“僧 野僧”。很可能是因为需要而有意添加了这一词的宗教含义，并借用了汉语原有的佛教词汇“僧”这一词来进行对译，后再加“野僧”这一解释，以示与佛教僧侣的区别。这也是这一词汇的对译首次在中国本土的典籍中被发现。a王铭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载《励耘语言学刊》2014 年第1 期，第142 页。

这一类“旧词新用”的宗教词汇还有：Igresia（教堂）译为“寺”，Freyra（修女）译为“尼姑”，Paraiso（天堂）译为“天庭”，Paraiso terreal（尘世天堂）译为“佛国”等。显然，译者将天主教的概念尽量用中国原有的宗教概念来予以表达，基本套用了佛教或道教等本土用语，并在意义上予以扩展，实际上是赋予原词以新的含义，且新义的使用多是在中国典籍中首次出现，因而具有创新性。

辞典中的音译词数目较少，只有少量人名或特定称谓才采用了这种译法。在辞典的正文中以及散页的天主教教义短文中出现了一些音译词，如：Deos 译作“廖师”，Jesus 译作“热所”/“耶稣”，Maria 译作“妈里呀”/“妈利亚”，Adam 译作“亚当”，Eva 译作“也物”等。这些词均是按照葡萄牙语发音来书写汉字，采用了音译的方式。这些译法有的流传至今，有的则被其他译文所取代。

从辞典的音译词来看，辞典本身也具有过程性手稿的特点。如关于圣母Maria 名称的翻译，我们看到最初的文字是译作“妈里呀”，后在旁边增添了“妈利亚”。同样，对于Jesus 的翻译，最初是译作“热所”，后又在旁边增添了“耶稣”。新添字的笔迹与原文不同，且不像是习惯中文书写的人所书，因此很有可能是由西方编写者后添加上的。这也显示出这些翻译先驱在翻译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

三、结论

《葡汉辞典》是两种异质文化的语言系统初次接触的直接体现。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各自产生了全然不同的文明。由于相距遥远，这两种文明在明末之前并没有真正产生过深层次的接触。《葡汉辞典》作为明末珍贵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汉语与西方语言初次接触时的情形。双方第一次面对对方的语言文字时，只能依靠自身现有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知识来解读对方的语言和文字，并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其中既会产生“误读”，亦会创造出许多新词汇，进而对双方的语言文化都形成有力的补充和推动。这是文化接触的后果，对双方来说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葡汉辞典》中不但含有大量的宗教哲学词汇，还直接涉及天主教“主”等宗教核心词汇。如辞典第132 页上的词条Por mercẽ de deos，和辞典第132V 页上的Podoroso deos，都包含有“deos”一词，即“主” “上帝”之意。此外，辞典第63V 页的Criador，被译为“天主生万物”，这其中有“天主”一词。辞典散页中也出现了“天主”等基督教的核心词汇。还有一些宗教哲学词汇，由于没有对译的中文，且中世纪时期古葡语词汇的拼写尚未固定，常常出现字母混用或替代的情况，拼写与现代葡语又存在差异，因而容易被中外研究者所忽视。如康华伦所说缺少的“天使”一词，《葡汉辞典》中实际是有的，位于辞典第42V 页上，写作“Amyo”，正是由于古葡文中m 与n、y 与i 经常混用，这一词的拼写与现代葡文“Anjo”有较大不同，因而很难被发现。类似的情况还有Auemaryas（万福马利亚），现代葡语拼写为Ave-maria；以及Saluador（救世主），现代葡语拼写为Salvador。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了康华伦等学者关于《葡汉辞典》缺乏宗教词汇或是有意排除宗教词汇的说法需要修正。此外，辞典中还出现了大量宗教哲学新词，本文的研究为相关词汇的溯源提供了新的例证，对汉语词源研究做出了补充。

《葡汉辞典》的作者是耶稣会士的可能性最大。有学者认为辞典中的宗教词汇不多，因而推断其作者不是天主教士。本文研究认为，辞典中共有155个宗教哲学词汇，约占整部辞典词汇量的2.6%，106 个有中文译文，49 个没有中文译文，其中包括大量宗教专有词汇和核心词汇。

《葡汉辞典》对一些宗教专用词汇的处理方式恰恰说明该辞典的作者很可能是耶稣会士。明末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佛教、道教的影响力也比较大，且中国并不是一神论的国家，统治者对外来宗教持警惕和戒备的态度。耶稣会士为了天主教在中国能够被更好地接受而实施“适应政策”，尽量不与中国已有的宗教文化发生冲突。最早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一直都十分谨慎地处理相关事宜，自称“僧”或“儒士”，刻意隐藏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以免被视为异教徒而无法在中国立足。从辞典翻译的特点来看，辞典特意将基督教的唯一神“耶稣”等词汇隐去，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很难被接受，亦非常敏感。而辞典对“Deus”等词汇的翻译更是绞尽脑汁使之“本土化”，以便更容易被中国民众接受。这些都与耶稣会士一贯的做法相符，是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具体体现。因此，《葡汉辞典》的作者是耶稣会士的可能性非常大。关于《葡汉辞典》的作者问题，张西平在《〈葡汉辞典〉中的散页文献研究》一文中已经证明此文献主要是罗明坚所做，本文从词汇学上也进一步做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