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十年的情感历程及其故乡书写的独特意义

2023-01-25 01:52林淑玉

天府新论 2022年6期

林淑玉

自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刊发有关梁庄的文字，到2021年《十月》第1期发表《梁庄十年》，这十余年间梁鸿所有的创作都围绕着梁庄、吴镇、穰县(故乡)展开，从非虚构的《中国在梁庄》(1)《梁庄》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2010年11月单行本出版，改书名为《中国在梁庄》；2021年1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改为《中国在梁庄：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本文中均称《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2)《梁庄在中国》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2013年3月单行本出版，改书名为《出梁庄记：中国的细节与经验》；2016年6月台海出版社出版时改为《出梁庄记：当代中国的细节与观察》，本文中均称《出梁庄记》。《梁庄十年》(3)《梁庄十年》最初发表于《十月》2021年单月号第1期；2021年1月出版同名单行本。，到小说《神圣家族》(4)《上海文学》2014年第10期开设“云下吴镇”专栏，梁鸿陆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2015年10月《云下吴镇》单行本出版；2015年12月中信出版社出版时改书名为《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5)《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发表于《当代》2017年第5期；2017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改后的单行本，改书名为《梁光正的光》。《四象》(6)《四象》最初发表于《花城》2019年第5期；2020年3月出版同名单行本。。梁鸿就像发掘了一个文学的宝库，无论是白描还是意象，无论是情感还是语言，都在梁庄大地上腾跃而起又缓缓落下，以一颗极真实悲悯又无助的心，痛爱着这片养育了自己又隔膜了自己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

她要为梁庄立一个“小传”，可这小传该是亲人的“悼词”，还是史书的传记？是故乡的流年记录，还是回乡者的见闻小感？梁鸿说，她渴望以一个怀疑者、情感者的态度找到重新进入故乡的密码，但语言的“隐喻” (创作的过程)注定了她的叙事只能是文学或类似文学的，而非彻底的“真实”。(7)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第2页，第2页。文学是梁鸿的呈现方式，也是她的选择，但却不是梁鸿的终点，它像是梁鸿撬开故乡大门时那缝隙里撒出来的阳光。伴着它，梁鸿看到了夹缝里那个庞杂的、只能旁观的世界，却也感受到故乡巨大的吸引和包容，并化作温暖浸润了她，让她得以在故乡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承认自己无法以超越、平视的眼光俯览它，无法以改变的心态靠近它，同时也无法从内心的柔软处剥离它，只能感同身受又无能为力地看它自在变迁，有哀痛忧伤，有衰败悲怆，却也隐隐发掘了它的欢欣与活力，最后承认不是她“重返”了故乡，而是故乡以巨大的包容容纳了她的爱与观看。

梁庄十年的创作既是“悼词”也是“传记”，既是流年历史也是心路历程。非虚构的介入不能触入故乡的肌理，虚构的飞扬虽摸到了人性、人生，却也不得不回归朴素的本相。梁鸿十余年的创作预示着与故乡的和解与放弃，但这和解里是积极的靠近，是情感的深融，是命运的交互，放弃里有颓丧、有无力，却也是重新发现的平静与漫漫历史的感知。梁庄十年的创作彰显了梁鸿对故乡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而这种体验既是个体的，又是公共的；既是独特的，又具有象征性；它是梁鸿一代出走乡村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密码”(8)梁福江认为，人类存在于世其实就是一种情感地理，从稳定和依附这两个基本轴出发对所处世界进行构建。同样，人物动作行为背后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情绪变化和情绪内涵，这就是常说的情感密码。参见梁福江：《叙事研究新视角——〈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述评》，《认知诗学》2019年第2期。，也是他们面对故乡时相对牢固的“情感结构”(9)“情感结构”由威廉斯提出。在《漫长的革命》中，他这样阐释情感结构(也称感受结构)：如同“结构”一样，它是稳固和确定的，但是它却作用于我们的活动中最微妙和难以捉摸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结构便是一个时期的文化。 (参见Raymond Williams, The Lond Revolution， London:Chatto and Windus, 1961， p.64.)可以说，情感结构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共同体成员相同的社会经验，作为一种超越个体经验或感受的稳定结构，能够被社会成员习得和认同，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因此，情感结构常用来考察特定社群的意识和心理结构。本文即用“情感结构”概念来突出梁鸿及与其经历相似的一代人对故乡的复杂感受与感知。参见马中红、吴熙倡：《2020亚文化热词：词源、意义及情感结构》，《青年学报》2021年第1期。。经由梁庄十年创作经历的追寻，可触摸那一代人面对故乡时颤抖的心灵，也可探知人类情感中“故乡”部分微妙复杂的建构。

一、开篇：《中国在梁庄》

围绕梁庄创作这十余年是梁鸿思想与情感的爆发期，她用六部作品诠释了对故乡的种种情绪，有介入的尝试，有超越的渴望，但更多的是安顿内心的需要。我们经由这六部作品可清晰看到一个“回乡人” “观看者”种种复杂的心理，也可感受到一个“梁庄的女儿”逐渐回归朴素的“亲人的情感”。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庄十年》是梁鸿非虚构创作的三个作品，也是这十余年从头到尾直观呈现梁鸿心态变化的记录。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梁鸿说最初回到乡村的原因是渴望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10)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第2页，第2页。不得不说，回乡前的梁鸿是怀着洞悉当代乡村生存与文化境遇的“宏图大志”的，渴望通过以小见大的样本式调查，获得具有代表性和整体性的有关农村问题的认知，顺带体会“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复杂意味，以缓解长久书斋生活的飘虚感，安顿内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由此可知，梁鸿回乡所怀揣的愿景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意义。可回到家乡之后，梁鸿就发现了这个愿景的理想化。“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11)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第2页，第2页。其实，不是不了解，是很难把握，它带来的东西太繁杂，有衰落问题，有隐秘活力，有愚昧悲怆，也有丰富的智慧。被现代化深刻影响的乡村有时代的印记、向上的努力，也有无情的崩塌、顽固的停滞。总之，故乡已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以至于几个月深入肌理的挖掘和分析后，梁鸿反而失去了清晰的目的和直观的判断。理解得越深，越感觉难以把握，难以用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具有整体性的观念去概括。所以，文学式的记录既是梁鸿专业惯性的自然之选，也是千头万绪背后不得不回归内心、不故作深沉与拔高的无奈之选，只是这个叙述的过程也充满着撕扯与悖论。

翻开《中国在梁庄》的目录，“生存镜像” “废墟村庄” “黑色的淤流”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新道德’之忧” “困在泥淖中的乡村”这些学术词汇与学术著作式的纲目设置直入眼帘。这是一本学术著作，还是一部文学作品？打开可以发现，其内容是知识的、记录的，也是回忆的、抒情的，它没有与目录相称的字斟句酌，没有学术著作常有的严谨逻辑与引用注解，更像是一个归乡游子的述说。那梁鸿究竟是想写一个颇具深度的社会调查，还是想写一篇情味隽永的回乡散记呢？也许梁鸿自己也说不清。风景、亲人、老屋、童年，淡淡的乡愁从笔端自然流露，可刚要弥漫就发现其实故乡的一切都已变了形、失了气，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它如此呢？回乡的初衷又跃然而起，压制不住地分析、说理，再发一些“大的议论”。可无论如何理性，似乎都不能心平气和地将这事说清，村庄、格局变了，处境变了，遵循的法则、伦理似乎也变了，但它究竟由什么样变成了什么样呢？它究竟本来是怎样，又将通向何方呢？它的历史县志、村志或可写得明白，但它的面貌和变化却是一天天化在点滴岁月中的，对于一个早早出走的人而言，可能从来就不了解，也很难真正走入。“站在梁庄的大地上，并非意味着你就能够看到并叙说梁庄，相反，你可能离梁庄更远。”(12)梁鸿：《艰难的“重返”》，《历史与我的瞬间》，花城出版社，2020年，第106页。正是这样的情绪使得《中国在梁庄》有着文体上的模糊，像学术著作也像文学作品，像散文也像实录，像长篇连载的报告文学也像经过加工的口述历史。在《人民文学》帮着梁鸿找到“非虚构”(13)梁鸿在多个场合提到，自己创作《中国在梁庄》时并不知道“非虚构”的存在，所以也不存在以“非虚构”为标准进行创作的情况，“我没有给《梁庄》归类，我只是按照我写作时所想到的最好形式把它写出来”。(参见梁鸿：《不断开拓新的文学空间》，《文艺报》2019年10月23日。)事实上，《中国在梁庄》就文体而言更像是一部跨文体创作，与“非虚构”概念虽有相互成就的部分，但却明显存在“非虚构”规约之外的“原始性” “自由性” “情感性”。相比较而言，《出梁庄记》似乎是在更清晰的“非虚构”概念影响下的作品，更具有“非虚构”文学的典型性。之前，梁鸿自己也无法说清它究竟属于什么体式。但可以确定的是，梁鸿是在繁多感触、思考、分析之后，遵循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不管文体，不想目的，抛开繁杂，就原原本本地将这几个月的见闻感触和矛盾内心真实地呈现出来。而这真实与矛盾已是它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因深感无法以整体面貌说清今天的故乡，梁鸿从学理和实践上都承认了一点，她的创作是文学的。“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14)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第4页。，“是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15)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第4页。。学者的独立认知使得梁鸿在进入梁庄之前就一直警惕自己会以一种先验的经验来认识农村。因此，她一再强调希望自己能用更客观的眼光呈现农村真实的样貌。在之后的叙述中，她也因这种立场而格外压制了一些情感的流露或激愤的态度。但真正让梁鸿“落地”的却不仅是这主观的认知，更是几个月深入农村后发现的那庞杂的、难以理清的现实。梁鸿至此才发觉并接受自己可能无法以发现问题—寻找答案的模式进入故乡，进而进入整个中国乡村，也无法以清晰的语言完整地说清故乡混沌的面貌，进而为整个中国的乡土提出建议，只能以细节的呈现、个人的呈现、感受的呈现、独自的“梁庄”来靠近它、触摸它、书写它。应该说，梁鸿所写的这个“文学的梁庄”应该是去除代言的梁庄，是独特的样本。可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之后更改的书名《中国在梁庄》，还是书中不少“以小见大”的议论，都暗示着梁庄的代表性、代言性、普遍性。

此外，对个人的强调，也可看出梁鸿在处理这个问题的矛盾之处。“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16)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可作品中无论是那个既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的芝婶，还是一辈子找政治麻烦的梁光正，无论是被理想“戕害”的青年毅志、春梅，还是跑了老婆的姜疙瘩，都好像是被择取出来证明某一观点的例子。虽各有故事，却很难看到鲜活、独特的“人”。因为这故事不仅仅属于他们，而梁鸿也无意仅仅写“他们”，就像芝婶面对“留守”的态度一般，“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17)梁鸿：《今天的“救救孩子”》，《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1页。。也许此时的梁鸿仅是将个人作为进入故乡的途径，而念念不忘的还是“大家”。既已确定不得不写一个朴素细处的“梁庄”，又忍不住处处想要触及一个更深层次、普遍的问题，梁鸿的矛盾既是“作家”与“学者”的矛盾，也是知识分子回乡时有普遍漂浮心态的表现：不甘放弃知识给予的优越感受，无法淡然地回归平视与朴素的情感。梁鸿的第一部作品将这种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她可贵的地方在于，她发觉了这一点，并用十余年的时间改变了它。

二、继续：《出梁庄记》

梁鸿这十余年的创作有一条隐秘变化的路径。在矛盾艰难中完成了第一部作品——《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收获了许多关注与评价，更重要的是，她发现并确认了这种文学方式的可行性，且在“非虚构”潜在地“引导”下开始了《出梁庄记》的创作。与《中国在梁庄》相比，梁鸿创作《出梁庄记》时的心态似乎少了许多矛盾和犹疑，态度与情感也更加明确、清晰，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出梁庄记》真正开始将文学的细节作为写作的重点，真正将梁庄中一个个人作为描写的对象，让渡了不少主观的分析，也跳脱了许多文学性描写与抒情，进入了更具典型性的“非虚构写作”。然而， “非虚构”的“客观”并没有让梁鸿个人的态度更隐匿。相反，在《出梁庄记》中，梁鸿似乎跳脱了故乡复杂的牵绊，淡化了记忆与现实、历史与文化纠缠的模糊，开始以相对明确的态度对到城市“要饭”的梁庄人及生活在城市阴暗角落里数千万的农民工施以同情与悲悯，甚至以为亲人代言的方式责问制度与个人、现代化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她在后记中所说的一种自我真正参与进去的哀痛和凝望这数千万人共同命运而成的忧伤。

翻开《出梁庄记》，从西安到北京，从内蒙古到深圳，全国大江南北许多城市都有梁庄人的足迹，可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地域面貌的景物描写，只有一个笼统的名字：城市；而梁庄人在城市的生活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一样为赚钱努力拼命、一样潦草狭促的生活环境、一样被歧视冷漠的边缘身份、一样在城市没有名字。除去这些还有什么呢？还有德仁寨里被抢劫的三轮车、南阳城里贤生一家出走神话的泡沫、内蒙古油校泵背后的手足恩怨、北京“河南村”里的肮脏与有序、郑州工厂里的“机器人”、万敏事业中淹在布片中间九岁的钱保义，还有弥漫着氰化物的工厂，以及过多的死亡和太多太多的悲哀。梁鸿在出走的梁庄人那里没有看到多少温馨、积极，而是感受到深刻的悲哀，那些以命相搏的“恶狠狠”的努力在梁鸿那里既触目惊心又不可评价。这些在提醒梁鸿，她的乡亲父老是这个城市的弱者，常常需要以命相搏才能换来普通平常的生活，而更可哀的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反倒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接受了它。这也许就是梁鸿无法藏住情绪与判断，不得不去替她的老乡问一问的原因，可梁鸿没有直接跳出来，她选择了更艺术的方式。

首先是让这些梁庄人说话。《出梁庄记》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内容几乎全部由一个个讲述构成，而且这些讲述许多不是经作者的口，而是让梁庄人自己说。书中满篇小字，以实录构建创作的主体。此时的梁鸿像一个眼含热泪的聆听者，面对那些悲哀的故事，她能说些什么呢？作为一个创作者，她又能替她的父老乡亲择取哪些片段呢？她只能提供一个出口，让世界听到梁庄的声音，让那些常被忽略的“梁庄人”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嘴来讲述自己的人生。对于梁鸿来说，这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反抗。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没有掩盖梁庄人所具有的代表性，从两次出版增加的小字“中国的细节与经验”和“当代中国的细节与观察”就可看出；也没有否认自己试图探讨中国农民工普遍性困境的意图，但却格外强调了“独特的个人性”，这是梁鸿表达态度的第二步。

当梁庄人走出乡村，其实就已和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混为一体。在城市的幕布下，他们独特的个人性已渐被吞噬与遮蔽，在言说中更是如此。他们被赋予共同的名字，扮演共同的角色，承担共同的苦难，像一个符号活在城市的想象和语言里。然而，在这些共同之外，他们作为“人”的那部分鲜活、那部分不同就不存在了吗？他们真实生活中的悲欢和这悲欢之后属于他们每一个人的悲哀、幸福就不存在了吗？梁鸿说，“只强调人类普遍性背景对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不公平的，它会抽象并忽略掉其中丰富、细微和独我的存在”(18)梁鸿：《艰难的“重返”》，《历史与我的瞬间》，花城出版社，2020年，第97页。，只有走近真实的人和人生，才能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19)梁鸿：《出梁庄记》，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416页。。因此，梁鸿在《出梁庄记》中不求典型、不避繁琐，执意要写出梁庄人“独特的个人性”。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遮盖他们作为一个“人”的鲜活，也不会散落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力。只有将他们当成一个“人”来写，梁鸿才能更安心地贴近她的父老乡亲，也才能更彻骨地体会他们每个人的哀痛与平静。其实，此时梁鸿对“独特的个人性”的强调，并非一定要写出每个人的不同，也并非一定要把每个人都塑造成独特的个人，而是更希望将他们每个人“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内心”呈现出来，真正走进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诉说的权利和存在的意义。在这里，“真实”更是“独特”的意义。

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对个人的强调和表达与在《中国在梁庄》中有着鲜明的不同：《中国在梁庄》中的“个人”更像是进入混沌乡土的一条路，而那个庞大的背景才是梁鸿内心最想触及的部分；《出梁庄记》则是将“人”既作为途径，也作为目的——既经这些“人”进入那现实，也将这些“人”所反映出的现实作为“人”的一部分而存在。它试图以“人”作为乡村社会的巨大参照与补充，构建起一个立体、完整的“梁庄形象”，而这里对“人”的强调，也是梁鸿的态度与情感所在。在梁鸿看来，对“人”更多地强调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一种悲悯的执拗和一种深入心底的哀痛。《出梁庄记》的完成对梁鸿来说是一次情感的洗礼，也是一次反思的机会，更是一次完整乡土印象的完成。也许直到在外出的梁庄人那里，梁鸿才因“共同的对抗”而真正找到与故乡血脉相依的感受，也才真正沉下心来回望那分裂又完整的故乡。

可梁鸿想要的还更多。就一部充满心灵震颤和情绪起伏的“心路”作品而言，《出梁庄记》可谓梁鸿的标志性著作。但就文学以及情感之外更深的灵魂来说，梁鸿似意犹未尽，总觉得对故乡更真实的肌理还未触及，对人性更莫测的部分还未面对，而“非虚构”的方法已渐成“束缚”，无法将那些混沌的、非表面的、只可意会的部分说清。梁鸿真正关心的还是梁庄及那片土地。尽管她在《出梁庄记》后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要“乡土”、不要“故乡”，打碎“梁庄”的抽象性、象征性，真正写“一个人”而不是“一类人”，但就创作的实绩而言，梁鸿只是将“梁庄” (吴镇、穰县)放在了世界之中，将故乡人放在了更普遍的人性里，她抛开“农村” “农民”先验的经验，写出一个个“人”，并经由这些“人”更懂了故乡，也更懂了世界。她与故乡的磨合还需更阔大的支撑、更超越的“观看”和更深切地贴近，而这“文学的故乡”也由此长出了虚构的翅膀，在更自由与本质的触摸中，展开了生活内部的肌理，也展开了荒诞无序却充满情感的世界。

三、接续：三部小说

如果说“非虚构”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是试图直接走进故乡内部与现实，站在梁庄大地上“观看”的话，那小说《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和《四象》则是浮在故乡“发光的云”上来俯览并捕捉故乡闪亮的光点。梁鸿在飞越故乡的过程中，观看并陷入邈远的沉思，犹疑却顺其自然地浮过村庄、小镇、坟地、河流，听到许多声音，也感到崩塌与寂静，但最终她贴近了故乡复杂混沌的日常，构筑起具有精神世界的乡村图景，在极富温情的“隐秘的活力”(20)黄德海在评价《神圣家族》的时候，认为梁鸿是一个具有强烈自省意识与主动承担精神的写作者，她对自我进行严苛的审视，对故乡的承担保持强烈的痛感，但却没有因此而后退，做自己能做的，为某个改善的契机积攒力量，使得《神圣家族》在颓败、腐烂、无奈、悲伤之上，能感受到一种隐秘的活力，一种向上的力量。参见黄德海：《城乡同构，德泉悖论，以及隐秘的活力——梁鸿〈神圣家族〉》，《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中进入了一个更阔大的世界。因此，这俯览亦是长驱直入，不仅要触到故乡的 “血肉”，还要摸到它的 “骨骼”，听到它的“呓语”。

梁鸿的这三部小说都有意淡化了乡土空间：《神圣家族》选择小镇；《梁光正的光》穿梭于乡镇、农村之间；而《四象》更是跳脱了城乡概念，以“河坡” (亡灵坟地)与外在世界相对。看起来梁鸿并不想局限于某一种故乡书写的成规，甚至不希望读者认为她的作品是乡土的。(21)梁鸿在对话《国际先驱导报》时，称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乡土作家，因为她认为乡土作家是把乡土作为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来考查，但她没有。实际上，纵观梁鸿的创作，她的作品虽意不在乡土的整体性探究，但却从未离开过乡土，其思考也时时落在故乡与故乡人的命运上。因此可以说，梁鸿的创作从未离开过乡土。参见《梁鸿对话〈国际先驱导报〉文学实录》，《神圣家族》别册，中信出版社，2020年。但不可否认，她从未离开过乡土。从小镇与梁庄潜在的参差勾连、参照到梁光正以亲情凝结的极富隐喻性的个人形象，再到两仪四象八卦吉凶中对家族、乡村、民族历史的感知，梁鸿从另一维度进入故乡的隐秘处。而且她在这三部作品中，由个人走到历史，由独特灵魂的再造走向混沌生命的生成；既有对故乡人精神世界的体贴，也有对父辈生命冲动的理解，更有对以亲情为基的故乡“情感结构”的审视；最后以纵深的眼光瞭望岁月长河、混沌人性，达到对清晰意义追寻的和解与放弃，也逐渐生成一种悲悯与敬畏相交、无奈与顺其自然相融的“平和”情绪。

梁鸿的这三部小说中一直有一种交织的矛盾存在：一方面，她渴望塑造具有独特精神图景的个体，希望这个个体的面貌是清晰生动的，同时具有精神的真实性，如梁光正、杨凤喜、蓝伟；而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面对乡村混沌的难以说清的部分，于是，在个体塑造之外，又常以隐喻、象征甚至魔幻的笔调将乡村带有民间性的隐秘部分呈现出来，如圣徒德泉、小喜与《四象》中的亡灵叙事。这些成为梁鸿进入乡村精神世界的两个触角。这两个触角既是相互勾连的“现实主义”，与“非虚构”的“梁庄”产生互文性，又是直接向内的感觉结构。它们跳出了某个真实事件或灵魂的限制，从整体上获得对乡土的感受机制，而这机制与“现实”无法分离，甚至其本身即为现实的一部分，它们的矛盾混融才构筑起乡土的复杂面貌，也成为梁鸿贴近故乡、直面故乡的整体情感。其中，《梁光正的光》和《四象》最具代表性。

“父亲”——梁光正的塑造可看作梁鸿直面故乡情感的一次整体展示，也是梁鸿以极直接的方式袒露内心与故乡撕扯、痛爱、疏离的表达。以“父亲”为切入点，既是从实在意义上梳理与父亲多年的情感关系、家庭关系，审视父亲作为一个农民、男人、父亲、“人”的生命意义，也是经由与“父亲”的和解而深入故乡生命的内部，梳理与故乡之间的情感，探知以亲情为基、融合时间、记忆、成长而成的所谓“故乡”的意义。这种袒露是不容易的，童年的艰难往往造就激烈的亲情，而亲情的缠绕既是内心丰富情感的源泉，也是一击即溃的软肋，所以直面这样的亲情往往需要重大的完结而后的释然。对梁鸿来说，这完结就是父亲的去世。阴阳相隔，龃龉艰难都已属过去，方才在父亲的墓前感到生命无限的寂寞，也才能认真回头看看父辈的一生。如梁鸿一般成长于乡村又出走乡村的一代，几乎都经历过属于时代的童年艰难、贫困，也渐渐在人到中年后开始释然并以审视的眼光回望童年与亲情、故乡与父母，是面对也是和解，是追忆也是疗愈，而这已构成“今日故乡”感觉结构的一个部分。其实，这种情感不仅属于梁鸿这样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在那些有着相似经历的出生更早的知识分子身上也很鲜明，比如同为河南作家的阎连科。他的《我与父辈》《她们》无不闪耀着伴随苦难的温情和对父辈、家庭不忍苛责的审视与同情。这种与故乡之间的纠缠，恰是回乡的艰难之处。

梁鸿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在这种情感结构之上，发现了梁光正身上苦难符号之外旺盛的生命力和情感性。这与很多作家对父辈的书写截然不同。她沉寂了父辈身上惯常的朴素、善良、固执而又对苦难有着巨大缄默的承受力的形象，焕发了梁光正身上强大的生命活力与反抗性，并且注意到了梁光正的想往以及他对人生的精神追求与规划。没有仰望，也没有俯视，真真正正地将梁光正当成一个“人”，站在了他身边。正是这样的角度，梁鸿一下子爆发了与梁光正及其隐喻的故乡之间的复杂情感，来了一次痛快淋漓地撕扯、对抗、深爱、宣泄、参与又旁观。在梁光正的身上，可以看到乡村生命的活性。他慷慨又自私，反抗又缺乏限度地“表演”、折腾。他有着民间原始正义的坚守与江湖气，却在家庭关系中任性妄为、过分顾及自己的感受。他不信命运，却屡屡在与命运的对抗中失败。他爱妻护子，积极为家庭奔波，却又在深爱中无所顾忌地伤害他们。梁光正坚强又自怜，给人信心与温暖，也带来沉重的压抑与伤害。在他身上涌动着生命奔腾不息的活力，也混杂着难以说清的情绪。梁光正就像那个氤氲着神秘秩序的故乡一样，无法用一句话说得清，但它浑然混成一体的模样就自然地在你心里产生了情感与重量。梁鸿经由“父亲”梁光正发掘了故乡身上丰沛的情感性与旺盛的生命力，进而探知了整个乡土情感性的内核，而这情感正是故乡的活跃之处，也是它巨大裹挟力的来源。

梁鸿在审视“父亲”梁光正的过程中，也格外注意了“与父亲的关系”这一点。在《梁光正的光》中，四个子女几乎都没获得与“父亲”一样清晰的面貌。他们压抑、迎合、对抗、自愧、仇恨，又无可改观，几乎没有一个人拥有自主性。在情感上，他们也不像“父亲”那样积极地“输出”，而是被动地反应与克制。这与梁光正身上那种活跃的生命力形成巨大的反差，也进一步映射了他们精神的疲累与生命的委顿。当然，梁鸿对子女的塑造有着家庭关系强弱博弈而成的顺理成章，也具备一定意义上的真实性，但如果将其放入对故乡情感的审视中，又别有意味。乡村活跃的生命气质已渐渐失去它的“年代”，遗留下来的一方面是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规矩”压力，它已在“日常”中形成强大的惯性，并且伴随着亲情伦理秩序的缠绕；而另一方面是面对新秩序降临势不可挡的无助与不适，只能靠“折腾”甚至“折磨”获得关注与同情。传统乡村社会显示着英雄末路的虚张声势与固执顽强，而与它对峙的下一代或者说那个正在崩塌中的“现代乡村”却对它的“高亢”显得冷漠与不耐烦。这也许才是梁光正自导自演的“亲情戏”中悲哀的底色，也是乡村社会的委顿中最让人伤心的部分。其实，子女也处在痛苦之中，并且这种痛苦更隐性与日常。他们既没有父辈高亢自欺却真诚积极的生命热情，也没有新一代遵从自我、摒弃传统的洒脱单纯。他们在撕裂中身心俱疲，就像那个被拆解得七零八碎的乡村，情感的迟钝已在蔓延。《梁光正的光》的完成，对梁鸿而言，是一次与故乡亲密接触后的“放下”，也是一次清算内心后的疼痛与轻松。而这一旅程之后，她渐渐生出人生苍茫的感受，开始远观岁月长河，在历史的眺望中贴近故乡更驳杂的部分。

《四象》是梁鸿以平静的玄思伸向故乡的另一触角。说是玄思，不过是披上了亡灵叙事的外衣，也因此让花草树木、河流坟地一起获得了与“人”同样的生机，其内核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审视。在这部作品中，梁鸿几乎只是借助了故乡熟悉的风景与潜隐的故事线索，她想要触及的是普遍的人性，是人性的贪婪、冷漠，人事的荒谬、无理，这是故乡的历史，也是民族的历史，更是人性莫测的部分。此时，她已跳脱了“梁庄人”的身份，也抽离出“回乡”的心态，开始以纵深的历史眼光审视故乡、民族、人性的构成。严格来说，《四象》已与故乡无关，但在梁鸿的心理历程中却是重要的一段。《四象》童话似的抽象与文化意味的玄思让梁鸿在叙述中既高蹈飞扬，又同时面对许多含混不定。这就导致她的叙述许多时候是直觉的，是不规避含混的；这也使得整个作品灵气很足，但深意分散，无法清晰指向叙述的目的。这种含混性既来自亡灵叙事所带来的对生死、信仰、人性的思辨，也来自中国文化本身“只可意会”的混沌与玄妙，而这些玄妙又更多地在乡土文化、传统社会中映射出来。梁鸿经由《四象》几乎从心理与情感上均接受了文化本身存在的“说不清、道不明”却稳固产生影响的现实，从而对那个有着庞杂构成的乡土也就此生出了一份浑然的敬畏与包容，就此放下了追寻清晰意义的执念，进入了一种相对平和的情感状态。

四、十年之后：《梁庄十年》

《梁庄十年》则在平和之外，更多了一份时间与阅历共同沉淀后的释然与放松，是梁鸿情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像游子迎着夕阳走上山巅后的回望，也像旅人临风眺望见到一条蜿蜒小路时的安心。在《梁庄十年》里，梁鸿似乎摆脱了重返故乡时的“艰难”，虽依然痛其所痛，关怀深沉，但多了一些淡淡的悲伤与隐隐的力量，显得温情而自在。《十月》“卷首语”中说，《梁庄十年》放弃了对先在问题的设定和对深度意义的焦灼企图，从村庄内部翻腾的人、事开始叙述，是文学的观察方式，虽借用社会学主题，但更偏向文学的创作。(22)《卷首语》，《十月》2021年单月号第1期。这个论断颇为客观，《梁庄十年》确实消融了之前或隐或显的“问题意识”，将笔触伸向事件背后人的生活常态，关注那些事件之外长长久久又日复一日的人生，像流水漫延一般深入生活的肌理，呈现了并不激烈的“真实”。而且这“真实”因占据着最大部分的人生，又显得更具真实性意义。五奶奶理发，吴桂兰跳舞，梁安回乡，大胜的花园，灵兰大奶奶信教，老一辈死去，新一代长大，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行进，有过许多苦难，但平常的日子还是得有哭有笑地度过。这种淡淡的笔调形成了一种悠长的叙述，不再追寻与慨叹，不再紧张与急迫，而是以一种置身其中的情感静静迎接命运的到来，并就此形成了一种长河式的记录。从艰难到自在，从追问现在到融于历史长河，梁鸿何以在对故乡十年艰难的求索后发生如此大的改观？何以逐渐从急迫的“反映—承担”意识变成了有些自在色彩的村庄志书写呢？或许可从两个方面回答。

一是时间的力量。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在个体生命长河中却可能是从幼变长、从壮至老、从生到死的巨大变迁与漫长历程。这十年对于梁鸿而言，是从不惑走向知天命的年纪，也是经历父亲及熟悉的长辈、同辈一个个离去的十年，什么道理能抵得过生死的教育？站在坍塌的老屋前，坐在父亲的坟地里，童年的记忆渐渐远去，生死的伤痛也慢慢抚平。再抬头看看远处的村庄晚霞、河坡田地，才发现它笼罩在这天地苍茫中，从不曾失了它的美，而且依旧艰难平静、生生不息。这种对生命流逝的感知、对岁月恒久自有其意义的感受，已让梁鸿心中升腾出对故乡天然的温情与包容，也形成了其历史意识的基础。这种在相同主体身上持续十余年的观察与记录，且以多种形式走进对故乡各个情感阶段的创作，也为现代中国百年的故乡书写提供了独特的样本。“梁庄”的十年是返乡纪实的十年，也是联通了社会记录与文学记忆且深具社会真实与情感真实的十年。它以情感的深沉与时间的长度形成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连环样本，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呈现了回乡的心路历程，也挖掘了乡土的当代面貌。

二是十年来梁鸿对故乡的种种贴近与尝试，尤其是非虚构创造的“真实情境”和持续观察，使得梁鸿已逐渐形成并创造了一种“同在”的情感。而这“在”既让她与故乡融入共同的命运、逐渐跳脱了介入的感受与自觉，又让她在十年起伏求索的情感历程中获得一种平衡与归宿，像一个支点撑起了梁鸿的焦灼苦闷，也承担了她的和解与释然。这“在”是梁鸿十年“重返”情感的结晶，也构成了她的故乡书写的独特之处。岁月流逝，对于离去之地而言，十年可能是熟悉与陌生、改观与慨叹，但对于“在地者”(23)梁鸿认为， “在地”是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梁鸿十年来对故乡的融入、关心、参与并由此生出与故乡逐渐一体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梁鸿的这十年可称为“在地”的十年。参见梁鸿：《“在地”农民》，《历史与我的瞬间》，花城出版社，2020年，第75页。而言，十年创造了真实的时间长度和真实的人生长度。梁鸿说，“梁庄十年”好像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的关系。十年中，“我”和梁庄人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我”和梁庄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从最初的“看山是山” (亲人的情感)，到“看山不是山” (赋予无数镜像)，到现在又回到“看山是山”的状态，“我”已和梁庄一起消融在这时间、生命的长河中，获得了一种近乎永恒的真实性。(24)梁鸿：《梁庄十年》，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234-235页。正是这种以时间长度与人生长度共同构建的“真实”让梁鸿早已在“梁庄”之中，既构成了梁庄现实的生活，也成为文学梁庄风景的一个部分。梁鸿用一种同在的亲人式的情感，为百年中国的“文学返乡”寻到一种与故乡“和谐共处”的状态——没有启蒙的俯视，没有超越的旁观，没有意义追寻的执着，也没有泛滥的怜悯与所谓理性的批判，就是平平静静地站在他们身边，朴实地爱着他们，和他们一起欢笑哭泣，一起承担命运。也许梁鸿的超越性正是来自这种情感的朴素，来自对所谓“意义”的放下，来自她的真实而非想象。

此外，梁鸿的“在”也构成了其历史意识的内核。历史是活生生的“在”，而这“在”都与“我”有关。“我”的经验联通了进入历史的途径，“我”的记忆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我”从出生起看到的天空、大地，所读的每一本书，每一种情感都是构成“我”的“在”。如果人在此地而没有这种“在”的感觉，那么风景、历史就与你无关。(25)梁鸿：《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历史与我的瞬间》，花城出版社，2020年，第33-34页。只有承认了这种“在”，才能获得融于历史的真实性，也才能就此联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梁鸿在这种历史意识中确认了自我(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进而阐明了“梁庄”书写经由个人进入普遍、经由现在进入历史的合法性。当然，也需要看到，正是这种历史意识的形成，梁鸿在《梁庄十年》中对于日常的强调隐隐透露着一种对于“我”参与在内的普通恒长状态的认可。相比事件和生活的激烈处而言，更加久远的是日复一日普通的生活，而日常的状态即藏着过去与现在，甚至还藏着未来。因此，这个日常的梁庄既是这个时代的梁庄，也可以是任何时代的梁庄；既是吴镇的梁庄，也是任何一个村庄。(26)孙若茜：《梁鸿：故乡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这里生活着的人》，《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39期。在这种恒长的状态中，梁鸿找到了一种更普遍、更阔大和悠远的书写方式。

五、结语

如果说梁鸿在十年的故乡书写中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除去前文已经提到的样本意义和“同在”情感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她做到了一种矛盾的平衡。梁鸿在故乡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向内的情感和思维，使得她不自觉地将对社会的批判、对历史的审视和对生命的体验都沉入自己的生命意识中，使得一切所观之物都变成了自我生命的观照，进而形成了一种所谓“故乡情感”。同时，在此基础上，梁鸿还以故乡的情感看待世界，无论进行怎样冷静的批判，最终仍然会回到情感的层次，因而始终带着内隐的激情、坚韧热爱这世界与人生。(27)梁鸿在评价师陀时，认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永恒不变的“故乡情感”与“故乡意识”。这种“故乡情感”使得他的灵魂中存在一种向内与向后转的思维，不自觉地将对社会的批判、历史的反思和生命的体验都沉入自己的生命意识中，从而使一切所观之物都成了自我生命的关照。这种“故乡情感”并非局限于作者对故乡实在的感情，而是一种思维向度，而“故乡意识”意味着作者始终以“故乡情感”看待世界，无论具有怎样冷静的批判也罢，痛斥也罢，最终仍然回到情感层面之中，作者始终带着“最令人心碎的激情”热爱这荒谬的人生。梁鸿对师陀的这段评价，完全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她在走近故乡的过程也时时在反观自我的生命，并将这种反观之后沉淀的情感与思想，化作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用所谓“故乡情感”与“故乡意识”对待世界、痛爱人生。参见梁鸿：《论师陀作品的诗性思维——兼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诗性品格》，《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梁鸿在走进故乡的过程中有无处不在的反思与责问、负疚与梳理，甚至多次将自我对故乡的情感作为审视的对象，其融入故乡的过程亦是自我探寻的经历。“梁庄”十年既是对故乡的书写，又是以故乡为滋养与参照而反观自我生命的过程，这种对自我生命的沉潜融汇在对故乡深沉的关心中，形成了一种一体化的感受机制和情感结构。应该说，无论是非虚构创作，还是小说书写，梁鸿的作品中始终是有一个“我”存在的，而且这种对自我的审视也深化并拓展了文学的心灵意义。

可梁鸿除去向内的关照之外，还做到了一点，即她在十年“返乡”的过程中逐渐走出了自己先验的经验和狭小的世界，以一种巨大的包容与真诚去认真聆听、观望、走进“故乡人”的生活，表现了对他们生命状态的尊重和生命意义的确认。这对梁鸿来说并不容易，她也经历过隔膜的痛苦、探寻深度意义的焦虑、回避现实又无处不在的怜悯、深沉的哀痛以及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无奈，但最终梁鸿走出了自己设定的“意义圈子”，回归到最朴素的情感与状态，用一种单纯的心为她的亲人高兴、担心，在感同身受中发现了故乡中每一个普通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与此同时，梁鸿也意识到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乡村虽遇到许多冲击，甚至在今天可能面临崩塌与断裂，但它依然拥有牢固的、推动其运行的潜在力量，而这力量正来自故乡人身上那无论遭遇什么依然努力向前的韧性以及生命本身顽强向上、生生不息的力量。