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文化类综艺节目空间建构与反思

王义仁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21世纪的全球化越来越被数据和信息的流动所定义。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5G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各国数字化新基础设施的加速建设，使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连接，资本、商品、信息、技术、服务、知识、人才、数据等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常态。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正在对传统固定地域的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产生巨大的重塑作用。2020年，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以说是通过倒逼的形式使得中国的综艺节目突破了演播厅这一绝对概念的固定空间，制作了一系列“无演播厅、无摄影师、无妆发”的“三无”云录制综艺节目，彻底重构了传统综艺节目的演播空间。在打破各种壁垒、各种空间界限的同时，将媒介空间与生活空间进行了深度融合，让空间自身所产生的效能很好地作用到了节目内容里，更让我们意识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重要性。

在全新的数字空间影响下，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生巨大改变，传统且牢固的地域空间概念被流动的数字空间概念打破，在诸多领域形成了颠覆性的改革与创新。在这个基础上，艺术也始终处于不断进步发展的变化中，综艺节目从电视到网络的平台转换中，传统电视的线性传播特征显著，节目按照固定顺序播出，并且没有快进和快退的选项，电视节目对于观众而言是被动的、被牵引的，只能形成单方面的互动与交流。而随着网络的发展，观众通过新媒介可以随时随地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节目且可以随时暂停。这给予了观众极大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同时“时间”资源之于电视的重要意义也因为在线视频，互动弹幕技术的涌现不断被消解，对节目形式的探讨也从“时间”思维向“空间”思维开始转变。

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自身内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直接和生产相关，空间生产指的不是空间内部生产的物质，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势必会带来新的专属空间。列斐伏尔据此提出的“空间生产”概念，“其实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物质资料在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从而创造出适合人的需要的空间”，以此推进人类实践的“社会化”意义生产。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正是在空间生产的驱动下实现的。从文化感知到文化阐释再到新的文化空间生成，构成了从结构空间向文化意义空间的转化。

一、空间生产理论在文化类节目空间建构上的启发

随着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以空间为资源的媒介正在使电视传播向“虚拟空间”进一步延伸，“时间”资源之于电视的重要意义因互联网新技术的涌现而不断被消解。电视的传播逻辑经历着由“时间”思维向“空间”思维的转变。伴随而来的是节目形式的不断演进，消费式的审美期待与流行内容的增加使得受众对文化类节目这样一种“高清晰度”的文化内容产生抵制情绪。

而文化类节目属于电视荧幕的主流内容，它肩负着传承文化精髓，唤起民族情感，展现中国特色与时代风貌的重要使命。它的制作宗旨是“制造诗意景观，打造文化仪式的崇高感”，让观众从浮躁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中解脱出来，感受意境之美。但这不是简单的字幕解说词和文字排列，而是基于创作内容的升级与表现形式的创新。

在数十年的电视发展过程中，以“时间”资源为中介达成内容产品的价值变现一直是维系电视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但在当前新媒体环境影响下，这一模式开始陷入困境，核心问题就是：电视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已趋于饱和，“时间”资源之于电视内容价值变现的作用日趋下降。在发展模式由“时间”向“空间”转变的趋势下，相应的无论电视节目还是网络节目都在视觉审美上，从“看”转向“体验”，在内容资源上从“单一”转向“多元”，在生产模式上从“空间内的生产”转向“空间自身生产”。

例如在《上新了·故宫》文化综艺中，以整个博物馆作为新的“生产资料”进行文化内容生产。节目组利用不同历史时代的信件与文物等文化元素进行文化空间生产，既打破了叙事空间的限制，又勾连了不同历史空间的文化联系。

伴随着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空间这一生产要素被逐渐重视。可以发现如今的综艺演播录制场所在建筑空间的设计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典籍里的中国》《上新了·故宫》等，对演播空间的利用和创造在内容叙事和节目效果上都起到了正面影响。

聚焦于节目形式的改变，则是从演播厅的舞台空间作为内容价值的创造和唯一有效的叙事场所，过渡到将整个场域或多个空间作为叙事基点，进而转化一种新的“生产资料”进行节目创新生产的创意产品。演播厅是电视文化节目开展叙事的现实空间介质。根据具体的故事搭建不同的场景及舞台空间，拓展了表演舞台的边界及作品的空间纬度，形成多元的叙事空间。戏剧性表演形成的表演空间，实现对作品的重构性想象。道具、灯光、服装等元素有机结合构建了迥异的叙事画面，以让观众相信现场的故事场景符合历史背景和生活逻辑，令观众仿佛置身于作品之中。

文化类综艺节目中产生的意象空间构造了人们对于作品画面的想象。讯息的传递帮助观众加强了对内容的记忆，在技术上的加持使得节目呈现空间不再是凝滞的、被动的容纳空间。符号的运动和重组已经是现场空间的生产元素。整个符号系统的建立（人物符号、行动行为符号、指示性符号、服装符号、绘画符号、音乐符号）培育塑造了叙事空间，完善了情感空间的力量传递，进而形成了文化意象空间，强化了节目的文化深度与文化价值。

通过电视镜头对场景的重新编排与架构，既展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微妙的情感变化，凿通了电视与观众之间的共情地带，同时也重构了文化节目叙事内容与精神表达的维度。从而在情感共振与价值共鸣中实现文化内涵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突破，本质而言，是以“文化共振”的方式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强化民族身份认同，营造“共同体”意识，挖掘文化意义生产中的深层价值，从而彰显中华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

文化类综艺是在综艺节目的文化属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包含的传统文化与精英文化提高了节目文本的鉴别度与艺术感染力。但是文化类综艺在面对空间转型与消费语境的双重压力下，节目内容关注的个体叙事视角与薄弱的文本结构，使文化类综艺依旧受困于空间内的文化元素堆积与空洞的文化意义表达，最终走向以消费大众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商品。

二、文化类综艺消费式符号建立与内容压缩碎片化问题反思

对移动互联网语境中的新生代受众而言，他们对于视觉文化发展的敏锐感知，形成了对视听媒介新的隐形要求，如传播迅速、沉浸体验、内容叠加、直观生动。而近期文化类综艺能够博得流量与关注，除了国家主流价值的推广，还因为其选择内容具有话题性与传播性，衍生符号显年轻化，叙事策略趋向个体化。满足了人们对于文化知识、传播媒介、社会认识的三重文化消费需求。

虽然目前的文化综艺能够唤醒观众的文化认同，在当前语境下重塑文化记忆，但是在碎片化信息传播与消费式文化满足的环境下，节目内容对于大众文化娱乐属性的追求，使文化符号的建立流于表面，文化符号的意义产生趋向单一平面。文化内容的选取不断压缩提炼，使得文化内容与文化情境不匹配不协调。最终导致节目内容传播成为一种“商品”，进而被复制与贩卖。

例如《朗读者》成功之后，江苏卫视的《阅读·阅美》、深圳卫视的《一路书香》、优酷出品的《读书人》等节目相继出现。《中国诗词大会》之后，出现了山东卫视的《国学小名士》、浙江卫视的《向上吧！诗词》、安徽卫视的《少年国学派》、江苏卫视的《成语中华》等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中对现场空间的转化，镜头剪辑的节奏和视点都是以答题竞赛为主体，营造的是竞赛的紧张感和时间限制带来的压迫感。而对于诗词文化的阐释与传播没有视点的调度与画面的组接。缺少对于诗词文化空间的塑造培育。仅仅通过赛后专家的解读则浅尝辄止。屏幕与观众之间的“文化象征空间”没有建立，留下的只是对文化元素的浅显印象。

这些节目都体现了基本相同的消费式文化符号与碎片化的内容表达，在缓解观众的“文化焦虑”的过程中，到底是为了挖掘文化价值，传递文化精神，还只是在消费语境下营造文化氛围，看似丰富了观众的精神生活，实际在迎合市场的消费观念。

在空间理论视角下，空间再现中的想象因素是文化符号建立的重要条件。文化符号系统的建立可以培育和塑造叙事空间，增强情感空间，进而营造文化意义空间。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能动意义上，空间应被理解为复杂的关系网，能够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符号系统的建立是文化空间关系网中的重要元素，需要分析它的视觉构成、听觉形式与结构问题，以及符号系统中的各项符号是如何运作并互相影响的。就像我们通过使用事物，把它们整合到我们的日常实践中去的方法给事物以意义，正是我们对它的感受、思考和谈论，才是“房屋”变成了“家”。列斐伏尔正是强调了第二空间“家”的概念，对“家”的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使得“家”从物理空间变为精神空间。而文化符号建立对于文化综艺来说正是从“房屋”变成了“家”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对文化符号系统中符号运作及交互关系的充分建构，那么所展现出的文化意义空间就非常局限，从而导致文化综艺走向同质化，娱乐化的共同道路。

文化类综艺是在综艺节目的文化属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包含的传统文化与精英文化提高了节目文本的鉴别度与艺术感染力。但是文化类综艺在面对空间转型与消费语境的双重压力下，节目内容关注的个体叙事视角与薄弱的文本结构，使得文化类综艺依旧受困于空间内的文化元素堆积与空洞的文化意义表达。

如何在贴合时代语境下深入探究叙事逻辑，挖掘叙事动机，拓展叙事空间厚度，勾连互通不同时代空间，从文化元素堆积转向文化空间生产，营造特殊的文化空间，形成有意境空间的视觉化内容，需要做出对应的“空间”思维改变，这样既能够呈现出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又为观众营造认识事物的良好空间感知。

三、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文化空间生产建构方向

英国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将文化表征理解为赋予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是一种意指实践。他认为通过多重的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被称为“表征的实践”。列斐伏尔认为文化表征的空间就是一种象征想象的空间、一种生活体验的空间、一种文化符号化的空间。

列斐伏尔论证提出的“三元辩证法”认为空间有物质、精神、社会三种，任何一种相关的批判应将物质的空间，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互相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得主体游刃有余的在各个空间内产生相关内容。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解释了他的三元观念，“我们所关注的领域：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总结后，我们关注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这一空间理论暗合波德维尔的“中间层面研究”恰好可以用来解构目前在文化类综艺研究上的“内化”或“外化”的局限。通过文化空间与意境空间的塑造与培育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与“共同体”意识，进而完成彰显中国精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终使命。使文化综艺节目能够在新媒体环境下迸发出巨大的产业价值，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于广大受众，增强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