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空间虚拟人的社会构境、表象症候及应对策略

金俊铭

2022年，随着元宇宙的风暴来临，点燃了技术与生活的元年“革命”。由CG技术构建、用代码形式运行、借算法手段完善的虚拟人(Virtual Human)作为元宇宙的重要角色破圈而行，其依靠拟人化形象和人格表达进军炸裂的数据空间。虚拟人的发展从时间纵向来看，从早期名为“鼠来宝”的虚拟乐队到如今的“K/DA”的虚拟偶像组合，由红白机时代的“林明美”到现在的“初音未来” “洛天依”，虚拟世界的狂欢呈现出多维化、色彩化、立体化的覆盖；从空间横向来看，跨领域蔓延是万科数字化员工“崔筱盼”、跨年演唱会的歌手“邓丽君”、数字主持人“小漾”、虚拟记者“小诤”，甚至国外Instagram上的网红“Lil Miquela”，各行各业的虚拟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元宇宙的爆炸，让人工智能(AI)、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混合现实(MR)、Web3.0生态等字眼的出现频率呈指数型增长，数据技术搭载的虚拟号列车已悄然抵站。虚拟世界的兴盛正如迈克尔·海姆所诠释的那样：“(虚拟实在中的)虚拟这个词,所指是一种不是正式的、真正的实在。当我们把网络空间称作虚拟空间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种十分真实的空间,而是某种和真实的硬件空间相对比而存在的东西,但其运作则好像是真实空间似的。”(1)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刚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136-137 页。在数据空间，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在交织中走向模糊，类似于相位的判断在“平地效应”下加剧了解缠困境。

实际上，透视人工智能的进化过程，它倚仗技术的“魔法”执着于人与机器的纠缠，路径抉择上朝向两大分支：在现实世界中走向赛博格(Cyborg)；在虚拟空间中演化为虚拟人。就后者而言，社会场景在数据空间展开边破边立的架设，这使得肉体(身体)的相遇成为偶然，实质性关联的产生依靠算法背后的数据关系。当然，对虚拟主播(Vtuber)、超写实虚拟人(Vhuman)、功能型虚拟人等具象形态的描述和认识并非探究虚拟人的初动力，将其抽象后的数据关联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交往有赖于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聚合后的万物互联，此时此刻的人类对于虚拟人的喜爱远大于惧怕。因此，“当我们做到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即虚拟人), 并将这一美德普及至世间各处时, 我们就为明日世界做了最好的准备。”(2)玛蒂娜·罗斯布拉特：《虚拟人》，郭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7页。虚拟人的全面开花泛起社会多重结构的深层涟漪，促生社会大众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参与叙事。我们的目的在于深入研究其真实的社会构境和表象背后的实在逻辑，借以正确认知并祛魅于这一新生物的光环。

一、数字空间虚拟人的多重社会构境

数字空间虚拟人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数据技术的加持让虚拟人在与现实世界相对的虚拟世界中蓬勃发展，所有的一切都被刻意营造出别样的真实。实质上，它并没有突破奇点，但在数据空间它已经完成不是现实却甚于现实的真实存在的超越。数据空间由虚拟人引发的狂欢是现实的大众试图放弃身体交往之后的放纵表达，是一种崇拜技术主义与文化消费主义交织后对现实世界的焦虑与在虚拟世界的放松的矛盾心理。逐步走向舞台中央的数字化交往和不断边缘化的实体性身体交往构成了数字时代交往方式的双重奏，重心的转移带来满足感的移位并打破旧有的平和心态，表达了交往哲学某种态度的嬗变或融入数据空间方式、定位、价值的再度思考。虚拟人的现身并非怀揣着恶的目的，但也面临着更好灌输善的困境，哪怕存在撒旦附身的一丝可能性，都会诱发虚拟世界的精神坍塌。因此，社会各界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有众多的不同反应：商界的资本逐利，旨在推动产品产业化的发展；Z世代的热烈追捧，意在追求所谓的精神自由；也有伦理学家担忧其对人格的贬损，会积聚成“普罗米修斯的羞愧”(3)德国当代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指出，虽然人们一再强调“创造是人的天性”，但当人们面对其创造物时，却越来越有一种自愧弗如与自惭形秽的羞愧，而这种羞愧堪称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在机器面前，这种“创造与被创造关系的倒置”使人成了过时的人！参见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6页。。本文关注虚拟人并对其社会构境、表象症候以及应对策略等多方面进行细致而翔实的梳理，进而探究克服人对虚拟人内在的天然偏好，回到理性的认知状态，消除人自身在数据空间过分的焦虑感与紧迫感，助推虚拟人的良性发展。

(一)数据的覆盖：让试图逃离的人无处落脚

数据空间架设与组构的基本单位是数据这一来回穿梭于现实与虚拟的元素。虚拟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就在于数据，数字技术的深化和细化使得维系在数据之上的生产成为可能，虚拟人原动力的秘密便在于此。“今天的数据变成了真正的生产资料，而且是人类第一次没有依赖大自然、单纯依靠自身行为获得的生产资料。”(4)王坚：《在线》，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58页。数据的跳动是对数字化信息的捕获，0和1的敲打形成的数字代码所表达的是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用输入、计算、量化、分析、输出的完整过程实现对现实的所有囊括。自物联网连接之后，无数“端”以随时随地随人的形式接入网络。人的行动、物的轨迹、人同物的交往等即时成为数据，万物“在线”的互联互动促使数据连续不断地涌向世界。于是，无边际的数据汪洋由此形成。虚拟人的塑造在现实世界数据的输入与虚拟世界数据的输出的交互中进行，一次次由现实转移到虚拟并在数据空间走向再生。虚拟人是普遍性集聚后以特殊性形式展现的存在物，“我”能从虚拟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但那个虚拟人却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我”。来自现实世界的大众把自身的焦点不断缩小，运用数据技术投射于虚拟世界化为心中期待的虚拟人。因此，前端的收集和后端的释放，在同一场合便能达成转化，这一生存方式的展现和传播最不缺的就是数据，但同时最缺的也是数据，类似二律背反的效应在对待数据的矛盾中显现。盈千累万的数据夹杂着高度同质化扑面而来，而矛盾的张力使得虚拟人的演化一直持续，与人类的繁衍类似的产品更新成为必然。但将十万年漫长的人类进化史置放到数据空间，虚拟人的进化却在几天内可以完成演变，时间尺度无限压缩为“可量化的维度”倚仗的也是数据的统合能力。

数据汪洋不只流淌在虚拟世界，也漫溢至现实世界。数据流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从阳光照射处到黑暗隐蔽处，无不为数据所覆盖。加之数字媒介的助力，加大了数据的覆盖面向和广度。奥莱利在分析美国的数字媒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时，已看到数字媒介强化了数据流的冲刷。“谷歌搜索、金融市场以及Facebook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从上万亿次的人类互动中采集数据，提取数据精华，转化为集体智慧。”(5)蒂姆·奥莱利：《未来地图》，杨晨曦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294页。中国的百度搜索、招联金融、微信以及微博等数字媒介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更为庞大的数字用户愈发凸显此类角色的重要性。数据空间与数字媒介进行了深度融合，数据平台的无限拓展与气态化的传播，让数据的挖掘、收集、转换在最为轻松的情形下肆意进行。就连“交流—行动”这组普遍的行为方式，在数据空间都形成了人格化逻辑。虚拟人在利用海量数据塑造的同时又透过诸多数字媒介表现出数字化生存方式顽强的生命力，它依赖于数据存活又以同样的形式影响社会大众。此外，“数据价值的关键是看似无限的再利用，即它的潜在价值。收集信息固然至关重要，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大部分的数据价值在于它的使用，而不是占有本身。”(6)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数据的价值延展到虚拟人身上同样适用，法则的规定让虚拟人不是用来占有，而是不断地再使用。简言之，数据技术身后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需求使得虚拟人的增长表现旺盛，不分彼此的互动又让数据空间虚拟人的融入显得“完美”，无数个形象立体又彰显个性的虚拟人出现在虚拟世界并朝社会大众频频招手。基于数据全覆盖的考量，在对待虚拟人的问题上，无论是“数据乌托邦”的窃喜也好，还是人机大战的过分担忧也罢，抑或是人工智能的超级发展，等等，种种观点都是可控范围内对未来的设想，同时也是数据全覆盖的一个例证。

(二)心理的宰制：沉醉于进步幻想中的“我”

数据空间的虚拟人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心理变化持续发酵，原来集中于Z世代的泛化到其他群体的心态表达，突破了年龄的划定界限。许多中老年人也使用抖音、快手等数字媒介，通过数据的自由来实现自身的年轻态，代际的联系在不经意间悄然产生。理性的虚拟人是附着于人身上的感性标签，自我意识沉浸于数据空间让大众产生情感的错觉。生存方式的转变让心理的落差得到充分的弥补，挫败、失落与痛苦止息于数据空间的大门，门里面披着神圣光环的只有成功、兴奋与快乐并存的虚拟人。唯我独尊、指点江山的小说式情节一一浮现，虚拟世界的真实感夹杂着心理暗示得到首肯，精神感官的最强刺激莫过于自我的幻想。尽管从外表上来看没有丝毫的变化，但社会大众心理的宰制与依赖就此形成。自由的长度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投射至虚拟世界便被无限拉长，精神上的愉悦与否成为衡量使用虚拟人的价值体现。数字时代带来的智能革命改变了认知的形式，阿塔利在《未来简史》一书中对时间的商品化描述得非常到位，时间以实物化的应用正在被抛弃，它成为唯一真正的稀有之物。“到了今天则改成虚拟化的方式：无限虚拟叠放、无需任何实际使用的必要。”(7)雅克·阿塔利：《未来简史》，王一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82页。错觉产生于虚拟化的技术，并在数据空间走向放大，无用即成为最大的有用。在物欲横流的不断冲击和持续挤轧下，数据空间的虚拟人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天地，一切都朝向进步的幻想也愈发强烈。充分把握虚拟人身后的人本身的社会诉求，由表及里地认识并理解精神的当代需求成为窥探数字化生存方式的必由之路。

虚拟人的壮大当然是数字技术的进步，但它同赛博格不同的是，并没有增强人的技术身体化，而是走向精神领域内的拓展。当“进步”成为肮脏的代名词，以虚拟交往、VR体验、网络游戏及购物成瘾等为代表的数据时代的“技术沉溺”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虚拟人的茁壮成长是社会大众消耗大量现实时间与金钱兑换而来的，同时又将人统摄于其制造的宰制和依赖之中。数字技术在增添有趣因素来改变现实的同时，使得现实变得更为脆弱、更易被入侵，“隔离人类”的大厦在疯狂地堆砌中一点点构筑。数字化存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而淡化了我们的真实记忆，更多虚拟经历以更加真实的形式停留在脑海里。数字媒介看似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实则进一步分离彼此，孤独、脆弱与不安全的感受在深夜时常涌现。现实的远近由空间的距离所替代，并以空间化的方式来进一步破坏现实的存在。此外，狂热的幻想者往往来自寂寞最深处，并伴有孤独的痕迹。日本、韩国等国频发的“孤独死”便是很好的佐证。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中，大众被无限压缩于方寸之地，为了苟活，在经历漫长的“孤独生”之后孤独地死去。各种现实的关系如同一张密织的网，控制着大众，使得动弹不得的“我”没有丝毫喘息的间隙。无论是主动远离，还是被动排斥，恶性循环的孤独都如影随形，越是孤立越不愿寻求现实帮助，反而走向虚拟世界的自我放任与设防，现实的敌人和虚拟的朋友形成鲜明的对比。“孤独死”的例子尽管过于极端，但“媒体和人格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而不可分割的关系”(8)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404页。，“我”在破碎形象中选择的形式拼凑成一个轮廓。还有，网上流行的“外向型孤独症”患者也多沉醉于虚拟世界的幻想。在那个世界之中，私人的东西不再属于私人，关于“我”的财产、回忆甚至是梦想都成为数据的一部分。数字技术的进步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我们一如既往地使用媒体获取信息、娱乐、消磨时间或者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我们互相之间变得疏远，也使我们远离现实。”(9)理查德·沃特森：《智能化社会：未来人们如何生活、相爱和思考》，赵静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1页。快乐并孤独着成为数据流冲刷后留下的情感后遗症，虚拟人或许无意造成对社会大众的宰制，但事实是各类幻想的泡沫在不间断地制造。

(三)文化的渲染：伴随着与人工智能的狂舞

“天网”时刻的到来，人混迹于人工智能之中，虚拟人的崛起也同人工智能有莫大的关联。数据空间的文化形塑有赖于作为引擎般的人工智能的存在，辅之以边缘算力体现价值的彰显。奥莱利对未来“混合人工智能”(10)“混合人工智能”由美国学者蒂姆·奥莱利提出。他认为，在已有的“弱人工智能” (窄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 (通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存在着第三种形式的人工智能，即“混合人工智能”。他以多细胞生命体来做比喻，人只能算作是更高级进化物的微生物菌群。参见蒂姆·奥莱利：《未来地图》，杨晨曦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290-295页。的预测，是要走向基于人机交互之上的“文化交织体”。他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互联网加速了人类思想的连接，我们的集体知识、记忆和感知得以用数字形式分享和存储，我们编织着一种新型超级生命体，在技术的协调下，它把全人类紧密相连，组成全球大脑。”这些内容编织的文化交织体，借助人工智能的载体，也就是“摄像头、麦克风、键盘、每台计算机的位置传感器、智能手机以及物联网设备”(11)蒂姆·奥莱利：《未来地图》，杨晨曦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293页。等一系列组合而来的感官系统，迸发出强有力的心脏跳动。当然，人工智能并非直接对等虚拟人，它用技术的幻化借助文化的渲染来实现自身带有偏向性意识的“灌输”。在数据空间，文化已悄然越过社会的“表意的过程与行为”(12)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投射于虚拟世界并建立起一个一模一样的世界。实时与离线的渲染技术，声、光、电等元素的汇聚以积极的文化样态融于五彩斑斓的虚拟人身上。虚拟人作为微缩的显体，其交互体验的功能是人工智能与真人的虚实相融，各类动作的捕捉能够使得虚拟人同大众进行实时互动，进入虚拟世界的交互则是以文化文本的形式在进行。数字时代的更迭让文化泛化朝着极端的方向行进，如文化悲观者的预言，“任何高度发达的文化都是悲剧……创造物起来反对自己的创造者”(13)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与技术》，侯文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数据空间的虚拟人会不会反对甚至否定现实的社会大众，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笃定的是文化的渲染时刻都在。

无数信息在涌入数据空间之后，去中心化的文化倾向呈现多点的爆发，也带来了文化碎片化的景象。麦克卢汉用“内爆”来描绘由数据传播形成的文化碎片化所含的巨大推力。数字时代的社会大众“正在经历内向的爆炸” (implosion)(1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页。，数字媒介改变并塑造新的认知环境。鲍德里亚借用并深化了这一概念，意义的内爆携带着无数的碎片与噪音，营造出一副无序、杂乱的混沌镜像。过度的数据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塞满了日常生活，成功转移并分散大众注意力的同时也在无边的虚拟世界中创设了文化的碎片。于是，肆意运转的速度联想伴随着虚拟人的舞动而产生，亿万个瞬间一帧帧地串连。即时性(immediacy)作为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原则，与特定的技术基础(尤其是通信技术)相关，即时性文化将欲望与满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5)J.Tomlinson,The Culture of Speed:The Coming of Immediacy,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7,p.74.即时性与人工智能状态下的数字技术结成同盟，释放出无穷的文化生产动力。文化碎片的无休止创造，又构建了文化上的错觉，堆积的文化物连同虚拟人似乎已将数据空间完全充斥。错觉的持续放大并引发“内爆”的外延，即数据炸弹的爆炸，让众多形象的停留时间趋向于短暂，“用完即弃”的风气走向流行，“思想、信仰和观念都是立刻涌现，经过挑战、反抗又立刻消失的”(16)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62页。。与文化相关的所有存在物如同染上某种病症一般，在对待时间上失去了以往的敏锐思考，而驶向“快”节奏的车道。即时性的定格反映到文化的渲染表达适用于数字时代，也演化成为社会大众对待虚拟人天生具备的判断假象。

二、数据空间虚拟人的诸般表象症候

要想洞悉伪装的复杂世界，就不得不看其表象症候，全面的表象认知是通向本质理解的必由之路。虚拟人的蓬勃发展，其正当性来自对“恐怖谷理论”(17)“恐怖谷理论”是一个关于人类对机器人与非人物的感觉假设。1969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提出：当非人物同人类相像超过95%时，由于外表、动作、神态的相似性，会让人类对其产生正面情感，但直到一个特定的程度，他们的反应会突然变得极为反感。哪怕非人物同人类有丝毫差别都会异常显眼，让非人物显得非常僵硬恐怖，让人感觉像是在面对行尸走肉。其中，“恐怖谷”一词最早出现在恩斯特·詹池(Ernst Jentsch)在1906年的论文《恐怖谷心理学》中。其观点于1919年在弗洛伊德的《恐怖谷》一文中被深化与阐释，成为著名的理论。人类对某非人事物的好感度在超过一个临界点时会突然降低，越像人越引起反感恐惧，一直到谷底。参见Masahiro Mori,“The Uncanny Valley,”Energy，Vol.7,No.4,1970.Angelaki,“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Journal of the Oretical Humanities，Vol.2,No.1，1997.Freud，S.,The Uncanny,trans.by McLintock，D.，New York: Penguin，2003,pp.132-148.的重视，社会大众对人形事物的正面情感建立在同质认识的基地上，特定程度的不满足会引来排斥。当数字技术跨越体验的性质时，虚拟人同现实人的差别无法从外表进行区分，人格的数字形象以完美的形象在数据空间实现建构。虚拟人的身份与灵魂的定义都覆盖了一层轻薄的面纱，只有充分把握其表象症候才能更好地揭开这层遮盖物。数字时代的变革全新并颠覆人类生存的诸多条件。尤瓦尔·赫拉利直白地说：“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18)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90页。这种认识给予社会大众的启示在于，要以“人”的视角去看待虚拟人，同时又不能直接将其视作“人”。

(一)“身体—虚体”的转变

曾几何时，面对面的场景是极为流行的生活方式，身体接触的交往、消费、工作等活动显得自然而富有情调。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一个人在密闭的房间里就能完成那些同样的活动，采取进入虚拟世界同虚拟人产生联系的人与物的互动方式，而选择抛弃人与人的现实接触。虚拟世界的沟通与交流借助数字媒介，与虚拟人的交互远比与人的交往来得更加随性和自由，场景的设定可以由数据来把控实现任意的切换。因此，彼得斯认为，数字媒介进一步拓展了人类的表征能力，同时也将“我们的面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都已经全部迁移到媒介之中”(19)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28页。。追究场景的变化，分析对象性的活动，不难看出，“身体—虚体”的转变在数据的流通中持续进行并日益成为数据空间虚拟人的突出表象。这一表象在现实世界同虚拟世界的不断联接过程中愈发显眼，但这一表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身体式的世界构建与意义表达就此消失了，身体仍然是关系组构的重要部分，只不过它丧失了途径的唯一性，虚体脱颖而出成为构成关系的另一途径。

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客观事实，数据作为中介使得人类的主客体世界得以无限延长，但这并不是手臂与脚掌的延长，而是世界本身带有数字化的延长。人类的身体在现实世界并不能如同绿巨人浩克一般地膨胀，但在虚拟世界能够以数字化生存任意变化，可以将其称为“第三种身体”，正如伊德提出的由技术所塑造出来的身体。(20)杨庆峰：《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4页。表象的存在有着自洽的内在逻辑，认清“身体”和“虚体”是科学看待转变的基本前提。从法国结构主义出发，身体是人类对世界拥有的“一般方式”，它在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意指关系和象征意义都是在身体的运动中实现的。梅洛-庞蒂的联觉思想充分表明，人际的连接是肉身的交际而不是两个孤立个体之间的联系。对他心的直接感知并不是被动接受产生于大脑内的表征，而是身体主体在生活中的交互实践。(21)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6页。身体现象学在明确了身体性的知觉来自交互实践的同时也规定确切的边界，在自我身上设置了一个关乎活动的“永久界域”。身体的关键在于现实的接触性存在，但是当数字技术带着无数的信息汇成数据的海洋，界域原本不可撼动的地位在数据流的冲刷下不断松动并遭受侵蚀，数据搭载在以互联网为手段的数字媒介的快车冲破界域的设置。互联网的出现制造了身体“缺场”，使人们越来越置身于脱域的社会关系中，时空“虚化”在不断演变。(2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18页。在数据空间，身体缺场同脱域的同步进行促使虚拟人演变为数字化的“我”，这个从外在的形貌到内在的灵魂俱已上线的主体比现实的“我”更像我。数字版本的身体就成了虚体，身份的简单表达已不足以囊括虚拟人的所有。尽管虚体不能取代真正的身体，但至少已经提供接近虚拟的具身，行动功能的意义同“具身”活动的开展形成反向作用于身体的故事是对“身体—虚体”的转变这一表象的继续阐释。简言之，身体性活动依然存在，但数字化化身向虚拟人的虚体注入新的“意识”，促使虚体在数据空间当中在具备身体性主体以外存在的同时，也生出不同于身体性自我的数字化意义与世界。

(二)“拟-生命”的嵌入

人是富于情感表达的生物，与之相关联的事物要想达到与其共鸣的融洽状况就必须依赖情感的深度交流。数据空间的虚拟人如果只是冰冷无情的数字化生存物，则难以吸引社会大众的目光，更别谈流行于元宇宙的纪元。但就人与他物的关系而言，人在与非人靠近的同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社会大众的冷漠已经透过道德滑坡、诚信危机、利益追逐等现象一再显现。视角转向数据空间，人自身情感的现实脱离，势必会对虚拟人造成情感的真空，从而使得“拟-生命”(23)“拟-生命”的概念，借鉴了蓝江对游戏世界当中的游戏角色的解读，将其迁移至虚拟人的身上。同时，也将游戏角色“拟-生命”具备的非真正的生命、自我规则、特殊的环境等特性进行化用。参见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4-149页。(quasi-life)的嵌入来填满真空地带。蓝江从玩家—角色辩证法入手，在分析游戏中的角色时看到，“我们在游戏中感觉到的是一个游戏角色正在抵抗着我——操作游戏的主体——的存在，它仿佛具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力”。(24)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4页，第146页。从游戏延伸到数据空间的数字存在物，同样适应“拟-生命”的法则。虚拟人作为数字化生存物，对于需求、情感以及欲望都是与人类同等同质的表达，只不过舍弃了人类的躯体，转而建立起一个人类式的躯体，各种投射聚集于虚拟人身上成为“拟-生命”的重要表象。它的生命力不是单纯地就其本体的生存而言，而是立足于“拟-生命”的加持下通过一系列情感的反向输出来完成表达。

从根本上来讲，当且仅当一个有机体具有作为那个有机体是什么样(对于那个有机体来说是什么样)的经验时，它才具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25)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判断虚拟人的属性时，将其归类于真正的生命体似乎缺少必要的有机体支撑，其生存状态并不是以真正的生命形式作为蓝本。虚拟世界的生存并不能与现实世界的活动完全等同，但总能找到类似之处，虚拟高于现实却又无时不受现实的制约。虚拟人的生命表达不能以自然有机体来衡量，数字化生命要归置于数据空间去考量，可以从算法的规则去加以窥探。因此，“拟-生命”的状态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在数据空间中它处于价值的绝对彰显。同时，也要看到的是“拟-生命依赖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同时依赖于一种操作”(26)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4页，第146页。。数据空间作为特殊的环境，是虚拟人“拟-生命”存在的极为重要一环，情感的交织在特殊环境中碰撞，人对物的依赖在类象的感觉中不断升级，最后如同游戏一般，完成终极Boss的任务。此外，行为的作用转换为操作的使用，虚拟人存在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流动，而不是所谓的终极形态。在数据空间，只有获得感和满足感以人与非人的关系交互时，才能有那种使命般胜利的情感宣泄。最后，虚拟人的“拟-生命”维系，同在虚拟世界中的探索息息相关。虚拟人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以这样的状态来养成，而是要去创造属于这个数字化生存物的生态。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用周围世界来指代客观存在的世界，“日常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我们通过周围世界内最切近地照面的存在者，做存在论的阐释，一步步寻找周围世界的世界性质”(27)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8页。。世界为人类揭示为一个周围世界，同样也为虚拟人的生存去筑造新的周围世界，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在周围世界的呵护与培育中不断壮大并形成特征的代表。还要注意的是，“拟-生命”的表象延展了空间的边界，更以强烈的情感释放连接了两个世界，但不同世界强弱的形成会诱发认知框架的变动。主体性存在着被颠倒的可能性，错觉同情感的叠加放大了世界认识的不确定性，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反噬是一种极大的潜在危险。

(三)“加速”的心跳

在数字技术盛行的今天，视觉的使用频率急剧上升，虚拟人的直观使用便是同人的视觉产生关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数字技术的兴盛对以往时间的固定化认知发生改变，观看似乎也是一种劳动，这充分表明“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28)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1页。，可以说时间的边界在技术的冲刷下不断消解。视觉的联想先是作用于对时间的感觉，再基于感性意识的模糊判断进而产生对速度的影响。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的任何时间交流、娱乐、讨论、获得信息、消息”(29)马尔克·杜甘、克里斯托夫·拉贝：《赤裸裸的人：大数据，隐私与窥探》，杜燕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97页。，各类搜索、群发、邀请、互动等形式消磨了大众的注意力和理想信念。最为宝贵的时间在肆意挥霍中不经意间被忽视，人类的睡眠时间如同烈日之下的积雪一样迅速消融。对现实的厌倦背后是文化渲染的极端倾向，人们的精神生活陷入失序的状态，快消费成为一剂治疗情感的良药，虚拟世界的沉溺反向冲击着现实社会原有的道德结构，传统被野蛮生长的“新思潮”不断颠覆。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数据空间的文化渲染所营造的氛围，是刻意选择回避时间，在时间新体验实践中走向对速度的恍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速度的加快。时间被数字技术手段选择性遗忘的同时带来对空间的高强度依赖，当周遭所有的事物都以类似的方式构造起来之后，“加速”的感觉开始传递并产生联想的涟漪。这种“加速”的心跳是由人类产生的，但最终却体现在虚拟人的身上，联想的作用针对的是数据空间中的数字化生存物，互织的功效在空间的延展中吞噬人与非人。

随着技术与设备几何倍增长的更新速度，社会大众一旦停下脚步便可能落后于各类人工智能物的发展速度，从而沦为数字“文盲”。但是，即便维持着不间断的充电学习、技能培训，也可能走向与人工智能不能相融的能力“恐慌”。与此同时，疯狂增长与即时传播的数据不断围猎着社会大众，通过短视频、社交、购物软件等传播的各类消费性数据进行着轮番轰炸。时间的焦虑无形中诱发了加快速度的强化，社会大众被动地卷入对速度的无意义追逐。社会大众对虚拟人的对待同样也沾染了“加速”的症候：虚拟人永远存在于数据空间，永生的假象又带来了时间静止的假象，假象的叠加又透过视觉的传递，放大了“加速”心跳的作用。对于速度的联想从曾经耗费精力的活动转变为倚靠数字技术的传递性中介。即时性在数据空间的存在意义演变为“一种习惯于快速传递、无处不在和即时满足欲望的文化”(31)J.Tomlinson,The Culture of Speed:The Coming of Immediacy,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7,p.74.。这种暗示让人类的心脏不断加速，也将高频的跳动带入虚拟世界。 “加速”的表象投射于视觉的加快，这一初始阶段激发了社会大众的联想，而联想的传递是由“加速”心跳的感官带来的，但“加速”的感觉早已由肉体对时间的体验形式蔓延至更深的领域。罗萨对数字时代心跳的“加速”有着深刻理解。他坦白道：“晚期现代的数字媒介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体验形式，跟‘经典的’那种‘体验短/记忆久’或是‘体验久/记忆短’的时间体验和时间记忆模式完全背道而驰，变成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32)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5页。更“短”的体验与记忆组合的时间模式，使得“加速”的频率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范围。“加速”并不是简单的感觉状态的更改，也是一种异化的表达，视觉带来知觉的变动并陷入海量的数据汪洋，使人类在虚拟中沉沦而消退对现实的热情。对于“加速”异化之后的结果认识与批判是社会转向数字化之后所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技术异化与“加速”异化的共同作用，直接催化虚拟人的演变并将“加速”的心跳装入其扭动的身躯之中。

三、数据空间虚拟人的数维应对策略

虚拟人的发展已成为流行的趋势，但它的未来走向是借助数字技术来获得“永生”，还是坚守为人类服务的忠诚意识，抑或是走向主导人类的一面，还都是未知数。“守护之星”(33)一对韩国夫妻金荣柱与崔善美在“守护之星”的虚拟世界中养育一个名叫阿密娜的虚拟女儿，却饿死了亲生女儿。这对失业夫妇将亲生女儿独自留在家中，却连续花费12个小时在首尔的一个网吧里照顾虚拟女儿。参见理查德·沃特森：《智能化社会：未来人们如何生活、相爱和思考》，赵静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页。的悲伤故事向人类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善恶在虚拟世界可以借助虚拟人进行无限的放大，甚至反向将善恶重重地施加于现实世界。虚拟人所带来的问题，是“关于身份、目的和亲密关系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社会互动、成瘾，以及一些人如何能处理这么多现实问题的故事。”(34)理查德·沃特森：《智能化社会：未来人们如何生活、相爱和思考》，赵静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页。数字时代，虚拟人在数据、服务器、人工智能的裹挟下积聚起冲天的巨浪直击人心，现实社会表面上没有看到一丝的波澜，但深处的岩浆迟早会猛烈地喷发。因此，在数字时代要实现的是符合理性追求与人文彰显并重的互动关系，走出传统社会下对两者非此即彼的对立怪圈。数据空间关于虚拟人的建构与发展，要走向马克思所描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的崭新社会阶段。

(一)坚守人性的本真，复归正义导向

人类脱胎于自然却无法脱离自然而存在，同样的规律运用到数据空间，虚拟人脱胎于人类社会却无法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技术的产生是人类为了改变自然存在物的形态使之成为人类自身可认识的对象性存在的社会化结果，诚如萨尔顿所言，“无论科学将来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是人性的”(36)转引自江畅：《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数字空间中的虚拟人及支撑其的数字技术都是人为产物，他们由社会大众创造，并服务于社会大众。因此，从人为到为人是合目的性的逻辑走向。无论数字化社会发展到何种让人惊叹的程度，都必须将人置于最高位，始终将虚拟人发展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人类的手中。人类自身的价值观要施加于技术上，以便在遵照社会福祉的同时确保“人”的人性尊严与人格独立。此外，在“加速”的数字时代需要用诸多现实手段让生活慢下来，人类应当秉持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宗旨来建构现实与虚拟的双重世界，不能深陷颠倒世界的错觉沼泽，在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的本性，更不可使用海量数据所折射出的镜面“来质疑我们自己真实的本性”。人性本真的彻底坚守能为社会正义的复归提供巨大的可行性。未来的社会绝不允许技术的逻辑凌驾于正义的底线之上，要极力避免社会的撕裂、阶层的对峙、群体的冲突等状况的发生。人们无法抗拒数据带来的数字化生存，也割舍不下便捷体验过后的满足感，身体向虚体的转变同样不可逆，但只要坚守人性，摒弃“鲧”之堵法，顺用“禹”之疏法，便能笃定方向而不偏离既定的轨道。最后，数字技术改变了社会大众的交流方式，以数据的往来逐步取代身体的接触，“技术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构成了近现代的人与其置身的世界维持的关系类型的特征”(37)阿兰·布托：《海德格尔》，吕一民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数字技术彰显的是人与人、人与非人的关系，类特性在扩张中得到不断彰显，正义是处理万事万物的标尺，要依托技术来维护社会正义，照顾弱势群体，阻挡数字鸿沟成为实体化，抵御数字穷人的泛滥。人类要与虚拟人在和谐共处之中，彼此借鉴，相互学习，在不断升级的智慧与道德的守护中走向新的时代发展。

(二)克服道德的任性，走向技术向善

数字时代的不确定性在持续放大，社会整体被侵蚀并不断呈现碎片景象，“我们比过去任何时代更迫切地需要伦理”(38)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首先，这个时代诸多元素的对冲使得伦理道德成为人类自我拯救的“利器”，也只有握好道德之剑才能引导数字技术走向既定的伦理方向，源源不断地涵养社会的正能量。面对着虚拟人的实践，应加强数字技术关于伦理问题的充分研究，并在调查基础上制定相关伦理道德的准则。其次，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给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带来了众多方面的有力助益，也延展了道德领域的范围，并且在数据空间催生出新的道德主体。但数据空间在促进新领域实存的自由、平等以及类特性等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幻境般的风险，即虚拟人的应用让现实个体沉沦于虚拟世界的“美好”而摒弃现实世界的真实。现实与虚拟之间边界的模糊让社会大众自由出入两者形成摇摆的心理并在主观上的道德随意使得新领域的秩序、信任、权威、公共价值等存在消解的可能。道德的任性问题由此而生，数据空间的道德混乱在个体主观意志的偏颇中蔓延，并极有可能乘着文化渲染的便车反向延伸至现实世界。因此，数字时代要将道德任性的引导与规范作为实现虚拟世界道德和谐的重要手段，达到现实与虚拟两者的生态平衡。道德的维持是以评判善恶为内核进而以善为基础而外化为具体的行动，向往的是一种良善的德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把道德拓展到前人没有涉及的领域，也为其在虚拟世界中如何保持自身的平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社会大众在回望道德在新领域的发展时，要认识到“抨击技术化并无益处，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它”(39)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对数字技术的超越侧重点要放在它在给社会大众带来一些道德失范问题之后的解决，走向数字技术善的维度，占领其内在的向善冲动。这是衡量未来社会中数字技术同人类关系的重要尺度。数字技术主客体之间的联通所引起的道德行为以及造成的道德结果呈现出逐步蔓延的趋势。数字技术与人类的互动在于技术自身调节给道德的决定所创设出的空间。“一方面，技术通过物质环境来构成自由，在这种物质环境中，人类存在着并形成自己的样式。另一方面，技术与人类形成关联，这种关联变成了自由居住的场所。”(40)彼得·保罗·维贝克：《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闫宏秀、杨庆峰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76页。数字技术的向善可以借用技术调节的方式来进行，在编解码、语义联想与语境分析、关键词的设定、强行提示等技术参数的设定中兼顾效用与人文的双重关怀。数据空间强化虚拟人道德判断能力的进程也正是努力克服其道德任性的过程。

(三)维系情感的交流，拒绝社会冷漠

以虚拟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然飞入寻常百姓家，任何人只需要借助一台移动设备就可以拥有进入数据空间大门的“钥匙”。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29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8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4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2-02-25， http://www.cnnic.cn/NMediaFile/old-attach/P020220721404263787858.pdf，访问日期：2022-09-03。手机成为上网的最主要设备，人均上网时长不断增长，互联网深度融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人机交互有了更为庞大的数字人口基础。同时，人均每天使用手机3.3小时的时长，促使人类的情感有了数据的表达方式。诸多不同领域出现的虚拟人以各类形式进入人类的生活。伴随着数字时代与虚拟人交互的盛行，“人类与机器人的情感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会刺激人类情感的反馈”(42)Shannon Vallor and George A.Bek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thics of Self-learning Robots, Robot Ehtics 2.0,” Patrick Lin, Ryan Jenkins, and Keith Abney(eds.),Autonomous Car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p.349.。但社会大众的情感对象转移到虚拟人身上，也容易受到其情感的操控，反向给人类造成“有害的迷惑”。这使得部分与虚拟人朝夕相处的人沉迷于虚拟世界，滋生对数字化生存物的依恋，甚至萌发爱情。于是，人与他人的关系在虚拟沉迷中走向疏远，淡漠变成了冷漠，更有甚者还成为受虚拟人操控的“虚拟人”。现实社会的冷漠体验在无数情感积聚的再三转移的变化过程中逐渐进入冰冻期，影响着现实社会个人的生活、行为以及身心健康。事实上，追溯人与非人的关系的最初表达是中性的情感互依，“机器并不憎恨我们,但随着它们获得宇宙间最不可预测、我们自己都无法达到的高级力量,它们会做出意想不到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很可能无法与我们的生存兼容。”(43)詹姆斯·巴拉特：《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闾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XII页。虚拟人的失控是人类的放纵，最后两者都在冰冷的虚拟世界中被葬送。社会的冷漠是未来社会必然要面对的紧迫问题，应当积极调动各方力量，采取各类行之有效的手段来进行综合治理。首要的是营造家庭的温和情感，以基本的细胞单位来维系情感的必要交流，在爱中恢复并强化个人对感性事物的认知能力；其次是社会应当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要呼吁大众放下手机，亲近自然，与他人在身体交往中增添情感元素，以充分的情感凝聚回应疏离与冷漠；最后，虚拟人交互要秉持理性思考原则，国家要培育社会大众的自我独立思考和决断能力，设定虚拟世界的“规章制度”，让数字化生存物有边界可循。

(四)驾驭资本的狂野，加强风险防范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加速推动世界的变局，虚拟人的布局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支撑而驶入快车道，各类要素的流动在资本的有力推动下步伐不断加快，人类认识并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借助数字技术的臂膀无限提升，在虚拟世界开拓新的疆域。资本的庞大能量在智能化设备与人的互构中得以释放。由此，人自身力量的增加，主要仍然依靠着外部的工具，而资本就是工具的动力源。虚拟人的建构逻辑正是资本的介入才涌向顶流，对其自身而言是不自觉的应然过程，但对于资本来说是必然的实然过程。但是，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页。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已悄然走向数据空间，资本加持下的虚拟人领域更是无声战争的焦点所在。数字技术在信息化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同时又具有意识形态的智能。所谓的“技术拜物教”身后是资本的逻辑在运行，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换为数据空间的合理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45)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数字技术的“理性”对社会大众进行全面的奴役与控制，技术成为生活的主线，人成为技术的依附产品，倚仗的手段正是资本。但资本的隐蔽性让人无法确定是其自身的功效在发挥，再延展到数据空间虚拟人的研究、设计、生产以及使用等各个环节，都有资本的身影，它渗透进了虚拟人产业发展的全过程。资本的狂野扩张也裹挟着各类风险的陡增，要将其纳入虚拟人发展的全局视角中进行看待。第一，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在资本影响数字技术的过程中要权衡利弊，进行必要的价值与伦理的评估以及合理的决策。第二，避免产生不透明的“黑箱”并完善监督。建构算法与编程的审核与约束机制，国家介入虚拟人产业发展当中，减轻私人资本对虚拟人的操控，将算法歧视、恶意编程等带有资本偏向的负面效应消除在初始状态，消弭大众与专家现存关于知识与理解的鸿沟。第三，对资本的驾驭达到最佳的效果，便是虚拟与现实的高度融合。这对于虚拟人产业的正向回归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